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香港暴徒的抗议和暴力活动还未停止，但其已在进入新阶段，常态化、分散化、碎片化、胶着化的特征。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能力已被释放。如没有相等的力量，很难在短期内把释放的力量收回去。
“止暴制乱”只能是一个短期的目标——社会消除某种极端状态。但公开的、大规模的团体暴-力活动的中止不代表问题被解决，社会能够从一系列规范的崩坏、伤痛、撕裂和暴-力化中恢复正常。实际上，暴可能可以暂缓，但乱可能长期持续。暴没有消除，只是潜伏的，随时可能再次出现。
一、不能指望香港政府（GOSAR）/香港警察（HKP）：能力十分有限，无法积极改变现状
运动已维持近四个月。到今天，很少有人会反对，GOSAR及其统领的3万名香港警察，确实缺乏在短期内恢复社会秩序的强力执法能力。背后原因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
1、“3.5%”问题——政府在面临一个有相当比例人口支持的反政府行动；
2、权力分立问题，GOSAR不能控制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特首掌控的权能远远小于港英总督；
3、律政司及司法体系的政治偏向性问题，包括其能否偏向保护警员，能否有效惩罚激进示威者；
4、更广泛政府部门存在的“deepstate”问题；
5、以公务员为主的GOSAR，缺乏政治家所具备的一些必要素质：
b）与公众沟通的能力（包括宣传及引导舆论、消除公众误解，与市民对话等）
c）上下左右活动，整合、协调、调动其他政府体系及各种社会部门的能力;
7、GOSAR对年轻人发动及组织运动所依赖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及传播工具的无力：即不能关闭，又不能屏蔽，更无力渗透与引导；
8、持续的外部势力支持（包括组织及策略方面的支持、物资/资金、舆论支持、政治干预等）
9、中美大国使得外部环境不利，进一步削弱了GOSAR本来就弱的能力，进一步减少了GOSAR其选择及回旋余地；
10、北-京及内地人民通过各种政治支持及舆论造势，尝试给GOSAR/香港警察赋能，但反而可能在本地人群中产生强烈抵制……
这个list可以继续拓展。而且许多人早就给GOSAR提了无数建议，但GOSAR缺乏必要的执行能力。
这就使得GOSAR在“特定领域”已处于瘫痪状态。特定领域指一切涉及政治（即本次运动及其外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GOSAR已经被认为丧失了权威，丧失了执法能力。
在涉及政治的非法集会、非法蒙面，破坏各种公共设施，砸烂建制派及中资商铺、威胁、起底及殴打市民等，暴-徒即便公然违法，政府亦不能有效执法。市民亦不能期望依靠政府履行职责，需要自救。这个时候，GOSAR实质已处于部分瘫痪。
1、 香港社会构建的法治基础已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
当然这个破坏也不是无限的，如前所述，主要还是局限在政治领域，只要涉及政治，就有人会出来以革命、政治、香港的未来、公义、反抗恶法等政治理由践踏法律。
但GOSAR/香港警察并不能提供援助和保护，法律得不到维护和履行，最基本的正义无法被伸张，公民的基本权利及福祉得不到保障，舆论界不进行谴责及舆论引导，知识界不从理论和道义角度提供批判，社会集体保持缄默，这时规范（norm）被打破，违法成为社会可接受行为（socially acceptable），法治基础被动摇（compromised）.
且伴随反政府运动深入化、长期化，范围持续扩大，有理由担心香港的法治基础、法律意识被进一步破坏。尤其应当担心的是年轻人长期在这种信息的包围（exposure）之下会受到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持续的冲突和暴-力下，社会道德规范（moral standard / ethical norm）很难不发生变化。这种事情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社会遭遇道德困境，一些传统的规范被打破，社会向道德低限靠拢。1930~40年代的德国、文化革命时期的内地，都出现过这种情况，这种规范一旦发生变化，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
今天的香港，对政府权威（GOSAR）的蔑视，对维持法治和社会秩序的力量（HKP）的蔑视，对“公民抗命”及违法举动的美化和神圣化，对暴力作为抗争手段的认可（endorsement），对公开的外族歧视（针对大陆人）行为的默许，对于侵犯私人隐私（起底）、伤害他人自由、利益、福祉行为的容忍，对尊重老人、尊重老师等传统价值观的践踏，等等。这些都对社会产生长久影响。
当过父母的人很容易知道，如果孩子在这种外部环境下长大，如何教育孩子，引导孩子，使得孩子不受环境影响，将是一项重大挑战。
如果父母没有能力对孩子进行隔绝、引导、疏导，甚至让孩子也参与其中，待孩子将来长大，不可想象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次香港运动抗议者一面充斥着大量的暴-力行为，有许多都令人发指。相信社会从最初的吃惊，怀疑，很快发展到默许、理解及接受。不同人有不同人的认知角度和心路历程，但很多人最终会认为，暴-力既然发生，即存在某种合理性，要问因，不要问果；同时，认为暴-力确实是一种表达政治诉求、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例如将修例的撤回与暴-力抗争相联系。
说到这里，要特别指出，由于施行暴-力的基本是年轻人，不少香港人就会认为接受程度更高：
——“这么小的孩子诉诸暴-力，令人心疼，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个别人是有些过分，那是父母和老师的教育有问题。”
——“这么多个月来，政府不问不理，不关心年轻人，不去平息他们的愤怒，反而火上浇油。罪责难道不在政府么？”
——“他们拿自己的未来做赌注，为香港抗争，很不容易。”
——“我年轻时也这样想过，但没有胆量。他们的行为值得尊敬……”
所以在香港街头会有人对fullgear的黑衣蒙面年轻人表示感谢，就是上面的推理。
在这个逻辑下，对年轻人从事的暴-力可以有更多的纵容和理解。我们深入到这些市民的内心，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对警察暴-力和元朗721事件成年/中年男性实施的暴-力会有完全不同的标准。
因此，年轻人为了“正义”施行暴-力，使得暴-力可以在香港社会存在。
其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认可暴-力作为表达政治诉求、实现政治目标的合理手段，社会集体经历对暴-力态度的潜移默化改变，暴-力甚至可能演化为香港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如温水煮青蛙，可以逐渐适应更多、更大的暴-力。
身为父母的人应当知道，如果电视电影上播放暴-力行为，那可以属于限制级，要家长引导才能观看。如今的香港社会，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暴-力，街头会有暴-力运动的痕迹，小朋友可能在街头目睹暴-力，在学校里与同学讨论暴-力，相互传播暴-力信息。他们对暴-力行为耳濡目染，司空见惯。暴-力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到十几岁，就可以到街头当义士，抑或仅仅是在校园里及其他生活场景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欺辱。而在反政府的暴-力被默许、美化，歌颂的环境下，他们成了同龄人里面的超级英雄。
一整代年轻人如果不经引导，在暴-力的熏陶下成长，那对香港社会的长期影响将不堪设想。这里将是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温床。
4、反大陆的激进/狭隘香港本土主义表面化，族群撕裂，冲突可能常态化
近期，如果说在六月份，整个运动的话语还以反修例为主，名义上支持一国两制；最近一两个月，运动主要由年轻人为主的本土派/激进派推进，对脱中/港-独就再也不扭扭捏捏了，赤裸裸地提出来。
同时，香港实际上正在发生纳粹德国1938年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大肆的无差别打砸破坏中资商铺，同时将对内地人及使用普通话的人（我的新加坡、台湾朋友均有类似经验）的敌对公开化。
这种敌对有时纯粹是表达恶感，有时是挑衅，有时会伴有歧视，有时仅仅是表达冷漠。这样的场景发生在街头、工作场所、学校。如果内地人公开表达政治取向（例如唱国歌，集会等）就可能发生冲突。
香港的族群意识和政治（tribal politics）已经被彻底唤醒、表面化、升级、爆发，族群之间造成撕裂。
香港社会似乎缺乏现代文明社会（包括香港所向往的西方政治文明）通常具备的维护社会成员彼此尊重、杜绝歧视的政治价值观。故香港社会在此问题上不但缺乏自我纠正能力，甚至连基本的自省和自我批判都匮乏。在遭遇歧视时，公司职员、学校学生、游客可能都无法获得支援。在这里，基于族群的敌对和歧视是可以被接受的（soci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acceptable）。
社会的容忍度当然会持续提高，如果以前在公众场合看到有人歧视内地人，可能稍微有点让人觉得awkward。到今天，大家会觉得司空见惯，甚至理所当然。敌对和歧视将成为新的标准（norm）。族群意识一打开，族群政治一启动，后面可能越演越烈。
在香港不做自我纠正之前，相信内地同胞会用脚投票，避免来港旅游。但对于因上学、上班、子女上学而留在香港的港漂而言，可能要在更长时间面临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环境。
香港已然撕裂，不同人群（尤其是内地人与土生港人）避谈政治。“六七”时，香港也曾因为政治见解不一撕裂，亲港英及亲北京者不再交流，人们避讳谈论政治。今天又好像回到了历史当时。
首先，土生港人作为一个大的“族群板块”有自己的政治正确，他们当然并不都追求脱中，但同情五-大-诉-求、谴责警察暴力，“香港人加油”是很多人眼中的政治正确，也是政治立场的试金石。在这种环境压力下，人们会避免与不熟悉的人谈论政治，或者尽可能迎合政治正确，绝对要避免发表可能引起争议的观点或者显露与别人不一样的政治立场。几位敢于在市民交流会上发言的蓝丝都是敢言的英雄。
港漂和土生港人作为两个“族群板块”则属于政治撕裂状态，去年可能彼此还不了解对方的观点，到吃惊地认识到对方的观点，到不能对话，到不再对话（不讨论政治）。
爱国爱港蓝营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参与群体集会（例如唱国歌、挥舞国旗、撑警）可能会遭遇暴-力，辱骂、殴打、线上起底及侵犯隐私等。
商家可能因为发表爱国及撑警言论遭到攻击，店铺被捣毁，财产被侵害。同样的，如果公开支持五大诉求，也会失去内地顾客（但所幸店铺不会被砸烂）。
建制派区议会候选人可能因为害怕受到各种攻击和威胁，包括起底家人，恐吓子女等而放弃选举。
黄营中的极端者已通过硬暴-力和软暴力让蓝营因恐惧失声，并劫持了中间派。这个社会已与温和、包容、理性、多元化毫无关系。这样的社会，已经不存在构建西方民主社会以及任何现代文明社会的可能性，因为它缺乏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综上，表面上看，人还是这些人，楼还是那些楼，太阳升起落下，地球照样转动。但香港已经不是六月份之前的香港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香港将体验这场运动的影响。
这里，所谓激进的反对运动主要指年轻本土派/激进派推进的运动。他们的特征：
1） 目标激进（无限扩大香港自治，无限减少内地影响）；
2） 主义激进（认同政治驱动，即反中/反陆/fan共。这个反共也不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fan共”，已经和反大陆一个概念）；
3） 路线激进：传统泛民还是走议会政治道路，最多成为改良派；年轻激进派走的是革命路线，并视传统泛民为建制的一部分；
4） 手段激进：愿意诉诸各种暴-力（勇武/黑小将）；
5） 由年轻人构成——甚至大部分为回归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极度反-中，国民意识接近0；
1、他们将不断积累经验，持续对运动进行“升级”、“进化”、“优化”
这次香港运动，年轻激进派们的政治口号水平不高，目标不切实际，缺乏必要纪律（导致从事各种低端行为），陷在许多莫名其妙的认知陷进里（例如各种阴谋论），领袖人物缺乏政治素质和大局观，对中国大陆和国际形势很不了解——这些主要都和他们知识水平不高相关。
但在这个情况下，还能把运动组织成这样，是很值得注意的，并且你说他政治素质不高，但其与本地市民的互动很好，足够打动和动员本地人。香港运动定会在史上留名，其方法、手段、短板都会被社会运动者、学者、各国政府广泛研究。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几个月这些年轻人一直在学习、通过经历来试错、反馈，灵活调整策略，即时修改战术等，属于学习能力很强的组织。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会从这次运动中汲取经验，为未来更持久的运动提供指导。
2、和理非和暴-力对他们来说只是手段，可以灵活切换
当代大多所谓颜色革命都倡导非暴-力（non-violence），籍此获得更大政治支持。非暴-力是一个价值观，而不是一个手段。国际上大多支持颜色革命的组织（所谓的democracy assistance complex这个大“行业”）也都围绕非暴-力进行，运动的组织者在这个问题上也会力争保持“队形稳定”。
在这次香港运动中，无论对泛民还是激进派而言，和理非都不是什么“价值观”，就是一种手段，用以描述某场特定活动是否具有暴-力特征。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最终反警和暴-力成为主线。
暴-力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例如恐吓不同意见者），但也有很大代价。特别是由于运动去中心化，“队形不规整”，且“乌合之众”效应会鼓励暴-力，时不时会有个别人实施极端暴-力，给运动形象造成损害。但他们可以不断汲取经验，对不同的手段复盘评估：假设市民不喜欢勇武、厌倦勇武，那么就多搞一点和理非；假设市民不喜欢特定形式的勇武，那就搞他们更能接受的勇武，灵活调整。
只要社会不对反对暴-力形成共识，只要实施暴-力的人没有被绳之以法，没有付出代价，那么一两天街头暴-力的停止只是表面现象，偃旗息鼓个几天，一遇到什么议题，随时又可能复出。并且已尝试过各种和理非和暴-力手段的激进派在往后还可以更灵活的在不同工具间进行切换。
如前所述，示威者可以调整对抗策略，“可进可退”。如公众有反弹，或者运动动能一下不好维持，他们可以退回到校园（或其他社会组织），在校园内维持他们的运动——一旦出现特定的社会议题（例如这两天美国国会推动的涉港法案）他们就可以出来进行表达抗议，并考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诉诸勇武。
此时，香港校园的作用就好比西方社会遭遇的原教旨主义清真寺一样，成为培养政治极端主义者的温床，已经政治化、激进化的年轻人将在校园广泛、深度渗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使用的手段很多，例如：
1）发展同志友谊（年轻人在共同事业中寻找友谊，建立联系）；
2）利用同伴压力（大家都参加了，我也只好参加，否则没人跟我玩）
5）洗脑——很容易发生在高龄学生与低龄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
6）利用亲密的、友好的环境。学校本来是学习、社会化的环境，不是政治化的环境。学生本来容易相信老师，需要和其他同学社交。一旦开始系统性的政治化，则家长和个体学生很难提防和抵抗；
另外，还可以通过接触低龄学生，实现年龄下沉，进一步扩大基本盘。往后看每一届学生都可以被发展为激进仇中的政治基本盘。
如果学校及教师再没有任何干预作为，例如不去出台系统性措施和制度让学生和平化（pacify）、去激进化（de-radicalize）、去政治化（de-politicize），控制和打击校园中的政治活动，引导学生接受不同的政治观和社会观，那校园就会变为休养生息、锻炼队伍、扩大基本盘、培养未来激进示威者的“黄埔军校”，时刻准备着在社会上发动进攻。
如前所述，“潜伏化”就是埋藏在校园或街头以外，暂时偃旗息鼓，但可以培养力量，蓄势待发。
“议题化”的意思是，一旦出现特定的议题，他们就会冒出来。例如23条立法；对媒体进行管制（“假新闻”法）；出台爱国教育政策；北-京出台一个什么政策；某外国政府出台涉港方案。
任何打击香港脱-中，加强北-京对香港治权，加强内地与香港政治、文化、社会联系的政策，都可能遭到强烈反对。这股有组织的、激进化的、高度政治化的力量时刻准备着。
因此，只要不让这次暴-乱的相关人员付出代价，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政治反对力量就不会消亡，相反因为积累了经验还会变得更加强大。
11月份是香港区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意义重大，看市民如何在建制派与泛民之间做选择。虽然区议会的作用和政治性与立法会完全不同（区议会往往是政策性、实务性，而非政治性的），但是形式是普选，能够反应民众的选择。它是这次运动以来的第一次选举，即便本来不那么政治化，这次也将被高度政治化的，其结果如何，各方都十分关注。
据了解，已见到黄营以各种方式攻击建制派候选人（例如破坏竞选宣传材料、破坏政党办公室、起底家人、对候选人及家人进行各种威胁，软硬暴-力兼施，使得一些人知难而退，放弃选举。
我之前说过，1930年代纳粹上台之前即利用灰衫军搞街头政治，攻击敌方集会，殴打对方支持者，制造恐怖事件，破坏民主运作的机制。在民主建制非常不成熟的地方，普遍有对选举违法干预，阻挠公民的政治参与及政治意见的正常表达。
在一个法治基础削弱、道德观念下坠、暴力容忍度提高、言论和政治自由被抑制的地方，激进示威者/黄营激进分子/黑小将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系统性地采用暴-力手段攻击建制派候选人，影响选举结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而且，有关方面应当把任何选举违规事件详细收集记录，有朝一日可以呈现给国际社会。
四、深入黄丝内心世界：就内地看法和定势思维的一些讨论
1、大部分香港人符合内地定义的“爱国爱港”，属于偏蓝的一方。
这个看来是错误估计形势。香港人是爱香港的，但和大陆人理解的爱国爱港有很大不同。就一国两制的理解、就GOSAR和北京，就政治价值，稍微展开讲，马上就会发现有不同。严格按照内地的定义，大部分本土港人可以被划到泛黄的大阵营。
当然我们的政治传统是主张团结绝大多数，把大部分人先说成是朋友。这可以是宣传和统战策略，但不能据此来分析和理解实际情况。
2、香港人存在一个反感暴-力运动的沉默的大多数，反感的对象是黑小将/暴徒
香港人当然不喜欢暴-力，也不喜欢城市被破坏，不希望看到揽炒。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受到影响，也能看到基层经济被伤害，当然也对暴力越来越厌倦和抵触。但他们的针对对象不是年轻人，而是GOSAR和HKP。他们的逻辑是永远看因，而不看果——是GOSAR/HKP的问题，造就了这一切，产生了今天的局面，GOSAR应当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为什么不出来回应”，“为什么不聆听年轻人的声音”，“为什么不响应诉求”，“政府为何如此冷漠”。他们在他们的思维闭环里，有自己的推理和逻辑。如果不尝试进入这个思维，肯定是无法理解他们的，并可能产生错判。
本文前面部分“香港对暴-力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分析了香港人对年轻人暴-力的容忍问题。本博多次分析过，香港有100~150万“适龄”年轻人，压倒性绝大多数是运动的支持者，并且贡献了绝大多数的勇武参与者（即暴徒）。他们的父母有200~300万。加在一起是就是300~400万人，构成了这个700万人社会的一半。这是个非常小的城市。香港年轻人已经政治化、极端化，我们姑且不论。那些中年香港人，他们看年轻人的角度其实是看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的孩子每晚不回家，去参与这些活动。政府把我的孩子逼疯了，夺走了我的孩子。谁对他们的未来负责？”
香港人认为年轻人是自己社区的中坚，是自己的下一代，是香港社会的未来，对他们的行为要宽忍，要解救他们。他们把这种态度视为似乎友爱、同理心。他们的愤怒全部都落在GOSAR和HKP。这和内地人的看法，即比较孤立的看到一个无关社会的年轻人从事了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并加以谴责是不太一样的。
我相信李嘉诚说“对年轻人要网开一面”，“他们是香港未来的主人翁”也是这种情绪驱使。
我们不论这个看法正确与否，但需要从本地人的角度理解他们为何如此看待问题。
4、大多香港人对运动的总体看法和内地人接近，我们还是要争取团结大多数人
这个问题是关于大多数香港人对整个事件观感的。一段时间笔者看了一些民调（尽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也有机会与一些人交流，目前对香港基本盘的大致判断如下：
香港人口740万人，排除未成年人、75岁以上老人，再加上因经济条件可能不能参与任何社会调查的，大数150万人，剩下大数600万人：
600万人的15%大数是90万；香港20~29岁年轻人大概100万，加上35岁以下的就是150万。考虑到激进派和本土派大部分是年轻人，所以可以大概这样理解：可能大比例年轻人都把自己归于激进派、本土派。
35%的温和民主派则是主流恐-共、反-共基本盘。他们接受一国两制，不追求港独，但希望扩大香港自治，可以归为广义的脱中派。
这两个群体加在一起就是50%，占掉全部人口的一半。这部分人，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角度，已经很不容易团结。
解放后即1950~1960年代，北京对香港的统战是基于左翼政治/左翼意识形态的，以香港的产业工人为抓手。当时，左翼意识形态在全球流行，是全球两大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之一，与资本主义正面对抗。今天已经是后冷战的世界，到处都讲民粹认同政治；香港更经历了调整，产业工人群体不复存在。这些泛民就是认同西方价值，认同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地如何对他们统战？
再看40%的“中间派”。40%的中间派在内地人眼里属于泛黄。他们的特征是：
1）大多数支持五-大-诉-求，特别在一些特定议题（例如反修例、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HKP上）可能有超过七成认同者；
2）坚持非暴-力原则，绝大多数（八成以上）不同意暴-力手段；
3）与建制派/内地人观感不同，他们大多认为是两方（HKP和示威者）都适用了过分武力，甚至更多的人认为是HKP使用了过多武力。而建制派/内地人基本都认为HKP武力适当，而黑衣人武力过当；
4）他们很少或基本不出来参与政治活动。是在家看电视的吃瓜群众。
这40%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和基本盘。虽然上面这个划分是按人口而非年龄的，但可以估计这批人以中年和年长者居多，他们的子女可能参与到了运动中。
这就是90%的人群。这里没有包括年轻人。（香港14岁以下年轻人大概是80万（大数）。如果这些人以后变成本土派/激进派，香港将离内地更远。）
约10%的人看法和内地看法一致（例如对暴-力行为、对警察、对五大诉求等的基本倾向）
这是大形势。深蓝基本盘可能只有10%，这里不包括一些法律上尚不算港人的港漂。
泛民的50%很难拉拢，就想想怎么拉拢40%的中间派吧。他们支持五大诉求，对警察暴-力多有批评。另外，对GOSAR也普遍有很大意见。
如果我们把对内地有好感，有亲近感，但只是在五大诉求这些问题上存在差异的泛黄加上，并且在重大原则上没有分歧（例如坚持一国为本），那可能就是~20%的概念。这是随便估计的。
不先进行分析，脱离现实泛泛谈团结大多数的话，没有意义。只会掩盖问题和矛盾。
这个泛黄（按内地标准）其实可能是香港90%的人群。我们看香港的口号可以发现，除了激进青年都排陆暴-力行为外，整个运动的口号和政治诉求都是指向本地的，基本上围绕GOSAR、HKP、MTR。虽然有对内地人的歧视行为，以及攻击中资企业店铺，但那是少数极端行为，也有和本地蓝丝、福建人、元朗人、警察发生暴力冲突，也有砸本地蓝营店铺（美心）的。
绝大多数的政治诉求导向是本地，是港人，而不是北-京。反对派并没有组织大规模反对北-京、反对一国两制的示威。他们反中是实，也有各种焚烧国旗、也有辱骂大陆的旗号，但相比反警、反GOSAR而言分量就比较少了。运动其实还是很本地化的，主要针对港人。
这里肯定存在香港人的本地意识。他们希望团结香港人，打倒“港奸”，比之内地而言，他们更反感“站到香港人民对立面”的HKP、GOSAR、MTR。
突破局限思考，如果北-京与GOSAR保持更大的距离而非死死绑定呢？不是对GOSAR进行无条件支持，而是对GOSAR进行一些有建设性的公开批评，那是否有可能获得本土港人的好感？可能这样才能给GOSAR更大的压力。
同样，对建制派也是，建制派如果能高屋建瓴，对GOSAR提出有益的批评，而不是始终维护，真正站在香港人民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是否也会获得本土港人的支持？
目前的情况是，本土港人把建制派、既得利益者、GOSAR和北京打成一个包来反对。北京和内地民众会感到主权受到威胁。也许稍微划清界限，甩个锅，问题就解决了。
有时候，我们要想想毛主席会怎么思维。毛主席应该会破位思考，立即支持香港青年群众的呼声，定性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这就马上把北-京与群众联系到一起去，一方面增加了北-京的政治威信，一方面对GOSAR形成强大压力。
经济民生问题毫无疑问是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但对这个问题，香港的知识分子及精英、国外观察家也有讨论，不同人各执一词，但内地人比较容易从经济民生决定论来看问题。发现香港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推断说香港的问题来自于经济民生问题。
其实，一、经济民生问题可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二、经济民生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包括认同问题、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已经层层包裹不可分离。用经济民生问题不足以解决香港现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看美国就可以。Trump当选总统，他的基本盘是白屌丝。白屌丝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美国的产业外移（及自动化）使得他们丢掉了工作机会；金融化使得贫富差距极大加剧。他们把经济矛盾归因于1）中国和西班牙裔移民；2）不能再代表他们利益的民主党（已经成了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政党）以及华盛顿（一群政客，完全脱离群众）。
他们选择了认为代表他们利益和价值观的Trump。Trump可以为他们打击中国、反对非法移民，清除掉华尔街政客（drain the swamp）、让美国复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反对穆斯林、把墨西哥人称为强奸犯和小偷、不在其他国家浪费资源、从中东撤军，都让白屌丝们兴奋不已。
白屌丝的头号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他们是美国过去二三十年的绝对loser，并且派生了无数社会问题（包括毒品问题）。
经济/民生问题是香港的尖锐问题，但本土港人认为GOSAR和建制精英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发起的其实是基于本土民粹主义（nativist populism），反对精英的运动（anti-establishment, anti-elite）。北-京在GOSAR之后，被他们认为是问题的根源，当然也就反对北-京。
民生问题是香港民众不满的来源，但其本身不足以解释今天的香港运动。
8、香港群众在乱局中会逐渐看清局势，团结起来维护香港的安定团结、稳定繁荣
这个说法即认为，群众对持久的抗议和暴力活动会越来越不满，把矛头指向示威者，团结起来反对示威者，止暴制乱。还有一个稍微“粗俗”一点的说法是“群众斗群众”，“内战”，认为最后各方力量无法忍受下去了，就会揭竿而起，对抗恶势力。
看到这里，各位可能会意识到，这种看法有些乐观了。笔者在运动初期也持有过同样的看法，认为群众们逐渐地会对运动厌倦乃至反感，站到运动的对立面去。如果GOSAR不干预，也会有群众自发组织起来。
目前看来，这样的事情在短期内不易发生（但放到更长的时段，不是没有可能）
——相当比例的市民把矛头对准GOSAR，认为如果暴力持续、经济衰退，问题出在GOSAR（而不是黑小将）。负责人士应该引咎辞职，北-京应该对此支持（支持相关的人士下台，而不是让他们“尸位素餐”）
——经济和社会情况越糟，他们对GOSAR的意见越大，如果建制派只是维护GOSAR，而不是找角度批评GOSAR，他们也会反对建制派；
——如果北京继续支持现在的GOSAR，他们会进一步迁怒于北-京（“引火烧身”）
深入他们的思维，会发现如果什么都不做，社会积怨更大，更多的人会变黄（而不是变蓝）。我想这是理解香港运动最关键的一环。
确实有一些人是愿意团结起来的。但是在目前香港的环境下，他们的人数，他们的思维模式都是少数派。如果他们表达声音，就会被暴徒起底、人身攻击，砸烂店铺。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认知和行动是少数派时，就会不再发声。
笔者之前写过一些关于香港人冷漠，不愿意参与公众事务的文。这些都成立——大家都很自私，都不愿意站出来，都不愿意承担风险，尤其当社会环境已经如此不利，站出来就要被攻击的时候。他们都默默期待政府出来解决问题。
也许经历一段时间，人们忍无可忍，终于会团结起来反抗。但这个时间可能非常长，不是几周几个月的概念，可能是几年。
个人认为，目前情况下，放任的短期结果更多的人变成黄营，而非蓝营。内地人可能不容易理解，但如尝试深入黄丝内心，从他们的角度思考，可能发现确实会是这么个情况。他们的思考可能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香港人如此反感内地的一个原因就是之前香港经济优越，而内地迎头赶上，让香港人从优越变为自卑，再加上几个因素导致香港人对内地的不满加剧：
a）单程证，很多香港人认为是输入大量“低素质”移民，摊薄香港本土人价值，并加剧香港人福利资源争抢；
b）自由行（加上水客）：香港人认为是抢占本地资源，且有大陆人表现出素质问题，让香港人不满。其实自由行可以理解为典型的overtourism（旅游业过度开发）问题，本地人与游客之间发生的冲突，考虑到香港与内地之间历史上存在经济差异及地域歧视，旅游业过度开发产生的冲突就很容易理解了。
c）优才：即内地人（包括海归）与香港人在高校/学术机构及精英就业岗位（例如金融行业）的争夺。香港人往往不是内地人的竞争对手，引起焦虑和不满。
内地的发展，内地资源涌入香港，给香港带来的其实是抵触。
再看台湾，台湾有因为大陆的经济发展而增加对大陆的认同么？没有。台湾本省人沉醉于自己“优越”的政治制度，执迷于独立，对大陆的经济发展不予理会。民主体制能提供某种“虚拟的希望”（或精神鸦片），让人们对自己的制度及前景充满希望（如果不开心，你可以换选一个领导人啊），自己制度拥有某种绝对意义上的价值优越性，“是GDP不能换取的”。而与大陆有经济联系的蓝营会用脚投票，干脆直接从台湾搬到大陆区。
香港一样，与内地发生直接经济联系的人其实并不多。大部分普通市民是在本地经济内的。大陆经济的发展会让他们感到恐惧和抵触，更进一步的担忧大陆对香港的影响。他们将更进一步的捍卫自己的高等华人、高等制度文化认同，通过证明香港的制度优越性来贬低大陆的经济崛起及个人福祉的提升（笔者写过的“香港人正在努力挽救自己毁掉的三观”）。
所以，中国内地经济的崛起可能会吸引一部分香港商人和精英，但对绝大多数本土港人而言，相关性不大。他们不会仅仅因此认同中国。
中国的强大，不仅仅需要经济文明的支持，还需要长久构建有吸引力的政治文明。
香港面临城市灾难，经济正在衰退，这种叙事其实极大的低估了香港社会运作的“韧性”——尽管存在暴力，尽管基层经济会遭遇重大衰退，但香港社会与经济的绝大部分还在努力正常运行。市民会告诉你生活不受影响。投资经理会说金融市场照常运作，资本运作活动依然活跃。整个城市在尽一切努力达到“business as usual”的状态，假装一切都未发生。
对于内地人来说，最关心的其实是香港的金融市场。一旦金融市场崩溃，危机将传导至内地，产生连锁反应。但迄今，香港的金融市场照常运转。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地位没有受到影响。
至少在这个方面，城市体现了极大的隐忍和意志。虽然我们说香港存在城市的心理病，个人有冷漠，认知有歪曲，与暴力不割席，对城市自杀行为纵容，但换个角度思考，也可以对这个城市的市民表示一些理解，也可以有一些同情和尊重。
在这样的情境下，市民觉得生活可以维系，城市也不会马上崩溃。我有时会想到战乱之中的城市，可能是任何一个抗战中沦陷的中国城市；可能是1945年的柏林，可能是被德军包围的圣彼得堡。人们就是在努力生活。
一个人如移植器官，可能会发生排斥作用，即器官接受主体与器官本身发生激烈冲突。
这个比喻不是完全恰当，但可勉强使用。香港回归大陆之后，因为多种多样的因素，与大陆在制度和文化上不契合，正在发生激烈的排斥作用，希望将大陆因素全部排出去。如果说老一代港人尚能接受大陆的话，新一代港人（回归之后出生者）则是激烈排斥。
有一个可怕的路径是：香港正在进行系统化的排陆，这可以通过多年的时间完成：
一是加强贯彻代际改变，把下一代都变“黄”，这样有可能十年二十年后，找不到我们定义的蓝营。台湾本土正在发生这样的代际变化。
二是在现有体系内（包括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体系内一切带有普选特征的选举中日渐增加泛民的影响力。
这样发展下去，不能排除有朝一日泛黄在立法会、提名委员会里都获得多数席位。
这个时候，香港的政治生态势必会彻底改变。按照今天的态势自然发展下去，则有朝一日，北京可能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即是否要任命一个疑似泛黄、不符合爱国爱港的特首？
如果拒绝任命，可能会触发大规模的抗议，以及某种“迷你版本”的宪政危机。如果任命，就等于容忍香港进一步脱中，在其触及真正的红线之前又无可奈何。
扳指一算，脱-中/港-独和历史上各种寻求政治变革的运动一样，不外两条路线，一条是革命路线，一条是改良路线。过程中都需要外国势力支持。
改良路线在体制内完成，不需要根本性的法律调整，在西方体制，议会政治。这就是日本共产党名义上还在做的事情。
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改良是可能的，只是需要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
诚然，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在北-京，但从过往经验看来，如果发生不利于香港人理解的自治的解释，会遭遇当地的激烈反抗。而且如本文之前分析，激进反对派力量暴力化、潜伏化、常态化、议题化，以后比今天会更甚。将来他们随时可以发动暴-力行动。所以，对基本法解释随时可能被香港反对派和海外反华势力认定为“削弱香港自治”。
这就使得应用改良路线的反对派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他们可以从区议会开始练兵，在立法会地方选举、功能组别选举增加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可以在黑小将的支持下，采用市民默许的各种违规手段干预选举，影响结果。
每一年，都有无数新的年轻人参与选举政治。他们可能都是激进派和本土派。人口的代际转变可能影响香港的政治生态。
而如本文之前所分析的，香港的法治基础、道德标准、对暴-力的排斥、对歧视行为的抵制、对言论自由的维护都在发生全面系统性的下降。同时反对派运动只是潜伏和隐藏，而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随时仍然可能发生。在香港的新港人如何生存是个问题。如果他们选择撤离，则正中激进本土派下怀：他们正在运用一切手段，把内地人排出香港。
对香港要重新做社会分析，找到扩大内地在香港的基本盘的策略。如果维持现状，香港将距离中国大陆越来越远，往后将香港“收回”面临的伤痛将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