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届“阿拉伯海湾杯（Arabian Gulf Cup）”足球赛将于本月26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赛。
从体育竞技的角度来看，这项两年一度的地区赛事从来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项仅有8支球队参赛的赛事却成了外界观测海湾地区国家互动关系的最佳平台之一。
曾于2017年6月宣布与同为海湾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卡塔尔断交的沙特、阿联酋、巴林三国，最初也曾宣布坚决抵制此项赛事，紧接着却在11月12日撤回抵制转而决定参赛。这个180度的大转折，显示出沙特等国或寻求与卡塔尔关系转圜的迹象。
那么，这样一场地区足球赛事会否像当年的“中美乒乓外交”一样，成为“小球转动大球”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呢？
（第23届阿拉伯海湾杯足球赛现场 新华社发）
断交风波这一事件本身起始于2017年5月24日。
当天，卡塔尔通讯社（QNA）以该国埃米尔塔米姆名义发表一份声明正面评价伊朗、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并暗示与以色列实现和解，另以该国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al-Thani）名义宣布将召回该国驻巴林、埃及、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等五国大使。
尽管卡方很快斥责这些报道为假新闻，并辩称该国通讯社主页遭黑客攻击，但仍引发了沙特和阿联酋两国的强烈反应，当地媒体上连篇累牍抨击卡塔尔近年的外交政策，包括资助“基地”组织和穆斯林兄弟会等恐怖组织、与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勾结、破坏海合会稳定等。
2017年6月5日，巴林、埃及、沙特和阿联酋等四国（以下简称“反卡四国”）相继宣布断绝与卡塔尔间的一切外交、经贸联系，驱逐后者外交官，命令卡塔尔公民于14天内离境，并封锁了与卡塔尔的所有陆海空交通。就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媒体爆料称，沙特等国还曾策划针对卡塔尔的军事行动，最终在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施压下，勉强放弃武装介入手段，避免了紧张局势升级。
反卡四国将卡塔尔对中东北非地区各派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视为严重威胁，尤其是在海合会内部，这些君主制国家普遍将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看作是挑战王权统治的最主要力量。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卡塔尔与亲穆兄会政权统治下的苏丹交好，这导致埃及与卡塔尔间的摩擦频生。当埃及官员指责苏丹于1995年阴谋策划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总统，并资助埃及国内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团体时，双边关系的紧张程度达到了顶点。
虽然卡塔尔与反卡四国间的龃龉由来已久，但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这些矛盾与分歧并未公开表现出来。但自“阿拉伯之春”后，卡塔尔广泛支持中东北非地区各大变革力量，推翻了海合会方面所支持的多个地区国家政权，激怒了绝大部分邻国。巴林、阿联酋和沙特的统治者们意识到了“阿拉伯之春”的真正威胁所在，特别是巴林首都麦纳麦也的确在随后经历了国内什叶派民众走上街头的冲击。
随着对卡塔尔威胁的担忧日益增强，反卡四国中的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在2014年3月就曾召回各自驻多哈大使。而这次的外交争端则是沙特等国意在进一步迫使卡塔尔改变其外交政策，特别是满足反卡四国提出的13项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与伊朗断绝经贸以外的联系、停止资助反卡四国认定为“恐怖分子”的个人和团体、关闭半岛电视台、停止接纳反卡四国的政治异见人士等。
然而，在卡塔尔看来，断交风波是沙特等四国借机对其内政外交进行粗暴干涉和对其国家主权的侵犯，因此断然拒绝了上述要求，导致外界原以为有望短期内得到解决的兄弟阋墙，延宕至今两年有余尚看不到平息的希望。
虽然沙特在2014年没有关闭与卡塔尔之间的陆路边境，但利雅得的官员们的确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威胁与警告。除封锁边境以外，2017年断交风波与以往发生在海合会内部的分歧争端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双方都发动起史无前例的媒体和信息攻势，无论是在各自国内还是在争取外部支持的过程中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关游说活动。
特别是在断交风波爆发的早期，反卡四国媒体甚至公开质疑卡塔尔政权的合法性，试图动摇其王室统治根基。更重要的是，这场争端不再像以往那般通过私下谈判秘密调解，而是大张旗鼓地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当沙特情报人员于2018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暗杀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之后，沙特媒体最初声称这起杀戮是卡塔尔和土耳其捏造的，即使出现了确凿证据，沙特评论员也时常继续将此归咎于卡塔尔的阴谋。同年11月，巴林判处该国最知名的反对派领袖谢赫阿里·萨勒曼（Sheikh Ali Salman）无期徒刑，罪名则是他在2011年当地的民众抗议活动中与卡塔尔合谋。
断交风波还唤醒了海合会各成员国国民的国家意识，刺激了地区的民粹主义情绪。随着这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将大量资源投放用于相互妖魔化的媒体战、信息战，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民众的对立情绪变得日益根深蒂固，并对各国国内的年轻一代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充分利用了对立对峙的现状，利用国内民众寻找身份认同的趋势，通过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强化国家意识，借以转化为对王室统治的政治支持，进一步夯实统治根基。
以卡塔尔为例，该国年轻的埃米尔塔米姆（Tamim bin Hamad al-Thani）通过对抗反卡四国的制裁和封锁，在国内民众中激发起了“大卫对抗巨人歌利亚”式的悲情形象和民族主义热情。这一点从自2017年以来的国庆活动中，大量民众自发高举“塔米姆万岁（Tamim al-Majd）”的标语就可见一斑。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
美国莱斯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克里斯蒂安·科茨·乌尔里克森（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较为乐观地认为，卡塔尔凭借起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海湾地区以外的盟友，抵御住了来自沙特等国所施加的强大压力。
在他看来，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LNG）出口国，得益于许多西方和亚洲国家正在将主要消费能源由石油转为液化天然气的趋势变化，利用天然气长期销售合同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等，巩固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为国家经济应对反卡四国的经济封锁注入更多弹性。
而在政治方面，卡塔尔与土耳其之间的联盟关系得到深化，多哈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卡塔尔与土耳其、伊朗的密切关系恰恰也是沙特等国断交施压的主要动因之一，但只不过适得其反，断交和封锁反倒推动卡塔尔愈发靠近这两个国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项目前负责人简·金尼蒙特（Jane Kinninmont）在其2019年5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则认为，尽管卡塔尔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及伴生的、超越其国力的政治影响力，但归根结底该国在地理概念上仍是一个地区效果，其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倚赖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经济秩序。特别是在该国粮食对外依存度高达80%的情况下，沙特等国对其实施贸易禁运的确让卡塔尔经济承受了较大压力。
就投资者信心而言，卡塔尔虽是资本净出口国和油气资源富集国，但该国仍需要外国直接投资来支撑其经济多元化改革的努力。例如，多哈方面着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伊斯兰金融中心，并大力开发旅游资源，海合会内部市场对这两个行业而言均十分关键。但在遭遇邻国封锁制裁而导致其在区域经贸活动中份额下跌时，外国投资者对当地这些非油气产业的发展信心将有所削弱。
当然，断交风波之于卡塔尔是一柄“双刃剑”，除去消极影响外，也对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刺激性的“倒逼”，使其在推进国内各领域改革方面走在了海合会各国的前列。
继2017年10月宣布将终止针对外籍劳务的“担保人制度”后，卡塔尔政府在2019年以立法形式准许向部分外籍人士提供永久居留权，借以提升对外籍人士中的高净值人群和专业人才的吸引力。此外，卡塔尔还在今年首次设立经济区。得益于这些改革举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认为，卡塔尔有望实现2.6%的经济增长，不仅远高于中东北非地区整体的1.3%增速，也高于科威特、沙特、阿曼、巴林等其他海合会国家。
（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
尽管断交风波对立双方阵营间的最初激烈纷争现已有所降温，但就像一颗石子被投进平静的水面一样，其暴露出的海合会国家间关系裂痕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影响着地区的政治生态，并使地区政治格局的许多新特性、新常态浮出水面。
最为突出的就是，断交风波推翻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一个广受认同的观点，即海合会国家是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的“避风港”和政治稳定的典范。在2017年6月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最初将这六个具有相似资源禀赋和发展理念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捏合起来创建海合会的包容性愿景，已经让位于一种排他性的、以各自国家安全为核心关切的地区事务处理原则。
海合会成员国对于各自面临的主要威胁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也产生了分化和分歧。这些分化和分歧既根源于一些具象因素，如“后石油时代”的社会契约关系转变、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美国-伊朗关系恶化等，也来自于一些抽象因素，如这些国家及其人民在历史上的集体记忆，或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感受等。当前延宕不决的断交风波，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上述这些分化和分歧，以及这些国家各自内部不安定因素所驱动的，而在风波发酵持续的过程中，这些因素愈发活跃并在也门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制造出更多的动荡。
由此，海合会这个阿拉伯世界迄今一体化程度最高、运作最为良好的区域组织已经事实上失灵并陷入“休眠”。自2017年6月至今，海合会共举行过三次首脑峰会，断交风波对立双方的国家元首始终未能同台，展开直接对话化解分歧的通道持续关闭。
当海合会首脑峰会这一核心机制长期失灵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均不再将海合会视为最主要的区域合作平台，而是寻求调整组建新的区域联盟，这些新联盟（如2018年成立的沙特-阿联酋协调委员会）主要针对某些特定的地缘政治问题。
卡塔尔不会自行脱离海合会，但其2019年初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举动来看，该国将继续疏离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同时，卡塔尔扩大美国和土耳其在当地驻军规模，深化与两国的军事合作以应对地区可能遭受到安全威胁，而不是选择在海合会框架下强化与沙特等国的集体防务合作，这对于以维护集体安全为宗旨的海合会而言，不啻于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事实上，多哈方面近期不断强化自身军力，也表明了该国仍然感受到了来自沙特等地区邻国的军事威胁。
（2018年，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第39 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首脑会议举办地 新华社发）
断交风波将沙特-阿联酋这对新的地区地缘政治轴心推上前台。随着地区政治重心重新回调至利雅得和阿布扎比，海合会其他成员国不得不在紧随时势发展和拒绝选边站队中作出艰难抉择，这进一步放大了海合会内部的分歧，对该组织构成潜在的长期损害。
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和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med bin Zayed al-Nahyan）为代表的核心决策者们在处理地区事务时放弃了其父辈展现出的政策延续性、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而更倾向于展示出强硬与好战的风格，这不仅伤害了曾确保海合会长久存在的灵活性，也是推动海湾地区局势演变成如此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曾经处于中东政治边缘地位的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因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变得愈发野心勃勃，试图通过广泛的投资贸易关系等手段，争取更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将彼此间的竞争关系投放到更为复杂和广袤的地区。
今年4月爆发的利比亚“第三次内战”，以及今年6月沙特、阿联酋支持的苏丹军事过渡委员会强行关闭半岛电视台在喀土穆的办事处，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断交风波爆发至今，双方阵营在北非、非洲之角等地区的一系列战略布局和利益争夺。
断交风波也引发了科威特、阿曼等观望者的警觉。科威特和阿曼长期奉行独立、平衡的外交政策，均未加入2017年6月以来对卡塔尔的孤立与封锁，且在近年来与伊朗保持了较好的双边关系。
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阿勒萨巴赫（Sheikh 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在断交风波爆发后，积极开展穿梭外交，努力斡旋调解这一外交争端。但在选边站队日趋成为地缘政治常态的背景下，科威特、阿曼两国亦感受到来自沙特、阿联酋的压力。
尤为需要留意的是，科威特埃米尔现已90岁高龄，阿曼苏丹也已79岁，均面临王位传承的问题，而在政治过渡时期易受外部压力影响的无数先例引发外界对于这两个国家前景的担忧。
有迹象显示，曾在王储继承人之位争夺战中失败的科威特前副首相艾哈迈德·法赫德·阿勒萨巴赫（Ahmad al-Fahad al-Sabah），其主要政治追随者逃往沙特寻求政治庇护。沙特及阿联酋在也门东南部靠近阿曼边界地区的活动引起了马斯喀特的高度关注，沙特支持下的瓦哈比教派对阿曼南部地区的渗透，阿联酋在阿曼北部地区构建间谍网和鼓励民众大规模购买阿曼境内土地的做法，促使阿曼政府密切跟踪断交风波的事态发展，担忧自己极有可能成为利雅得和阿布扎比的下一个施压目标。
断交风波作为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近年来最为严峻的内部冲突，似乎已经陷入僵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当通过对话解决这一危机，但鲜有任何方面为此采取实际行动。
美国，作为海湾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特朗普政府甚至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向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有关国家释放出混乱的信号，导致地区乱上加乱。
（2017年，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美国峰会，左一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前排右二为沙特国王萨勒曼）
今年1月9日，美国“断交风波”斡旋特使、退役四星上将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宣布辞职。对于辞职原因，他称因当事各国领导人无意借助美国调停而改善彼此间关系，意识到无力完成其所承担任务。
积极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市场份额的德、法、英等欧洲国家，同样倾向于在谈及向有关国家领导人施压化解“断交风波”时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该如何“恰当地”影响沙特王储、阿布扎比王储和卡塔尔埃米尔等海湾地区的新一代领导人。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试图将包括海合会国家在内的阿拉伯世界分而治之，并利用地区乱局为其军工产业谋求利益。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在断交风波背景下只关注极为有限的具体目标，主要敦促海合会所有国家加强反恐合作，并强调他们希望继续与这些国家继续开展贸易、投资、能源等各领域合作。
在缺乏外部助力的情况下，断交风波及其引发的相互攻讦，以及随之而来的海湾地区碎片化分裂，使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领导人之间产生高度个人化的敌意。而这些领导人操纵扶持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又反作用于高层决策，在各国经历社会契约关系剧烈变化的“后石油时代”破坏了利用领导人私人关系化解争端的基础。
如果从今年初以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海湾地区国家间关系的转圜似乎不切实际。
5月初，当沙特境内石油基础设施遇袭、四艘国际油轮在阿联酋富查伊拉附近水域遭破坏后，沙特国王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Saud）于5月18日提议在原定5月31日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第14届峰会举行前夕，分别召开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紧急峰会，研究应对地区安全威胁。
由于会议举行时间邻近“卡塔尔断交风波”两周年之际，而国际会议往往是破解外交僵局的最佳场合之一，因此外界对沙特等国能否与卡塔尔在会议期间有所互动抱有较高期待。特别是在卡塔尔代表团搭乘王室专机在断交风波爆发以来首次获准穿越沙特领空，以及卡方最终决定将代表团团长由外交事务国务大臣苏尔坦·本·萨阿德·阿勒穆莱西（Sultan bin Saad al-Muraikhi）升格为来自王室家族的首相兼内政大臣阿卜杜拉·本·纳赛尔·阿勒萨尼（Abdullah bin Nasser al-Thani）后，观察分析人士一度认为断交风波平息的曙光就在前方。
然而，随着围绕“三合一”峰会的更多细节被披露出来，各方意识到卡塔尔与沙特等国间的紧张关系要想实现缓和，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会议前夕，当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陆续确认出席“三合一”峰会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却迟迟未收到邀请，直至5月26日才经由海合会秘书处向卡方转交。而在探讨会议文件过程中，卡塔尔与阿曼、科威特等海合会国家均不支持沙特将谴责伊朗“国家恐怖主义”的条款写入阿盟《联合公报》中，迫使该集体声明最终仅呼吁伊朗在开展友好对话、承诺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
此外，在会议期间，与会的卡塔尔首相阿卜杜拉频频遭受冷遇，不仅“巧合地”与沙特国王握手不成，还在会场内被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晾在会场角落里。当最后一场会议——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正式开始后，卡方似乎再也无法忍受，首相阿卜杜拉中途离席径赴机场返回多哈。对此，沙特民众在社交媒体冷嘲热讽，痛斥卡方此举缺乏对利雅得以及与会各国的尊重；卡塔尔民众则反唇相讥，一边辩称首相离开后，卡方代表团成员仍坚守会场直至会议结束，另一边则称提前离席的事是沙特的惯例。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海合会内部分歧仍将长期存在，断交风波在短期内仍难以平息，但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主动伸出橄榄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饱受争议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足球不是乒乓球，断交风波与中美关系远不能相提并论，当前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与当年也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如今的“阿拉伯海湾杯”足球赛能否像当年的“乒乓外交”一样，在推动地区国家间和解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呢？
来看看情况何以发生变化。
简单来说，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位年轻的王储正在亲自铺设他未来登基时要走上去的红毯。在2015年后逐渐登上沙特王室权力舞台中央的他，一改沙特王室以往相对保守的内政外交方针，短短4年时间里不仅在夺储、反腐、清除异己等问题上处理得焦头烂额，还亲手激化了也门、伊朗、卡塔尔等一系列问题，搞得这个石油王国内外烽烟四起。
在经历了上述挫败后，如今，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似乎正着手逐个解决沙特面临的重大问题，以期在登基后开启属于他个人时代的新篇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迹象，就是也门流亡政府前不久在利雅得与也门“南部过渡委员会”达成的分权协议。该协议被普遍视为是未来与包括胡塞武装在内的也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达成全面协议的试水之举。另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与胡塞方面在阿曼国内进行了直接的接洽，沙特国防部副大臣哈立德·本·萨勒曼（Khalid bin Salman）上周突然到访马斯喀特，就是代表沙特高层对与胡塞谈判的一些事项上拍板。
沙特领导人同样深谙“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因此在也门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后，必将着手解决持续逾两年之久的断交风波，以期重塑自己在海湾地区的领导力。
不过，鉴于沙特王储、阿布扎比王储和卡塔尔埃米尔等新一代领导人均年富力强，有望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执掌政权，即便断交风波通过这一次的“阿拉伯海湾杯”足球赛得到平息，海合会国家间的分歧和缺乏互信也将成为地区关系长久的伤疤。
这些伤疤，作为这次断交风波的政治遗产，或仍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并给整个海湾地区的政治形势造成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