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神州大地一片混沌。
此时的中国，同时出现了三个中央政府，北京的北洋政府，南京的蒋记国民政府，还有武汉的汪记国民政府。
一时间三方兵戎相见，打破局面的是时称倒戈将军的冯玉祥。
冯玉祥故技叕施，多方售卖，货比三家，游走于中共和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最终在他的积极撮合下，武汉国民政府（汉）和南京国民政府（宁）就消灭共产党问题达成一致，愿意协商解决国民党内纠纷。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分共。
可笑的是，汪精卫在武汉一直以左派阵营领袖自居，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他在通电中斥责蒋发动反共的政变属于背叛革命，“竟于上海屠杀工人，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纪律俱在，难逃大戮”，七月就唾面自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其人之虚伪反覆，可见一斑。
此时各地共产党人的血尚未流尽，南昌的星火正在酝酿，极端排共的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被重新接纳，同情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排挤出武汉政府中枢，化妆远走莫斯科，几年后被捕杀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而在华工作4年，期间始终将对华工作重心集中在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做中国革命苦力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更是沦为一个笑话，被蒋介石、汪精卫接连愚弄。多年努力到最后只成一厢情愿地妄想，其人也被迫乘专列回国，留下中共去面对新旧军阀的联合绞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正式宣告失败。
南方的国民党诸派系虽然表面上快达成一致，然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依然争锋相对。汉方的汪精卫坚决要求蒋介石下野，宁方的胡汉民则写文章对其大肆嘲讽。
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之间为了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展开了长时间的明争暗斗。
在这场争斗中，胡汉民、汪精卫二人由于在国民党内的资格较老，掌握着党权，蒋介石则以军权自雄。三人时而两人联合对抗另一方，时而公开分裂。胡汉民和汪精卫早年间曾是挚交好友，后因廖仲恺被刺案而反目成仇。宁汉分裂之时，蒋介石联合胡汉民与武汉的汪精卫相抗衡，逐渐占据了上风，搞得汪精卫大为光火。不过恰在此时，正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却在军事上遭到一场意想不到的惨败。
之前，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入据北京，隐隐成为北洋诸派系的首领，面对北伐军的进攻，他在北京顺承王府大会北洋诸将，会上以张学良为代表的奉系年轻一代主张南北联合。而老一派人物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等则和孙传芳、诗人张宗昌一起主张如今胜负尚未知晓，不如较量一把再做打算。辛苦大家养成点点点的习惯，谢谢。
在会议进行中，张宗昌慷慨陈词：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与其入棺待死掉，不如痛快大干一场，不行再退出关外。张作霖大为感动，于是发出铳电，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决心在津埔路与北伐军决一雌雄。
津埔铁路，是当时连接南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中国近代以来的战争，多是沿着铁路线进行，而津埔铁路上的枢纽徐州更是兵家必争之地。27年7月下旬，孙传芳与张宗昌联兵一处，会攻夺取徐州。7月25日，蒋介石由南京出发北上督战，临行前志在必得，表示“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他亲任总指挥，率军与孙张联军激战。
蒋介石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底气，他的对手张宗昌是典型的旧军阀代表，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兵有多少，不知道钱有多少，不知道姨太太有多少），打了一辈子仗，实际大多数精力都花在搞钱和讨姨太太上去了，打仗水平实在拿不出手。他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抱着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心理，手底下养了一个师的白俄雇佣军（全名是是第六十五白俄独立帅，虽是一个师的番号，但是人数大概是3000左右）。
这帮家伙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战败逃到东北，衣食无着，不少军官甚至让老婆出去接客来维持生计，幸哉被张宗昌以重金收编。他们的武器马匹大多是由俄国带来，装备比普通的中国军队精良得多，作战风格也是悍不畏死。平时张宗昌把他们当宝贝一样供着，每当战况危急或者前线无法支撑时，便将白俄雇佣军投入作战。
此战北洋军先行退诱使北伐军军深入，随后派出精锐包抄后路，白俄军乘铁甲列车一路猛攻，北伐军首尾不能相顾，最终全线崩溃，败状之惨，前所未有（李宗仁语）。此时的蒋介石全然不顾先前夸下的海口，于仓皇中逃回南京。
刚准备组建新的政府，还没来得及和汪精卫等人好好斗一斗，就遭遇如此大败。大败之余，南京也暗流涌动。为了平息内外争议，蒋介石将战败的责任甩锅给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以不服从部署，乱用军费的名义将其扣押，最终秘密枪决。殊不知这一手实在是弄巧成拙，在蒋介石的政敌看来，你闪亮的光头就是最大的目标，把锅推给谁都没用，借此良机，一定要把蒋介石斗倒。
王天培参加过武昌首义，资历深厚，又是滇军名将，北伐之役中战功卓著。此人被扣押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率先发难，自己的嫡系何应钦也显得态度暧昧。蒋介石假意提出下野，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上，蒋介石的亲信吴稚晖提出总司令还是应该留任，会场上顿时一片令人尴尬的沉默。蒋介石一看情势如此，只好以退为进，说到我还是暂时休息吧。话一出口，整个会场立马变得活跃起来，白崇禧第一时间表示赞成，何应钦马上支持白的意见。李烈钧觉得你们说的很有道理，余下的孙科等人纷纷附和，与会代表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表决，主张蒋介石“休息”的人多达三分之二。李宗仁微笑着又把球踢回给蒋介石“去留请总司令自决出处”。
我国自古这种请人“自决”情况，表面上听着挺客气，但真的就只能“自觉”了。蒋介石本来只是故作姿态，哪想到刚爬到高处，一低头梯子就没了，只是话已至此，事又至此，只能依依不舍的下野了。
当日，会中蒋被逼宫的窘迫情形，在他的日记中也可以见到一二“会中李、何亟欲与武汉遣使议和，似有不可终日之势，词迫甚逼，甚为难堪。……李、白闻之大不为然，且藉此以为倒蒋之机。会毕，属张群来，责问并劝余自决出处，避免目标，何似同意……余何人斯，为人逼迫竟至于此。惟辞意既决，否则胜利亦无荣而有辱，故决心引退，再为革命根本之图也。”
8月12日，蒋介石黯然离开南京抵达上海，13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他在宣言中说道“中正自愧谫才，无补时艰，徒使党国纠纷，袍泽牺牲，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16日正式通电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随后便乘火车回到了老家奉化。
政治人物口头上说要“归隐”，实际上都是多半说说而已，而蒋介石、汪精卫这类人物，所谓的下野更是以退为进的手段，蒋介石一生三次下野，第一次最为尴尬，从他第一天宣布下野开始，他就想着如何再回来。
蒋介石回到奉化后，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当时媒体所时刻关注。著名报纸《大公报》对其行踪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1927年9月，《大公报》的记者发现，才在老家“修养身心”一个多月的蒋介石突然从奉化又重新回到了上海，先“休妻”后“娶妻”。
蒋介石原本有一妻两妾，为了能迎娶豪门娇妻宋美龄，这些“旧日荒唐”的绊脚石当然要全部踢掉，妾好说，反正没有名分，唯有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不好解决。陈洁如是蒋介石发妻，十几岁就开始跟着他，从上海十里洋场到广州黄埔建军。如果闹得太难看的话，媒体舆论上无法收场。但凡追求权位的渣男，地位一变，肯定就想着换老婆。蒋介石已至中年，事业上还想着继续进步，宋家是江浙财阀的代表，蒋介石已经有了枪杆子，还想抓紧钱袋子。
为了搭上宋家这条线，蒋介石好不容易点头作揖，花了一大笔钱哄陈洁如去美国修养。而之所以用“哄”字，是因为蒋介石在陈洁如临行前立下誓言“自今日起5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殛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国外，永不许回来”。誓言掷地有声，口称我佛，如愿哄得陈洁如登上去美国的客轮。所谓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种誓言对蒋介石来说，如同他拜过的把兄弟一样，说说罢了，演场戏而已。不过也许他自惭无颜以见我佛，去日本见到宋家老太太，马上答应改信基督教，看来想获得基督的庇佑。这事就算了，奈何西方那套在东方行不通，当年随口立下的誓，多年后竟然一语成谶。
9月28日，蒋介石和张群一起，乘坐日本轮船“上海丸”号出发赴日，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此行与政治无关，唯在获宋氏家族对美龄女士婚事之同意”。到了日本后，他又对记者说:“余此次来日，系为暂时静养。”不论是“求婚”还是“静养”，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政治人物没有说的话，往往才是真正的目的。蒋介石访日目的，远不是结婚这么简单。
与宋氏婚约达成之后，蒋介石在日本立即开始了频繁的政治活动。打败奉系不难，可扶持奉系军阀的是日本，想进军北方，必须与日本政府达成某种共识才行。10月13日，蒋介石一行入住东京帝国饭店，随后蒋介石做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为了贵我两国国民一致的东亚和平，首先必须谋求中国国民革命的完成，建设真正为两国欢迎的基础”。张群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先行与铃木贞一和时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接触（这两位可是名人，铃木贞一是《田中奏折》的实际撰写人，松井石根是日后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之一，日本战败投降后，两人同时作为甲级战犯受审），请求搭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根据铃木贞一在战后的回忆文章《北伐与蒋·田中密约》所载，蒋介石和田中义一于日本温泉圣地箱根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达成的约定是，日本可以在所有方面援助蒋介石统一中国，其交换条件是对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予以默认。
此次会谈结束后，蒋介石接着拜会了多名日本各界人士，如曾帮过张勋复辟的日本浪人佃信夫，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内田良平，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等。11月5日，回中国之前，蒋介石再次与田中义一进行会谈，即青山会谈。与上次箱根密约的气氛融洽不同，这次青山会谈讨论的内容较为具体，田中义一希望北伐军巩固南方，缓图北伐，蒋介石的应对则是再三重复箱根密约的约定，要求日方援助“国民革命”，并提出日本如果放弃扶持奉张政策则满蒙问题容易解决。
从这两次会谈内容来看，蒋介石诉求非常清晰明确，既日本如果同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北伐，那么东北权益是可以放弃的。田中义一虽然在第一次箱根会谈中做出过承诺，但是第二次青山会谈时却顾左右而言他。田中义一这种耐人寻味的态度，为不久后的系列事件埋下伏笔。而蒋介石日后则根据箱根密约，相信自己窥探到了日本底线。
蒋介石回国后，于次年一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通电全国“矢志继续北伐”。4月7日，国民革命军对奉军展开全面攻击。史称“二次北伐”。孙传芳和张诗人所部兵无斗志，溃不成军，很快北伐军兵锋直指济南。日本早已得出奉军会败亡的结论，田中内阁一直视东三省为自己的掌中物，北伐军进展神速不仅违背他与蒋介石在青山会谈时的想法，更使其产生随着奉军节节败退或许日本满蒙权益会受损害的想法。日本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是不必在意的，只要同列强将关系协调好，便可以用武力介入的方式来强硬维护在华利益。
4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5000余人在青岛登陆，26日进入济南。随即在济南城内设置警戒区，并构筑工事。4月28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向蒋介石递交了声明书，“谓胶济路与日侨之生命财产及日本之经济，均有关系，不许任何方面军队破坏。”日方还强调，由于“日侨皆集济南商埠区内与正金银行及领馆、病院附近”，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商埠区。蒋介石对日本的声明一一照做，下令所部“暂勿入商埠区，及保护外人银行、领馆、病院，对于胶济路亦毋庸破坏，避免其藉词冲突”。
此时济南周边有北伐军不下5万人，远远多于日军。北伐军内部反日情绪严重，见日军在中国领土上如此耀武扬威蛮横无理，军中从上到下纷纷请战。“何难于顷刻之间剿灭倭寇”，但蒋介石认为“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慎之。”因此加以严格压制。
5月3日上午8时，日本领事携日军宪兵司令谒见蒋介石，称赞北伐军军纪甚好。然而半个小时后，中日双方便爆发军事冲突事件，事件越演越烈，最终被称作济南惨案。
整个济南惨案，中国军民被打死6123人，伤1700多人，损失财产无数。前去与日军交涉的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其随员于交涉署中被日军拽出屋外，先割去耳鼻然后一一枪决。国民党官方后来公布的文件中写道“我军为自卫记，虽曾一度还击，但旋即停止，并奉命退开。于是，日军更肆无忌惮，复用机关枪，大炮轰击居民住宅，以致我军民死伤千余，惨不忍睹。日军同时又派兵侵入交涉公署，戕害我交涉员蔡公时，割去其耳鼻及其他公职人员十余人，同遭枪杀。”
日军的野蛮行径简直是日后南京大屠杀的预演，而蒋介石的应对则让人不得不想起了九一八当夜。事件伊始，蒋介石立即命令各师长“约束队伍，不许出外，敬俟命令，力避同日军冲突”。同日中午，蒋介石又发布命令：“所有军队，除在城内者外，凡城外军队一律于今日下午五时以前离开济南近郊，尽力让避日军，不得与之无谓冲突”。
济南城中血火一片，中国军民正被大肆屠杀，行笔至此，我辈不懂大局的肤浅后人，真不知何谓无谓，何谓有谓。
日军步步紧逼，日记中的蒋介石表现得非常愤怒，现实中却截然相反。蒋介石认定：“我们现在还不能与日军开仗，亦不必与他在济南冲突。现时唯一目的，要在攻克北京，完成北伐，故只有忍辱负重，仍旧要与他们设法缓和”。
5月10日，蒋介石又在兖州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决定对军事暂取不抵抗方针，先礼后兵，以观其后。而迅令各军全部渡河，继续北伐，集中全力完成革命为目前唯一方针。”
这意味着，在九一八事变三年多以前，国府就已经开始实施不抵抗政策了。
在济南事件中，选择一味退让的蒋介石让日本朝野十分满意，日本此次出兵本来就没有全面战争的打算，能否确保满蒙的权益才是田中内阁所关心的，田中义一怀疑，如果积极推行所谓“革命外交”的蒋政府是一个真正强硬的革命政府的话，那日本的满蒙权益势将不保，好在蒋介石牢记在日本时的约定，尤其是箱根密约。
于是田中义一投桃报李，5月13日会见国府派来的谈判代表，也是日后的大汉奸殷汝耕时表示，蒋介石“为收拾时局唯一中心人物，且时机已至”，他决心帮助蒋介石“完成中国革命并巩固之”。至于刚发生的济南事件，这就属于共党操纵的阴谋了，不仅破坏了中日亲善，还造成“钧座频困难，至为遗憾”。于是他决定主持公道，“决不偏袒北方，妨碍革命。”并且田中义一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张作霖不久必处决，请注意勿使满洲化为战区，否则日方舆论颇难抑制”。
通过田中义一同殷汝耕谈话可以看出，只要蒋介石同意确保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则日本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以济南事件为试探，无疑蒋介石所表现出的态度让田中内阁非常满意。既然如此，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扶持奉系张作霖了。距离皇姑屯事件还有大半个月，从田中义一明确说出张作霖不久必处决这句话，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张作霖的死根本不是所谓的关东军少壮派自行其是，而是交易过后，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谋杀。
5月中旬，北伐军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抛弃济南城，恢复北伐。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6月3日，张作霖则在日本顾问的陪同下登上了返回奉天的专列。
可怜的是张学良，至死都蒙在鼓里，还以为父亲张作霖是被日本关东军暗杀，把蒋介石视为自己“关怀之殷，有如骨肉”的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