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几个月前扯过几句，但怎么也发不出来，现在只能挑着说说。

1.“街头政治”的形成，必然有所谓的“民意”在驱动。而任何一次街头运动的“民意”，都既不纯粹，也不单一，而是混杂着各种诉求乃至情绪宣泄的“大杂烩”，绝不可一概而论。香港此次的“民意”展示，也不会例外。

2.有如此规模的人参与到街头运动，无论是“帮忙”还是“帮闲”，都肯定不是“一小撮”所能简单污名化的。其背后必然是社会矛盾累积的怨气与戾气，而其原因，也不应是单一的价值、道德层面上所能解释的。将香港此次乱局简单归结于政治体制优劣、政府举措失当、意识形态差异等，我觉得显然有悖于真实。社会矛盾的累积，固然有“人和”的原因，但“天时”、“地利”往往更具不可抗拒性，整个世界经济都萎靡不振，香港又何能独善其身？正所谓“形势比人强”，一个历史巨浪打来，以人之微渺，想有所作为，又谈何容易？

3.街头政治的非理性，就在于总是简单的线性因果逻辑。总以为当下的问题，是由于当政者的倒行逆施，而只要满足了“民意”的要求，便会瞬间海清河晏，天下太平。看历史久了，我对这种道德化式的诉求极表怀疑。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治国真要这么简单，那真是人人皆可为尧舜了。远的不说，就拿近几年的埃及为例。数十万群众上街，把执政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拉下马，在欢呼民主的浪潮声中将这位前独裁者关进笼子送上了审判台。之后再以“最民主”的普选方式将穆兄会的穆尔西送上了总统宝座。结果不出一年，“不满意”的埃及人又以街头运动的方式将穆尔西赶下台，又热情欢呼另一位军人总统塞西的“王者归来”。这一次，埃及人却不再对军人政治、强权独裁的风险那么介意了，因为在乱糟糟了几年后，他们又在“呼唤秩序”了。

4.群体运动的持续演进，要么是大众裹挟精英，要么是组织者鼓动民众。这次香港能折腾这么久，你说没有组织策划，恐怕很难令人相信。只要想想我们自己出去旅游，跑个一礼拜，都喊累，何况让你两个多月天天上街游行，哪儿来那么大精神头？想想当年的省港大罢工，那得多强的组织能力、财力支撑、政治鼓动、心理疏导，一整套下来，才能扛那么久。

5.香港事件的善后，对于中国确实是个考验，但也没必要看得过于悲观。将香港作为中美博弈的战场，作为延缓中国发展的楔子，乃至时不时“恶心”中国的抓手，当然是竞争者所愿。但香港问题的解决绝不能盯着香港一隅之地，现在香港社会矛盾的累积，原因众多，其中强资本弱政府，地域、体量局限及产业结构问题所导致的回旋空间局促，使得其消化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手段相对有限。中国正在做的，是将香港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中，其着眼点，固然有强化香港国家民族认同的政治动因，但更重要的，是为香港提供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平台与机遇，这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才是最具根本性的。

6.香港和内地相互依存，“两制”符合中国长远利益，从对香港的艳羡到对香港的“妖魔化”，大可不必，将复杂的“香港人”群体（包括大量的外籍在港人、中国籍香港人、中国籍香港香蕉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既不客观，也不明智。在任何运动中，极端者都是少数，但却能发出最大的声音，我们决不能因少数的极端行为而给所有“香港人”贴上标签，也不能以“恩主”心态自居，那只能将大多数人越推越远。

7.这次事件，也凸显了中国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的弱势地位。真正的崛起，获取强势至少均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仍旧任重道远。

8.“一国两制”所造成的制度摩擦成本，一直就是难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其实建国时对于西藏农奴制六年不改的承诺，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北南差异，何尝不是“一国两制”，但均以暴力收场。因此，香港一国两制的波澜，也在情理之中，其解决，则考验着政治智慧。

乱扯一通，总之，希望香港好，中国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