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治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无法与石油脱离干系。自工业革命以来，石油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趋凸显。中东油气储量占全球总量的2/3以上，号称“世界油库”。据统计，世界上已发现的3万多个可用于商业开发的油田中，有400个“大型油田”储量占全球探明原油总量的60%，排在前50位的“超大型油田”则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40%，而这些“超大型油田”的60%以上位于中东地区。
世界经济对石油资源的迫切需求以及中东的巨额储量，使石油经济在中东地区经济中应运而起。尤其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导致国际油价持续暴涨。仅1973年至1981年，国际油价便上涨了20倍。这一时期，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使海湾产油国赚得盆满钵满。1973年之后，阿拉伯产油国仅通过提价一项，就使石油收入从197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亿美元。另有统计表明，1972年至1980年期间，伊朗的石油收入增长了30倍;伊拉克的增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0倍，从5．75亿美元增加到260亿美元。21世纪以来的几轮油价大幅上涨依然如此，2011年国际油价达到每桶107美元，中东产油国再次赚取了巨额石油财富。石油收入剧增使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逐渐取代非产油国埃及，成为中东新的财富中心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火车头”。
2011年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突尼斯等中东非产油国发生政权更替，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受地区动荡冲击相对较小。在此背景下，石油经济对中东国家经济、地区政治乃至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加突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趋于阻碍而非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或被称作“富足的悖论”(paradox of plenty)。中东地区石油资源丰富，同时也是“资源诅咒”的典型代表，石油经济的兴起对中东经济的长远发展明显弊大于利，同时也对中东政治和地区秩序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短期来看，石油经济兴起为中东国家带来了巨额财富和经济繁荣，过去那些一贫如洗的阿拉伯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步入梦幻天堂。石油带来的巨额财富部分被用来改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民众福利水平。以沙特为例，石油收入为该国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1960年，沙特GDP只有23亿美元，1990年已攀升至809亿美元，2002年达到1885亿美元，2017年高达6785亿美元。政府收入的增加极大地提升了在教育、健康、住房等方面的投入，民众生活得以大幅改善。例如，沙特学龄儿童入学比例从1970年的28%上升到1980年的48%，2001年再提升至69%。1960年，沙特成人文盲率高达97%，到1990年降至38%，2001年又降至23%。此外，沙特还得以实行高福利政策，实现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缴个人所得税的“三免”政策。
然而，石油经济毕竟是一种“食租经济”，其弊端也十分明显。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地区像中东这样，如此多的国家的收入来源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租金。从2010年石油出口收入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沙特达90%，科威特达94%，阿联酋达95%，伊拉克达85%。即便是那些并非主要产油国的国家，如埃及和叙利亚，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石油租金获得收入。2010年，叙利亚租金收入占总收入的50%，埃及租金收入占40%。相比之下，2010年中国的租金收入只有5．4%。总体上看，石油经济的兴起对中东政治经济的长远影响弊多利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石油经济使中东产油国必然面临“资源诅咒”问题。
众所周知，靠出口原材料谋生的“食租经济”，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生产方式。短期来看，高油价带来了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使昔日贫困落后的中东产油国一夜暴富，由落后贫困的部落经济社会，梦幻般地一步跨入资金过剩、生活优裕的“后工业时代”。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石油经济既面临结构性危机，也面临周期性危机。
所谓石油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即随着石油储备减少以及页岩气等非传统能源开发挤占传统油气市场，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经济将面临难以为继的严重问题。据国际能源署统计，在现有的7．9万亿桶潜在的可发现石油中，90%不在中东地区。目前，西半球包括非常规油气资源在内的油气资源总储量，超过大中东地区五六倍之多。全球能源中心正逐步从中东地区转向西半球。2018年，美国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在此背景下，以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权重明显下降。有分析认为，世界石油市场的分散化和多样化趋势，对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影响力，不亚于当年苏联解体。
所谓石油经济的周期性问题，就是受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国际油价同样会经历周期性波动。20世纪80年代的油价暴跌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油价“过山车”都深刻说明了这一点。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从每桶115美元的高位，最低跌至2016年初的不足30美元/桶，此后，国际油价开始触底反弹。油价起伏不定，使中东产油国经济频频大起大落。阿曼在2015年前9个月的政府收入下降35．9%，石油收入下降45．5%;卡塔尔在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的油气出口同比骤降40．5%;科威特在2015～2016财年前8个月的政府收入同比下降45．2%，同期石油收入同比下降46．1%;沙特在2015年的石油收入下降了23%。据估算，仅2015年，低油价就令中东财富缩水3，600亿美元。
海湾产油国家的预算大多基于油价80美元至90美元/桶而设定，油价暴跌导致海湾产油国的财政赤字骤增。据科威特财政中心报告，2015～2016财年，海合会六国财政缺口约3，180亿美元;至2020年，这些国家需借贷2，850亿至3，900亿美元。2016年2月18日，标准普尔下调沙特、巴林、阿曼等产油国主权信用评级:沙特从“A+”降至“A-”，巴林从“BBB-”下调至“BB”，阿曼下调两级至“BBB-”。此后，随着国际油价回升，中东产油国经济重新向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7年西亚北非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2%(海合会国家整体增长率是－0．2%，其中沙特是－0．8%)，但2018年增长率有望升至3．2%(当年实际增长率为2．4%)。可以说，中东产油国“资源诅咒”的弊端暴露无疑。
即便从最好的情况来看，中东产油国也不过是表面风光的“金融化经济”。中东产油国通过出售石油，可以在短期内积累起巨额石油美元，纷纷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借资本输出获取更多利润，依靠石油美元推动金融业的发展。2012年，海合会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约1．86万亿美元，其中阿联酋9，320亿美元，沙特5330亿美元，科威特2960亿美元，卡塔尔1，000亿美元。这些巨额的剩余资本大量投资欧美市场，以及中东地区的房地产、股市等利润高、又可以“快进快出”的行业，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金融业实际是“租金经济”的升级版。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通过出借资本来获得利息，参与对现有财富的重新分配，因而同样是一种不劳而获的经济模式。此外，经济金融化本质上只对极少数大资本家有利，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无法从中获益。阿联酋的迪拜被公认为中东最具活力的城市，但“迪拜模式”建立在金融、房地产、旅游观光等不创造财富的产业之上。在这种模式下，海湾君主国的利润来源一方面来自高强度剥削廉价的外籍劳工，另一方面是通过金融资本跨国流动，剥削实体经济生产国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迪拜模式”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具体体现。金融和房地产业不事生产，而且资本大多来自国际市场，因此经济很容易大起大落，“赌场资本主义”色彩明显。
2009年11月25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迪拜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Dubai World)宣布将债务偿还延迟6个月。受此影响，全球股市接连暴跌，市场弥漫着恐慌气氛。自2017年以来，迪拜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2018年第一季度就下降了46%，而仅2018年4月市场流动性就下降了35%。
第二，石油经济缺乏推动本土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不利于本国实现工业化。
石油经济的维系主要通过向国际市场出口石油实现，因此其热衷于推动“自由贸易”，并从国外进口廉价工业品。这种经济政策势必会摧毁本国和本地区处于起步阶段的“生产性”制造业、农业或者技术产业。布罗代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伊斯兰国家，“石油开采权养肥了一个特权阶级。金钱的分配并不平均，司空见惯的情况是，为特权等级的穷奢极欲提供了资本。这一奢华也没有刺激当地的生产:人们消费的是舶来品，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在当地生产”。
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美元收入除了用于购买奢侈品和投资房地产外，大多数重新投向发达国家市场，用于加强西方乃至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统计称，海湾国家高达上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中，60%～85%投向了欧美市场，特别是美国和英国。③由此，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额资本，本质上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相反，它却使本国实体经济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走上衰退的道路。
第三，石油经济塑造出一种安于享乐的消费主义经济伦理，对经济反过来产生负面作用。
埋藏地下的巨大石油储量以及高油价带来的巨额石油美元，使中东产油国可以不必经历经济发展必经的艰难而漫长的工业化阶段，就可安享巨大财富。萨米尔·阿明指出，石油带来的巨额利润“在人们中间造成一种轻轻松松即可实现现代化的幻觉”。由此，以往那种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精神被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以及依附性的消费经济。“这种急剧积累起来的财富不是依靠别的方式，而是依靠榨取自然资源得来的。它造成了一种不事生产、不平衡、消费主义的进口型经济。”
从消费观念看，阿拉伯富豪普遍贪慕虚荣，炫富成瘾。从消费习惯看，许多中东富豪挥金如土，穷奢极欲，极尽物质享受之能事。阿联酋的迪拜有意被打造成“土豪之都”:建造全球最奢华的七星级帆船酒店、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棕榈岛、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世界上最大的法拉利主题公园，等等。许多富豪热衷于收集豪车、游艇等奢侈品，将猛兽当宠物养。网上屡屡曝出沙特王室的奢侈生活细节，如“24．3亿元定制3层飞行宫殿”“6亿美元订购豪华游艇”“1．8亿元包马尔代夫度假村并赶跑游客”“1．2亿元包场巴黎迪士尼狂欢”“国王一天花费500万欧元”，等等。这种纸醉金迷的畸形财富观和享乐主义消费观，极大地助长了阿拉伯民众的炫富攀比心理，使其日渐丧失斗志和进取精神。在海湾国家，当地居民只接受管理层以上的职位，年轻人普遍嫌弃脏活、累活和有风险的工作，觉得这类工作既艰苦又肮脏，这些国家的民众日渐颓废。
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观是国家兴衰在经济领域的征兆和体现。基于个人享受的消费观，看似只是个人私事，实则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消费是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的最终环节，消费是生产循环体系的完成。因此，对一国经济发展来说，国民的消费习惯，尤其是偏好购买本国产品还是外国产品，最终结果截然不同:崇尚国货，喜欢消费本国产品，会使本国相关企业和产业更加发展壮大;崇洋媚外，青睐外国消费品，则会加剧财富外流，使本国相关产业日渐萎缩。
石油经济极大地销蚀了中东国家谋求工业化的斗志和决心，使它们依附于落后的“食租经济”，反过来加速“去工业化”。石油经济的出现极大改变了中东国家劳动力和资本循环的方式。在海湾产油国“财富效应”的巨大诱惑下，依托语言文化相通的优势，埃及、约旦、也门等非产油国被海湾国家的表面繁华所吸引，掀起了一股“去海湾国家打工赚钱”的热潮，却难以看到这种“食租经济”模式背后的“负能量”。
1968年，埃及的海外劳工数量不及1万人，十年后这一数字增至50万人。1973年至1985年，埃及农村人口有1/3男性在海湾地区工作。同期，约旦海外劳工数量占总人口的40%。约旦、叙利亚、埃及、也门等国通过向产油国提供劳动力，以从产油国巨大石油租金中分羹，因而成为半租金国家。这些劳动力输出国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靠来自产油国的侨汇。在此背景下，埃及等中东非产油国丧失了原来筚路蓝缕、自主奋斗的精神内质，这种价值观恰好是实现工业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在产油国工作几个月就能收入颇丰，他们为什么还要进行艰难抗争呢?“出国打工鼓励人们寻求个人的解决办法，却削弱了集体的抗争。”换言之，石油经济兴起使原本致力工业化的中东非产油国脱离原来的发展轨道，成为向产油国输出劳动力的“打工者”，沦为依靠出口劳工和侨汇度日的传统国家。
由此，中东地区围绕石油生产国形成了一种反向的“中心—外围”结构。沙特等原料生产国高居“中心”位置，成为依靠剥削外籍劳工的剥削阶级和“寄生性国家”。卡塔尔70%人口是外籍劳工，阿联酋迪拜的外籍劳工人口占比高达80%。沙特有1170万外籍劳工。埃及等非产油国则处在边缘地位，负责为海湾国家提供劳动力，约有200万埃及工人在沙特打工。另据国际移民组织(IOM)估计，2010年利比亚陷入战乱之前，埃及有150万劳工在利比亚打工，但利比亚内战爆发后，148万埃及劳工被迫返回国内，埃及侨汇收入损失巨大，国内就业压力骤增。由于中东石油经济高度依附于国际市场，而石油经济又是中东经济的“中心”，因此中东经济整体上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中东产油国将大量石油美元投资于美国等西方大国，使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和汇率调整，不断榨取石油输出国的财富。1973年至1982年间，沙特共积累了2，000亿美元顺差，其中30%借给美国政府。据1978年9月的统计，这些美元资产的实际购买力贬值了40%。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海湾国家之所以与美、欧结成“三角同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海湾国家无论石油出口还是剩余资本投资，都明显依赖美欧市场。这种看似你情我愿的“利益绑定”关系，实际上是海湾国家财富不断流向西方国家的过程。“在某些观察家看来，近东的石油与16世纪南美洲的银子非常相像，后者流向西班牙，却没有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是从那里流出来，养肥了欧洲其他地区富有活力的经济。”
另一方面，这种以资源型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加剧了中东原本就存在的贫富分化状况。《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指出，目前中东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1990年至2016年间，中东最富有的10%人口占该地区总收入的60%～66%，而最穷的50%人口只占地区总收入的10%。其中，海湾国家人口仅占中东地区的15%，但收入却占整个地区的42%。例如，卡塔尔2009年人均收入达68，871美元;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则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该国人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2010年约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人口少数且极其富有的精英阶层和一贫如洗的人民大众之间的差距，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阿拉伯世界贫富差距拉大，使不同国家间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差距越来越大，阿拉伯统一事业更加渺茫。“变成豪富的毕竟是少数几个，大多数的人仍旧是贫困不堪，许多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这种新兴财富和花费它的方式，在这个本来应该是团结的阿拉伯世界里筑起了种种壁垒。”事实证明，伴随着中东石油经济的兴起，谋求阿拉伯统一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
总之，石油经济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东国家劳动力和资本循环的方式，对中东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掣肘中东工业化进程后，中东石油经济自身也面临严峻挑战。随着石油储备减少、页岩气革命等非传统能源开发的加快，以及新能源替代技术的发展，中东产油国不仅面临资源枯竭和油价波动带来的“资源诅咒”问题，还面临中东产油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权重下降、油气资源被逐步替代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东经济的困境或许才刚刚开始。
从政体上看，中东国家主要包括君主制和共和制两大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法鲁克王朝、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相继被推翻，表明这类政体的根基不稳且政权脆弱，在时代大潮中属于落伍者和被淘汰对象。然而，中东石油经济的兴起，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油价的暴涨，使以部落为基础的落后君主国“枯木逢春”，统治基础重新得以巩固。在此类君主制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君主及其家族成员处在最顶端，王室成员、部落首领及一小部分“企业家”组成“封闭的统治阶级”，他们雇佣部落领导、政治随从和技术专家，后者为前者积累财富并为其统治服务。这种经济结构的“内部循环”，主要依赖租金收入以及提供没有技术含量的官方许可证、土地证明、进口许可证等带来的垄断性收益。
石油经济的兴起明显巩固了相对落后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在食租经济体系下，中东产油国的民众主要靠政府发放的福利过活，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依靠纳税养活政府。2003年，阿拉伯国家税收收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5．5%和GDP的8．2%。
其中，阿拉伯非产油国税收收入占GDP的14%，而阿拉伯产油国税收收入的GDP占比却不足5%，这一数字在英国和德国分别为28%和23%。正所谓“不纳税，无代表”，民众不需纳税，自然无权要求政治权利，这使得阿拉伯传统君主制政体得以延续。伊朗经济学家侯赛因·马达维(Hossein Mahdavy)指出，食租经济与社会停滞、政治僵化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外部租金，而不是来源于国内民众，因此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极大缓解。不仅如此，许多民众因石油收入享受繁荣发展的成果，要求社会变革的民众运动也就难以兴起。此外，政府还拥有对压力集团奖惩的更大能力，这进一步阻止了任何根本性的变革。“当工业化国家正积极打破阶级边界以促进社会流动性，并极力宣扬自由民主的价值时，这里却倒退成了王朝统治。”石油革命非但没有改变中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反而“巩固了美国及其中东保守盟友的地位，增加了中东国家的专制能力，加深了该地区国家内部和地区间的贫富分化，同时也为该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奢侈消费之风和自由市场信条，而没有带来积极的社会转型”。
海湾国家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使其政治影响力水涨船高。经济落后的海湾产油国因此拥有了制衡中东非产油国的特殊权力。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因埃及反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伊拉克驱逐了100万埃及劳工。同样地，因巴勒斯坦支持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科威特在海湾战争结束后驱逐了7万名巴勒斯坦人。同期，沙特借口也门支持伊拉克驱逐了100万也门籍劳工。2011年中东剧变后，随着埃及、突尼斯等中东非产油国政权陷入动荡，沙特等海湾产油国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并在2015年沙特出兵也门、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等重大问题上，明显将多数阿拉伯国家裹胁到自己的阵营中。沙特的外交理念本身保守落后，由其主导的中东政治主潮流日趋向更加保守落后的方向发展。这对中东地区来说绝非好事。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东保守落后势力壮大，使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等伊斯兰保守思潮大行其道。中东产油国“没有建立起资本积累的稳定结构或新的政治观念。相反，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为伊斯兰主义的抬头提供了契机”。萨米尔·阿明也指出:“阿拉伯各政权深陷于石油幻觉所催生的‘开放’之中，失去了此前曾经一直享有的合法性。在这种政治真空之中，政治性伊斯兰教填补了空白，自此占据了舞台的中央。”
然而，海湾君主国仅靠石油出口和保守意识形态并不能解决其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如政权根基不稳、财富分配不公、安全能力薄弱等。为维系这种不公平秩序和巩固食利统治阶级的地位，当权者往往“求诸于外”，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寻求西方大国的全面庇护。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科威特正是靠美国出兵才得以复国。海湾战争后，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先后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定》，依靠美国保护自身安全。目前，美国在阿曼建有锡卜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设在卡塔尔，巴林则是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及母港。2011年中东剧变中，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产油国引导北约军事介入利比亚，赞成西方军事打击叙利亚，俨然成为西方大国在中东拓展利益的“马前卒”。
总之，海湾国家在中东影响力上升，非但没有使伊斯兰世界走向开明进步，反而日趋回归保守落后状态。中东保守势力的壮大，使阿拉伯世界统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中东国家的保守落后和内部分裂，反过来又使西方干预中东事务变得轻而易举，使中东更加难以摆脱“战争与冲突”的恶性循环。
中东地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明显受到石油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中东产油国与美国的关系最具典型性。二者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石油换安全”，更重要的是中东石油在很大程度上稳固、支撑了美元霸权。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自身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巨额黄金储备，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由此牢牢把握住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⑤然而，以美国发行的主权货币作为世界通用货币，使其不可避免地面临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美元因与黄金挂钩而取得国际货币地位，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将导致美元外流，这要求美国必须长期保持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美元必须保持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简言之，美元无法既充当国内货币，又充当世界货币。至20世纪70年代初，因其他国家大量兑换美国储备的黄金，迫使美元最终与黄金脱钩，美元成为纯粹依靠信用支撑的信用货币。换言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1974年5月，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外汇损失导致大萧条以来第一次严重的银行挤兑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
在这一紧要关头，正是中东产油国挽救了美元霸权。1973年，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达成协议，美国以接受“欧佩克”存在为交换条件，使石油输出国最终答应“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从而使美元挂上了更具战略价值的“黑金”———石油。通过将美元与石油定价挂钩，美国将原本存在缺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转换为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交易体系。沃尔特·佩奇说道:“我们当时担心没有美元。后来沙特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美元，我们真不知道如何保管才好，很快，你都不得不变成沙特人了。”换言之，伴随中东产油国的兴起，尤其是“石油用美元计价”，使原本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权“复活”，进一步强化了美元对世界经济的掌控。“美国的霸权体系就像一柄巨大的钳子，石油与美元是钳子的两个齿端，紧紧咬住了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命脉。”
在“中东石油用美元计价”的背景下，石油价格越高，非产油国支付的美元越多，世界就越需要美国印刷更多的美元钞票。石油消费国为购买石油，不得不加大储备美元，由此美元作为国际流通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反而上升了。这样，美国与中东产油国无形中结成了“利益共谋集团”。与此同时，由于中东产油国的国内经济无法吸收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因此其通过西方银行系统，从海湾地区循环至非产油国。
事实上，在欧佩克国家对石油提价两年之前(1972年)，尼克松政府就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使欧佩克国家大幅提升油价，以使美国的私人银行对石油美元进行循环利用。在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国际油价从1．8美元/桶上涨至10美元/桶，涨幅超过500%。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国际油价再涨至39美元/桶。两次油价暴涨使中东产油国赚得盆满钵满。而对美国来说，两场石油危机和沙特等产油国得势，对维护美元霸权绝对利大于弊，甚至不可或缺。有学者指出，“如果真的认为石油冲击是致命的话，华盛顿会有很多的办法让欧佩克把油价恢复到合理水平。他们要的就是高油价，而且他们需要的就是让欧佩克来背黑锅”。
相反，油价暴涨使世界石油消费国哀鸿遍野，尤其对第三世界石油消费国更是一场经济灾难。印度、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美国家，在1974年都面临巨额贸易赤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1974年至1975年席卷世界的工业滑坡，严重程度超过二战后任何一次。2011年，国际油价每桶超过100美元，中东产油国由此赚得盆满钵满，但中东非产油国则付出了更大代价。2011年，埃及石油进口额为78亿多美元，比上年的51．6亿美元增加50%;约旦石油进口额为52亿美元，与上年的不足35亿美元相比也增加了50%以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石油进口开支也分别比上年增加了36%和28%。依靠资源出口获得财富的“食租经济”模式，还挫伤了那些依靠实体经济，尤其是靠工业化进程来发展经济的发展模式。
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重组和政策变化，不仅粉碎了第三世界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而且极大地转移了战后国际体系的支持系统，使得一度在第三世界盛行的“进口替代”战略走向衰落，代表西方大资本诉求的“华盛顿共识”则风行天下。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第三世界债务人提供担保。作为交换条件，这些借债国家不得不同意接受其强加的一系列先决条件，如贸易自由、消除外国投资障碍、减少政府开支、国企私有化等。事实证明，正是这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导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半途而废，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产油国凭借雄厚资金，曾尝试通过以购买方式来实现工业化。理论上说，海湾国家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过密，更容易买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各类企业，从而推进本国工业化。但事实证明，“购买工业化”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
20世纪70年代石油财富猛增后，沙特曾出台高达1，440亿美元的“五年计划”，通过引进包括工程师、经理、教师和工人在内的70万外来移民来提供劳动力，以便能够建房、铺设公路、使城镇通电，计划提高港口吞吐量近三倍，提高水泥生产近十倍，建立炼油厂和石化厂以及其他重工业设施。1974年，时任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宣布:“将来，我们不会再为挣美元而销售石油了。而且我们只会把石油卖给那些给我们提供技术和帮助我们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东石油收入的主要部分将会用于购买资本货物，以建造庞大的工业基础设施。”
同一时期，伊朗宣布要用石油美元促进本国工业化，并投入了700亿美元。伊朗巴列维国王曾宣称:“我们要把它们全部投资于本国建设。应该把石油用于石化、医疗等方面，要从中创造价值。这样我们就能够使它持续300年。”1974年，伊朗与法国公司签订合约，计划投资60亿美元在德黑兰建造一条40英里的地铁线、一个彩电网络、几家钢铁厂和汽车厂以及两家核能发电厂。伊朗国王雄心勃勃地宣布，50年内他的国家会达到1974年德国的经济水平，跃居世界第五大强国。科威特和阿联酋等也相继推出了类似计划。
产油国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一些可以在诸如钢铁、石化和运输等核心部门担任产业化项目供应商或管理者等关键角色的公司和企业。但产油国的这种收购举动，显然不受西方国家欢迎。对海湾产油国的“购买现代化”举动，发达国家总是敷衍搪塞，设置种种壁垒和障碍。在法国，政府对大额股份收购制定了“提前通知和正式申请”等限制条件。然而，这些限制条件直到欧佩克国家收购法国企业时才开始实施。
在德国，当1975年大量奔驰股票流入市场后，施密特总理督促德国银行赶快购买，以防落入伊朗人手中。在美国和日本，欧佩克国家的投资者在进行收购时也遭遇类似的阻挠。西方国家还提出对欧佩克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实行负利率、鼓励购买军火和国债、威胁对其购买的资产货物征用和国有化、鼓励其投资分散化等种种举措。在西方国家有形无形的不断阻挠下，中东产油国“购买工业化”的尝试最终无疾而终。
西方工业国显然不愿意中东产油国实现工业化。欧佩克国家为加速自身农业和工业发展而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越多，再循环流入工业国的资本就越少。石油输出国自足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将独立于西方工业国家，并预示着将来与西方工业国家进行竞争。因此，欧美国家千方百计进行防范和限制。
总之，中东石油经济的兴起，并没有带来积极的社会转型。随着时间推移，包括沙特等海湾产油国在内的中东国家正日趋认识到石油经济的局限性。2016年4月沙特提出“2030愿景”，目的就是摆脱严重依赖石油的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多元化。这种趋势无疑值得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