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保持工作的节奏感、让基层工作忙而不乱是一个基本的领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里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因此，要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地位，而不是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
以年底这个时间节点为例。过去，基层干部对年底是有期待的，因为这意味着辛苦一年，终于有了收获，拿着绩效，安安心心过个年，迎接下一年工作。而今，不少基层干部反映，对年底没啥期待。因为年底除了更忙，什么都没有。有的，或许是遭遇更多的闹心事。
比如，累死累活忙了一年，从上级角度看，总要考核个三六九等。2018年，中部某镇举全镇之力推动全市的某项重点工程，总算完成了任务，却在某项全县的重点工作中落后了。结果，全县考核倒数第三，分管副镇长还挨了处分。这就让全镇领导和干部都很不服气。
出现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状态的原因，一方面，基层负担重是事实，中央也在想办法为基层减负。实际情况是，有些工作，无论形式还是内容，要求都极高。比如，脱贫攻坚工作，扶贫干部花在“做材料”上的时间精力，怕是一点也不亚于进村入户的帮扶工作。
另一方面，很多工作出点问题就有“全盘皆输”的效应。这也就难怪一些地方明知会出问题，也要采取极端方法折腾群众。而大多数工作，如果需要创新和成效，那就得耗费更大精力。
这样一来，基层就成为机械的政策执行者，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上面没叫做的，坚决不做。而与之相对应，上级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基层不折不扣地执行、如何监督基层做事。
通过梳理这几年地方出台的政策文件，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乎都要建立完备的领导、督促和检查机制。一些政策甚至还要进入地方上的考核体系。
一些决策部门的同志也有一个普遍认识：要想让某项政策有力度，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辅以考核。如果能变成“一把手工程”，那就再好不过了。不仅可以单独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方便调配资源，并且，党委政府督查室甚至纪检监察机构、人大政协监督等，都要跟进。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检查督查考核，不仅结果控制，过程也可控制。
这些年来，很多职能部门都试图让自己从具体行政任务中解脱出来，将自己改造成司职决策、监督、考核的“上级部门”，同时把具体业务工作下压给属地党委政府。过去，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也有较大的治理空间。而今，大多数乡镇在“乡财县管”的体制下，既失去了财权，也极少有人事安排的话语权。
其直接表现是：每个职能部门下达的任务，都有明确的时间和质量要求，且这些要求都有制度保障。而每个乡镇的历史环境和实际条件，并未进入决策视野，基层当然也就不可能统筹安排这些职能部门下达的具体任务。
比如，美丽乡村建设范围很广，每个地方的着重点不同。有些地方着重基础设施建设，有些地方着重乡风文明建设，有些地方着重产业发展。一些地方为了推出样板，就得全方位推进，但几乎每一项任务都堪称难啃的骨头。如拆除空心房、禁止土葬、养殖污染治理等等，看似都是好事，也是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基层而言，因为所有中心工作都有时间压力，也有较高的质量要求，能够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何况是三五件事。
上级指示一件接着一件、压力一个接着一个的情况下，很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都说，他们自己的时间都没办法控制，保不准突然来了检查组、领导视察、上级指示。领导的工作状态如此，普通干部当然也就只能随时待命，陷入“打乱仗”的境地。
一些地方为了避免陷入“打乱仗”的境地，不断通过增加治理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
比如，一些发达地区的乡镇有极大的自主权，但调研发现，“赋权”不一定意味着“增效”。这些乡镇，普遍面临着行政成本巨大的困境。虽然正式工作人员不多，但都雇佣着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临时工”。村和社区也被改造成了下级行政单位。
于是，乡镇工作人员反而成了不做事的官员，而本不该做事的“临时工”反而成了行政主力。这种情况下，基层是不“打乱仗”了，但也算是悬浮于社会、脱离群众了。这样的结果，或许还不如“打乱仗”。
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由于治理资源有限，基层一年到头“打乱仗”很是无解。因此，当前基层负担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作风问题，更多的是治理任务重与治理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而这一矛盾，也要用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来解决。
比如，合理调整职能部门和属地党委政府的关系，就是关键一环。当前，赋权、下沉、增效已成为基层治理改革的共识。但是，应该正确理解赋权、下沉、增效之间的关系：赋权的核心不是下沉行政资源，而是要赋予一定的政策制定权，赋予基层自主空间；增效比赋权重要，要避免基层从“打乱仗”这个极端，走向臃肿僵化另一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