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严鹏）
历史不能割裂，因为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一代人有一代人之问题，有时候还要面对前代人遗留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世代都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但历史要前进，就总得有人解决问题。七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重要纲领，立国规模宏大，因为新政权要回应的是中国人的百年求索，要解决的是百年间粉墨登场的各路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工业发展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英国使臣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碰了一鼻子灰，因为乾隆觉得“天朝”无所不有，拒绝扩大贸易。其实，就农业经济的循环来说，乾隆不无道理。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后，中国的生丝和茶叶还是大量出口，从英国流向中国的白银仍然越来越多，如果只秉持短期市场理性，中国没有发展现代工业的经济动机。
但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下了帝都，西方的坚船利炮就真正引起了中国少数精英的重视，于是，中国的工业化就从造枪炮、造轮船起步，洋务派大臣创立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军工企业，直到后来才发展到用机器纺纱织布。
1867年至1871年间在建中的福州船政局（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所以，中国工业化的开端不是经济性的，是政治与军事性的，这为中国工业发展定下了一个宿命般的基调。从天朝上国跌入万国之一国，在拥有优势军事力量的列强环伺之下，中国要想作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文明继续存在，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发展出足以自卫的军事力量，而这种军事力量的基础是现代工业。所以，发展工业而谋富强就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主题，堪与旧王朝时代的天命相比拟。
但这份使命太沉重，不是所有人都担得起的。直到今天，地球上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严格来说仍然是不多的。工业发展已经不易，更遑论系统化的工业化。洋务派在上海、福州造轮船，朝廷财政负担太重，有大学士上书叫停，理由是造的船不如买的船好，费钱不说，还引发列强猜疑，破坏中外和平的大好局面。这一要不要造轮船的争议引出了李鸿章那句今人耳熟能详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根本上说，工业革命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变，只能发展工业以自强。然而，清廷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辛亥革命之后，海内板荡，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日寇侵凌，即使北京政府有发展实业的倡议，即使南京政府有兴办工业的计划，也往往有心无力。
诚然，晚清以降，中国出现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范旭东创办的化工企业甚至能与列强的跨国企业在市场上争锋，但是，直到1931年，中国最主要的现代工业部门仍然是纺织业、食品业，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已经掀起第一轮重化工业化。1933至1935年，整个中国的大学工科毕业生仅3350人，而1934年日本光机械、造船和车辆专业的大学、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就有3648人。人才的多少由产业的需求规模决定，人才的多少又决定了产业能够扩张的程度。中日两国工业基础的对比，为“九一八”和“七七”的战火埋下了伏笔。
这样子追溯历史似乎离题太远，但是，如果没有纵深的眼光，便看不清楚新中国工业的前三十年。新中国创建之初，在短暂的恢复之后，采取的工业发展模式可以用3个关键词概括：重工业优先、计划经济、国营企业。
这个模式被很多人诟病，但如果对本国历史存以温情与敬意，就要追问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模式？答案很简单：重工业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列强侵凌、十四年的抗日血战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为了保障国家存续的命脉，更何况这个决策作出时，朝鲜半岛又燃起了战火。
但是，在1950年代的中国，不要说发展重工业缺乏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就算发展工业也未必是符合市场理性的选择。在这种形势下，通过计划体制，把资源强行导入工业部门，并通过国家能够有力掌控的国营企业来运用资源，就成为尽快踏上工业化道路的可行方案了。新中国工业前三十年的模式就是这么来的，它弊病丛生，但它是为了回应此前中国人近百年的富强求索，解决前代人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曾经在报纸上发文批驳那些认为中国不应该发展工业的老学究。恽代英有个亲戚叫恽震，是个喜欢写写诗的工科生，也抱着中国必须工业化的理想。后来，恽震加入了国民党组建的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宗旨就是发展重工业，而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发展重工业就得学苏联，用计划手段，靠国营企业。
资源委员会创办了一批厂矿，涉及机械、钢铁、电力、煤炭、石油等等，其中，恽震负责组建了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昆明、重庆、上海、南京、湘潭等地有一批分厂。新中国成立时，恽震选择留在了大陆，见证了另一个政党如何用计划手段、靠国营企业发展重工业。他创办的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分厂，后来成为湘潭电机厂，再后来成为湘电集团，生产的大型电动轮矿用自卸车，出口到了澳大利亚的矿山。
共产党人恽代英和国民党人恽震，都认识到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前途，这是很有象征意味的。然而，恽震1936年刚在湘潭打下中央电工器材厂总厂的厂基，一年后就不得不搬迁到昆明等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又搬回来。没有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国家，恽震们的工业梦是无法实现的。
新中国工业前三十年，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自力更生”，后四十年到了21世纪后，有个重要的关键词是“自主创新”。自力更生与自主创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都包含着靠自己力量奋斗的意思，也接续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自力更生往往被误解，最极端的错误就是把这四个字等同于“闭关锁国”，此大谬不然。事实上，自力更生有着丰富的内涵。
新中国在工业领域从来都是两条腿走路，自力更生与对外学习并行不悖。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罕有的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这其中的许多门类都是从外部引进的。第一次大的引进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6”项工程，由苏联帮助援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如果中国领导人封闭自守，是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工业项目的。
苏联专家妮娜·波尔达芙车瓦指导大连铁路分厂工作（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然而，中国工业受制于地缘政治环境的宿命，在20世纪60年代再一次降临。不管起因如何，中国长期面临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压力是一个事实：北边的超级大国陈兵边境，虎视眈眈，南边则有另一个超级大国直接在邻国动武，意在沛公。在这种形势下，不自力更生又怎么生存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发展工业就刻着自力更生的文化基因。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兵工厂和红色后勤工厂就是在敌军的围堵与封锁中因陋就简地发展起来的。1943年，中共山东省滨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山东省莒南县葫芦沟创办了华兴铁工厂，实行生产自救，厂房就是几间农舍，十几个人来七八件工具，业务就是修一修弹花机、纺纱机，从后勤上支援抗日前线。
1944年，工厂营业扩大，用武工队拆下的钢轨做床身，自制了简陋的手摇车床。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厂搬到徐州，改为徐州农业机械厂。1954年，徐州农业机械厂开始生产双铧犁，1956年上级因为原料紧张决定停产双铧犁，该厂陷入困境。但这么个没有多少基础的小厂，为了生存，硬是于1957年大胆承接了中央分配的塔式起重机试制任务，派人去抚顺、哈尔滨请来师傅教技术，成功实现转型。后来，徐州农业机械厂顺理成章改为徐州重型机械厂。
有着这样的历史与传统，中国共产党办的工厂怕什么封锁？再后来，徐州重型机械厂成为了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组成力量之一，而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今天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
另外可以讲的历史是沈鸿的经历。沈鸿原本是上海滩的小老板，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的企业大批内迁，一般都迁到四川、云南、贵州等等国统区，沈鸿却秘密奔赴了延安，而他携带的机床和技术工人，成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的种子，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1年，中央命令第一机械工业部、冶金部等部门安排生产“九大设备”，包括2800毫米铝板热轧机、3万吨模锻水压机、万吨油压机等，都是工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所需的基础设备，但在当时的外交形势下，无法引进，只能自己动手造。沈鸿作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负责了“九大设备”的试制工作。
抚今追昔，同样是在被封锁的条件下搞生产，同样需要在简陋的条件下自己想办法，只不过造的产品从小农具变成大机器了，然而，自力更生的精神不变。这就是文化，这就是传承。为了把大机器造出来，没有大型的、精密的机床，江南造船厂等企业的工人就动脑筋，用落后的小机床“以小干大”、“以粗干精”，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点一点加工，最后把大机器造成了。所谓“工匠精神”，在这群自力更生的工人身上，得到了极佳的诠释。
但是，就算被封锁，能引进先进技术就一定要引进。为了备战，国家进行三线建设，在西南、西北远离国境线的山沟沟里建了一批企业，以防南北夹击。第一汽车厂建在长春，第二汽车厂本来可以考虑建在武汉，但为了安全，改建在湖北西部的十堰。可以说，有了第二汽车厂，离武当山和神农架不远的十堰才真正开始现代化、城市化建设。
汽车生产要用机床，第一汽车厂是苏联援建的，交钥匙工程，机床等设备直接从苏联运到长春。第二汽车厂靠自力更生，设备几乎都是分布于全国的机床企业自己造的，机床行业至今津津乐道，称之为“二汽战役”。打赢了“二汽战役”，意味着中国工业能够自立，意味着备战有底气。
不过，第二汽车厂也有引进设备，尽管引进设备的数量只占当时设备总数的百分之一，花的钱却占到总投资的十分之一。这些引进设备中，包括1960年代末从资本主义阵营的联邦德国引进的KW自动造型设备。自力更生从来不意味着闭关锁国。1972年到1973年，中国花43亿美元大规模引进了成套技术设备，史称“四三”方案，堪与“156”项工程媲美。“四三”方案引进的重点是化肥、化纤，为的是通过提升粮食产量和衣料产量解决老百姓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而这些技术来源于日本、法国、瑞士、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和美国。
前三十年的工业发展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战略目标和实施手段，在时间的流逝中，悄然变化着。如果说“156”项工程以重工、军工为主，打下了一个拥有核力量的独立国防工业的基础，那么，在这个国防工业体系的庇护下，“四三”方案开始着手解决民生问题了。
工业发展建立在知识扩展的基础上，不管是自己探索出新的技术，还是从外部引进技术，其本质如此，都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学习必然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不真正掌握知识，考试就无法过关。从这个角度说，大可不必纠结于技术的具体来源，重要的是作为学习者的主体能不能把外部的信息内化为自身的能力。自力更生与闭关锁国的区别在于此，自力更生的文化价值亦在于此。
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工业乃至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一点不能抹杀，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经典版本的构想，工厂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其原料由国家分配，其产品图纸由国家提供，其产品同样由国家分配，于是，工厂只用生产，无须经营。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缺乏计划，但整个工业经济大体遵循着设计好的规则运转。
这一体制存在着很多问题，最直观地说，就在于工业经济完整的流程被人为割裂开来，管生产的工业部门和负责分配的商业部门经常产生矛盾，而在非计划经济中，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本可由企业一体进行。进一步说，在经典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活力与驱动力集中于中央计划者，微观层面的工厂作为实际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反而缺乏活力，只能消极地接受自上而下的指令。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工厂厂长毫不意外地对这一体制进行了火力全开的批判，有的厂长坦言，为了改善职工生活条件，想要修个新厕所，但要层层申报再层层审批，最后久拖不决。至于“三十年一贯制”的嘲讽或自嘲，指的则是某些骨干企业，自从建成后，就一直沿用建厂初期的产品，只进行了修修补补，没有制造实质性的新产品。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四川宁江机床厂的一则广告，广告称宁江机床厂既可以供应机床，又可以按用户需求加工零件，还可以承接短期培训。
《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四川宁江机床厂的广告（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没有豆腐块大，但这则角落里的广告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它第一次把生产资料当成商品，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工业管理的一大禁区。这则广告的背后，少不了当时工业主管部门和商业主管部门间的角力。然而，计划经济的堡垒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攻破的。
宁江机床厂是三线建设企业，1965年由南京机床厂一分为二，连人带设备迁到都江堰建起来的。广告刊出后，宁江机床厂的自动车床一下子接到3年的订货量，这充分表明在此前的体制下，供求双方的信息是无法得到有效沟通的。今天的宁江机床厂叫普什宁江，是五粮液集团旗下的装备制造企业，从研发单台精密卧式加工中心升级到柔性制造系统，再到数字化车间，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
改革肇因于体制的僵化，开放则与人们思想受到的冲击密切相关。翻看国门初开时的报告、记录和事后的回忆文章，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经济的领先，震惊了不少工业部门的领导和管理者。
一个化工系统的领导回忆，在欧洲看了垃圾堆里扔的塑料软管觉得可惜，可国内就是造不出来。一个电子系统的管理者回忆，1979年到美国转了一圈，才知道了什么是工业大生产，什么是科学研究，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有了这种思想冲击，开放国门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工业的发展模式，遂又一重构。当然，不得不提到的是，此时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安全压力前所未有地减轻，这给了新的工业化路子以发展空间。
于是，历史出现转折，模式发生断裂。由重工业优先，转变为以轻工业为主导；由建设内地为重，转变为以沿海开放为重；由建设国内经济的自我循环，转变为靠出口创汇参与国际大分工；最为重要的，则是国家意志与工业经济，由紧密结合转变为逐渐脱钩，计划经济一步一步改革为市场经济，工厂变成企业，国企之外，其它所有制企业异军突起，工业主体多元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企的改革、改制成为工业经济领域的主题。
这个转折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阵痛”在20世纪最后的日子里，成为高频词。1949年前，工潮不断，一些私营企业为了稳定员工队伍，采取“惠工”措施，由企业为工人提供住房、伙食、医疗乃至子弟教育等等福利，以此来减轻工人运动的冲击，安定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工业体系的高福利特点，延续了历史趋势，并发挥到极致。
但是，当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当竞争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当低福利因而低成本的工业主体兴起后，老国企不改革，就只能走向绝路。减员增效，这是企业能想到的最简便的手段。到了20世纪最后几年，“下岗”成为中国工业的关键词之一，与之相伴随的，是若干老工业基地的“塌方”，客观地回顾历史，不能回避。新中国工业的七十年，是七十年数据上的凯歌高进，是七十年内涵上的日新月异，但也包含着一个个个体与家庭的悲欢，包含着一个个企业与地区的沉浮。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没有按某些经济学家的理论那样写成历史。诚然，国家逐渐与市场脱钩，但国家并未退场。
198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成立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决心引进技术发展十大项目，其中包括大型火力发电成套设备、宝山钢铁总厂第二期工程成套设备、超高压交流和直流输变电成套设备、三峡水电枢纽工程成套设备等等。
2013年，“大国重器”这个词流行起来，成为中国工业的新名片。回到三十年前，如果中国政府激进地与经济脱钩，这些重大技术装备恐怕发展不起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装备制造企业造出国产装备后，用户企业在市场条件下，可以选择买，也可以选择不买，如果不买，装备制造企业就算白造了，也就不可能继续造下去。
2013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CCTV-2）推出大型高清纪录片《大国重器》（图片来自网络)
在很多案例中，用户企业确实不想买。然而，国家不退场，至少保证可以安排某些企业试用一下国产新装备，就给了“大国重器”以生存的机会。要远征星辰大海，得先活下来。
成立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时，国务院提出：“要适当运用六十年代制造‘九大设备’的经验，以及七十年代采取‘聚宝’办法装备第二汽车厂的经验。”
自力更生的工业文化，在历史的断裂中得到延续。没有断裂，中国工业无法新生；有了延续，中国工业不会解体。解体的案例，看看曾经工业体系令人生畏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转型为资源出口国，就明白这绝非难事。亚当·斯密看准了制造业发展是“反自然”的，要维持工业经济不容易，要去工业化很简单，要重建工业体系很困难。不管有多少出自偶然，有多少源于设计，在历史转折的关口，中国工业既出现断裂，又存在延续，那数据高进的凯歌，是这样谱成的。
古典历史学家，无论中外，都喜欢写晚近的历史，乃至亲身经历的历史，这大概因为古典史家多为行动中人，历史经验是治国智慧的一部分。但历史学职业化之后，职业历史学家多半远离当代史，这样在学术上会更安全。毕竟，当代史仍在变化之中，难以准确判断，而职业历史学家的作品只需要面向同行即可，与现实可以无关。
不过，如果谈论中国工业史，职业历史学家的种种规范就会面临极大的限制。坦率地说，七十年乃至一百五十余年的中国工业史，最激动人心的变革都发生于21世纪之后，而历史学家对于研究乃至书写这段历史，明显准备不足。这或许可以成为本文草草收尾的一个借口。
如果简单概括今天中国工业的特点，“大而不强”可谓官方定论，“由大变强”是一个目标，也是广大工业人正在做的事情。“大”，指的是中国工业体量大、规模大、门类齐全。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毕竟，中国是大国，大国的工业体系必须“大”，而且必须具备生态多样性。
生态多样性，既是中国工业自然演化形成的特点，也是中国工业真正的优势所在。在这个国家里，既可以看到发展5G技术的科幻般的工业企业，也可以看到依然吸纳着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作坊式企业，不同世代的工业革命叠加在一起，应对着从国防安全到提高生产率到税收再到就业的一系列需求。
这些需求并不总是一致的，不同的需求应对着不同的逻辑，需要不同性质的企业承担。浙江台州的杰克缝纫机是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民营企业，在细分领域做到了全球份额第一，它请十堰的东风设备做了自动化生产线，车间工人从两三百人减到9个人。十堰的第二汽车厂改名东风汽车公司后，以前为自己造装备的分厂便成为东风设备。三线建设，民营企业，全球化，国产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反差强烈的词汇穿透时空，织成一幅瑰丽的工业图景。
1895年，状元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之路。2015年，大生集团建设了数字化车间，迈向无人化纺纱之路。张謇办厂的初衷是为了应对日本人的经济侵略，但就在南通，中日合资的中远川崎是目前中国船舶工业智能制造的领先企业。
在江苏无锡，近代实业大王荣氏兄弟创建的企业原址变成了文艺青年流连忘返的工业遗产，而在离老城区路途遥远的新园区，一家名叫航亚的企业不过成立数年，已经成为GE、罗罗等国际巨头的航空发动机叶片供应商。
在辽宁大连，一度规模排进全球前十的大连机床集团终因规模扩张过度而轰然倒地，并成为“东北塌陷”的又一新例证。
但同样在大连，同样是民营企业，大连光洋制造的高档数控机床供应着“东风快递”的生产商。大连光洋原本是做工控设备的企业，想从日本买高档数控机床，日本政府不让卖，于是决心自己做数控系统。系统做出来后没人买，就自己做机床。机床做出来后，还是没人买，但通过国家项目安排了企业试用，效果还行，由此打开出路。
都说国企不行，但济南二机床把大型冲压线卖到了美国汽车厂，却还保留着传统国企的高福利体系，用来激励员工奋斗。而在中国的浙江、福建、广东等等沿海地区，某个不知名的镇子或一批不知名的民营企业，就可能承包了全球某种小商品的生产。这就是工业大国，这就是中国工业生态体系的多样性。
中国工业生态的多样性，是国家和市场这两种力量塑造的，或许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佳诠释。国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中国工业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宿命，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来看，仍然是很清晰的，只不过，对一个拥有核力量的大国来说，安全形势与1860年和1960年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不进入市场循环的军事工业是需要国家支撑的。在中国工业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几次大的军工发展低潮，无论是晚清的停造轮船争议，还是1980年代末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都与国家财力难以有效支持军工体系有直接关系。这又表明，军事工业与民生工业本为一体，前者为后者提供保护，但也靠国家从后者获取的收入来维持。这是工业生态多样性之重要性的体现。
然而，这种多样性主要应该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就是竞争，除开那些只能靠国家扶持的产业和企业外，在市场的大舞台上，正是竞争激励着不同的工业主体各显其能，争奇斗艳，不断创新，探索出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从而夯实整个国家的工业根基。
也正是在市场的试错性探索中，新的技术、新的企业、新的行业乃至新的工业形态能够破土而出，源源不断地为工业革命提供动力。所以，新中国工业七十年的历史，就好像一场经济学的自然实验，检验了各种理论与学说，而实验的结果，在抽象意义上或许便是：由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共同来保持生态多样性，让不同形态、不同性质的工业企业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发展。汉宣帝说“汉家霸王道杂用之”，这是历史的实践智慧。黑猫白猫，抓住老鼠便是好猫。
行文至此，展望未来，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希望中国工业继续保持生态的多样性，充分利用好国家与市场的力量，健康成长，将永不终结的工业革命进行到底。也希望，到下一个七十年时，我还能再对中国工业作一番散之又散的回顾，当然，这只是个人一个小小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