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2019闽商论坛在上海召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出席了本次活动，并发表了以《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特征及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发展趋势》为主题的报告。
黄奇帆就目前经济增速换挡的背景，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未来趋势进行了详细讲解。
口 述：黄奇帆 原重庆市市长、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编 辑：徐悦邦
来 源：一针video（lingdaozheneican）
很高兴参加今天闽商在上海召开的这个论坛，按照会议主题，我就我们国家现在的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4个环节，用1小时跟大家讲一些观点。
产业互联网
未来每年增长30%，200万亿规模可期
首先，要讲一下结构调整。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在制造业、服务业实体经济范围，应该说是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我们传统的制造业、工业，实际上1-5月份，或者从去年就可以看得出，最近几年增长率都在1%-2%。有的是负增长，有的是正增长，平均下来也就是1%-2%、2%-3%这么一个低位增长。我讲的是传统的制造业。
第二，我们国家推进发展的战略新兴制造业，在工信部的单子上一共是九大行业，这九大行业可以说最近五年，每年的增长都是两位数，都是12%左右，有的10%，有的15%。总之这九大行业的平均增长率都在12%左右，这是个比较高的增长率。
第三，战略新兴服务业。有那么12个行业，大家如果去看一下的话，最近5年它们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在面临调结构时，很显然大家就会做出个选择。如果你是初入行的，注册了一个公司，你打算干什么？
所以如果是新起炉灶的话，很显然，你要是进入到战略新兴制造业或者战略新兴服务业里边，那么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大势所趋都会把你推上一个高地。
如果你过去几十年已经是在传统产业里拼搏，那么，对于产能过剩或者结构不合理、处于淘汰位置的，你就要果断壮士断臂，退出这一块。或者是你能够抓住机会，进行技术进步、技术改造。
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传统行业都是可以万年长青的。只要你不断与时俱进地调整产品结构、增加技术进步、增加核心竞争力，也都是可以与时俱进地发展的。当然，该坚守的要坚守，该退出的要退出，不把自己的企业放在危卵、危墙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一个调结构的主动性问题。
另外一方面，除了战略新兴制造业、战略新兴服务业以外，我国现在还有一块这些年都以30%速度在增长的，那就是互联网产业。过去10年是消费类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的时候。像马云、马化腾他们现在的，不管是阿里巴巴也好，还是微信也好，都属于跟老百姓、跟千千万万的手机用户打交道的。这是属于消费板块的，13亿人民都可以用一个模块去展开。
今后的5年、10年，在5G时代的背景下，会进一步地形成产业互联网时代。到了产业互联网时代，产业互联网的平台可能就需要深耕细作。比如，医疗产业的互联网平台，就和我们工业、制造业传统的基于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形成的平台，是有差异的。
它们之间的数据模块、指标体系、结构方式等等，可能都是很不相同的。所以产业互联网时代，需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深耕细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会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辐射之下进一步地发展。
可以这么说，过去10年，消费互联网几乎每年都以30%多的速度增长，每2、3年销售值就可以翻一番，现在已经到了20多万亿的营业规模，所产生的GDP、税收都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今后到了产业互联网时代，终端的连接数会比现在消费互联网的终端连接数多10倍、100倍、1000倍。从这个维度来讲，产业互联网的销售规模也将是以100万亿甚至是200万亿的规模来展开。
所以，今后10年完全有可能出现2B类型的、产业互联网类型的新的互联网时代。这个新互联网时代的逻辑，我们讲它是由5个环节构成，它本身是一个产业链：由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这3个网络，加上区块链技术，再加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形成整个网络平台。
这个网络平台的5个环节本身，是一个产业链：云计算相当于人身上的脊梁骨；大数据相当于人的五脏六腑、各种肌肉皮肤和血液，是挂在云计算的“脊梁骨”上的；人工智能相当于大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相当于神经。
大脑、神经和五脏六腑联结在一起，是通过云计算这个架构跟全世界万物万联的。云计算相当于数据处理中心，实际的物理空间就是几十台、几百台、几万台、几十万台的服务器。
云计算这个数据处理中心有3大功能：通信功能、计算功能、存储功能。所有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计算，都是在云计算的服务器里展开的。
我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这5个环节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大产业。我们如果用“大智移云”这4个关键词把它们串起来，叫做一个行业的话，这个行业每年都会是30%多的增长速度，两三年就翻一番。10年以后，全球应该会达到几万亿美元的规模。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大的发展机会。
同时，它还有一个颠覆性的基因，就是这个“大智移云”行业的数据平台，要是跟城市管理相结合，就会产生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业一结合，就会产生现代制造业4.0，就是4.0版本的制造业；如果跟物流一结合，就会产生全球或者说全国物流系统的深刻变革和改造；跟金融一结合，就产生所谓的科技金融、金融科技、智慧金融。这些结合一旦完成，就颠覆了各行各业，使得各行各业智能化，形成新的发展。
之所以说它有颠覆性的基因，指的是这整个体系有以下5种特征：
第三，全场景。每个人在生活、工作中的一切场景，它都可以记录下来；
第四，全解析。人工智能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流量、不同时空的信息，加以挖掘和分析，推断出各种知识判断、有智慧的判断；
第五，全价值链。它可以从各个维度上进行分析，使得这些信息的各种价值都可以堆叠在一起，形成价值链的叠加。
那么，这“五全”的信息所形成的基因，就是现代通信系统、信息系统、“大智移云”的数据平台系统，之所以能够颠覆各行各业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不管我们的企业是哪一种类型的企业，我们都应该了解“大智移云”的概念，都应该熟悉互联网时代，特别是产业互联网时代即将要发生的变革，以促进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这是我讲的第一段，关于调整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能沦为官员的行政性措施
第二个，讲讲改革。我们国家去年进行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典。习近平总书记在12月18号的庆祝大会上，做了深刻而重要的讲话，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那么，这个主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又要改什么呢？
最根本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要知道，新时代我们国家的时代最强音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十八大以后，每年我们党的报告的指导思想中，都有这么一段话：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开放。
为什么这么一说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概念，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主要的旋律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大家还记忆犹新，一说就能够知道，比如说农村承包制改革，比如说从要把私人经济、个体户、民营企业从资本主义尾巴割除的状态，转变为让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私人经济、民营经济放出来，搞活壮大。
再比如说引进外资，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以及把国有企业从政府机关“衙门式”的一个机构，变成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家想一下，上述所有的这些重大改革，都是供给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的是成本的改革、要素的改革、创新的改革以及企业的供给，而归根结底最后还是要落到企业的供给，企业创造未来，创造生产力。
所以，不管是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供应学派改革，还是那时候里根在搞的美国供应学派改革，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增强企业活力，降低成本。降低税收也是增强企业活力的一种手段。所以说当时各个方面都是在加强企业的供给。
在当时，我们国家进行了增强农村生产力的供给制度改革、城市民营制度的供给改革、外资企业的供给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的供给改革。甚至到了1990年，我们引进了资本市场，推出了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这也是一种企业制度的供给改革。
所以大家看一下，虽然当时没有把这些改革称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实际上这五大企业供给改革，都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相吻合的。
另外，我们国家上世纪80年代还搞过许多降成本的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比如在特区、开发区、新区，把企业的所得税率由55%减成15%，这就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是一种降成本的供给侧改革。
再比如，各种特区、开发区、保税区都属于营商环境的制度改革。通过这种改革，形成了民营经济、外资企业共同大发展的格局，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制度供给，也是一种改革；
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我们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当时在江总书记、朱总理的推进下所做的那些改革：比如说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那是一种企业的制度供给；比如说下岗再就业，把几千万名冗员剥离，退出企业，帮企业降低了劳动成本；
再比如，把企业办社会的“吃喝拉撒睡”都剥离，转为社会来管理。企业不再管养老、医疗等各种各样的事儿，这个也是在帮企业减负；
再比如，把企业的诸多坏账剥离，要么破产关闭，或者债转股。当时有1.3万亿的债转股和5000亿的破产关闭、坏账核销的存量，加起来有1.8万亿。要知道当时90年代银行的全部贷款余额只有10多万亿。
10多万亿要核销掉1.8万亿，10%的比例啊，相当于现在180万亿的贷款的话，要核销掉10多万亿。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儿啊。所以当初改革的力度之大，可见一斑，也都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
我讲这一段是希望大家理解，尽管当时没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事实上做的桩桩件件的事儿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新时代，我们是在把40年的改革开放中最核心的改革灵魂——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作为纲领、作为旗帜、作为我们抓改革的一个方向。
实际上，“改革开放再出发”就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出发。我们一定要明白，需求侧的各种调整，就好像汽车行驶时左边转一转、右边转一转，开个10来公里、100公里，你可能就转了好多次了。这是十分必要，又非常重要的每时每刻的一个调动，但这不叫改革。因为10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整个结构还是老样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不同，需求侧是一种逆周期的，冷了热了、热了冷了的调控。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的都是基本面的改革、基础性制度的改革，是体制机制的改革，是长周期的效应的体现。
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的工作重点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简单的“三去一降一补”，去杠杆、去库存、去各种各样的产能、降成本、补短板。但如果只是作为行政性措施这么去去的话，今天压一下，明天不压了，就又恢复了。而要是结构性调整，那么你降成本也好，去杠杆也好，都将是体制性的、健康的一个深化改革。
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去降库存，用改革体制的方式去减产能，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去降杠杆。如果不从改革上做文章，那么这个“三去一降一补”都会变成，要抓的时候行政官员压一下，松的时候就又反弹回来，就起不到真正改革的作用。
所以，要从供给侧发现问题。绝对是存在问题的。然后用改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衡量问题最后到底解决没解决的方式，就是看结构性平衡不平衡。不管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物流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每个领域都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物流成本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占到了GDP的15%。但在欧洲、美国，整个物流成本只是GDP的7%-8%。我们这高出一倍多的物流成本，靠行政性措施去降低，是降不下来的，只能用结构性的改革。
我们国家的物流成本为什么这么高？稍微想一想就明白了，我们花了几万亿的钱修了铁路，但是铁路的运能（货物运输的能力）只占到整个中国全部货运的5%-6%；我们也花了几万亿的钱修了高速公路，汽车通过高速公路运输的运能，占到了整个中国货物运输的86%；剩下的水运、空运等其它运输方式，占了10%多一点。
看了这个结构，你就明白为什么物流成本高了。因为低运输成本的铁路运输方式，在整个货运中的比重太低了。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有搞起来，什么道理？
你仔细一看，所有开发区的“七通一平”里没有铁路通（七通：通给水、通排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热力；一平：平整土地）。所有的大工厂，500亿、1000亿产值的工业工厂不修铁路。所有的新区，也没有铁路。我们的铁路跟这些产能没能无缝对接。
然后，物流体系、仓储体系还未实现无缝对接，最后一公里都还没打通。最后，体制造成的这种问题使得我们企业也很麻烦，只能把货物装上卡车，一千公里开出去，拉倒算了，方便。但是烧汽油的成本和铁路烧煤炭的成本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美国是在100年前修的铁路。二战后的这几十年以来，虽然他们修了那么多的高速公路，同时飞机的运输量也十分庞大，但美国现在全部运能的20%还是靠铁路。如果我们国家铁路的运能比重能够上升到15%、20%，我相信我们的物流成本，可能就从占GDP的15%下降到了10%。
这个意思是说，要从体制改革、结构性角度去改变，才能解决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我只是想说一点，当下中国最深层次的改革，一定是和供给侧连在一起的。
金融体制的改革，就是中央说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它的诸如物流系统、房地产系统，一切我们觉得有问题的系统，都要从供给侧角度抓到题目，然后用改革的手段进行深入推进，最终使我们整个中国的改革红利继续产生、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想说的第二条。
中国创新怎么“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
第三，就是要推动创新。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这些年不断要求我们的，也是2019年这个形势下，我们更加要身体力行的。
现在我们的创新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这些成就中有3个薄弱环节：
3，表现为我们已经转化出成果了，怎么把它变成巨大生产力的薄弱环节。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3个薄弱环节的问题解决掉，中国的创新将会一日千里，更好地发展。但要是这3个环节的问题没解决，我们的创新就会变成口号，就会流于形式，或者事倍而功半、得不偿失。
在这3个薄弱环节中，主要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在基础创新、核心产品的创新以及重大的基础性科研开发上，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无中生有”、“从零到一”的发明创造上，我们缺少投入。
去年，我们国家的研发费用投入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了，仅次于美国。研发费用投入占总的90万亿GDP的比重是2.1%，差不多等于2万亿。在世界上，这样的一个规模是比较大的，超过了日本的总投入。
如果今后10年，每年都保持增长，10年后比重从2.1%涨到3%的话，那么到2030年，要是那时中国的GDP比如说有200万亿，那么总的研发费用投入就将达到6万亿，相当于现在的3倍。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研发费用投入的总量是够的，但问题出在哪儿呢？
就出在核心产业“从零到一”的基础研发上，在关键的、核心的、基础性的、战略性的研发上，我们投入不足。去年，我们在这种战略性的关键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只占到我们全部研发费用投入的5%。
而去年G20国家投入到这种“从零到一”、“无中生有”的发明上的研发费用比重，平均在20%左右。美国是17%，日本是20%。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整个研发费用的1/5，都投在了这些“无中生有”、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希望渺茫的研发上。但是他们就这么投，可能投了以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成果，产生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成果。
在这方面，我们的投入比重低了。以后呢，不管是举国之力投也好，还是像企业华为这样投也好，都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华为每年将1000亿投入到研发上。深圳现在是我国各大城市中研发投入比重最高的城市，2万多亿的GDP中，1年的研发费用投入是1000多亿，占深圳整个GDP的4%点几。
但如果把华为扣除掉，深圳整个研发费用投入的占比只有1%点几，比全国其它城市的平均值还低。这是不是因为华为“一俊遮百丑”呢？
当然，华为也是深圳的，是在深圳范围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为现象本身是一个个案，它能够每年把自己销售额的15%以上，拿出来投入到研发之中，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华为的这1000亿，可不是投资在研发方向盘是方的、圆的、还是椭圆的上面的。因为有一年，我碰到一个汽车公司的经理跟我汇报，说他们去年1年时间里取得了30多项国家专利，是很大的成功。
我问他是什么专利？他就跟我讲讲讲，讲到后面我发现，就是在研究方向盘是圆的、方的、还是椭圆的好。变形都叫专利了，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这一类专利是粗浅的。真正具有核心意义的，是“无中生有”的、原理性的、创新性的。如果加大投入，真是要像华为那样。总的意思是说，在这一块上，整个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
第二，在好不容易有了科研成果后，就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但不管是产学研转化也好，还是孵化器转化也好，转化的前提是要有众多小企业的基数存在。而我国暂时还缺少这么一个保护小企业的法律。
这个法律就是1980年的硅谷，美国政府通过的一个法律，叫做《拜杜法案》。《拜杜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讲：美国政府或者任何企业投资研究所发明的专利时，如果这个“无中生有”的专利产生了以后，那么投资者占有专利权的1/3，发明专利的人也将占有专利权的1/3，而谁要是把这个专利权转化为生产力，就是“Know how”，也将占有这个专利权的1/3。
这样一来，硅谷每年就不是大家、科学家自己发明专利，然后自己跑到孵化器里去转化了。而是各大专业院校和研究所，每年都会公告发明的专利，然后就有一大批头脑比较活的、有情商的人，像招投标一样去看这些专利成果。
如果有谁认为自己有能力把这个专利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跟学校、研究所签个约。签完约以后，就背着“书包”进孵化器，成功了就背着“钱包”出来，因为这个知识产权的1/3权益归他所有。
而那些发明知识产权的人，他没有去做转化，就继续做他的深入研究，研究各种开发的事儿。如果没有转化的人，那么哪怕发明者占有这个知识产权的2/3也是个0。
所以我们中国这10几年，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发明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产权。我们甚至赋予他们这个知识产权50%-70%的权益，但他们却很少有变成亿万富翁的。因为在你这个知识产权没有转化出生产力时，整体还是0，哪怕你占有了70%也是0。
所以，我们要鼓励一大批有情商、有智商、能产生“Knowhow”思路的人。他们这帮人没有原始创新、“从零到一”的知识产权，但在1到100的转化过程中，他们发明了工艺、发明了“Know how”，他们就拥有了原始知识产权的1/3，形成一个很好的转化。
现在我们国内特别需要这样的法律。有这个法律，才能让一大批发明专利的人，从转化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进一步专注地去搞发明，让他们离开各种各样的孵化器。
如果让发明了知识产权的人都跑到孵化器里来，那叫不务正业。因为他离开了工程实验中心、大专院校很好的条件，跑到你孵化器空空荡荡的一栋楼之后，他什么事儿也干不出来了。
所以，大家不要搞孵化器的形式主义，必须非常务实地各就各位、分类推进。
第三，当我们好不容易把科学技术变成了生产力，完成从0到1、1到100的过程，形成了“100”这个概念。这个“100”就是生产力的雏形产品。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个“100”放大1万倍，从100变成100万，变成伟大的生产力呢？
这时候就需要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一轮两轮三轮、A轮B轮C轮地投资，最后到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层面来推进。
那么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原来是缺少科创板那样的股权架构的，这个股权架构实际上就是“同股不同权”。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
这些科创企业搞转化的人，好不容易转化出一个有科研成果的企业，可能效益还不高。如果一轮一轮地投资上去，再到资本市场上市，这一系列股权扩张完成后，可能就有几十亿进来了，而这些原始转化的人最多持有那么几百万、几千万，或者一两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股权就被稀释到只剩下百分之几到百分之10。那么资本说了算的市场，很有可能就把他们撵走了，最后这家科创型企业的灵魂也没有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国家现在推出的科创板，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它补上了我们从100到100万这个环节中，资本市场介入创新推进环节中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国家把上述这3个薄弱环节都补好，我对中国创新前景的灿烂，充满信心。
美国喊的6G，根本就是个骗局
最后一点，讲讲开放。过去40年，中国早期的开放是以出口为主，以引进外资为主，以沿海开放为主，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然后是以适应WTO、国外的游戏规则倒闭国内改革，这样的一种开放为主。
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的开放呈现出了5种新特征：
第一，引进外资和走出去投资双向并重。过去这5年，我们走出去投资的数额是7000多亿美元，引进来的是6000多亿美元。走出去比引进来还要多。
而且我们这5年海外投资的总额，比1979-2012年这33年间5000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总额还要多。我讲这一段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双轨并重；
第二，我们现在是出口导向和引进商品并重。我们不以出口创汇为主导目标，而是以进口和出口双向平衡作为战略目标，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第三，我们已经从沿海开放，变成东西南北中整个中国全域的纵深开放；
第四，我们也从过去工业、制造业和一般建筑业的开放，变成现在工业、制造业、服务业、服务贸易、金融业等各行各业全方位开放；
第五，我们从过去参与WTO、适应国际规则，转变为既适应国际规则，又进一步地参与WTO的改革，参与全球双边的地区级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更好地融入世界，走进世界经济舞台。
从去年开始，这五大改革，不管是在博鳌，还是在进博会，还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在反复强调，不管遇上什么问题，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形成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的发展。
那么在当下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我们是不是会因为贸易战而把开放的大门关小一点呢？不管美国人怎么想，想要约束我们，或者想要关上、封闭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都是做不到的事情。
其实在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的构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0年前，全球贸易的70%是产成品贸易，而现在全球贸易的70%是中间品、零部件、原材料，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之间的贸易。
在这样的一个贸易格局下，全世界往往是几十个国家、几百家企业，在几百个城市里形成一条产业链，共同制造一个产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谁要还想用50年前重商主义的“产成品贸易时代”的关税政策，来逼迫别的国家就范，就已经不是所谓的“杀敌一千，伤己八百”了。往往越强的国家干这个事儿，越容易变成“杀敌一千，自伤一千五”。
比如特朗普有一个错误的理念，他认为向中国出口美国的5000亿美元产品加收25%的关税，这1000多亿美元是由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中国老百姓支付的。这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加收了以后，谁来出钱？
那只能是对美国进口商，最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是美国人出这1000多亿美元的钱，说是中国政府、中国企业提供，那是笑话。
所以，不管是美国还是国际的经济圈，最近都在深刻地评论，这1年多特朗普加收关税的结果，都是由美国人出钱。这是第一个。
第二，现在中国出口美国的这5000亿美元货品当中，有60%的产品根本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反销给美国跨国公司，再销向全世界的。
所以你这么一搞，实际上打击的是美国企业，因为5000亿美元里面有近3000亿美元，是加工贸易中，外资所产生的东西反销给美国的。所以你这个耳光，左边一下打在美国老百姓身上，右边一下打在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美资企业身上。这是两个问题。
第三，你搞了这件事儿以后，中国政府肯定会采取反制措施，对中国进口美国的1500亿美元货品也会加征关税。
这个关税一加征，在中国进口的这1500亿美元当中，有一大部分还是会波及到刚才说的那60%的美资企业。他们从美国进口零部件到中国，加工到他们的产品之中。如果美国停止了销售，那他们在中国的企业等于关门。
所以这第三棍还是打在他们自己身上。一种情况是成本提高，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他不提供商品、搞封闭的话，那他自己关门。
有计算显示，如果美国不将他们的关键零部件提供给我们中国，比如说如果芯片不提供了，那我可以这么说，美国芯片工厂在全球的销售额立马少掉40%。那他就该先关门了。
因为是我们中国1年进口了3000亿美元的芯片，你真不提供了，我们是会有损失，但首先当你的核心企业丢掉了3000亿美元的市场，那你立马就自杀嘛。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全球产业链，美国简单地使用关税大棒，一是扭曲了全球产业分布，二是自己打自己的身体。这是很愚蠢的一件事儿。
另一方面，最近美国一看贸易战效果不佳，想到了通过科技战来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比如华为。华为的5G，可以说现在就是独步世界、领先世界的。
美国人在4G时代，就已经是落后于世界的了。全球一共有500多万个4G的基站，中国分布了370万个，美国分布了30多万个，其它地方分布了100多万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4G网络效果最好，其次是欧洲，美国最差。大家到美国打电话感觉就是疙疙瘩瘩的，不怎么畅通。
那么到了5G时代，如果美国人用华为的5G，它的服务器的各方面成本都比较低，而且我们华为也有足够能力去帮他们铺设基站。但美国人想打压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他说自己不想搞5G，要搞6G。
什么是6G呢？就是卫星通信，高轨低轨的，加上基站之间的网络。大家要明白，卫星通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就研究了，摩托罗拉在新世纪初就想搞，最后都没有成功。15年之内，根本就不可能真正使用到老百姓的通信系统上。为什么呢？
因为卫星通信覆盖到地面，往往要几万平方公里，而在这几万平方公里上可能有几十万人在打电话。这个频谱复用是不够的。一个基站频谱的复用和一个卫星频谱的复用，基本上是一样的能力。
那么，如果几平方公里一个基站，全球你就要铺它几百万个。但如果你要用卫星的话，你发射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去覆盖，频谱是不够用的。因为频谱问题，打电话就会疙疙瘩瘩，就会不畅通。
第二个，基站之间一般是几百米到一两公里的距离，所以它的微波通信是非常小的功率。手机放在耳朵边上打几个小时的电话，基本是不会冲击脑子，不会受影响的。但卫星通信要几百公里，这时候就需要很强的辐射。
一般来说，军队里的士兵使用卫星通信，会拿个大哥大一样的东西，这是可以的。但像老百姓拿个苹果、华为的手机，一天用几个小时，这个辐射是很强的，肯定是行不通的。
第三个，微波的通信，如果使用卫星通信的话，能耗高，就要一块大电池，像一个大哥大那样。要是我们现在叫老百姓回到20年前那样，拿个大哥大来打电话，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说要搞6G这件事儿，就是莫名其妙的单相思，什么发射1万多颗卫星，绝对是骗局，根本不可能做起来。谁做这件事儿谁傻。
当然，我不是说20年以后不会。如果20年后有新的原理发明，比如说用以太网的原理来搞这件事儿，可能就又另当别论了。但是眼下有关以太网的研究、有关通信方式的研究，根本至少还得有个15年到20年才会出成果。
所以我说，未来5G时代，中国独步天下，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个5G里面要用到芯片。现在芯片一共6大类，服务器的芯片、手机的芯片、基站的芯片等等。华为既可以用别人的芯片，也可以用自己的“备胎”。
另外说说操作系统，现在有谷歌的操作系统、Facebook的操作系统，和其它的一些操作系统。而我们华为现在的操作系统，已经能够做到把平板、手机和电脑集于一身了。
所以，本来你不逼我们，华为可能还真留着一个“备胎”不使用。既然你都跟我切断了，那我就把这个新系统推上去。真要推上去了，那天下都使用也是很正常的。在这件事儿上，中国政府是有推动权的。全球一年生产20亿台手机，美国、欧洲加上三星、日本，一共生产5.5亿台，其它杂牌手机5000万台，一共6亿台；而中国生产14亿台。
如果中国政府下令，这个操作系统是国家平台，就用华为的操作系统。华为的方舟编译器是可以把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融于一体的。
真要干了这么一家伙，这个量实际上就代表了市场，是可以干这件事儿的。所以，真要把我们逼上了梁山，是可以逼出一个新天地来的。
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当今时代科技创新只有靠互相合作、相得益彰。谁要想靠封锁，封锁一个小国可以，封锁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的。“合则两利，相向而行”，是我们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态度。
所以我总的意思就是，贸易战我们是不想打的，但也不怕打。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跟美国打贸易战结果走向封闭，我们只会更加开放。
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我们不得不打，但我们跟欧洲、日本、韩国、东南亚，跟其它一带一路上的各个方面，我们还是应该用更加开放的态度，从制度上、从营商环境上进行开放。
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这是中国开放时代的最强音。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