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去了趟贝尔格莱德，应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欧洲城市，这里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欧洲其他国家并无二致，下图是贝尔格莱德的夜景，和欧洲大多数的城市一样，市区有一条河流经过，确切的说是萨瓦河在这里汇入多瑙河。
对我而言，这个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还是1999年北约大空袭的遗迹，尤其是中国大使馆被炸之后的遗址，我相信这也是每个到贝尔格莱德的中国人必去的地方。在20年之后，整个城市已经几乎完全找不出发生过战争的迹象，完全是一个和平的城市，当然了，市区仍然保留了几幢被北约空袭炸毁的大楼，作为战争的遗迹。
在北约空袭的国防部大楼遗址附近的街道上，挂着一些横幅，横幅上面是一些年轻的塞尔维亚士兵的相片，他们的生命都定格在了1999年的四五月份，应该是死于北约空军的空袭。
当然作为中国人，到贝尔格莱德必去的地点，还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遗址，但是非常遗憾，遗址并没有保留下来，在原来的大使馆地皮上目前正在施工建设的是一幢大楼，看了下是中国文化中心，当时心里想，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大使馆的残垣断臂，北约导弹的巨大弹坑，是中国在欧洲唯一的战争遗址，是多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历史遗迹，如今却被完全推平重建，再也看不到了。
唯一的纪念物是一块贝尔格莱德市立的纪念碑，上面用中文写着:”谨此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给予的支持和友谊，并谨此缅怀罹难烈士。塞尔维亚共和国贝尔格莱德市敬立”。
作为中国人自己，我们没有在这里设立任何的纪念设施和保存遗迹，似乎我们没有想过要在这里保存历史的记忆，如果没有贝尔格莱德市立的这块碑，这里会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唯一值得宽慰的是，纪念碑的周围放满了中国人摆放的鲜花。
我们把时光回到20年前，
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凌晨5点45分，当地时间7日晚上11点45分，两架北约B-2重型隐形轰炸机向中国驻南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发射了5枚精确制导导弹（JDAM）（确切的说是6枚，有1枚中途坠落），
造成大使馆内3名中国记者（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和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夫妇）丧生，数十人受伤，使馆建筑严重损毁。
下图是当时受损的大使馆外观。
非常幸运的是，大使馆被击中之前，有十几个中国人在院子里面一边看北约的空袭一边聊天。
晚上11时半，潘占林大使见天色已晚，而且天气又变得很凉，就劝大家早点休息，于是人们返回了楼上宿舍，而导弹来袭时间是11:45分。如果他们没有上楼，那么死亡人数将是一二十人甚至二三十人。
根据潘占林《战火中的外交官》记录，
除了四枚导弹击中大使馆之外，
第五颗炸弹落在大使官邸中央，从屋顶一直钻到地下，严重损毁了潘大使所住的官邸。“北约对我特别关照，给我单独预备了一颗炸弹，”潘占林大使回忆。
所幸的是它没有爆炸，“不然牺牲者的名单上，还会再添一个名字。”
注意看下图，中国大使的官邸和大使馆大楼是分开的，有一枚单独的导弹击中了官邸。这充分说明袭击者非常清楚大使官邸和大使馆的位置，这绝不可能是误炸。
1999年正是美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华气氛浓郁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时刻。
在使馆事件发生之前的1999年4月6日，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美国，推动中美签署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是这次访问的主要议程，最终双方没有谈成，这是一个重大挫折。
根据《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书中把谈判濒临破裂，双方最终无法签约的一天成为“朱镕基访美最黑暗的一天”。
实际上，朱总理是带着巨大的诚意想在美国签约，根据书中的记载：
朱总理在记者会上告诉美国记者，他的国家和美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已经清除了主要障碍，“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差距有多大，而在于目前的政治气氛”。
有人提到，香港报纸上说他给美国人“送大礼”来了。他说他正要谈到此事，这种提法不正确，因为“大礼就等于政治献金，对克林顿总统十分不利啊”。
然后话锋一转，说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不做出让步是不行的”。记者追问中国“让步”了什么，他就不再往下说了。”
实际上，中国对签约抱有巨大的诚意，总理带队亲自到美国，并且做出了让步，但是最终未能签署协议，是因为克林顿对协议的签署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根据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忆，
朱总理到华盛顿后，克林顿对朱总理非常热情，请他去白宫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地参观，而且做了很好的准备。
但是当时克林顿也亲自对朱总理讲了不签署的政治决断，
克林顿说“如果现在就马上签署中美关系协议，我担心大多数国会议员将会投票予以反对。美国签署WTO协议是需要国会的批准，因为要解决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即便最后签了协议，如果不能够得到国会大多数人的支持，等于没签。”
克林顿提到了五件事情对达成协议不利：
第一是所谓中国窃取美核技术的问题，那是炒作；
第二是所谓中国的政治献金；
第三是涉华卫星问题；
第四是非法转让美国技术的问题；
第五是人权的问题。
这五个问题让克林顿最后下了政治决断，是美国的政治气氛不对，所以不能签协议。
克林顿出于美国的政治气候的考量，他没有把握能得到大多数美国议员的背书，所以决定不签。克林顿对朱总理讲，我对（美国）国内存在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感到尴尬。这就是为什么4月份没有达成协议的原因。
上面五条中，我们对第一条应该是非常熟悉的，1999年在中国的媒体上出现很多的一个名词就是W88核弹，美国人认为中国掌握了核弹小型化技术是因为偷窃了美国的技术，还逮捕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指控他间谍罪。
当然后来证明李文和是被冤枉的，2000年，李文和获释，还获得了美国政府和媒体的赔偿，这是后话。
由于当时克林顿判断美国国内政治气氛不适合现在签署中美协议，于是他决定向中国提高要价，做姿态给美国国内的强硬派看，而负责谈判的巴尔舍夫斯基在接到克林顿的新出价时，就知道这是中国人不可能接受的要求。
根据《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在朱镕基还在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官员在会场外面散发一份“中美联合声明”，还有一份长达17页的附件，把中国人的“出价”全都公开了，而这些出价很多其实是美国人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中国并没有同意。
白宫（这样做）不过是想告诉后院里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他们正在逼中国人让步，而且已经大见成效。
但是朱镕基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被激怒了，美方公布那个“声明”之前没有通知中方，更未经过中方同意，还说那附件上所谓“最大的让步”，只是美国人的要求，中国人没有同意，双方针锋相对。
拉德饭店有个盛大的晚餐会，是专为欢迎中国总理的来访举办的，好几百人坐在那里等着客人来临。预定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朱镕基匆匆进来，随行人员中缺了好几位。“今天是个糟糕的日子。你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迟到吗?”,朱总理一进门就向主人解释，“就因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出现了麻烦。”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听他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大让步，但是美国方面还要我们做更大的让步，我不是担心要下台，我担心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我现在没办法说服我们中国老百姓呀！”
朱镕基在拉德饭店里的同时，另一边威拉德饭店里中美谈判始终没有结果。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等在外面的记者得到消息：谈判濒于破裂。巴尔舍夫斯基说她要撤出了，吴仪反击说中国总理离开华盛顿的日子不会因为谈判无果而延期。言外之意是中国人打算空手而归了。
如前所述，巴尔舍夫斯基本来不想这样，现在看到这局面，于是又坐下来，这样又熬了三个小时，她和中国人就《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达成一致，并同意取消美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删除附在声明之后的三个附件，让中国人找回了部分颜面，但“一揽子协议”最终还是没有签署。天将破晓时分，朱镕基所说的这位“最难对付的谈判对手”巴尔舍夫斯基走出来，向等候在外面的记者宣布这一切。
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的专机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离开美国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的飞机刚刚离开华盛顿，国会议员就开始指责白宫可能失去了与北京达成一项有利协议的机会。
那些最有影响的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几天以前还在指责白宫对北京过于软弱，现在却又不约而同地说它没有弹性，连这么好的协议都不知道拿下来，还说此举造成的后果难以估量。
那些大公司的老板看到中国人一下子做出那么多让步，以为大功告成，全都惊喜万分，忽然听说白宫还是不肯签约，都说克林顿的愚蠢让美国“错过了火车”。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把巴尔舍夫斯基叫来向他们报告谈判情况。
有人说白宫已经失去一次有利可图的机会，有人说白宫正在逼中国人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参众两院从来都是指责白宫对中国过于软弱，老实说，克林顿这一次接受强硬派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那些议员满意，可是现在这些议员好像比中国人还要愤怒。
克林顿政府也没有意料到国内竟然是此种反应，朱镕基离开后不久，他亲自给朱镕基打电话，表示希望签署协议，但是被告知需要派人到北京签署。
非常显然，克林顿对国内各方的政治观点出现了判断错误。
各方势力在博弈，以总统为首的白宫政府也会对国会和媒体的反应判断错误，可见其复杂性。
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中美将按照约定在北京正式签署入世协议。
然而一个月后的塞尔维亚时间5月7日晚上11:45分，发生了美国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事件。
比较一致的是，普遍认为这是一起蓄意的攻击行为，但是关于此起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回忆录和访谈里面找到端倪。
以下文字来自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
“5月7日，我们遭受了这次行动中最严重的政治挫折—北约军队轰炸了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公民死亡。
我很快得知炸弹命中的是预定目标，但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过时地图，中国大使馆所在位置被错误地标为一幢用于军事用途的塞尔维亚政府办公楼。这类错误正是我们一直要极力避免的，因为军方一般使用航空摄影确定目标；
而且在此之前，我和比尔.科恩，休谢尔顿，桑迪伯杰一周见面几次，确定要轰炸哪些有影响的目标，以最大限度削弱米洛舍维奇的力量，并将平民伤亡降至最少。
事件发生后，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极其沮丧，立刻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道歉，但是他没有接，所以我在公众场合一再道歉。
接下来三天，抗议在中国各地不断升级。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形势尤为严峻，尚慕杰大事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中方认为轰炸是蓄意所为，拒绝接受我的道歉。
我最终在14日（宁南山注：5月14日）和江主席通上了电话，我再次表示道歉，说我敢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故意命令轰炸大使馆。江主席说他知道我不会这样做，但也说他确信五角大楼或中央情报局中有些不愿意看到我和中国接触的人，可能会故意在地图上做手脚，从而在两国间制造麻烦。他说，很难相信像美国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种错误。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但事实不容改变。最终我们克服了这个障碍，但道路曲折而又漫长。我随即任命海军上将乔.普里赫担任新的驻华大使，他即将以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的身份退役。中国军方非常尊敬他，我相信他能帮助修复两国间的关系。”
在中国领导人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里面，该书经过中国官方审批后得以2005年在中国内地出版，里面对使馆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大约在同一时候，克林顿总统打来一个热线电话以表达他个人的歉意，但江拒绝接听电话。”中国领导集体已经作出决定，任何来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作出，而不应该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下进行。克林顿放弃了外交礼仪，“公开并反复地”道了歉。
同一天，克林顿正式致信江，“代表美国人民”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他强调说，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我不怪人们为此而不高兴，我本人也对此感到不高兴”，克林顿说：“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
5月14日，在经过一周的紧张沉默之后，江主席接听了克林顿打来的一个电话。在30分钟的交谈中，克林顿再次对这一悲剧表达了他真诚的遗憾，并向受伤的中国使馆人员致以慰问，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克林顿后来描述了他在炸馆事件后与江的第一场谈话。“我再次道了歉，并告诉他，我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在知道的情况下袭击中国使馆。江回答说，他知道我不会这么做，但他相信五角大楼或中情局中有人并不赞同我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可能存心在地图上做了手脚，以引起我们之间的裂痕。江很难相信，一个像我们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样的错误。”
然后克林顿若有所思地说：“我也很难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克林顿向江保证，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会尽快让中国人民知道事件真相。江表示，他“注意到”了美方的道歉，这个外交辞令意味着北京最终愿意接受克林顿的反复道歉。江声明，那些抗议活动都是人民自发的反应，并告诉克林顿，要想修复两国业已受损的关系完全取决于美方。
第二天，中国的官方媒体醒目地报道了克林顿的道歉，这场危机的热度达到顶点后开始消退。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克林顿道歉的事，同时在显著位置还报道了江呼吁中国人民化悲愤为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未来不会再受到类似欺侮的强大国家。
在两国领导人的传记里面，对5月14日的通话内容记录是一致的，即中国领导人的判断是美国内部反华鹰派势力不满白宫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故意制造事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克林顿的自传里面，先是说是误炸，然后是借中国领导人之口说出攻击原因。而在中国领导人传记里面，则是引述了克林顿自传里的内容。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
同时这次通话也成为了转折点，之后该起事件在中国开始走向降温。
在1999年的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后来写的书《说不尽的外交》里面，对当时的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里面描述了美国白宫政府对轰炸大使馆事件进行多次道歉的内容。
“5月8日晚上，美方提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深夜来使馆见中国大使，并说国务卿已在赶往使馆的路上，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不一会儿，奥尔布赖特就带着皮克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和几个保镖来到使馆。”
“总统还提出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直接向江主席解释。事件发生后，她一直想和唐外长通话，但未获中方答复。”
在李肇星严肃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之后，
“奥尔布赖特要求休会5分钟，好让她和助手们商量商量，她商量完之后对我说，为表示美方的重视和歉意，请我再次报告北京，克林顿总统和她愿分别同江主席和唐外长通话，向中方表示道歉”
5月9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5月12日，我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他说，凭他对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和美国政府决策机制的了解，美国总统绝不会故意下令轰炸中国使馆。克林顿致信江主席并公开表示道歉是真诚的。据他所知，克林顿上台6年多来就美国的过失行为向外国政府和人民道歉，这还是头一次。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的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一字一句的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来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心情格外沉重，愿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
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翻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
有一家小报则批评克林顿对中国太软，软得连中国人都认为他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国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多年后，有人问及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和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对媒体说过这件事，之后也没有美国人就走漏消息一事找过我，真不知道是谁泄的密。大家都知道，美国泄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后来听说，一些不喜欢克林顿的美国政客也攻击他，说他对中国太软。
请大家注意李肇星大使说的“美国泄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2019年10月的今天，相比大家也从新闻上面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录音被泄露，从而引起了美国民主党对特朗普的弹劾。可见美国内部政治的复杂性，从20年前的克林顿，到现在的特朗普，都会有人不断泄露他们做的事情。
同时李肇星的书中也记录了，和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内美国白宫政府克林顿总统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连续多次以不同形式道歉的态度不同，美国媒体倒是显得咄咄逼人，李肇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反复和美国主持人唇枪舌剑。
下图是当时美国媒体上最常出现的新闻图片之一，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站在玻璃被打碎的美国大使馆的门后面，我们很容易的看出美国媒体的视角
从李肇星的回忆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国内有强大的力量在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道歉和低头的姿态，
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假设是美国白宫克林顿政府下令轰炸了中国大使馆，
那么白宫政府的总统以及国务卿随后又多次不同形式道歉的目的是什么？
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的回忆录里面，是这么写的，
“为什么北约要轰炸中国大使馆？我认为这是美国某个决策层的有意而为，估计美国的盟友都不知道：事件发生后，英、法、德都不吱声、不表态。”
很显然，潘大使认为中国大使馆被炸并不是美国内部的集体决策行为。
在中国大使馆被炸11个月后，
2000年4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7名中情局人员被处罚的消息，
包括解雇一名中级官员和行政处罚六名其他雇员。
而这名中级官员被开除是因为他直接给出了错误目标，导致中国大使馆被炸。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asdismissed a mid-level officer whose targeting error was blamed for the American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during NATO’s air war againstYugoslavia last year, an agency official and a lawyer said today.
Six other agency employees, including asenior official and four supervisors, also receive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from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George J. Tenet, for their roles inapproving the target, which officials have said was intended to be a Yugoslavmilitary supply headquarters, the agency official said.
https://www.nytimes.com/2000/04/09/world/cia-fires-officer-blamed-in-bombing-of-china-embassy.html
十年后的2009年3月22日，美国东部小镇上的一起凶杀案，在几天后登上了中国各大报章的版面。死者威廉·班尼特，时年54岁，十年前曾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3月22日清晨，他与妻子辛西亚在住家附近晨练时，遭不明身份人士袭击，当场死亡。而他的妻子则被丢在50米外的水沟里奄奄一息。
而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披露，班尼特正是1999年5月，美国战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中情局提供错误资料，造成最终“误炸”的情报官员。也是在2000年被解雇的唯一一个情报官员。
凤凰卫视在2009年5月9日《周末大放送》节目中，邀请了两位嘉宾谈论此事（班尼特被害事件），两位嘉宾都是中国的智库，在节目中他们也谈到了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大使馆被炸原因的认识。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记得当时就有那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在媒体和公众中是不存在的，只是在研究的这个圈里面定义出来叫一种“非政府蓄意”。所谓“非政府蓄意”就是说不是美国最高当局授权的，但是有可能美军自己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反正我就炸了，炸了以后把它做成误炸的样子。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的这架飞机，军方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是故意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它不意味着美国最高决策层，当时的克林顿和奥尔布莱特知道这件事。关于是不是误炸在中国国内有很大的争论，在中国国内主流认为美国不是误炸，认为就是美国政府要求部队做的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经过讨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事是美国军方故意做的，但不是美国政治领导事先知道的，也不是美国政治领导要求军方这么做的。因为什么呢？后来的行为，就是克林顿的五次道歉使得人越来越意识到了，不会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指使自己的部队做一件事，然后在这之前就事先准备好了，我要对这个军事行为做五次道歉，这是不可能的。
恐怕这个事永远是个谜，从美国政府来讲，它不能让这事情弄得很清楚，很清楚了之后就出现，美国政府对自己军队失控，你美国联邦政府居然对自己军队在战争中的行为完全控制不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军方或者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到底目的是什么，现在很难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解释。
中国大使馆被炸之后半年，1999年11月15日，中美成功在北京完成了最后一轮谈判，达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中国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事后中美双方的谈判代表都认为，如果此次谈判还是未达成协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拖延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2000年是大选年，中国会成为攻击焦点，而2001年克林顿政府下台，新政府上台需要较长时间熟悉情况。
李肇星在《说不尽的外交》里面这样写道，
“我觉得，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的最大贡献是支持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推动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最惠国待遇）”
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口出现了猛增，出现了出口增长的黄金时期，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2001年中国出口金额为2661亿美元，到了2012年变成了20487亿美元，到今天稳定在两万多亿美元的水平。作为个人，我也在深圳体会到了这个时代的洪流，深圳大把的年轻人因为从事外贸这个行业而积累了第一桶金。
中国的经济实力全球排名，从世界第七位跃居到世界第二位。
中国通过融入世界迎来了大发展，无怪乎美国一直有人认为让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999年4月，朱镕基在美国参加在拉德饭店举行的欢迎晚宴时，因为得知了美国人提高了要价，所以他在演讲的时候说：
“美国的电话现在采用的是CDMA系统，而欧洲和中国采用GSM系统。现在我们决定采用CDMA系统并且和美国合作。这个市场有多大呢?中国去年一年就增加5000万部电话，这个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市场。我认为我的谈判对手不像我一样是工程师出身，他还没有看到这个意义。我想在座的各位能够看到这个意义，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让这个机会失掉，否则我只好让给欧洲了。”
当然朱总理用中国巨大的通信设备市场，来说明中国入世对美国的意义，
只是他也万万没想到，美帝的朗讯，摩托等网络设备公司，后面全部垮掉了，退出了通信设备市场。反倒是华为和中兴崛起成为全球四强。
2019年的今天，我们和20年前和美国人谈判加入WTO协议一样，在和美国人谈贸易协议，
回顾20年前的谈判历史，是为了充分理解谈判的复杂性，除了我们谈判桌对面的总统和他的白宫政府，美国内部还有潜藏的强大政治势力，这些势力敢于在1999年公然绕过白宫，直接对有核国家和常任理事国的大使馆发动导弹攻击，可见其疯狂程度。
前不久国庆70周年阅兵，我们展出的东风17和东风41，一定有其巨大的作用，那就是震慑美国国内的极端反华和民族主义势力做出非理性的举动，维护东亚乃至于世界和平。预计在2021年我国还将继续举行阅兵，通过不断展示最新高科技装备，震慑美国国内极端势力。
从2018年以来，美国对我们发动的关税和技术打击，毫无疑问让我国遭受了损失，2019年1-11月，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出现了下降，其中11月更是单月下降了23%
中兴在2018年缴纳了高达14亿美元的罚款和保证金，加上其业务受到的损失，总计净损失达到一百多亿人民币。
华为在2019年5月被制裁后，尽管其显示了强大的技术和组织能力，表现大大好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其2019年也预计会少增100亿美元的销售额，其手机业务在海外丧失大量市场。
一部分的外企开始把工厂和产能迁出中国大陆，以保证对美国订单正常进行。
但是美国发动的这些打击，对中国并不致命，2019年中国持续以超过发达国家增速一倍的速度发展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关于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我会在后续文章中说明。
中美贸易谈判现在还在进行，但是不管如何谈，也不可能签署一个试图让中国先进科技和前沿产业停止发展的协议，而时间越久，中国的国力便会越强大，那么通过谈判迫使中国出让更多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小。那么对美国来说，当前中国的继续发展，这毫无疑问并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结果。
我们生活在和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会自然而然的低估高烈度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维护中国的发展，超过美国的决心是坚定的，
那么反过来美国维护美国的地位，阻止他国超过自己的决心也是坚定的。
既然我们都不甘心做世界老二，那么我们要相信，美国人也同样不甘心做世界老二，尤其还是从老大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我们超过美国的决心有多坚定，那么美国人阻止我们超越他们的决心就有多坚定。
从时间维度来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力度从2018年到2019年是逐步加大的。
我们分成几个方面来看，就关税而言，
2018年12月，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规模为500亿美元25% +2000亿美元10%
2019年9月，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规模为2500亿美元25%+1200亿美元15%
2019年12月，由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因此关税变为2500亿美元25%+1200亿美元7.5%，同时另外1800亿美元征收关税暂缓，但是仍然比较2018年底的关税规模更高。
可以看出2019年12月之达成协议，只不过是关税烈度加大的总趋势下的暂时缓和，并没有改变相对于2018年烈度上升的总体态势。
就科技产业战线而言，
2018年主要打击对象是我国的中兴公司，最终以罚款14亿美元结束。
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将我国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2019年8月，美国商务部将我国中广核列入实体清单
2019年10月，美国商务部将我国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商汤，旷视科技，依图科技，科大讯飞等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就和2018年对比而言，2019年新增实体清单企业的销售额，华为相当于8.4个中兴（2018年华为销售额7212亿元，中兴855亿元），其他的中广核，海康，大华之类相当于大约2个中兴。
也就是说，2019年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企业打击的力度相当于去年的11倍。
当然了，也请注意，美国对中兴使用的是禁止出口人员清单，对其他中国企业使用的是实体清单，这两者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前者的限制更为严厉。
就其他领域而言，美国在香港和新疆连续对中国发难，接连通过了两个《人权法案》，香港在2019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华和港独倾向的暴乱，大量中资机构被打砸和纵火，不完全统计有数十名大陆人被香港暴徒打伤，香港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实事求是的说，2019年美国对我国在多方面的打压，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由于2019年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顺利，弥补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的下降，导致关税对我国出口打击并没有太大，实际上中国1-11月的出口额仍然同比2018年增长，而对我国产业链外移的影响，我会在之后的其他文章中说明。
而2019年的新增实体清单，由于我国各大科技企业均从2018年中兴事件中得到警觉，开始了提前准备，均没有造成毁灭性影响，反而继续延续了增长的态势。
以华为为例，其2019年预计销售收入为8500亿元，增长为18%，虽然低于年初的预定目标，但是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所有人预料，相比2018年销售额净增大约1300亿元人民币。
其他如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讯飞，商汤，旷视科技等企业的业务依然正常运行，目前没有发现上述企业出现经营出现无法持续或者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尽管美国支持下的香港骚乱导致香港经济遭受重大打击，提升了香港港独人群比例，进一步加深了陆港矛盾，但是并没有对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和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冲击，反而让西方民主以反面教材的方式得到呈现，进一步加深了大陆民众“西方式民主会带来社会动乱”的思想认识，让中国大陆民众进一步加强了制度自信。
基于以上两点的基本判断
1: 2019年美国对中国打压力度明显加强
2：由于中国14亿人的超大体量，各方面打压都没有达到压制中国发展的预期效果
因此就2020年及以后而言，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同时将会向更多方面蔓延。
其中在经济和产业方面，预计到2020年底，关税征收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当然如果在其他方面给予美国一定的收益，可以让这个进程暂缓，但是无法阻止大趋势。同时对华为的攻击将会在2020年扩大，其将在2020年迎来真正的考验。
军事政治方面，2019年年香港颜色革命，新疆人权法案，美国军舰在2019年1-11月份9次穿越台湾海峡的烈度绝不会是顶点。台湾会是一个可能会被美国极端反华势力利用的危险方向，
2019年台湾台独势力在不断增长，2019年蔡英文公然多次声明对香港反对派的支持，同时台湾在物资上对香港暴徒进行资助，从9月份开始中国历史在台湾教科书体系中被彻底并入东亚史，2019年底更是通过用于打击台湾岛内反台独力量的反渗透法。
台独政治势力在台湾越是强大，那么台湾在政治上就越不可靠，
因此中国大陆的产业链只是去美国化是不够的，必须要提前开始和做好“产业链去台湾化”的准备工作，在每一个零部件要着重培养大陆本土供应商，或者扶植整体运营研发和制造已经彻底大陆本地化的台企，逐渐的替代台湾企业，尤其是那些运营重心在台湾本岛的企业。
台湾企业在美国制裁下的表现，台联电已经在福建晋华项目中做了很好的示范。
事实一再证明，很多时候所谓的“自己人”，“同胞”反而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
2019年的香港暴乱就是典型，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而台独势力还在不断增长的台湾，在对中国大陆产业链安全的威胁能力上，一定会比已经几乎丧失制造业的香港更大，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越年轻越独，因此台湾岛内反台独力量在逐渐败退的趋势不可逆，同时美国在利用香港和新疆无法影响中国发展态势的情况下，打台湾牌的可能性也在上升。
因此要把产业链去台湾化放在和去美国化同样优先的位置，
这两件事越是做的早，越是做的好，那么中国本土的制造业产业链也就越是安全，
同时去台湾化可以削弱台湾本岛的供应链，确保让台独势力的增长和台湾产业链发展出现负相关的态势，即确保台湾岛内出现台独越发展，台湾供应链越弱小的局面，
这样也能抑制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增长，削弱其搞台独的资本与能力，降低其和美国极端反华势力一起铤而走险的风险。
最后借用一句话：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 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在2020年及其以后，我们面临的外部压力，只会比现在更大，不会比现在更小。要相信以及确信，中国超过美国绝对不会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和平的完成了，
在未来我们一定会面临比当年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4年黄海对峙，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大使馆被炸，2018-2019年科技企业制裁，2019年香港暴乱等烈度更高更复杂的局面。
实际上就普通人而言，我们注意到，在上面的各种事件中，一些中国普通人付出了金钱，工作机会，乃至于人身安全和生命的代价。
因此对于未来的更高烈度外来压力，我们必须要做好心理建设。
但同时我们也要相信，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仅将在有生之年共同经历和应对复兴之路上的各种艰险，而且还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民族复兴的完成。
此文完成于北京时间2020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