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受压迫的现状，让绝大多数人获得解放，生活得到改善，必须改变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否则，只要私有财产是悬殊的，对私人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没有任何限制，对底层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没有任何保障，那么无论上层建筑怎么调整，也不可能让绝大多数人获得解放。
不仅如此，这样的社会之中，上层建筑必然为经济基础服务。任何回避经济基础现状，试图不改变经济基础，而仅仅通过加强上层建筑或者改善底层生产状态的努力，最终要么流于形式自欺欺人，要么加重绝大多数人的负担，同时增加控制经济基础的极少数人的财富。
上次我分析过，在德国特定历史时期，在经济崩溃、政治穷途末路的背景下，掌握金钱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和掌握暴力的拥有大量财富的容克军官团，需要一个能够对内镇压革命，对外扩张谋求利润铁腕代理人。希特勒的政治主张和他心狠手辣的行为方式，符合国内钱和枪的需求，于是得到资助，上台。
与之类似的，还有蒋介石的上台。当时中国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大地主、买办资产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需要一个能够镇压革命，维护他们的利益的军阀。蒋介石对内残忍，对外妥协，顺应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需求，于是得到资助，上台。
有人提出来，希特勒破坏了民主制度，他上台不是民主制度导致的。
这样的蠢货，显然没有想过，希特勒作为一个外国人，当年流落街头，糊口都困难，后来当兵，在战争中受伤，战争结束，没有发迹。一个吃饭都困难的人，有什么能力凭一己之力破坏民主制度（或者说钱主制度）？
如果希特勒能凭自己的能力破坏当时德国的社会制度的话，考虑到当时德国有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的人与他处境相近，那么当时德国的社会制度不知道被颠覆多少次了。
希特勒的口才确实不错，但是演讲不能替代面包。听众即使进入狗血沸腾的癫狂状态，也很快就会被饥寒交迫所唤醒。任何政治运动，每一分钟都离不开资金。听众不能靠演讲糊口，没有现金收入，听众们很快就会作鸟兽散，四处觅食，维持生计。希特勒不能靠演讲解决听众的生计问题，让他们沉醉在癫狂之中。他也不能用演讲替代手下工作人员的报酬，他甚至不能用演讲支付场地费。
希特勒并不是超人，没有超能力，也不是运气极佳，连续开挂，让听众癫狂受其驱使，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获得了钱和枪的支持。
私有制条件下，统治阶级控制财富，就控制了社会资源，可以让社会资源按照自己意愿的方式运动。他们必然也必须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说，强化自己的统治。
具体在上层建筑方面，他们可以资助政客甚至军阀、贿赂官僚、雇佣打手甚至杀手、雇佣文人（学者、记者、律师、艺术家），构筑对自己有利的上层建筑，反对对自己不利的上层建筑。
比如，他们可以为符合自立利益的政客提供资金，建立政党，垄断媒体；让对自己有利的官僚火箭提拔、生活优渥；让违背自己利益的政治人物或官僚贫困潦倒，被媒体封杀、抹黑，寸步难行；必要时使用打手威胁他们，铲除他们，甚至发动街头政治和武装叛乱。
比如，他们可以让为自己服务的学者、记者、律师、艺术家声名显赫，建立庞大的师徒网络，成为学阀、学霸，垄断学校、媒体等传播渠道，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宗师，名利双收。他们也可以让违背自己意志的思想上层建筑的构筑者销声匿迹，让那些著作被尘封，甚至被篡改、阉割。（作为新兴传播媒介，互联网上的一些人，也开始受到他们的重视，双方合作，彼此共赢。）
他们可以一手垄断国家机器，一手垄断意识形态。他们一方面制订游戏规则，一方面试图让社会中下层认为这种游戏规则对自己有利，天经地义。
这并不是说，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有多么邪恶，而是说，在那样的经济规则下，财产必然会自我强化，个人不过是财产的宿主，必须服从经济规律。不够贪婪、有道德底线的地主和资本家将破产，他们的土地和资本将被更加贪婪、更加没有底线的同行兼并。个人违背统治阶级的规则，将被开除出统治阶级，更贪婪、更加不择手段的人将替代他们的位置，成为财富的宿主，巩固其在统制阶级中地位，执行强化统制的任务。
相比之下，普通人为了生存疲于奔命。他们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以后，没有钱资助政客，贿赂官僚，豢养文人，垄断媒体，雇佣打手，插手政治。他们完成996以后，精疲力竭，根本没有时间深入思考。
他们没有社会资源，他们只有一张选票。他们能做什么？
希特勒上台，与选票无关，与私有产权和钱主政治有关。只要钱和枪看上了希特勒，普通人不选希特勒上台，希特勒也照样会上台。大不了加强街头政治，疯狂打击其他政党，外加修改游戏规则。
普通人可以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选择，可以挑选对移民的政策，可以选择禁枪不禁枪，堕胎不堕胎，废除死刑不废除死刑，但是在涉及巨额私有财产的问题上，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要“打土豪，分田地”触动经济基础的候选人，是没有机会获得资本的资助进入公众视野的。
即使他们拥有巨额的私人财富，不依赖统治阶级的支持，阴差阳错获得了权力，想背叛自己的阶级，也很难改变现状。如果他们没有被边缘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坚定推行不利于现有经济基础，不利于财富汇聚的政策，那么他们也离遇刺不远了。罗斯福如果在1960年代入主白宫，他的结局未必比肯尼迪强。
他们一旦遇刺，没有人会替他们找回公道，追究幕后黑手。所有幸存的官僚和政客，都获得来自统治阶级的好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一员，都是现有经济基础的既得利益的获得者和维护者。这些人也清楚，如果自己一定要追查真相，那么自己很快也会横尸街头。这些人会如何选择，是不言而明的。
这里的假设是社会底层头脑清醒，知道统治技术，却无能为力。现实之中，由于统治阶级垄断思想上层建筑，清醒的人非常少。许多小资产阶级一直幻想自己有机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何况，还有很多流氓无产者信奉“有奶就是娘，给钱就卖命”。
不改变私有财产悬殊的分布，仅仅给予选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只能强化私有财产对上层建筑的控制。前苏联和东欧等大多数地区，民众获得了投票权，政客获得了选票，寡头获得了一切，民众失去了一切。（普京控制的俄罗斯是个例外。普京靠韬光养晦上台，上台以后有自己的暴力集团。）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中心，美国的统治阶级控制最大的钱袋子，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钱主政治的目的，即在于此。
反过来，绝大多数情况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加强和促进的作用。
政客上台以后，必然投桃报李。他们很清楚，自己能够上台，依靠了金主的力量，金主可以让他们富贵，也可以让他们贫贱，甚至可以让他们死于非命。
何况，如果他们能用自己的权力，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他们也有机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在一个财富不断汇聚，有钱即有社会权力的社会中，他们绝大多数人会如何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使用金钱获得权力，利用权力攫取金钱。与资本控制的媒体宣传的不同，金钱与权力之间，往往是相互合作，紧密结盟的关系。
如此就不难理解，自古以来，巨额的财富，都是财政的乳汁喂养大的。
资产阶级革命，核心目标是争夺财政权，或者说，国家暴力分配社会总产品的权力，夺得了财政权才可能加速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赚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就想用几千万、甚至几亿来消灾，想用这些小钱捞到更多的钱。我们知道，他们把这些小钱花到了某些律师、媒体、公司和政治人士的身上。——这是普京说的。
如果某人获得了政府领导权，却不肯触动经济基础，那么他所能推行的政策，只能是维护、加强现有经济基础既得利益，至少是不伤害现有既得利益的政策。
任何不利于现有经济基础的政策，在政府内部，都将被作为现有经济基础既得利益集团一员的官僚扭曲，有利的过度执行，不利的束之高阁。最终，各种试图改良社会，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的政策，如果不成为一纸空文，也必然流于形式，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被统治者的负担。
在明朝那样的朝代，官僚集团让各种政策流于形式，是给最高统治者一个面子。在美国那样的国家，不仅官僚集团可以让政策流于形式，政客可能直接否决最高领导人的决定。
如果最高统治者（比如明朝皇帝）不想改变经济基础，仅仅想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比如宣扬儒家忠君思想）的方式加强统治，避免自己的意志流于形式，最终结果只能是更广泛的言不由衷和形式主义泛滥。
比如，明末文官集团，嘴里仁义道德，口袋里装满金银。他们既不忠君，也不爱民。忠君爱民只是他们抬高自己、贬低政敌的武器。
崇祯临死说，百官皆可杀。这话是没错的。不过，他自己不能或不愿触动大地主和文官集团组成的利益集团。不触动现有的经济基础，那么也只有那些“可杀”的官员不被边缘化，并不断晋升，最终脱颖而出进入他的视野。百官确实可杀，但是这事怪谁呢？
任何不利于现有经济基础的政策，在社会上，都会受到强大的阻力。包括并不限于，非暴力不合作、口诛笔伐、街头政治。潜在的政敌，往往联合民间的统治阶级力量，试图把当权者撵下台。
比如，雍正推行摊丁入亩，遭遇强大的政治阻力，皇族之中几乎有人试图取而代之。
一些当权者看到了这样的风险，往往更加裹足不前，或者试图收买既得利益集团。当然，如果他们采取了这样的政策，那么他们最好不要像崇祯一样感叹，百官皆可杀。因为出现百官皆可杀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对现有经济基础的既得利益集团采取了妥协、投降、放任做大的政策。
如果某人阴差相错，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既不想受制于金钱，又有清醒的头脑，就必须摧毁现有的经济基础。
首先，此人要有自己的暴力团队，保证自己不会遇刺。凯撒虽然拥有自己的军团，却没有意识到罗马贵族们抛开贵族风度，亲自充当刺客，结果死于乱刃交加。
其次，此人要有自己的执行团队，保证自己的命令能够执行。
这两条是任何一个通过正常选举上台的最高统治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军队或暴力机关出身的统治者，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军队保证其人身安全，镇压街头政治和暴乱，军官转型成干部。普京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
再次，此人还要努力让自己的团队，在私有制度下，不蜕化为新兴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避免自己团队蜕化成原有经济基础上新的既得利益集团，避免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一条更难。只有彻底摧毁私有制的经济基础，铲除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存在的土壤，才能保证这一条实现。即使经济基础被暂时摧毁了，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存在，成为人上人，统治其他人的思想也很难杜绝。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外部环境合适，原有的经济基础很可能卷土重来。不仅如此，经济基础一旦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改变。有些时候，在清理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清理者就已经开始变质、蜕化。甚至一些干部参与清理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目的就不纯洁，不是为了社会大同，而是为了取而代之。
最后，这种变革如果发生，必然是激烈的斗争，大批现有经济基础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将丧失现有权力和既得利益，必然激烈反抗。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被免职、逮捕、监禁、流放、剥夺财产，甚至被处决，大批文人丧失地位接受改造都是难免的事情，与之对应，则可能出现舆论风潮、政治阴谋、暗杀、政变、武装叛乱甚至内战。如果参与这个过程的执行者，本身目的不纯，那么这个过程就更加复杂。
可以说，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风向标。两者相向而行是常态，相背而行是不稳态。除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否则经济基础的变化推动上层建筑的变化，以及上层建筑强化经济基础是主流。
在经济基础不利于多数人的时候，希望上层建筑平衡上层基础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必然出现剧烈的震荡。
很少有统治者具有这样的条件，即使具有这样的条件，也未必有足够的智力和勇气。每一个封建王朝后期，经济基础日益不利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延续，但是封建统治者日益缺乏大规模调整经济基础的勇气和能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后期统治者的能力和自信无法与开国者同日而语，意识不到矛盾所在。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一方面是后期统治者甚至社会矛盾尖锐，自己的统治依靠掌握经济基础的统治阶级的支持，他们既怕社会矛盾立即爆发出来，又怕失去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支持。他们之中一些人意识到，选择拖延，外加掩耳盗铃往往还能维持封建王朝的存在。相反，不触及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大规模调整，反而可能加速封建王朝的覆灭。明朝末期的几位皇帝的选择和相应的结果，可以作为例证。对这种现象，曾国藩称之为暮气。
所以，只要私有产权存在，形势并不乐观。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必抱有太大的希望。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历史上，私有产权只是生产力发展又未充分发展时代的阶段性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作多于竞争。越是恶劣的条件下，越是如此。当人工智能即将让绝大多数人对私有财富失去存在的意义的时候，人类是否能够联合起来，需要拭目以待。人工智能既可以让绝大多数人走向毁灭，也可以让人类从简单劳动中彻底解放。何去何从，在大多数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