如果说天坛、故宫、钟鼓楼这条南北中轴象征着中国的过去，那么长安街这条东西轴则是新中国的现在，甚至是将来。
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政府机构设在这条街上，新中国成立后好几次大阅兵式也在这里举行。
天安门前，在清朝时有一个围在高高宫墙内的T型广场。
T的一横，东西连接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这段土路看似普通，却是御道，只有皇帝才能走，平民百姓和受皇帝召见的大臣都不许走。它仅仅宽15米，却隔开了封建皇权和市井烟火。
从长安左门至东单牌楼，名为东长安街。从长安右门至西单牌楼，名为西长安街。街名取自盛唐都城，寓意“长治久安”。这两段街道，组成北京长安街的前身。
辛亥革命的炮声，轰开了皇城的大门，也打破了长安街的封闭格局。没多久，北洋政府拆掉千步廊，打开长安左门和右门，东西长安街贯通无阻。
接着，土路修成柏油路，再铺上铁轨。有轨电车每天从东单到西单，铛铛地行驶。
公交车也在这15米宽的街道满满当当地开着，交警不时要出来指挥交通。
长安街是20世纪初整个京城电气化水平最高的地方。
长安街的建设，最早是1949年底由苏联专家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机关迫切需要安定下来办公。长安街边上刚好有几块空地，原来是用来做练兵场和飞机场的。
苏联专家建议，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可以沿着长安街建楼行政楼。
这一方案遭到梁思成和陈占祥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种“长蛇阵式”的办公楼，会带来交通问题，存在弊端。
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城门、牌楼、琉璃宫门等建筑，保存北京城的独特景观。
长安街的改造，打响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
1951年，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部办公楼在沿线拔地而起。
为了疏导交通，先拆长安左门和右门，再拆东西单牌楼。
对于一条街道的宽窄，领导想到车的需要。
当时负责北京规划的领导多次强调“道路不能太窄”，不能让道路设施，限制城市的生产效率。
尽管北京当时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但规划时要吸取国外经验，设想将来有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
军方考虑战备的需要。假如道路很宽，打起仗来就可以做飞机跑道。一旦发生爆炸起火，也能做隔离带，防止火灾蔓延。
同时也受国外的影响。据说当时决定建世界上最宽的街道，定了100米，到国外城市转一圈，回来后又加了20米，最后长安街的红线定为120米。
1953年，长安街的宽度规划为100米，带配套停车场。
长安街的改头换面是筹备国庆10周年之际。
仅1958年，一个月内有10129间房屋拆掉，为天安门广场扩建和长安街拓宽让路。
全国各地年轻人高举着红本本路过，北京群众臂缠黑纱送总理，人群夹道欢迎美国总统访华，还有人们自发组织“四五运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来到，人们的心思转向经济发展，长安街上的建筑也悄然变化着。
许多国家机关和大型文化设施，无力承担拆迁费，自觉躲开长安街。妇联只留一小部分来办公，其余卖出去建酒店。原规划在西长安街的教师之家、青少年宫都让给商业写字楼。
90年代，长安街新建的21座建筑里，有14座是金融商务写字楼。而在50年代，政治和文化建筑占绝对优势。
当资本“炸街”，人们一时间接受不了。
90年代的设计里，楼高80多米，严重超过限定高度一倍多。一旦建成，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就都会变成了“孙子辈”。
争议声中，东方广场作出妥协，大楼分拆成3栋，矮了一截。
从90年代开始，金融工商逐渐在长安街上占有一席之地。如今，长安街沿线聚集了多个重要商业区，例如，王府井步行街、朝阳CBD、金融街、东单和西单等。
到了21世纪，长安街成了中外建筑大师的前沿实验室。造型争议和网络昵称，成了长安街上建筑新秀的最低门槛。
一条长安街，俨然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
从公主坟沿长安街向东走，左侧的军事博物馆，是最早的苏式建筑。
每天乘坐的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人生的感慨：
在国贸，羡慕着繁华；经天安门，幻想着权力；过金融街，梦想着发财；于公主坟，追思着华丽；再到玉泉路，想象着长生……
这时，广播会不失时宜地提醒我们：“下一站，八宝山。”
最初的概念是“双单”，从东单到西单。全长为3.7千米，四舍五入称作“十里长街”。
建国十周年前夕，延长到“两门”，建国门和复兴门之间。
到上世纪60年代，长安街西至石景山，东至通州，全长40多千米。
到国庆70周年前，西延至门头沟，全长约55千米，升级称为“百里长安街”。
长安街大变样，中国也不再一样。
70年前国庆，新中国仅有17架战机，飞两趟才撑起阅兵的场面。成百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堵在当时狭窄的长安街上，从早上到下午都过不了长安左右门。
期待，期待，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