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之声:国家为什么繁荣 （上）/2019-11-12

国家竞争，一些国家胜利了，一些国家灭亡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五百年来的西方文明史。中世纪末期，经过十字军东征、拜占庭帝国灭亡、蒙古铁骑扫荡和奥斯曼帝国崛起，以及在古罗马废墟上延续多年的封建贵族之间的战争洗涤，这个埃及和希腊文明发源地的地中海海域，忽然开始孕育出一种新型的高级社会“物种”——小型但高度组织起来的、以举国体制从事商业活动的、具备有效行政结构和灵活战争能力的城邦国家。这些微型国家以一种崭新的组织形式和商业资源攫取功能，抢占地中海通往东方的古老贸易通道和全球生产活动“食物链”的制高点，再次把触角伸向东亚这个世界财富的中心，从而拉开欧洲近现代史的序幕，展开一部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手段、以工商业资本积累为目的、以整个地球资源为舞台的新型竞争历史。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高速裂变的激烈竞争过程中，创造性毁灭的巨大压力使得国家形态、战争机动能力和商业模式迅速不断演化，小国不断灭亡，新的更具规模效应的中央集权式国家不断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控制而产生，逐渐导致国家争雄的战场由深深刺入地中海海域的意大利半岛，向连接大西洋和欧洲大陆的伊比利亚半岛，并沿开阔大西洋海岸向欧洲北部和东北腹地辐射，再兵分两路：一路向西横跨大西洋前往美洲大陆，一路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东进印度洋，从而完成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摆脱了伊斯兰世界对巴尔干半岛和整个古丝绸之路的军事和商业垄断。

由“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创造的陆地和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巨大的资源空间和辽阔的农业、渔业与畜牧业地域，继意大利多个城邦国家崛起之后，孕育了一批中大型的单一民族国家， 包括葡萄牙、西班牙、佛兰德斯、比利时、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挪威、普鲁士、瑞典、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罗斯等。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在一个吸收了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古希腊与伊斯兰天文、数学、航海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这一场欧亚“中原逐鹿”将在更高一个层次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上，再现东方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的历史画卷，将人类过去几千年孕育的陆上贸易通道推向占地球70%面积的更加广阔的海洋，并将这个古代贸易网络上商品与金银流动的方向逐渐扭转，从而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完成了使东方文明完全从属于西方的十字军远征。

这一切，都依赖于欧洲各国在几百年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所锤炼出来的强大军事能力和国家能力。故事可以从40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时，有政治家预言这将是最后一场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因为随着现代化热兵器军事技术的升级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国家经济和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到了19世纪后半期，欧美列强纷纷完成工业化，成功复制了由英国率先开启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使得每一个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欧洲国家，都像一部巨大的战争机器和“商品-能源”转化器，它既可以在一夜之间生产出蒙古铁骑和奥斯曼帝国10年所消耗的火药和大炮，也可以在1年之内生产出人类过去500年所生产的产品。以规模化大市场为基础的规模化大生产，使得欧洲各国对全球原材料与产品倾销市场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甚至为了一小块非洲不毛之地，都可以争得头破血流。(1)

图1照片摄于1910年5月，当时所有的欧洲王室云集在欧洲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伦敦，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葬礼。送葬者包括九名在位的欧洲国王，他们个个身着戎装，英姿焕发。这是欧洲有史以来如此多的国王们在一起拍摄的唯一一张照片。四年之后，他们之间将拉开一场自14-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以来最为血腥的相互屠杀。在战争中，图中的四个国王将被废黜，一个将被暗杀。

照片后排站立着的，从左到右分别是挪威国王哈康七世、保加利亚沙皇费迪南德、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德国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希腊国王乔治一世、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前排坐着的，从左到右分别是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

这张照片中有好几层家族亲缘关系。例如，丹麦国王（右下角）是挪威国王（左上角）的父亲；德国国王（后排右三）是英国国王（前排中）和挪威国王的妻子（即挪威女王莫德）的大堂兄；挪威女王莫德是英国国王的妹妹；而丹麦国王的妹妹亚历山德拉既是英国国王的母亲，也是挪威莫德女王的母亲，这意味着丹麦国王也是英国国王的叔叔。

换一个角度讲，刚去世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本人与在任的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君主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因此被尊称为“欧洲的大舅”。比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他的侄子；西班牙的维多利亚女王尤金尼亚、瑞典的公主玛格丽特、罗马尼亚的公主玛丽、希腊的索菲亚王储和俄罗斯的亚历山德拉皇后都是他的侄女；挪威国王哈康七世既是他的亲侄子又是他的女婿；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和希腊乔治一世是他的亲兄弟；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以及葡萄牙国王查理一世和曼努埃尔二世都是他的（隔代）表兄弟；还有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是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王子的孙子，也是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国威廉二世的第一代堂兄。

这场隆重葬礼是这些欧洲君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后一次见面。这场战争充分展现了欧洲自哥伦布大航海以来，尤其是1800年以来通过暴力和工业革命做积累的全部军事化才智、国家能力和工业技术，它也将终结欧洲大部分国家过去400年来为本国工业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君主制，并通过战争以后才普遍实现的议会选举制度，为紧接着的下一场更加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好国家行政和组织上的准备。

想象一下，在这次会面中，所有参与葬礼的人或许都意识到一场世界级的恶战即将来临，而且知道这场战争将在他们之间展开。因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披上戎装，欣然前往这场欧洲版的超级“鸿门宴”，犹如“扬眉剑出鞘”之前最后的礼貌一躬。

看着这张照片的确让人浮想联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催生欧洲资本主义大生产竞争模式背后的国家意志的逻辑演化结果，或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之前一系列战争所孕育的国家荣誉感和“公民责任感”的一种自然延伸？

早在战争爆发277年前的1637年，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朱尔多·阿尔德尼就在一本欧洲出版的小册子中报道说，他的中国朋友经常问他一个关于欧洲的政治问题：“如果欧洲有这么多国王，你们怎么能避免战争呢？”这位传教士（或出于天真或出于不诚实）回答说：“欧洲的国王都是通过婚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各个国家间彼此可以和谐相处。即使万一发生战争，教皇就会介入，派使节出去警告交战各方停止战争。”言下之意是欧洲虽然不像中国实现了大统一， 而是国家林立，但鲜有发生战争。(2)

这当然是赤裸裸的谎言（或无知）。比如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15世纪欧洲一共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战争，平均每次战争的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三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尤其是1700年之后，由于热兵器的极大改进，欧洲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越来越强，每次战争死伤的人数越来越多，一直到1900年后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规模和科技水平达到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被西方媒体和教科书描述为一场“兄弟间”意外的灾难。(3)但对于当年生活在欧洲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全世界殖民地人民来说，由这场战争带来的巨大恐怖绝不是哥伦布大航海以来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场世界大战由于对于人力物力的巨大需求，把世界上几乎所有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和宗主国国土上的“劣等”民族都卷了进去。种族主义者和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9月曾以鄙视的口吻表达他对落后民族的看法：“在西部战线上，那里有一群非洲和亚洲野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盗贼和笨蛋。”韦伯指的是当时数百万被征召入伍来帮助英法联军打击德国及其盟军的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和越南人。(4)

面对如此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人手短缺，英国招募了多达140万印度士兵，法国从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招募了近50万雇佣军，包括14万中国人，美国则招募了近40万本土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正是工业革命以来频繁的规模化战争，欧洲白人种族主义者将眼里的各个“劣等”民族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卷入了自己的生活。

这场战争总共造成3000多万人伤亡，仅法国和德国就分别伤亡140万和200万，分别占当时两个国家男性人口的7%和6%、男性青壮年人口的14%和12%。由于战争中大批量青壮年男性死亡而降低的新生人口在法国高达140万，在德国高达320万。(5)因此，由于战争而“自然消失和衰减”的年轻人口（男性为主）在法国为280万，德国为520万，这造成欧洲国家在战后长期出现极其严重的男性劳动力短缺现象。

这场战争是欧洲500年近代史上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最血腥的战争。白人阵亡将士的墓地遍及欧洲最偏远村庄和山坡。在许多西方出版、拍摄的书籍和电影中，战前一百年的岁月似乎是欧洲繁荣和满足的时代，而1913年夏天则是最后的黄金夏季。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恰好是欧洲数百年的重商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战争登峰造极的结果。

也就是说，欧洲为这场战争已经足足准备和反复“演练”了400多年。事实上，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西方文明史，是一部以国家为单位、以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财富积累和市场扩张为目的、以战争和武装贸易为手段的“丛林竞争”史。这场延续400多年的工商业竞争史，一直是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研发和使用为背景的。这场史诗级的国家争雄和创造性毁灭运动，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连环爆发式突破，并将欧洲原来的400多个城邦国家和封建王朝荡涤成二三十个强悍国家，其中的每一个都比缺乏现代国家组织构建和军事技术的21世纪非洲国家和19世纪的大清王朝精干强大。而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战争动员能力和重商主义意识形态恰好是所有欧洲国家当年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前提和保障。

只有回归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历史视角，才能正确探讨欧洲国民财富起源的秘密，才能正确理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率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东方的原因，才能正确认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演化的客观规律，从而才能真正感悟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伟大意义。对于这个古老东方文明和农业帝国而言，重要的是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如何在学习及借鉴西方近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时不至于让服从“丛林法则”和“赢者通吃”的西方政治与资本利益集团对其进行“化学式分解”，以及如何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实现自己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多数非洲国家没有文字，因此无法记录几百年前由欧洲殖民主义者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他们通常将发生的事情编成歌谣并以这种方式代代口头相传。这里是其中一首：

图2显示一位欲哭无泪的刚果黑人父亲，长时间盯着他5岁女儿的右手掌和左脚掌发呆，他5岁女儿的肢体因为他今天收割橡胶太少而被比利时殖民者剁掉，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坐了多久和他在思考什么，他的同伴们显得冷漠或是爱莫能助。这位黑人父亲百思不得其解眼前发生的事情，他祖先的歌谣里面没有讲述过那些后来上岸的白人居然还有这样的刑法，歌谣没有告诉一个习惯于自由自在的“伊甸园”狩猎生活但缺乏国家力量保护的一家之主，该如何应对这高度组织起来的“战争工业”文明人的兽行。那时候，《共产党宣言》还没有传播过去，来自东方文明古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没有在非洲大地唱响。非洲人的命运，要等到欧洲殖民者在20世纪相互毁灭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场风起云涌的、觉醒的“斯巴达克斯”式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才能逆转。

美国印第安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在哥伦布来到这片富饶的美洲大陆之前，印第安原住民有5000万左右。在四百多年后的1900年，当美国已经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头号大国时，还存活的美国印第安人已经不足25万。因为这片土地极其辽阔，这个驱逐和歼灭印第安人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几百年。比如早在1637年，来自波士顿和康涅狄格河谷的殖民定居者对印第安人进行了夹击，最后以大屠杀告终，整个配科特部落被杀绝。而且这一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驱赶和清洗在1776年靠“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建国后的一百多年中更是达到高潮，原住民不仅仅是因为被传染上白种人携带的天花病毒而大面积死亡，而且常常是被集体性强迫搬迁、驱逐、屠杀和种族灭绝。他们的狩猎文明赖以生存的美洲野（水）牛不断遭到美国联邦军队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灭绝，以断绝印第安人几万年以来相依为命的主要生活资料（美洲野牛既是他们的食品、衣着、帐篷、工具、装饰用品等生活来源，而且也是他们的精神依靠和宗教图腾）。“每杀死一头水牛就等于干掉一个印第安人”，美国联邦军队高级将领如是说（参见图3中的垒垒白骨）。(7)

美国即便在开启所谓“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以后的30年期间（即1860-1890年），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冲突、屠杀和清剿战争仍然有几十次之多。(8)

仅以1890年发生在一个被印第安猎人叫作“伤膝溪”（Wounded Knee Creek）的屠杀为例。要知道，1890 年距美国《独立宣言》诞生已经有114年，距美国废除奴隶制度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而且这个时候美国已经超越英国崛起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按照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这时的美国已经攀爬到了人类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顶峰，正在引领人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时期的美国，距牛顿写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已经两个多世纪，距亚当•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和康德写作《实践理性批判》已经一百多年，距美国建国也已经一百多年。

这次屠杀只是美国白人移民和职业军队对印第安人（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实行种族清洗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案例之一。它发生在1890年12月29日（圣诞节刚刚过后的寒冬），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科塔松林印第安人游牧地区。

在大屠杀发生的前一天，由塞缪尔•怀特赛德（Samuel M. Whitside）少校指挥的美国第七骑兵团的一支分队拦截了由斯波蒂德•埃尔克（Spotted Elk）酋长率领的一个350-400人的企图逃脱美国政府纠缠的拉科塔部落，并将他们向西8公里引导到伤膝溪，在那里强迫他们扎营。第七骑兵团的剩余部队由詹姆斯•福赛斯上校领衔，抵达后一共汇集有500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官兵，他们将不到400人的印第安人（包括大约200名男人和100多名妇女与小孩）的营地团团包围起来，并用四门大炮对着（该骑兵团除配备现代步枪以外还有四门机动山地迫击炮）。次日清晨，联邦部队进入印第安人帐篷内要求他们把所有随身武器（猎枪和匕首）全部交出，放在指定地点。士兵们进入印第安人的帐篷搜寻隐藏的枪支，撕开女人长途旅行的背包，捣碎她们的干粮袋，缴获她们携带的刀具、锥子甚至固定帐篷用的桩子等任何锋利物品。可是当印第安人陆续把所有武器放在指定地点以后，据说有士兵听到印第安人群中发出了枪声，于是士兵们开始向大批已经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小孩猛烈开枪扫射，并用火炮近距离轰击，实行集体屠杀。瞬间呼叫声和哭声连成一片，血流成河，把这片拉科塔部落祖祖辈辈赖以生息的茫茫大地，在圣诞节皑皑白雪的衬托下染了个通红。很多小孩和妇女是被靠近身体的步枪近距离射杀的。有机会逃跑的印第安人也在四处逃散中被政府军骑兵们一一追杀。有几个印第安人冲向被迫交出的武器堆试图捡回刀枪自卫，但他们的武器根本不是工业化联邦军队的对手，遭到的不过是近距离扑面而来的扫射和炮击。大屠杀过后，大约300名死者被集体挖坑掩埋，除了逃脱的个别人，大约50名幸存的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伤者（4名男人，其余全是妇女和儿童），被送到联邦军队附近战地的一个帐篷医院。一个军医回忆到，他看见一个老年印第安妇女怀里紧抱着一个冻得饥寒交迫的婴儿，同时盯着地上躺着的一堆受伤或正在死亡的同胞（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发呆；他递给她一杯水让她喝下，没有想到这个老人一边把水痛苦地倒进嘴里，一股殷红的血水就一边从她的脖子下泉涌出来，事实上她的颈部已经被子弹打穿，却因放不下怀中紧抱着的生命和对这场种族灭绝的怒火而一直坚挺着没有倒下。看到这一幕，这个久经沙场的军医几乎无法克制，震惊和内疚让他的脸色顿时发青，作为部队外科医生，他经历过惨烈的南北战争，已经对伤残和死亡见惯不惊，可是他的神经仍然被眼前惨无人道的一幕所击垮，无法自持。在什么样的法律和文明制度下才能够产生这样的种族屠杀？人类最古老的法律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 难道披着工业文明外衣的美国法律就连这样的古训也不如？

在混乱和逃跑中幸存下来的奥格拉拉·拉科塔酋长回忆道：“有一个被杀害的年轻妈妈怀里有一个婴儿，孩子不知道母亲死了，还扑在她胸上吸奶……很多女人和婴儿一起逃跑的时候一起被杀害，他们被加农炮轰击，被步枪枪杀。当大多数都被杀死后，只听到美国士兵叫喊那些没有遇害或受伤的人都应该出来，会给他们安全。但是当一些小男孩们信以为真地从他们的避难所跑出来之后，一些士兵立刻将他们包围，把他们全部屠杀了。”

为了表彰这个骑兵部队的战功，至少有20名士兵获得了联邦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亲历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将这个惨案不断以口头叙事方式讲述给子女和孙辈们，希望他们有朝一日为祖辈们伸冤（自知他们弱小的国家组织力量根本谈不上复仇），其中包括世代长期不断地呼吁联邦政府撤销对那些屠杀者们的军功章，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人口已经急剧下降的印第安人在强大的美国没有话语权。直到20世纪末的1990年，美国国会两院才通过了一项正式对屠杀表示深切遗憾的决议。2001年，又过了11年，美国印第安人大会通过了两项谴责111年前那项美国政府颁发军功章的历史裁决的决议，并呼吁美国政府撤销这些裁决。事隔111年之后，以人权和普世价值自居的美国政府才正式纠正了这个冤案，把当年授予的军功勋章收缴了回来，并在已经变得荒芜的事发地建了一个孤独的墓碑，上面写着“伤膝溪屠杀”。2003年，美国大法官亲自向死难者献了一个花圈。(9)

如果还有读者怀疑美国工业化近现代史上这一场白人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屠杀和清洗的真实性与普遍性，那我们可以稍微将镜头再推远一点，以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接近尾声的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为例。(10)事情发生在沙溪河畔，这是阿肯萨斯河的一条相对较小的支流，位于科罗拉多州东南部靠近堪萨斯州边界的一个人口稀少的牧场地区。1864年11月29日上午，以“解放黑奴”为名而成立的北方民兵组织的约翰•奇文顿上校，带领全副武装并备有骑兵和迫击炮的700名北方民兵，突袭了在沙溪游牧定居地安营扎寨的一个主要由妇女和小孩组成的印第安人营地。这个营地大大小小的帐篷里面有好几百名印第安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小孩，除了一些负责安全的男人外，还有一些因为年迈无法出去打猎的老人。

奇文顿上校在南北战争爆发前是一名基督教大牧师，在内战期间升任美国北方民兵上校。他在对这个营地发起攻击之前，特意嘱咐所有士兵：“任何胆敢同情印第安人的人都该死！我是专门来杀印第安人的，并相信以上帝的名义用任何手段处死印第安人都是正义和荣耀的！”

当印第安营地首领布莱克•科特尔（Black Kettle）发现奇文顿上校率领的军队朝营地奔来的时候，他就马上升起一面下面连带一面白旗的美国国旗来回挥舞，高呼他的部落绝不会抵抗。但是美国白人士兵们毫不在意这个求饶的投降信号，用枪炮对准印第安人的所有帐篷发起了猛烈轰击，发现缺乏抵抗能力以后，他们持刀进入帐篷展开了一场大屠杀。他们不仅用枪抵着婴儿和儿童的头部实施行刑式近距离射击，还对年轻妇女实施强奸，对死者进行剥皮和分尸，用砍刀或匕首割下很多人的耳朵、鼻子、睾丸、女人的乳房和下体。(11)

大屠杀的第二天早上，一个拒绝服从奇文顿上校命令的陆军中尉詹姆斯•康纳（James Connor）回到屠杀现场，并向上级报告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印第安男人、女人或孩子没有被剥皮，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尸体在被剥皮以后还被以最可怕的方式肢解：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私处都被切除了……我听一个参与屠杀的美国士兵说，他切掉了一个女人的私处并将它穿在棍子上到处展示……我还听很多美国士兵说他们都干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将女性的私处切下来，然后将它们拉开套在鞍弓上，并在骑马行军时戴在帽子上炫耀。”(12)

以下是另外一些目击者的回忆和记录。(13)

一个叫约翰•史密斯的士兵1865年作为目击者之一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说：“我看到那些躺在地上的无数印第安人的尸体被切成碎片，其肢解的残忍程度我从未见过。他们把所有印第安女人的身体部位切成碎片，用刀子进行剥皮，她们头盖骨被敲碎，脑浆洒满一地，受害者包括两三个月大的孩子们。所有年龄的人都没有幸免，从还在吸奶的婴儿到成人……是谁干的这些事情？是美国军队。”

罗伯特•本特回忆说：“我看到一个印第安女人躺在河边，她因为腿被打破了无法动弹。一名士兵带着一把军刀走向她。她抬起一只手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他一刀切断了她的胳膊。她翻过身去抬起另一只胳膊来保护自己，他又一刀砍断了那个胳膊，然后离开了。我看到一个被开肠破肚的印第安孕妇，旁边躺着一个子宫里流出来还未出生的婴儿。”

安东尼少校回忆说：“有一个大约三岁刚能走路的小孩，因为大人们已经走了，这个小孩落在了后面。他没有穿衣服，在河边沙滩上朝父母们消失的方向蹒跚行走。我看到一个美国骑兵在距离大约七十五码的地方跳下马来，拿出他的步枪向这个小孩射击，没有命中。紧接着另一名骑兵跳下马说‘让我试试这个狗崽子’。他单腿跪下向小孩开枪，也没有射中。第三个骑兵过来重复了同样的话，然后瞄准开火，那可怜的小孩终于栽倒了。”

斯坦霍格回忆说：“所有穿戴有珠宝的手指和耳朵都被切掉了。印第安酋长 White Antelope的身体单独躺在河床上。除了被剥掉头皮之外，士兵们切掉了他的鼻子、耳朵和睾丸。”

大屠杀发生一段时间后，美国战争行为联合委员会对事件进行了调查。他们虽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了奇文顿上校及其士兵的行为，但并没有对他们任何人提出任何刑事指控。

以上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殖民主义时代所谓西方文明的一个写照。美国例外论不攻自破。事实上纳粹期间阿道夫•希特勒专门研究了美国针对印第安人实施的许多种族灭绝政策，以作为他对付德国犹太人的参考模式。比如他亲自研究了1863年至1868年美国军方监禁和迫害1万名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的一项名为博斯克•雷东多（Bosque Redondo）的计划，这个集中营在1864年关押了长途跋涉之后抵达的大批印第安人，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在他的《阿道夫•希特勒》一书中（第202页）写道：希特勒声称他关于集中营的概念以及种族灭绝的很多具体操作方法，来自于他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他钦佩美国设立的各种对付印第安人的集中营和所谓印第安人保护区，并经常在他的军方高层赞扬美国通过饥饿法（即消灭印第安人的生活资料）和发起不对称战争来消灭印第安人的智慧和效率。(14)

“沙溪大屠杀” 70多年以后，把握了“西方文明精髓”的日本，作为西方工业文明和科学文明在亚洲的“最优秀的学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和中国东北细菌武器实验室里以同样的“规模和效率”重现了西方崛起的“秘密”之一。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模式从来就没有任何例外。今天那些因为在20世纪对抗资本主义而兴起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的失败，企图为资本主义当年的罪恶辩护的中外知识分子，应该对历史有起码的尊重。

其实从哥伦布踏上美洲大地的第一天开始，为发财和新机遇移居美国的英国和欧洲移民们，都继承了他们祖国的殖民主义野蛮扩张“基因”和帝国主义掠夺文化。他们在白人至上主义信念的支配下，倚仗更加先进的武器、组织能力和生产方式，把一片比欧洲大陆还要广袤的肥沃土地变成了一个只属于白种人的新帝国。

贪得无厌的个人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石。这种贪婪利己的个人主义是早期美洲移民，包括盎格鲁—美国人，实现领土扩张的强大动力。这些盎格鲁—美国殖民者是典型的英国人，而非后来教科书里描绘的清心寡欲、追求精神自由的清教徒。他们从英国和欧洲大陆带来的是无法无天、杀气腾腾的资本主义。(15)美国个别真正的清教徒传教士一直在谴责其教区居民为了在新世界获取更多财富和土地的罪恶欲望，但是毫无作用。传教士克瑞斯•马瑟慨叹道：“土地！土地！土地！这已经成了许多新英格兰人顶礼膜拜的东西。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抛弃了教会和圣餐仪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新世界里得到尽可能多的土地。”因此就连作为爱国主义者的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殖民地时期美国的特点不是孤立主义，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山巅之城’和与上帝的盟约，而是积极的扩张主义和贪婪的物质主义，以及一种促进两者并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支柱性文明思想体系。”(16)美国联邦政府长期不断把从印第安人手里用武力和种族灭绝方式抢占到的新土地用拍卖方式卖给新来移民，仅1815年就拍卖出超过100万英亩的黑土地，在随后的1818年这个数字达到每年250万英亩。与之伴随的是移民人口的急剧增长。比如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移民人口在1810-1820的十年间翻了一番，路易斯安那州也是如此，而阿拉巴马州的移民人口在这期间增长了12倍。这些移民人口的增长全是以印第安原住民人口的急剧减少和种族毁灭为代价的。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霍夫曼在《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一书中所说，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白人之所以能够统治非洲和征服全世界，是因为他们有更加先进的武器、更加严密的组织能力、更加发达的生产方式，以及更加强大的国家力量。

而这一切的基础，被很多人归结为由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激发出来的“民主自由思想”，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催生了16-17世纪的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欧洲人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发现了天体运动的规律，发现了微积分，发现了物质的化学元素基础，发现了火药燃烧和爆炸的秘密。这场科学革命从此将欧洲人带进了一个崭新的、远远超越野蛮的“青铜和铁器文明”的时代，即工业革命的“自由、民主、文明”的蒸汽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