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增速成倍递增，比生产力提高更重要的原因是：打破“大锅饭”，包产到户。更简单地说：要增长，靠改革。
历史教材常常给人一种错觉：革命才要牺牲，而改革总是简单而顺利，简单到只要北京开个会或者发个文，全国就能统一思想向前走。
事实恰恰相反。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喊得很响，但是谢高华还是被罚了。
浙江衢县（现在的衢州）产桔，县委书记谢高华提倡，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农民多余的自留桔，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杭州价格高，就卖到杭州，上海价格高，就卖给上海……
在他默许下，外地人纷纷来衢州收购桔子，以至于国家统购任务没有完成。[1]
衢县的事迹上了《人民日报》第二版，被当做反面典型批评。一起刊登的还有辽宁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号召农民宁愿自己不吃苹果，也要完成统购任务。《人民日报》批评道，谁出价高桔子卖给谁，“是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
紧接着，新华社浙江分社的记者也来到衢县调查，发现允许买卖柑桔后，种植桔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是好事。新的一篇报道再一次刊发在《人民日报》，衢县的做法又成了正面典型。
但是谢高华还是陷入到无尽的调查中。省里最终将他调任到了金华最为落后的地区——义乌。
义乌自古人多地少，土质属黄红壤，黏性大、肥力差，不适宜种水稻，却盛产甘蔗，用甘蔗熬出的红糖，颇有名气。因此自古就有“鸡毛换糖”的经商基因。
谢高华的改革思想在义乌落地发芽。说是改革思想，其实内容也简单，就是尊重常识，允许百姓经商，“要想富，允许自己找出路”。
冯爱倩是改开后义乌的第一代商人，尽管早早拿到编号001号的小百货个体经营营业许可证，但是依旧经常被当做“投机倒把”。一天在街上摆摊，再一次被政府没收了全部货物。眼看被逼上梁山，索性在街上拉住了县委书记谢高华。
因为情绪太激动，看上去像夫妻吵架，谢高华就把冯带进了办公室。在递上一根大重九的高级香烟后，冯爱倩用义乌土话飙起了自己压抑许久的怨恨，激动处敲了好几次县委书记的桌子。即使放在现在看，也是非常大胆。
谢高华倾听民声，顶着压力在义乌搞“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在谢的支持下，1982年9月，臭水沟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建起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说是市场，结构上无非是木板支撑、塑料薄膜挡雨。当天，没有一个县级领导出席，也没有新闻报道。[2]
“四个允许”和小商品市场，至少违反了三项禁令：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个体不能批发销售。
但是，实践可以检验真理。小商品的交易繁荣了义乌经济，成就了当今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那个绝望的冯爱倩这下开心坏了：别人还在睡大觉，义乌人已经在数钞票。
义乌小商品市场，选址和建设一代好过一代。第一代是臭水沟畔的木板和塑料薄膜。第二代在新马路边，水泥钢架玻璃。第三代占地4.4万平米，获名“中国小商品城”。到第四代、第五代，已经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世界之城”，四海商贾如过江之鲫。
再回头看，要增长，靠改革。那么要改革靠什么呢？
要改革，需要有不同意见，需要有敢于担责任的人，需要那个人做别人不敢做的决定。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起因是女娲炼石补天，剩了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多年后，空空道人和癞头僧路过，这石头便央求带它去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一僧一道允了它，不过有言在先：
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90年代，义乌到杭州靠绿皮火车。常有农民挑着鸡鸭出行，车厢到处是旁若无人的大声谈笑，又脏又吵，典型的田园不浪漫风。
大学老师马云办海博翻译社，不赚钱。为了让翻译社活下去，马云背着蛇皮袋来义乌进货，堂堂英语翻译社卖起了礼品、鲜花、书籍甚至塑胶地垫。
义乌商品的琳琅满目给马云留下深刻印象，成了未来阿里巴巴出生的土壤。
当马云背着蛇皮袋在义乌找希望的时候，任正非也挤上了这列开往义乌的绿皮火车。不过，华为要捡的不是希望，而是命。
成立之初，靠经销业务赚了一些钱的华为，决定开发自己的产品。为了研发2000门大型交换机设备C&C08机，任正非借了高利贷。研发烧钱的程度超出了任的想象，任站在窗边和团队说，如果搞不出来，自己只能从这里跳下去。
即使现在看，C&C08的研制也太过冒险。首先，华为近况不佳，刚在研发JK1000上惨败，不选择稳一下，反而借高利贷继续冲刺。其次，要攻克的技术太超前，出产品的日期一拖再拖，怀胎十月怎么都生不下来。任正非一下子老了十岁。再次，2000门的规格到底是不是市场需求？不一定。成立初的华为“农村包围城市”，2000门能不能卖得出去不好说。而电话安装需求大的地区，往往迅速富裕，是不差钱的主，自然首选进口品牌货，其次选国有企业大品牌，怎么都轮不到华为。
这么算下来，真是一招险棋，C&C08第一次开局如果失败，华为的故事很可能就提前结束了。
义乌小商品市场繁荣，固定电话安装量巨大。中外合资的上海贝尔和义乌电信局早有合作，这个单子本来也在计划中，但是临时出了状况，华为有了插足的机会。
毫无疑问，华为向义乌吹了牛皮。真实情况是C&C08的研发一拖再拖，还没测试完就拉到了义乌佛堂支局，装上去后非常不稳定，呼损大、断线、死机，经常发生老打不通电话，或者打到一半断了。
那个时候的华为，产品很不行，服务来补充。一个义乌佛堂支局的项目，一口气派了几十个工程师，总工郑宝用亲自坐镇，任正非也来了很多次，和将士们同吃同住。
义乌也真是包容。机器安装调试花去2个多月，之后还是问题不断，华为的人随叫随到。一直要到几年后，华为索性把1993年装的机器全部拆了换成新的，义乌的电话才终于稳定下来。[3]
任正非不用跳楼了。C&C08是里程碑，是华为拥有自主技术成果的开始。
义乌真是宝地啊。
95年马云背着蛇皮袋离开，99年带着阿里巴巴回来。
淘宝诞生在2003年，以小博大打败eBay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在淘宝之前，阿里巴巴B2B业务有着一个不亚于eBay的竞争对手——成立于1970年的环球资源（Global Sources）。2000年已经完成上市募资的环球资源，编纂的贸易目录已经覆盖了亚洲和中国的大量企业。
在淘宝挑战eBay时，马云做过这样的决定：凡是eBay认为正确的，我们都反对，凡是eBay认为错误的，我们都支持。
几天前张勇在湖畔大学讲话，又聊起这个怪异的决定。对手朝东，你就要往西，不是因为西边就一定有路，而是因为东边的路已经被占掉了。
有意思。
环球资源（Global Sources）的目录从大企业做起，员工西装革领，皮鞋瓦亮。阿里巴巴反过来，要求阿里人盯着小企业，穿着要比客户更土，不许讲英语，不许说“互联网”，说最土的话，让老板一听就懂的那种。
这支后来在中国商界披荆斩棘的中供铁军，当时也没有太多企业愿意见他们。阿里员工背的皮包长长宽宽，外面一层总是硬面。里面拿来装合同，硬面用来挡工厂看门狗。
整个喧嚣的90年代，华为侥幸求存，阿里徒有梦想，却是从事制造业的浙商最好的时代。
89年，中央有文件，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1998年浙江传化集团，以试一试的心态第一个在中国私营企业建立了党委。获得高度肯定，迅速推广。
那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红利最旺盛的时光，耀眼的经济成绩里也渗着片片血色。五金之乡永康，冲压机器一年要“吃掉”民工手指上千根。温州矿石研磨和瓷器制品的外来民工前赴后继患“矽肺”，生不如死，获赔无门。
央视的报道说“救救他们的肺”。十年间，从媒体报道到领导发言，谈起来都是保护劳工、保护环境，经济发展不以牺牲弱势群体和自然环境为代价。
十年后，2009年，阿里巴巴为了庆祝搬家，搞了一个游钱塘江的比赛，员工上岸身上挂满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和残渣。钱塘江是整个杭州的水源。
电影《杰出公民》里有这样一句话：
非洲有个部落，他们的语言里没有“自由”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而这里每天都讲“文化”，恰恰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文化。
柳传志总结联想的成功，提出一个叫做“拧毛巾”的理论，也适用于那个阶段整个中国制造业。所谓成本领先，就是善于把毛巾里剩下的水拧出来，直到最后一滴。
中国经济“低价依赖症”有多重，暂时还不清楚。但是清楚的是，义乌拥有宝马、奔驰的密度远远超过北京、上海。
欧文·费雪（Erving Fisher），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现代投资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成长股投资策略在全球金融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巴菲特就说过，自己的思想两个来源：格雷厄姆和费雪。
有趣的是，1929年费雪自认武功已经练成，借钱买股票，却赶上历史上最大的美股大崩盘（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赔光了自己、妻子、妹妹和各种亲戚的积蓄。为我们拨开投资迷雾的人，因为撞上了时代的大溃败，沦为了整个投资界的笑柄。
所以啊，衣公子常说，个人再怎么牛逼，最后成就你的一定是时代的进程。
尽管义乌是小商品之都。但是小企业既抓不住纳税，也做不出政绩，任何政府都更爱大企业。
义乌也有大企业，比如饰品之王新光、袜子之王浪莎、吸管之王双童。
马云很早就劝他们上网，被一一婉拒。毕竟，那正是他们一脚油门，急速飞驰的时代。
女人都很敏感，周晓光的商业嗅觉是极致的。80年代的中国东北，国企养人，收入稳定，生活悠闲，消费能力位于全国前列，周晓光比男人还能吃苦，从义乌到东北的火车上一站就是好几天，从卖绣花开始，新光在中国东北赚到了第一桶金。
恐怖袭击和饰品市场有什么关系？来，度量一下你自己的商业嗅觉。
2001年911恐怖袭击，美国爱国情绪高涨。周晓光第一时间围绕美国国旗、和平鸽等主题赶工设计了几十款领带夹胸针饰品，由此迅速打开了新光在美国市场。
随着新光饰品远销欧美。周晓光说，要做中国的施华洛世奇。
不过，和那一代企业家一样，主业成功之后，新光开始在地产、生态农业等多元经营上四处出击。在资本市场上，借壳上市、发债、股票质押……凡是热门的，新光一件没落下。
2017年12月，周晓光和丈夫虞云新的儿子大婚，亲家是义乌当地另一家豪门。婚礼所在的义乌世贸中心，7年前，新光以10.96亿击败绿城拿到的义乌地标地块。
周晓光的好闺蜜杨澜主持了婚礼，施华洛世奇接班人发表了致辞，董文华献唱，而马云、张近东、王健林都坐在下面。
真应了那句，自古名将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
如果周晓光的企业生涯早一点戛然而止，会是一个令人敬仰的故事。白手起家，改变命运成为“饰品女王”，巾帼不让须眉，不仅为浙江女首富，也是值得称道的人大代表，自费在媒体打广告征求选民意见，开创先河。
可惜，新光饰品公子婚礼才过去8个月，新光发行的两支债券，共计30亿元发生违约。金融圈传言已久，新光多年借新还旧，早已陷入流动性危机，如今靴子落地。当庞大如山的债务问题被一点点掀开，我们看到的是上市公司和大股东的违规担保，是新光和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之间高额的咨询费。
曾经敢想敢为踏实肯干的创业明星，转眼沦为虚与委蛇的金融骗子。旁观者一脸错愕，原来踏破资本市场的规则，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业，沿袭着一样的狠劲。
如今，从杭州到义乌的绿皮火车已经变成了高铁，半个小时即可到达。
在义乌火车站出口最显眼的位置，常年挂着一副巨幅照片“全国文明家庭——周晓光家庭”。2019年照片被悄悄摘下。曾经豪言壮语要在义乌造浙江最高的楼，后来造造停停，终于彻底沉默。
这一年，新光下属3家子公司申请破产，新光控股已经13次成为被执行人，上市公司的股份几乎全部被质押，新光向着黯淡越驶越远。
兰陵笑笑生写过，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
前两天，马云感慨，年底了，过去一天就收到5个朋友借钱的电话。过去一个礼拜，要卖楼的朋友大概有10个。
不知道马老师接到多少来自浙江义乌的号码。
何止于新光。“义乌第二富豪”丁志民的三鼎、袜子之王翁氏兄弟的浪莎，都在2019年的冬天陷入债务危机，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创业主业之外，名字频繁和房地产、酒店、小额贷款、资产管理等联系在一起。
也有逃脱这个诅咒的义乌大企业。
双童吸管的楼仲平，当年和新光、浪莎一样看不上阿里巴巴。楼仲平至今常常叨念，自己1997年利用电子商务做外贸的时候，马云还在外经贸部打工。
现今楼仲平的微博简介是：“一辈子坚持做好一根吸管的实业人！”，刚开微博那会可不是。
就在开通实名微博前不久，楼仲平刚掏出95万买下“淘金网”的域名，模仿阿里巴巴的淘宝做起了电商百货。两年时间，互联网业务不但没有做成，还因为精力分散，吸管的主业问题频出。
楼仲平是不幸的，互联网业务短期很难赚钱。楼仲平又是幸运的，如果当时沾上的不是互联网，而是短期就能轻松成倍获利的地产和金融，不知道“吸管大王”的主业还回不回得去。
经济学家说过，路边是不会有100元的，但是如果有，你还是要捡起来。
但那是身轻如燕、精明冷静的经济学家。而企业家的命运，常常是去路边捡那100元，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如今在数量上，双童生产了全世界30%的吸管；在技术上，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处于环保放弃塑料吸管，双童已经实现下一代淀粉吸管的量产。
80年代，一个问题困扰了经济学家很久。为什么联邦德国的经济总量不过美国的1/4，但是出口额雄踞世界第一？德国的确有西门子、奔驰等卓越品牌，但是仅仅这些品牌的体量相加，远远不能概括德国工业的强盛。
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除了个别声名显赫的大企业，德国工业的强盛是因为数量众多的小企业在不知名的细分领域成为了领袖。
隐形冠军，也成了度量中国工业有没有真正崛起的标准。
双童吸管就是赫尔曼·西蒙定义的“闷声发大财”的隐形冠军。当周晓光在微信朋友圈为新光债务问题致歉和呼吁，楼仲平却在晒自己在进博会上和赫尔曼·西蒙的合影。
三十年，弹指一挥之间，两相对比，令人唏嘘。
义乌的典型说完了吗？其实并没有。
多年来，义乌一直是阿里巴巴的土壤，淘宝村数量常年稳稳第一。但是全面拥抱数字化红利，从0到1再做成为大品牌的，好像一个都没有。这些年依靠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崛起的国产品牌，多有义乌式小商品的特性，但是小熊是佛山的，九阳、韩都衣舍是济南的，三只松鼠是安徽芜湖的，完美日记是广州的。
就是没有义乌的。除了早期的浙商明星，义乌后来的小商家始终构陷在数量多、规模小、汰换率高的泥淖里。
在时间的冲刷下，义乌像一颗钻石，被打磨出不同面向的切面。三十年间，阿里和华为在这里跨出了传奇故事的第一步，新光在这里光芒万丈又暗淡失色，双童历经风吹雨打牢牢插进细分市场，而千千万万小商人你来我往，沦为时代无声的注脚。
当2019年的列车缓缓驶向终点，透过这枚义乌的钻石向后望去，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复杂的、多元的中国经济。
李迅雷在2019年的一篇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曾经诊断中国经济的视角很统一，比如农民工的就业状况、酒店的客房入住率、社会用电量增速等等，数值大就是经济好，简单明了。在2019年，情况开始变得复杂，不同的视角会给出矛盾的结果，比如经济增速下行，但失业似乎没有太突出；比如收入增速放缓，但是澳门赌场的收入和奢侈品消费额却在不断上升；再比如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但民工荒却愈演愈烈；经济型酒店总体过剩，而五星级酒店会务常常爆满；社会用电量在增速回升，企业关门的数量却逐年数量增加。
这不是一个衰落的时代，这是一个分化的时代。
大可不必渲染宏观的悲情，任何时候从来不缺乏唱衰的共鸣。连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都有过这样的调侃：过去5次经济衰退我成功预测了9次。
但是，也正如《月亮与六便士》里写的，上帝的磨盘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
不妨再次回望义乌繁华的起点。第一个原因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变迁。以服装为代表的人力成本型制造业，走出了“欧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非洲”的迁徙路径。义乌是承接世界产业变迁的重要一环。
1950年代，日本因为承接欧美纺织工业，第一次晋升“制造大国”。1970年代开始，纺织业由日本转向人力成本更低廉的韩国，从此日本纺织业总体下降。但是日本制造并未没落，从70年代开始，日本向简单的加工生产模式告别，转型技术研发、设计美学、营销包装、潮流输出、供应链管理，从而诞生了服装巨头优衣库和一大批享有盛名的设计师。
行业差不等于企业差。
义乌繁华的第二个起点，是民营经济的繁荣。论及民营经济在浙江的兴起，多数人会感慨浙商的闯劲和传统，但是少有人提的是，建国之初由于把浙江假设成解放台湾的前线，因此没有在这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因此改革的阻力小。
民企企业最大的优势，是主动试错，敢于变革，善于创新。
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裹足不前。值得担心的是，如果环境高度统一，没有适当反对者的声音，那么也就不会产生谢高华了。
《闻香识女人》结尾阿尔·帕西诺（Al Pacino）说了这样一段话，
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我都知道，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是的，没有一次例外，我都知道。你看起来很好奇，既然如此，为什么我现在还混成这幅落魄的样子？让我告诉你吧，因为在每一个路口，我TMD都选择了最容易的那条路。因为对的那条路，太TM苦了。
汽笛响了，我的2019年的已经到站。放手前，我微微转动这颗钻石，你看，总有一个切面，义乌是有未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