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苏联人有足够的理由和自豪相信他们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世界上最优越的。

此前的一年美国和西欧普遍陷入经济危机，1973年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大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普遍下降10%以上，而失业率达到8%左右，另一方面则物价指数上涨10%以上，最夸张的英国上涨了50.1%，就连被奉为经济永不衰退神话的日本也出现经济负增长。经济低迷继而带来金融危机，西方股市长期陷于熊市之中，1973年-1974年美国标普500指数下跌了近43.3%。西方此后十余年长期停留在滞胀的阴影下，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衰退，整个七十年代，欧美主要国家GDP增长率平均多数在2%以下，而消费物价指数上涨普遍在10%以上。

西方经济危机表面上是“石油危机”引起的，实际反映了西方的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凯恩斯主义失灵、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减弱，长期占经济主导的传统产业衰退，金融政策紊乱、货币超发、信用规模过度扩张，以及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等。西方经济制度在全球的吸引力降至冰点，20世纪70年代大量亚非拉国家开始抛弃“欧美”模式，转而复制或部分采用苏联经济模式。

　　

不仅仅是经济，资本主义世界最引为骄傲的的民主制度，此时也发生了危机。整个六七十年代，韩国、菲律宾、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希腊等政变枪声此起彼伏，一个个民选文官政府倒台。就连民主制度的“圣地”法国和美国也接连发生政治危机。1968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60多万大学生和1000多万工人罢课、罢工，并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口号，导致再造法国的民族英雄戴高乐第二年下台。在美国，从1963年到1974年的11年间已经更换了4位总统，其中的肯尼迪死于暗杀，约翰逊任期内反战和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永远没有太平过，而尼克松又因“水门事件”巨大丑闻黯然辞职，这一切看来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将日薄西山，远远没有苏联政治制度稳定。

　　

这时的世界主要大国，只有苏联人享受着和平、稳定、繁荣，只有他们更能看到未来的希望。苏联1973年工业增长率达到7.8%，就连最受诟病的农业也有了出色进步，这一年粮食产量达到22250万吨，“九五计划”(1971—1975)前三年产量之和就超越了整个“八五计划”的粮食产量总和;该苏联有1150万人迁入新居，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巨大的改善。

苏联的一系列“超级工程”，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电站、世界上最长的输油干线苏联东欧之间上万公里的“友谊管道”、秋明亿吨级油田和陶里亚蒂年产66万辆汽车厂也都纷纷竣工。苏联还在新的科技革命中占据了上风，宇宙航天与美国不分胜负，计算机研究方面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保持着世界老二，基辅计算机工程研究所研制的计算机有些机型性能甚至超越美国IBM的计算机。并且苏联的计划经济比美国更需要精密的计算，早在1962年，苏联信息技术之父格卢什科夫就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和自动化系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互联网”。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苏联不仅掌握着现在，也掌握着未来。

苏联的体制和国情看起来真是最完美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二战后苏联领导人又能不断做出调整和改革，让制度持续产生新的活力；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保持有限的交往，这样既可以吸收西方的科技和资本，又形成对对外部经济风险牢固的防火墙；苏联具有庞大的市场，苏联和它牢牢控制的其他经互会成员国人口达到4.5亿，这是当时美国人口的两倍多；苏联又拥有广阔的国土和充足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苏联具有充足的石油天然气资源，1975年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石油产量长期维持在5亿吨以上，当西方国家陷入石油危机的时候，苏联却大赚石油外汇，1974-1984年间至少有2700亿美元进账。

我曾经在俄罗斯多个城市游历，从最东部的海参崴到最西部的圣彼得堡，整个俄罗斯就像一个巨大的苏联博物馆，基本维持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原样，除了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有些革新外，绝大多数城镇的工厂、居民楼、电车都还是苏联时代的，甚至正在使用的私家车也是苏联时代遗留的，所以可以很容易感知苏联时代的发展水平。就城市建设水平和规模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莫斯科远远好于北京，也好于当时的香港，稍差于东京。当时苏联农村也不赖，1976年苏联人消费了102万辆汽车(按照人口与车辆比算，中国2006年汽车销售量才达到这个水平)，其中农村购买的就有39万辆，1970年代中苏之间农村的差距更是远远大于城市之间的差距。那时候的苏联的确已经非常接近发达社会。

　　

在这里不想过多地讨论苏联和西方制度孰优孰劣。人们对苏联体制有太多的刻板印象，其实从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制度不再是那么冰冷、集权，民众开始可以批评政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灌制的嬉皮士音乐唱片获准在苏联发行，苏联本土摇滚乐队“时间机器”唱片销售量达到1000多万；苏联与西方开始有密切的技术和经贸合作，甚至使用西方贷款，就像今天中美高层之间有“战略经济对话”一样，当时美苏之间也成立了“贸易经济委员会”举行定期对话，洛克菲勒、哈默这些企业家都成为苏联领导人的座上宾。今天人们站在道德和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苏联体制似乎是一文不值，但是就效率和实用性角度来看，苏联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工业化，并且基本赶上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这说明其制度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的一面，至少是在与当时资本主义竞争中，优势是各有千秋的。

　　

然而，1974年前后几年可以视为一个分水岭：苏联看到欧美日纷纷陷入危机和动荡，越来越迷信自己的制度优势，几乎完全废止了以扩大基层自主权和减少行政干预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体制政策，又回归到强调计划指令的老路子。虽然勃列涅夫在1971年”二十四大“上适时提出了集约化经济升级路线，苏联也已形成较好的科技基础，但是因为体制束缚，导致集约化根本无法实现，苏联与西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扩大;苏联党内一些主管经济的高官和经济学家越来越明白只有“市场社会主义”才是推动苏联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佳途径，然而勃列日涅夫固步自封，把人类普世意义的制度工具，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指使苏联理论界猛烈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认为这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伪善建议、歪理邪说，甚至倾向改革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不得不表态要抵制市场调节的“错误倾向”。

　　

苏联基于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不堪的错误判断，争夺世界领袖的雄心越来越强烈，在全球各地采取主动出击战略，把大量财力投入到军工和对外援助，最后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勃列日涅夫也逐渐抛弃刚刚上任时候的谦虚和民主作风，越来越醉心于自己的“领导成就”和“领导才能”，除了热衷于集权和培养自己私人势力外，还拼命给自己授勋，他先后获得”列宁和平奖“、“苏联英雄”、“苏联元帅“、“列宁文学奖”等奖章，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寿辰时，《真理报》连续7天开辟专栏进行歌颂。整个苏联高官阶层的腐化也也越来越严重，与人民越来越对立。

 

 

最有意思的是，苏联面对过去的成绩沾沾自喜，举国上下沉浸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幻觉之中。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宣告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又说：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新社会，这个社会没有经济危机并且长久繁荣，“并在逐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的顶级理论家们也都主动或被动地站出来鼓吹“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称苏联社会主义在一切领域都比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优越性;哲学家费多谢耶夫称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胜利。苏联理论界宣称，“发达社会主义”是继列宁开创“十月革命道路”之后的第二次理论创新。1978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了《发达社会主义》一书，作者全是社会各界名流，从14个领域介绍和论述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全书皇皇30万言，尽是空话、假话。苏联全国、全党、全部教育和研究体系，都围绕着一个虚幻的“理论”在讴歌和诠释，不仅败坏了思想风气，更让苏联丧失了对实际情况的清醒认识。

另一方面，处于困境的欧美则实现了凤凰涅槃，70年代中期以后，以弗里德曼、科斯、拉弗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兴起，受这些经济思想影响，诞生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这是继罗斯福新政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次重要修正和自身的完善。进入80年代后，西方大国普遍进入佳境，美国在里根任期GDP增长85%，CPI指数下降到5%以下，失业率下降到6%以下，标普指数500从105上涨到353，从1987年起美国进入长达13年的大牛市。 英国GDP增长率也从1982年的-2.2%升至1988年的5.9%，CPI指数从1980年的18%迅速回落至1986年的3.4%。

　　

而苏联经济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1976—1980)已经开始陷入困境，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对苏联统计数据的修正，这期间经济增长率仅在1%上下。尤其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的问题系统性爆发，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迅速扩大、人口老龄化、投资效率降低、基础设施老化、重工业产能过剩、轻工业供不应求，整个国民经济难以维持，昔日看似坚固的帝国瞬间到了崩溃边缘。在1974，相信任何苏联人都不会想到17年后他们强大的国家会发生解体。

　　

苏联的教训再次提醒世人：不要轻言自己的制度优势，一定要保持谦虚学习的心态和忧患意识，当代社会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思想(这一点容易被忽略)更新的速度都太快，如果稍有懈怠，很可能短短几年之内便会成败易位。任何后发国家都应该记住苏联的惨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