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东部的改朝换代
一、13-14世纪时北非东部的国家
《元史·郭侃传》：“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儿……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
元代刘郁（1271-1368）《西使记》：“布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内有天使，神国之祖葬所也。……国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国。”
根据《元史》和《西使记》，北非东部于13-14世纪时的国家叫“富浪”。
二、15世纪时北非东部的国家
根据李兆良考证，《坤舆万国全图》系1430年由郑和们绘制的世界地图，又该图可见当时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巴比伦”，如下图1：
↑图1：《坤舆万国全图》北非东部
也就是说，1430年左右，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巴比伦”。
三、16-17世纪时北非东部的国家
根据西方的说法，Ortelius（1527-1598）于1570年出版的第一版《Theatrum orbis terrarum》（鉴于西方伪史，该图具体年代存疑，但我认为1570年目前看并无明显矛盾）。在该图的北非东部部分显示的国家为“Aegyptus”，即Egypt、埃及，如下图2：
↑图2：《Theatrum orbis terrarum》北非东部
如上图，1570年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埃及”。
根据艾儒略《职方外纪》（1623年）中记载：“利未亚之东北有大国曰阨入多，自古有名，极称富厚……有城古名曰孟斐斯，今曰该禄，是古昔大国之都城，名闻西土……五百年前此国最为强盛……今其国已废城，亦为大水冲击，啮其下土，因而倾倒。然此城虽不如旧，尚有街长三十里。”
引文中的“阨入多”，即埃及，也就是说，1623年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埃及”。
综合《Theatrum orbis terrarum》和《职方外纪》，公元1570-1623年时北非东部的国家叫“埃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地给出北非东部于13-17世纪时的朝代序列为：
13-14世纪叫“富浪”，
15世纪叫“巴比伦”，
16-17世纪叫“埃及”。
《圣经》的成书年代
《圣经》中出现“巴比伦”一词共达282次，出现“埃及”一词共达675次，如下图3.4：
↑图3：《圣经》中出现“巴比伦”一词的频率
↑图4：《圣经》中出现“埃及”一词的频率
既然《圣经》中出现这么多次的“巴比伦”和“埃及”，那么，《圣经》成书年代必为“巴比伦”和“埃及”这两个国家出现之后。据此，我们可以把《圣经》成书的年代定于约16世纪。鉴于《圣经》中把“巴比伦”讹谬为西亚两河的地望，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圣经》成书必为北非东部的“巴比伦”灭国之后至少三代以上，必为1490年之后，即约16世纪。
至少在1570-1623年，“埃及”已经在北非东部建国了，“埃及”建国始于何时呢？目前还未可知。有知情者可留言告知，谢谢！
God、天主、耶稣、上帝的关系？
如上所述，《圣经》成书于约16世纪。在基督教中，God、天主、上帝、耶和华是同出异名，耶稣只是上帝的儿子，不是天主和上帝。
但是，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有三处地方的文字特别有意思，如下图5.6.7：
↑图5：《坤舆万国全图》西亚部分
↑图6：《坤舆万国全图》地中海部分
↑图7：《坤舆万国全图》西班牙之上部分被抹掉的文字
在图5中，在如德亚旁有一段话：“天主降生于是地，故人谓之圣土。”在图6中，在地中海有一段话：“专行天主之教。”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耶稣在西亚伯利恒降生，这里却是“天主降生”。
在1623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见下图7：
↑图8：1623年《职方外纪》
这里称呼为“天主耶稣”，即天主＝耶稣，但在图5.6中，提到天主时并没有提到“耶稣”，或许，耶稣还不是那个年代的基督教徒的认知（这个颠覆有点大，咱不作此考虑）。
这里，在1623年的《职方外纪》中，“天主”与“耶稣”还处于杂糅混乱状态，又可以推知《圣经》必然成书于1623年之后。
现在再回到上图7，有一小段文字被抹掉，但在日本摹绘本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却保留下来，如下图9：
↑图9：《坤舆万国全图》西班牙之上未抹掉文字
从图9看出，这一小段被抹掉的文字是“天主上帝”。
天主降生、天主耶稣、天主上帝，这三者称呼的顺序是怎么样的？传达出来的含义是什么？揭示了基督教史的什么信息？天主、耶稣、上帝，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据李兆良对《坤舆万国全图》的考证可知，天主早于天主耶稣，天主耶稣早于天主上帝，即：1430年的“天主”→1623年的“天主耶稣”→18世纪初的“天主上帝”（见下篇专门论证）→20世纪的“耶稣系上帝之子”。
对于这些混乱的局面，西方给出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是有关‘God’的中文翻译。虽然许多传教士感到‘God’对应的中文属于，如‘上帝’和‘天’存在问题——因为它们在基督诞生前的古代文本中就被使用了，耶稣会却特意使用这些传统术语使基督教能够适应中国文化。尽管需要调整这些术语的涵义以符合基督教的准确内涵，但这些术语的应用表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并非格格不入。最终，作为一种可接受的、没有歧义的变通，一个新词语——天主被耶稣会士创造出来了。”（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江文君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显然，孟德卫的解释是错误的，他所依凭的只是伪史而已。早期（17世纪）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并遭遇挑战之后不断修改完善，直至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内在逻辑成熟，但是，这个过程在中国文献中留痕下来，后期（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典籍中发现问题，试图进行掩盖性解释，并把这种解释当作历史“事实”本身，乃至不惜伪造文献来进一步掩盖真相。要知道，西方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希腊曾经被奥斯曼帝国殖民几百年，而今天在希腊已经很难见到奥斯曼曾经的统治遗迹。
如上所述，《坤舆万国全图》中，既有“天主”、“天主降生”的称呼，也有“天主上帝”的称呼，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状态，这是非常明显的矛盾。后者与我们今天的认知较一致，前者明显与我们今天的认知相矛盾，但“天主上帝”的称呼还是存在问题，同时，“耶稣”的称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不得而知。
God、天主、上帝、耶稣，它们是什么关系？怎么解释呢？可能存在如下三种解释：
1.西方所谓“礼仪之争”之中存在“上帝”的问题，但还是存在较多问题，如“天主降生”、“天主耶稣”、“天主上帝”，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还有孟德卫所谓“天主”一词较“上帝”晚出，与事实不符合。显示出，西方很多的说法并非基于实录，而是出于研究性的事后解释。
2.郑和时代的伊斯兰教说法和利玛窦时代的基督教说法之间存在矛盾，但即使如此，《职方外纪》中“天主耶稣”的说法还是存在问题。
3.鉴于《圣经》成书于1623年之后，因此，可以合理推理，直到1623年，今天熟知的基本基督教教义还未成熟定型，甚至基督教教义是在明代中国遭受诘问之后而成熟定型的，包括经院哲学。
既然如此，所谓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三教合一”，很可能是来华传教士受中国“大一统”历史和思想的感悟而建构的“宗教大一统”；所谓“三教合一”，很可能是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了平息大宛以西的宗教纷争而建构出来的东西；所谓“三教合一”，很可能是来华传教士受到中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启发，然后建构出来的东西。当然，这个结论可能依据不足，但是，下面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即：直到1623年，基督教还未成熟，天主、耶稣、上帝之间的关系还相当混乱，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翻译产生的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说，现代基督教是来华传教士于1623年之后在中国受到诘问之后才孕育成熟的，或换个说法，保守地说，现代基督教诞生于1623年之后的中国，而所谓“三教合一”，则更在此之后了。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可以作出如下颠覆性结论：
1.《圣经》成书于1623年之后。
2.“天主降生”、“天主耶稣”、“天主上帝”的说法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显示直到1623年，基督教教义还未成熟定型。
3.所谓“三教合一”的宗教大一统，很可能是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启发才建构出来，非常晚出，不早于1623年。
4.现代基督教诞生于1623年之后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