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江到达旺——入伍和第一阶段参战经历
编者按：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作战，在克节朗地区打响。西藏军区藏字419部队担任主攻，陆军第11师主力担任战役预备队，该师除部分连队配属主攻部队直接参战外，还抽调大量兵力，徒步翻越崎岖山路向前线扛运炮弹，全力以赴做好战勤保障。此战，我军全歼印军第七旅，生俘其旅长达尔维准将。克节朗战役胜利后，第11师与藏字419部队分数路乘胜追击，四天后进抵藏南重镇达旺。
我叫张明孟，曾在陆军11师31团1营服役，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1965年及1967年亚东中锡边境乃堆拉山口、卓拉山口、东巨拉山口、则里拉山口边境军事斗争的参与者。
我是1962年7月从四川省中江县参军入伍，刚到部队就发生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然后就参加了这场战争。
在征兵动员的时候，只说印度要跟我们打仗了，蒋介石也在叫嚣反攻大陆，我们学生么，就是想出来看一看，想报效祖国，因为当时参军是非常光荣的事。
当时我们班里面的同学，参军的一共有五个人，除了我，还有李强荣、张纯文、卢德理(后在部队改名卢军)、龚贤龙。我们五个人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可惜的是，李强荣在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
当年入伍的时候，我们四川主要是中江县的兵，也就是黄继光家乡的那个县；另外一批是重庆的，就是现在的大重庆市，这两批都是西藏军区的兵。
当时县武装部组织文艺团体，给我们开了一个文艺晚会，演出的话剧就是《英雄黄继光》。
重庆兵和中江兵，是在成都会合的，我们是西藏军区新兵团的3营8连。
当时接兵部队的干部跟我们说，这一次接的是汽车第16团的汽车兵，后来到了川藏线上的波密，因怒江发生泥石流，等待了一段时期，具体待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起来了, 但记得是在这段时间学习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和卫戍条例，还学了站军姿和站岗。当时中印边界紧张，按照上级的命令，就把我们这批新兵全部补充战斗部队，就这样，我们这批兵就到了陆军第11师。
我们是沿川藏线，从昌都方向进藏的，从我入伍到战争第一阶段，中江—成都—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错那—克节朗—达旺，走过的地方基本是这个顺序，日喀则是我们师部所在地，当时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新战士的欢迎会，然后就分到各团去了，我们分到第31团的就到了江孜。
当时新兵分配的时候，也没管那么多，就直接这些人到第33团，这些人到第32团，那些人到第31团，就这样子分成三堆，都分下去了。我当时被分配在第31团1营1连，那时班的编制是11到13人，我所在的班是11人，有四川兵，陕西兵，河南兵，甘肃兵。有些人分到了第33团，也就是后来打邦迪拉的那个团。
进藏以后，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新兵，就遇到了高原反应，我们坐车沿着川藏线进藏，过雀儿山和昌都那里的雪山，都是缺氧的地方，接兵干部也给我们提前讲过一些注意事项。到了拉萨，明显感觉跟内地有很大的差别，到部队后，我们从拉萨到日喀则，日喀则到江孜，回到日喀则后再到拉萨，又从拉萨到错那，这一路上全有高原反应，缺氧时候主要的感觉，一个是头痛，再一个是胸闷，第三个是喘不上来气，非常不好受。
当时我们装备的轻武器，班长副班长是56式冲锋枪，也就是后来说的AK47，战士装备的是56式半自动步枪，因为部队当时急需换装，部队的老兵，比我们新兵稍早一点就领到了新装备，在这之前，部队装备的步枪是53式步骑枪，就是那种三菱刺刀的，冲锋枪是53式，苏联的那种折叠托的，后来因为要打仗，就临时提前换装了。
记得当时遇到过藏字419部队的第154团，他们在扎木，也没有换装，拿的还是53式的枪，轻机枪还是那种带转盘的，当时情况紧急，有些部队没来得及换，也要看执行的任务，66年我在成都，看见50军使用的还是老式的装备，我们的新枪都使用好几年了。
我们配备的弹药，一个人是四个弹盒，一个弹盒是40发，四个弹盒就是160发子弹，然后枪里面可以装10发，加起来就是170发左右。
另外每个人配4个手榴弹，那种手榴弹是攻- 42式，没有木把，是弹簧式的，地瓜形状的，一直到打完反击战，1963年的时候又换成木柄手榴弹。
我们这批新兵，从入伍后到参战，基本就说不上什么训练，我们只是到部队以后，在拉萨的一条河岸边的一个沙滩上把枪领到手，当时枪上还有很多的黄油，还没来得及擦干净，每个人发了3发子弹，教一教，然后班长说一说，三点一线，缺口对准星，然后对着靶子的下沿中央，只要会扣扳机，会装子弹，就行了，然后每个人扔了一颗手榴弹，这就算是对新兵最基本的训练。
当年西藏军区退伍的老兵，走到中途都被拦下，都再次回到部队，要打仗了，当时第11师正在中尼边境打界桩和剿匪，是仓促之间调到这边的，非常疲劳和辛苦。
再后来就到了临上前线之前住的错那县下了车，我们的供给、补充都在错那，刚来时身上穿的，都是出发时候的单衣，到了喜马拉雅山，天气非常的寒冷，冻的人吃不消。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第一场仗是在克节朗打的。
克节朗战斗，我们第31团，也就是我们第11师所属部队参战了，我们营担负为前方的部队，就是为藏字419部队运送炮弹的任务。10月19日傍晚，我们进行了轻装，除了武器弹药，背包和其他东西都不带，在错那领上炮弹，就向克节朗进发。
我们是在天最黑的时候往上送的，要求在11月20号天亮之前，必须把炮弹送到阵地上。我们背的炮弹，120炮弹是两个人一发，其他炮弹是一个人一发，背炮弹，是用背包带一头拴住引信那一头，另一头拴住尾部，就像背背篓一样紧贴在身后，那一带的山路非常的艰险，非常的崎岖，而且在夜间，一点声音都不能发出，部队就这样小心地在山路上往前赶。辛苦大家养成点点点的习惯，谢谢。
11月20号的凌晨，把炮弹送到阵地以后，在返回的途中，听到我们的身后炮声轰隆隆地响起来了，我们心里想，战斗已经打响了。我们这批新兵，当时因为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见过啥子，心里头对打仗什么样也不知道，你说怕嘞，也不怕，你要说不怕，也是假的，因为毕竟没参加过战争，心里面没有参加战争的心理准备，心里头还是有些慌，到了前线，听到炮声响了以后，反而不太紧张了。
我们第31团当年参战的时候，三个营的建制是没到齐的，1营2营参战，3营因为在藏北剿匪，没参加上战斗，战争结束过后，又把我们1营1连的新兵、2营4连的新兵，都补充到3营去了。
克节朗战役打响以后，就正式进入战争了，进入了战场，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吃东西，饿了就吃炒面，干粮袋里面装的就是干馒头和炒面，另外还有生米和面粉，那时，每个班里面有两口行军锅，所谓行军锅，就是后来的铝锅，一口锅能够煮一个班的饭，班里面对一些佐料都进行了分配，比如张三带酱油，李四带盐巴，王五带什么带什么，还有带火柴的，这些每人都分的有任务。
在行军途中，如果时间允许，能煮熟的，就煮点儿面块儿，吃一点热的；如果时间不允许，就只能吃干粮袋里的熟粮，喝一点冷水，因为行军途中没有现成的柴火，要煮饭就得先去找柴火，等把柴火找来把火打燃，就已经几分钟十来分钟了，所以说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最多半个小时要煮好，才有吃的可能性，如果半个小时之内弄不好，那就吃不成了，有时候面块儿煮熟了，命令下来，都没来得及吃就倒掉，马上行军前进。
当时是战争时期，不像平时，一日三餐不能按时保障，有时一天吃两顿，有时一天一顿饭也吃不上，更不可能按时开饭，整个战争时期都是这样，这种情况我们从开始就已经习惯了。
我们从克节朗运送炮弹返回以后，不是返回部队驻地，而是向着达旺方向前进，因为达旺那边，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要求我们当天晚上就要赶到达旺，因此，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就立即往达旺赶。
我们到了达旺以后，达旺的空降场，也就是印军空投军需物资的地方，当时已经被我们的友邻部队给占领了，达旺空降场上面，一片的雪白降落伞，那些军用物资，一堆一堆散落在空降场上，我们一切都来不及顾，只顾着往前赶路，经过一天多将近两天时间的徒步行军，每个人的脚上都打起了泡，腿也已经走不动了。
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坚持、坚持、再坚持，一路强撑着，赶到了达旺河的西岸。
二、达旺待命与印军的疯狂炮击
编者按：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结束后，我方主动停火，向印度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三项建议，等候印度的回应，后为印度所拒绝。在此期间，东线部队积极组织战场建设，赶修错那至达旺的急造公路，第11师、藏字419部队在达旺一线集结待命，第130师、第55师相继从后方车运战区，完成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的战役准备。11月14日，印军在东段瓦弄方向首先向我进攻，第二阶段反击战斗打响，按照前指既定部署，第11师开始实施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大纵深远距离战役迂回，奔赴著名的贝利小道。
克节朗战役后，我们一路追击到了达旺。
这时上级指示我们，克节朗胜利以后，印军是不甘心失败的，还要再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再次战斗的准备。
我们连在一个半山腰的地方住下，一面修防炮洞，一面等待上级的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准备战斗，接着我们又接到上级的指示，周总理和我国外交部，准备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中印边境谈判，要我们在原地待命。
当时我们周总理不是说了嘛，如果尼赫鲁来北京不方便，总理可以去新德里。战后总结的时候，有六个字，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全面总结了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方针和经验。
达旺这里，离印军据守的西山口很近，这个期间非常恼火，我们一点也不能暴露，因为印军随时可能从西山口方向对我们炮击，我们又没有接到命令，也不能还击，也不能有其他的动作，所以就只有挨打。部队住的地方，敌人如果发现有一处冒烟，或者有一点火光，成串的炮弹立即就会打过来。
在山上待命期间，我们部队有些战友，就这样在炮火袭击时牺牲了，我们连和其他连队，都发生过战友牺牲的情况。
我们连那一次遭到印军炮击，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我们二班的副班长，这个战友的名字我现在都还记得起，他叫段新民，敌人炮火袭击的时候，我们连正在准备开晚饭，突然敌人的炮声响了，这个战友刚好从防炮洞出来，炮弹就在防炮洞外面爆炸，当场就牺牲了。
也就是在这次炮击中，我第一次经历了炮弹在身边爆炸，当天晚上连队煮晚饭，因为没有柴烧，就派我们战斗小组出去拾柴火。
我们这个小组的三个人，两个老兵，一个叫文显光，四川江津人，另外一个叫朱昌明，陕西人，他们两个都是五九年的兵，我是新兵，他们带着我，三个人一起去拾柴火，在离连队住的地方大概一两百米左右的样子，我们刚把柴火收拾好，敌人的炮火就来了，炮弹就在我们的近处爆炸，我觉得眼前白光一闪，旁边的树枝哗的折了一大片，就赶紧卧倒，眼前一片黑暗，又是一道白光一闪，那个炮弹爆炸的声音啊，相当的吓人，地皮就像地震一样在颤动。
炮弹爆炸过后，我们头上、身上都是土和树枝、树叶，抖掉土站起来以后，我们没来得及拿柴火，赶紧就往连队住的地方跑，刚跑到一半，炮火又向我们这个方向打过来了，两个老兵就喊，不能往回跑了，快散开，连队住的地方正是敌人炮火袭击的重点。
我们就朝着原来拾柴火的方向，往山上跑，一直跑到我方的一个高射机枪阵地里，蹲在阵地里面，听着那边炮火不停的轰，打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样子。
炮声停止以后，我们赶紧跑回连队住的地方，连长在喊，各班赶快清点人数，接着就听连长说，二班副段新民牺牲了，大家非常难受，然后目送着担架队把战友的遗体抬走了。
连队遭到炮击后，当晚就转移到另外一处山上待命。
当时部队里有句话，说新兵怕炮，老兵怕机枪，新兵初次上战场心里都没有底，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亲身经历过这次炮弹近距离爆炸以后，对上战场不再害怕了。
以后，听到炮声以后，对炮弹的辨别，就有了一定的经验，比如当炮弹呼啸飞过来的时候，飞得高飞的远是什么声音，落的近，落的低是什么声音，我们都学会分辨了。
这段时间，西山口那边的敌人，随时用望远镜在侦察，在盯着我们，我们做饭，要用那个雨布把火光挡住，烧柴不能冒烟，印军只要看到有烟或者有火光，就要炮击，只要看到你有两三个人以上走动，他就用炮袭击，马上炮弹就飞过来。
要生火不冒烟，一个是用风箱，部队的军用风箱，那个是帆布做的，用手拉，这个老兵都会用，现在的人应该很少见过；再一个就是拿东西煽。柴火要用干的，不能用湿的，干的柴火烟就小。
伙食方面，在达旺期间能吃上热饭，一般的是煮点儿米饭，或者是煮点儿面块儿，有时候有点蛋粉，或者是罐头和脱水蔬菜这些东西。脱水蔬菜里面，比如说白菜干，就是大白菜晒干的，另外还有茄子干，粉条，有时候有点儿豇豆干，就这些东西，放点油，用罐头一炒，就算是一个菜；炒蛋粉是用冷水调成稀糊状，在有油的热锅里不停地翻炒，慢慢凝固，加点罐头，也是一个菜。那些脱水蔬菜都是纸盒包装的，外面涂了一层蜡用来防潮，听说都是从上海，从北京，从内地，用飞机或者汽车运上西藏的。
新鲜蔬菜是没有的，记得打仗期间很久都没有见过。后来进入贝利小道，连脱水蔬菜也没有，只有干粮就冷水。
在达旺这段时间，都是民工给我们送这些东西来，当地的民工都是藏族同胞，部队到克节朗，民工跟到克节朗，部队到达旺，民工也跟着到达旺，路上遇到他们，我们问：你们把这些东西背到哪里去？他们说：背到我们解放军那里去。那时西藏的民工真是非常的好，对解放军非常的热情。
那些民工的体力也好，他们背油桶，背脱水菜，背大米和罐头，比我们的体力好的多，我们刚来，特别是我们刚从内地来的新兵，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很感激，也很佩服这些藏民。
当时，也没有太想家的感觉，我们新兵都没有和家里联系，因为当时的通信条件非常的差，都知道写一封信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因为是军事行动，参战不参战不能和家里讲，要写也只能讲在部队的生活情况，那种紧张情况之下，也没有时间和心思给家里写信，再说那时候的西藏，不管在拉萨还是在日喀则，想买个信封信纸都没有，我们在成都准备进藏时，接兵干部就说过，你们要多买点信纸信封、牙膏牙刷、搽脸油什么的，这些东西，当时在西藏都买不到。
那时的官兵关系非常的好，因为当时在林彪元帅当国防部长期间，又是军委副主席，他就制定了一个尊干爱兵各八条，当时的干部，要争当爱兵的模范，战士要争当尊干的模范，所以官兵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我们都来自不同的省区，不同籍贯的战士之间，大家都很能够融洽相处，比如你是河南，他是陕西，另外一个是四川，或者又是甘肃，大家互相都是一样的相处，只不过互相之间喊一些外号，拿来开玩笑，比如说，喊陕西兵就喊老陕，喊河南兵就喊侉子，喊甘肃兵就喊洋芋蛋，就这么开些玩笑，其他的都没有啥子，关系相当融洽。
在待命期间，我们这边的备战工作一直在紧张地进行。
我们在半山腰，亲眼看到，底下的工兵部队在加速修一条临时公路，因为时间紧迫和作战的需要，他们干的相当辛苦，山上没有路，他们把树枝一砍，然后紧接着用推土机推，推出一个大概的路基，能过汽车就是路了。还有汽车部队，也是非常的辛苦，每天都能看到我们的汽车兵，载着炮弹，载着作战物资，向前线，也就是西山口方向开，敌人的炮弹就对着我们的汽车打，追着汽车的尾部爆炸，相当的惊险，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公路修通后，第55师的部队也上来了，阵地就在我们前面，离着不远，当时我们就在山上看着公路上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前面去，看那些部队，好像没有我们第11师的精神面貌好，可能是因为他们刚从内地来，不适应西藏的高原气候。他们的服装都是新的，帽子是皮毛子，而我们的军装是旧的，他们是发了新服装以后上来的。
那时的棉军装和现在的不同，我们的棉军装，外面是一层布，里子是白布的，中间夹着棉花，如果把外面那一层布刮烂了，里面棉花就露出来了。
这种棉衣呢，为了让棉花不跑，就要在中间一道一道地桁一下，外面再用军装布包住，不像后来罩衣和棉衣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的棉军装跟志愿军的基本上差不多，只是志愿军的棉军装外面有那个桁线，我们的棉衣外面看不到桁线。
我们在达旺看不见西山口，只知道方向，印军的炮火都是从那里打过来的。但有几个晚上，我们因为要到前面的第55师部队那里，给他们送修工事的木料，所以去过两次，在他们那里可以看到西山口，后来出发的时候，觉得他们不需要走那么多路，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打，当时还很羡慕他们。
几天过后，临战的气氛更浓了，部队的上级首长来给我们做动员，叫我们每一个人要明确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向，每一个人都写请战书，每个人都订立功计划，订立准备抓几个俘虏的计划，一切政治工作，这个时候都做的非常到位。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家庭地址、部队代号写在军装外衣里面的一条吊边上，这是为了万一你牺牲了，知道你是哪个部队的，知道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好辨认。
出发的时候，准备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周到，就像首长给我们说的，我们要走非常非常难走的路，要做最艰苦最艰苦的思想准备，要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所以大家都知道，要准备面对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要准备吃苦，接到再战的命令后，我们在达旺进行了最后一次补给，部队开始出发。
三、我所亲历的飞兵贝利小道
编者按：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中，担任战役迂回的第11师部队，历经7天5夜连续行军作战，披荆斩棘，忍饥受寒，翻越4000～5000 米高的大山5座，跨峻岭、涉冰河，克服重重困难，行程250余公里，深入敌后180余公里，击破印军节节抗击，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提前50分钟完成迂回和断尾任务，达成战役合围，为实施作战企图发挥了关键作用。直到17日夜第11师在登班击溃印军1个营的防御，切断德让宗、邦迪拉之间的公路时，印军才意识到中国军队已经多路逼近，防御决心瞬间动摇，开始陷入全线溃败。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作战是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最大的一场战役，第11师为战役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出发后，走的这个路线，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有大雪山，有原始森林，有峡谷，也有河流，气候变化无常，环境非常恶劣。这是一段非常艰苦的行军，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第11师七天五夜敌后大迂回。
贝利小道，是以后听说的，当时谁也不知道贝利小道这个名字，我们战士就是一直跟着走。
说那是一条小道，其实根本就没有路。那里全是无人区，是没人走的地方，只是工兵按照地图上的方向，用刀，用铲，用工具硬开出来的一条路，
我们当时的单兵负重很大，平均在三十公斤以上。
先说装备，我们着装是这样一个顺序：先挂手榴弹，挎包和水壶，然后扎腰带（子弹盒在腰带上，班长副班长的冲锋枪是弹匣袋，是挂在胸前的），然后再背上背包，小洋锹和十字镐就插在背包的后面，备用胶鞋也别在后面，休息时后背要靠一下，可以起保护背包的作用，再挂上干粮袋，然后把半自动步枪大挎在脖子上，横放在背包上方，行军的时候用手拉住枪的背带。
班里还有2根爆破筒和2个炸药包，每个人轮流背，体力好的多背一会儿，体力差的少背一会儿，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和使用方法，老班长都详细给大家教了，爆破筒可以直接塞入碉堡的射击孔，一头是尖的，可以用来在土木结构的工事上掏洞；炸药包的木把是装好的，一头也是尖的，爆破时可以做支撑，行军时，手握木把扛在肩上，大头搁在身后的背包上。
另外，火力排还有40火箭筒，火箭弹也要轮换着背。
再说干粮袋，因为我们远离后方，一路没有补给，所以要带够七天的粮食，出发的时候是紧着干粮袋子装，每个人都装满，干粮袋里是四天的熟粮，三天的生粮，熟粮就是馒头，炊事班蒸好的馒头，还有炒面；生粮就是面粉和大米，所以这一路，每个人要带两个干粮袋。一个专装生粮，一个专装熟粮，装熟粮的袋子长一些大一些，因为馒头占的空间比较大，装生粮的袋子稍小一些，小干粮袋系在背包上，大干粮袋跨在肩上，开口的一端在右手边，这样吃干粮的时候才方便。
这样行军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行军途中，走着走着就出一身大汗，身上汗水湿透的衣服，穿干又湿透，湿透又穿干，就这样子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身上的内衣衬衣，到后来就像纸板一样硬，用手一搓哗哗的响。
部队里面有骡马，还有重装备，重装备也就是重机枪，无后坐力座炮，八二炮，还有那些炮弹，都是用骡马驮起，很多地方骡马根本上不去，只能推得推，拉的拉，然后把马弄上去。贝利小道地形非常复杂，一下子上坡，一下子下坡，炮兵连和机枪连的骡马，走路都很危险，比如有的山梁上都是光溜溜的石头，寸草不生，地形就像那个鲤鱼背一样，人马只能沿着两边小心翼翼的通过，手脚并用的爬着都困难，骡马驮着的装备要卸下来，让战士扛过去，然后再前拽后推，骡马都不愿意再往前走，马掌铁在石头上擦出一股股火花，这样的地形一路上到处都是。
没有可能让人骑马，就是有马也是没办法骑的，部队的干部都跟我们一样走路，我们的师长余致泉，我们团的团长王保功，行军时我们都亲眼见到，全和战士一起行军，一起走路，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一路的崇山峻岭中间，蚂蝗特别的多，就是那种旱蚂蟥，不知不觉就爬到身上吸血，我们要把里面那条裤子的裤口都扎紧，那时部队也没有衬裤，只有上身穿着棉军装，腿上就只穿两条裤子。
我们穿的是一种高腰解放鞋，为什么是高腰的呢，因为低帮的胶鞋，如果陷到泥里，拔脚的时候很容易给扯掉，当时每人两双鞋，很多人的第一双早就穿烂了，所以那么多天只有一双胶鞋，就从来没离开过脚，袜子就这么一双，换的也没有，不停的走，先把脚上的老茧磨掉，磨掉以后，再把嫩肉磨烂，最后袜子都粘在肉上了。
这一路要爬好几座雪山，记得过那座最高的雪山之前，班长特别叮嘱我们，把雪盲镜都带好，就是戴在帽子上的那种风镜，方形镜框，镜片是深色的，并且叮嘱大家动作一定要轻，不许大声说话，因为怕引起雪崩。
爬那个雪山太艰难了，严重缺氧，大家最难忘的，就是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走个五公尺左右，就得停下大喘几口气，然后再走，那个时候也没听说过氧气袋什么的。
这一路上都是急行军赶路，从来没有躺着睡过一次觉，要休息也只能原地休息，身上背的武器弹药、生粮熟粮和其他的装备，随时随地都要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个是一点儿都松不得的。
大多数时间，我们是这样睡觉的，就是身子靠背包，背包靠山，坐着睡，就是在山上有斜坡的地方，使背后的背包靠在斜坡上，人顺势坐下，让身体能稍微舒服一点儿，也只是稍微靠一下，休息几分钟，上面命令一来，站起来就得走，
有时候步子慢一点儿，或者是稍微停顿一下，前面的停下来，后面的人也跟着停顿下来，一停下来就睡着了，站着都在睡觉。有时候前面的走了，后面的人还在站着睡，后面的推他一掌，才醒过来继续往前走，如果是有口令，都要对着耳朵边小声地往下传，这七天五夜都是急行军，根本就没有躺下睡觉的一点可能。
在贝利小道上我受了伤，就是因为站着睡觉，那天白天行军走在途中的时候，有一个坡度稍微缓一点儿的地方，部队就在这儿停下，让战士暂时休息一下，原地休息不能随意走动，要在前后放出哨兵，那天正轮到我站哨，站哨的时候不是要打开枪刺嘛，因为太疲劳了，瞌睡实在控制不住，我就睡着了，结果头往下一歪，磕到了刺刀尖上，把脸当时就戳伤了，顿时血流满面，一下子，把瞌睡也全扎没了。
在经过贝利小道这个过程中间，不仅是走路艰苦，而且缺水缺粮，我们曾经一天一夜，连一口水也没喝过，记得在缺水的过程中间，队伍从前面传过来两三个苹果，可能是当地的野苹果，牙齿一咬是那种味道，谁也不敢吃，本来想着在行军口渴的时候，这种酸东西刺激一下就有唾液，但是大家都没吃那个苹果，又酸又涩又夹口。
还有像海绵一样的地表，足踩着就像在海绵上走，两边的森林里一片瘴气，云雾朦朦胧胧，空气里挂着像水蒸汽一样的白雾，可地上一点水也没有，缺水就是在这一路段，几十个小时连一点水都看不到。走到这种路上也最费体力，每个人的喉咙上就像在冒火一样的干，因为没有水，炒面，干粮也吞不下喉，那几十个小时没有小便和汗水，嘴唇开裂了还出着血，真是太难受了！
缺粮缺了两天，因为出发的时候带一个星期的粮，现在说是走了七天五夜，我记得带上粮食后，走了七天九夜，出发时的驻地不一样吧，我们前面两天就已经超过了，走到大概第六天的时候，估计快接近前线那时候，我们断粮了，不但粮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又渴又饿又累又困。
后来走到一条小河沟的地方，我说的这个小河沟不是河，就是一条小溪流，有一点儿水，人也在抢那个水，那个骡马也在抢那点水，人在喝，骡马也在饮，那个水都成荤水了，成了浑浆，后面的人就把那个荤浆灌到军用水壶里面，然后沉淀，沉淀下来以后再喝下去，总算是能解一下渴了。
部队走到一个叫登班的地方，那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突然，印军就向我们这个前进的路线，进行炮火拦阻射击，把我们封锁在拉洪桥对面的一个半山腰上，敌人的飞机还飞过来侦察过两三次，但是上边有命令，不能暴露一点儿目标，我们一点也不敢动，一点也不敢有什么声音，大家就这样一直等，敌人的炮火大约打了有四五十分钟，打完过后，我们又开始向拉洪桥前进。
过了拉洪桥以后，就往拉洪那个地方前进，因为拉洪离第二个河谷，从山下到山上，大概还有几百公尺的高度，但是行军还是要走那么久，天亮之前，让我们把那个邦迪拉到德让宗的一条公路给他切断了，把印军退回国内的退路，给他卡死了，印军国内的军队也增援不过来，所以，就把从邦迪拉到西山口这一段路上各个据点的印军，全部装在了口袋里。
从达旺到拉洪这七天五夜，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帽子、我们的裤子，都刮破了，每个战士，没有哪一个战士身上有一件完好的衣服。这一路确实太疲劳、太艰苦了，一个星期不分白天黑夜地走，走的天昏地暗。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劲往前走，只知道走到我们目的地，走出最困难的这片地方为止。
那次战争中间，只要完成了行军任务，就算完成了作战任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行军啊，是最苦最苦的，很多战友后来都觉得，打仗还好一些，就是那个行军受不了，是最恼火的。
能坚持走完贝利小道，按时到达目的地，需要讲的一点是，一路上老兵帮新兵，体力好的帮体力差的，部队确实发扬了解放军吃大苦耐大劳、体力互助的优良传统，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完成那么艰巨重大的作战任务，必须依靠集体力量，少数人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战后总结时特别提到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的切身感受。
在那场战役中，我们第11师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们拿下拉洪以后，印军的汽车，还有坦克，都挤在路中间，挡住他的这个逃跑的路线，他的机动车辆也跑不过来，人也跑不过来，如果没有及时攻下拉洪，没有截断印军那条唯一的退路而让印军跑掉了，就要贻误整个战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第11师起到的全局性的关键作用，后来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我们第11师的评价非常高。
切断公路后，我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向着邦迪拉，另一部分向着德让宗，分两头向两边进攻，第33团向邦迪拉方向打，我们营向着德让宗方向打，这样，沿着大路，我们又继续前进。等后来走到德让宗的时候，我的两条腿，膝关节已经肿了，一走就痛的没有办法，背枪和子弹、挎包的两个肩上，觉得有千斤的担子压在身上，两个脚就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但是很兴奋，因为都知道，胜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四、攻占德让宗，我抓了一个印军军官
编者按：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中，随着第11师部队大纵深战役迂回成功，西山口-德让宗的印军退向邦迪拉的公路被切断，在我方多路穿插部队猛烈打击下陷于混乱之中。第11师迂回部队夺占拉洪桥后，第32团形成对内正面，不顾连续一周强行军的疲劳， 继续攻击前进，占领印军第4师战术指挥部所在地德让宗，截击西山口等处败退下来的印军，印军残部纷纷溃入密林，部队转入搜山清剿。这个阶段，第31团1营仍然配属第32团，于占领德让宗后转入追击、搜剿战斗。下文为张明孟老兵的记叙。
贝利小道迂回成功后，那天天刚亮，我们就占领了拉洪，之后兵分两路，分别向邦迪拉和德让宗方向对印军进行攻击，我们第31团1营配属第32团，他们在前我们在后，一路快速前进。中午时分我们接到命令，把炸药包和爆破筒轻装了，加速前进。到了下午黄昏时，掉队的越来越多，这时又传来命令再次轻装，只带武器、弹药、水壶和挎包、干粮袋，跑步前进。
第二次轻装后，为了抓住战机，连长说能跑的都尽量往前跑，能跟上多少就多少，就不再管队伍的队列和整体了，掉队的也不管了，跑了约一个多小时，跟得上连长的人就越来越少，也不知道离要打仗的地方还有多少路要走，我心里也没底，只是一个劲地跟着连长跑。
在一块鸡爪谷田坎边，排长清点排里人数，我们班的班长、副班长二人都还没有上来，只有我们这个战斗小组上来了，也就是在达旺遭印军炮火袭击时我们拾柴火的战斗小组。组长是朱昌民，副组长文显光，组员是我。我们组给班里争了气，没有缺人，这时全连才上来20多个，其他的都掉队了，只是掉队的距离不同罢了，有的班一个人都没有上来。
直到次日天都快拂晓了，才看到德让宗一片火光、夹着噼啪噼啪的爆炸声，火光冲天，也没有人灭火。我们紧跟着排长从燃烧着的营房间的坝子跑过，我只顾往前跑，一脚踩到一个火坑里，痛得我直跳，脱鞋也来不及。原来是印军煮了饭，灶坑里的火炭和热灰烧的很热，就地取了少量干泥土洒在上面把火压灭，看不出来与地面有什么不同，我不知怎么就踩着了，当晚我的脚背就起了大泡，连卫生员来查看每个人的伤情，他给我把泡挑了，才得以第二天继续参加战斗。
可是当时时间不等我们，前面敌人在逃跑，谁也不敢耽误半点机会。德让宗河对岸有射击的枪声，我们跟着连长排长后面冲到这边河岸，河面约几十公尺宽，距对岸向我们射击的火光约100米左右，我们各自寻找有利地形卧倒，排长指挥向河对岸的火光处射击，顿时一片枪声响起，身后高地上的82迫击炮和60迫击炮也响了。
打了一阵，对方再没有枪声了，我们就爬起来朝德让宗大桥那面追。到桥前才看到，这是一座全钢架桥，长可能几十米，宽约3米至4米，桥架和桥面都绑好了TNT炸药，印军在溃逃时没有来得及炸毁，或是另有原因没炸桥。为防止敌人炸桥，我们分单兵快跑过桥，过河再朝西山口方向追，这时藏字419部队追下来了，两军会合了，我们左拐，准备涉水过河向对岸山上逃跑的敌军追击，据说山上就是中国和不丹的国界线。
但过河没有桥和船，不知是哪个工兵部队过来(可能是第11师的工兵)，很快放倒一棵大树横在水面上，部队就从这个桥过河。因为树枝和表面不平，人走不稳，有两个战友站在水里，一个一个地牵着我们的手送过河，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两个战友是哪个连的，姓甚名谁。
我们身后的公路上，印军被击毁的工程车和吉普车横七竖八地躺着，有的车前轮撞在山上，后轮还在公路上，有的车头碰着车头，有的车发动机还在轰隆作响。印军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我们根本就没想到印军这么不经打，一交上火就往后溃败，只知道逃命，钻进森林里就逃散了。
那么久的准备，走那么多的路，吃那么大的苦，就为了这一天，没想到这一天就这样到来了。我甚至连个敌人的影子和印军的样子都没看到过，在桥头的河岸边打了两，三颗子弹，但都没看见人影，只是听排长指挥朝对岸有火光的地方打，因为火力很猛烈，连长急忙命令节约用子弹，射击停止了，我也就再没开枪。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是把身上背的子弹多打些出去，减轻身上的重量，从达旺到德让宗的一路上，子弹盒就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体，也实在背够了，不想再背了。
连长后来讲到节约子弹时说，解放战争时期一颗子弹是七斤半小米的价值，不要以为现在弹药多了就可以浪费，仍然要节约子弹。
说起德让宗，此地处于要害位置，是像一张巨大的座椅，德让宗河从左边流过，右边是一道不高的山梁，中间有一块小平原由西向东倾钭，印军营房依着地面的高度分落在坝子上，远看像一座排列有序的山庄农家院落，有印军的后勤仓库和停车场、武器弹药库，汽车修理厂，还有直升机坪、电厂、兵舍、操场等等，一条公路从前面横着穿过，这里气候宜人，海拨高度可能两千多米，初到者都不会觉得缺氧，是印军在中国境内的一座重要军事保障基地。
德让宗向北(左)可支援西山口、达旺等据点；向右(南)可支援拉洪、邦迪那方向的各个据点，地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印军也把这里作为前线指挥部所在地。
藏字419部队朝德让宗方向追击，我们第31团左拐朝德让河对岸追去，前面又是一条小河，可能是德让河的支流，我们部队过河后立即朝山上追，有人在说往那边山上跑了很多的印军，山脚下踏出了大大小小的路通往山上去，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影，连长，排长还在催喊加快点！加快点！！
我们当时已经很累很累了！我们战斗小组的三个人就互相拉着往山上爬。不远处就看见有印军的钢盔和大头皮鞋丢下了，再往上追，又有包丢下，军用大衣丢下，棉衣，长衣丢下，还有食品、手电筒、眼镜盒……等等，甚至袜子也丢，山上一片狼藉。再往上爬就有子弹袋，弹夹丢下，连步枪、冲锋枪都丢下逃命去了。但是仍然不见印军人影子，上到一片缓坡上，是一块一块的玉米地，玉米已经全株枯萎在这一片地里。
我们上去，副组长左聚臣(陕西洛川人)也赶上来了，我走在前面，突然发现离我们十多米外的玉米地里躺着一具死尸，上身穿的是一件军内衣，下身长裤，脚上单袜，头上无帽，面朝下趴着，右手压在身下。我立即转回头来报告副班长，前面有个死人，副班长他们三人掩护(副班长，朱昌民，文显光)，我再次上前，手端着步枪对着那具死尸细看。他身下没有血迹，身上没有伤口，双眼闭着，脸是红色的。这家伙不对！但也没有见他胸口起伏，不知咋的。我背对着那死尸，正跟副班长说话，副班长突然对我喊：“注意安全，他手里有枪呢。”
把我吓了一跳，急忙转过身，上去蹬了他一脚，将他翻转过来脸朝天，原来他手里握着一支左轮手枪，我一脚将他的枪踢掉，正想开枪射击，这个印军军官突然翻身就爬起来跪在我面前求饶，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又是作辑又是磕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缴枪不杀！我们宽大俘虏！又叫来翻译给他讲了我军的俘虏政策。
被我们抓到的这个俘虏，年龄大约40至50岁的样子，黝黑，较肥胖，是典型的印度人体型，刮过脸的大胡子。他手里那左轮手枪6发子弹是装满膛的，这是一名军官。几天过后，我们奉命停火后撤。在邦迪拉去接手所要押送的战俘，在照名单交俘虏时我再次见到他，他是校级军官，他也认出我了，后面我再讲他在俘虏队伍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当时他又是取指头上的戒指，又是叩首作揖，向我要水喝，我示意他张开嘴，将水壶里的水给他嘴里倒了几口吞下。看他已没有敌意了，就通过翻译要他向山上的树林里喊话，要印军都钻出来投降，一会儿树林里慢慢吞吞钻出来六至七个印军，然后把他们的枪都收过来，我们连八班还打伤了其中一个，子弹贯穿小腿在流血，卫生员给他包扎了，另外几名俘虏是其他排抓住的。
这时山上的枪声都停了，我们叫俘虏再次喊话。大家看看，听听，確定没有人了，有人抬来了一副担架，命令俘虏抬着那个伤俘，把缴获的步、冲、机枪的枪机给扔掉，让他们背扛着，我们押送着一同走下山去。
那名伤俘，不知怎地，俘虏不抬了，被丢弃在半山上没人管，可能被后面救护队抬下山送到战俘收容所了。
我们将这些俘虏和战利品带下山，在德让宗交给了收容站，然后回归到建制，这时班长也跛着脚回到连队，当晚我们在德让宗驻下了，因为一直不断的急行军，这时我的两个膝盖都肿了，烧了水洗了个热水脸和脚，早上脚踩到火坑烫起了水泡，卫生员给我把泡放了，能住在房子里，感觉好享受。
印军的库房里有毛毯，大衣，呢子军装，睡袋，棉衣，皮鞋，牛奶罐头，有各类水果罐头，蔬菜罐头，白糖，大米，蟒蛇油等等，当晚我们用印度大米煮的大米饭，用蟒蛇油再加白糖炒，都是第一次吃到，把蔬菜罐头的水滤了，再用我们中国炒菜的方法一炒，很可口，再把牛奶罐头启开，放住火上烧开，加入白糖直到吃的饱饱的，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菠萝罐头，还有人头牌等各种带过滤嘴的香烟。当时，我们把干粮袋里残余的东西都倒了，装上了牛奶罐头和白糖。
印军的那个军服，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黄呢子大衣，有的是那种黄呢子的夹克，还有的就像苏联红军那种，上领是开口地，底下又是封起的，那种半开口的。他们那个服装，有的是土黄色，有点儿像国民党军官穿的那种颜色，另外有一种草绿色的，还有一种灰白色的，那个印军里面的组成部分，有印度当地的人，有锡克族人，有尼泊尔人，有不丹人等等，各个民族的兵穿的服装不一样，穿的最好的应该是锡克族人，尼泊尔族的穿的比较差。
因为天冷了，部队都还穿着单裤，戴着单帽，棉衣早巳破烂，棉花暴露在外，上级看着战士都冻的很厉害，批准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几件印军的衣服，我当晚领到一件军夹克呢子外套，一条呢子军长裤和一件亚麻内衣，战士里有人有毛毯和长大衣，所以打下德让宗以后，我们身上都穿着印军的服装。
那天晚上，虽然睡在地上，但盖的厚厚的，终于能躺下睡觉，美美的睡一个好觉，真舒服！当晚除了站了一小时哨外，都在睡觉做美梦！
当我们拿下德让宗拿下邦迪拉，然后部队就进入全面的搜山，因为印军受到打击以后，他就四面逃散，成了散兵游勇，都躲到大山里面去了，所以必须要进行搜山，那个时候山里面到处都是被打散的印军，德让宗在搜山，邦迪拉在搜山，拉洪也在搜山。
搜山时还有一个插曲，还在我们从拉洪往德让宗方向追击的时候，我们这个排里面，都是沿着公路走的，有几个同志掉队了，他们也确实都走不动了，然后就在印军被打烂的汽车旁边休息，天黑时突然听到一侧树林里有响声，接着看到从树林里头跑出来两个人，跑到那边的汽车上面去了，这些掉队的同志，过去把枪栓一拉，喊不准动，那两个印度兵就举手投降了，这两个俘虏是到汽车上面去拿吃的东西，一个人找了一截生玉米棒子在嘴里啃，看样子是饿慌了。哈哈，掉队的也能抓俘虏。
战后回到1营驻地白朗县度穷区进行总结，连里很多老同志和几个班长都提出给我记功，后来连长说我回到后方顶撞了排长，功过抵消，给了我一个连嘉奖，就算完了。
至于我顶撞了排长，大致是这么回事，从前线撤回来大概两三天，因为好久都没有用热水好好洗过头了，头发都成了一撮一撮的，粘在一起拿梳子都梳不开，身上的衬衣像纸板一样硬，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出去拾了些柴火，用行军锅烧了两锅热水，把头和脸洗了几遍，因为一遍根本洗不干净。这时连里吹哨集合了，我急忙着装跑去集合，排长批评我，我回顶了他一句，他马上叫我站出去。那几天，就在班里开会点我的名，排里开会点我的名，连里开会也点我的名。我实在觉得太委屈，晚上在床上朦着被子哭了几次，心想，冲上德让宗的全班三个人有我，冲到笫一线有我，抓俘虏有我，从达旺一路走来有我，哪样苦也没少吃，没有给班里、排里、连里和新兵抹过黑，这样在众人面前不留一点情面，很伤我的自尊。
后来也就想，当兵就要正确对待荣誉，对待批评，想得通想不通都得接受。
德让宗攻下后，印军有组织的抵抗就结束了，我们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向着前方的邦迪拉出发。
五、印军俘虏的那些事很有趣
编者按：西山口-德让宗- 邦迪拉战役成功迂回贝利小道切断印军退路后，第11师歼灭印军48旅大部、67旅一部、62旅高尔瓦尔联队第4营一部计1476名，其中毙敌888名、俘敌688名，在参战各师中战果最大，打的最远。第31团1营占领德让宗后，我军全线停火撤军 ，拉洪以南所俘印军由该营接受并向后方押送，该营于停火后又南返拉洪并进至邦迪拉。下文为张明孟老兵的记叙。
德让宗战斗结束当晚，我们在德让宗住宿一夜，次日早饭后，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回头往拉洪、邦迪拉去，一路上感觉轻松多了。下午又到了拉洪住下，住的是印军的营房，里面一片狼藉，把散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布好岗哨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炊事班做好早饭，吃饭后去搜山，我们连当时往山下搜，山中有几个玛尼堆，还有几处无人的房子，都是竹子房子，墙壁、地板都是竹子作的，踩在上面一闪一闪，嘎吱嘎吱作响。搜山到中午时候，营部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立即停火后撤。
部队回到拉洪营房，把环境卫生打扫干净，能烧的烧掉，不能烧的用土埋掉，只留一座空房，不留任何战争的痕迹。弹坑填平，印军的死尸就地挖坑掩埋，有的死尸巳经腐败发臭生蛆，看到很恶心的。
印军养的鸡、猪、牛、羊一律杀掉，能弄来吃的就吃，吃不了的埋掉。把白铁皮电线杆子全部拨出，把铜线一圈一圈绕好放在路边等汽车来拉。公路上，汽车牵引着缴获的榴弹炮、加农炮向达旺方向驶去，路边被打坏的印军汽车，能开的开走，不能开的拉走，公路上的障碍一律清除，一片繁忙景象。
收拾好了一切，又要准备接受新的任务，都不知道是什么任务，两三天前轻装的背包也送来了，自己认领，又在拉洪宿营待命一晚上，第二天一早，部队集合向邦迪拉前进，路上才知道是去押送俘虏，拉洪至邦迪拉路程不远，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部队集合好，在一个大坝子等着办交接手续，讲了任务、注意事项、路上的安全和纪律，目的地是隆子县。连里原有的装备不变，给我们配属的有加强火力的连用机枪。同行的还有翻译、卫生员、医生、记者等等。
然后对交来的俘虏清点人数，把印军军官的证件与人一一核对，校、尉级军官各多少人都点清楚，交与带队的营首长，对被俘的士兵只点人数。
这批俘虏中，印军军官有10多名，其中校官有几名，其余全是尉官，校官里就有我们在德让宗后面山上抓到的那个，总人数当时说有700多人。交接完毕，我军的代表给俘虏训了话，就由我们押送起向拉洪、德让宗、西山口、达旺出发。当时军区的首长，师里的首长，新华社记者，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军事记者等等都来了，闪光灯，聚光灯都在抢占有利位置，忙得不亦乐乎，像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队伍成两路纵队前进，在德让宗发下的印军衣服，不能穿在外面，只能穿在里面，不允许出现我们穿印军服装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头戴发白的单军帽，身穿暴花的棉军装，下穿发白的单军裤，足穿破烂的军用胶鞋，手端56式半自动步枪，身背挎包，水壶，手榴弹，干粮袋，四个子弹盒仍穿挂在腰带上，个个精神抖擞，每10名俘虏的距离有一名我们的战士，就这样押送行进。
邦迪拉一直到达旺的这一段路，是印军修的唯一一条公路，路面是碎石的，不很宽，也就是三米多的样子吧，会车都有点困难，路上看到的都是印军的中卡车，没有大卡车。
我们走在俘虏旁边，指挥着他们，观察着他们的动静，如有汽车过来就分走公路两边，汽车过去了又归到公路中间，继续成两路纵队前进，我们打个手式，他们都是军人，都懂手式的意思，我们伸出两手食指并拢，他们知道朝中间靠拢，两手食指分开，他们就往公路两边分开。
他们嘴里讲着话，我们听不懂，这时我们才发现，印军都比我们个子高，年龄也都比我们大，在他们面前我们就是娃娃兵。他们背着、扛着或顶着各人的小包袱和生活用具，那个被我们俘虏的军官也在其中，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他向我笑了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
双方语言不通，我们只知道打招呼”哈喽”，有时要临时指挥他们，就给那个军官讲。他明白意思了就去指挥那些俘虏行动，他在俘虏中有号召力，俘虏也听他的话，他们的等级制很严，有不听他的话，他要打，我们赶紧制止。就这样一路上的行军比较安全，没发生过任何事故，顺利到达指定地点，这个校官俘虏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路上就餐或宿营，由营里带队的首长来决定，四周布好岗哨，限定俘虏的活动范围，我们的饭是炊事班做，当然，比较简单一些。俘虏们则自己去取水，搭灶，生火，领取他们愛吃的奶茶，烙他们自己爱吃的玉米薄饼，基本都是吃两块饼一杯奶茶，吃一些罐头蔬菜，因蔬菜无盐，他们会去抓些盐来用，曾经发生过俘虏互相抢盐的情况，就跟他们说，我们中国的盐巴多的是，不用抢。
印军是比较懒的，宿营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挖厕所，解手要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每个人手里提一个像缸子的那种东西，我们四川叫盅盅的那种，解手后用缸子里的水冲洗。
晚上让他们自己烧水洗脚，他们高兴了还要哼哼歌曲，一路上都是与我们一样，露天宿营，快到达西山口前面的一个地方(我们不知地名)，那里有一片农家院子，木板房子，有门巴族老乡，房子外面还挂着干玉米棒子，农田里的鸡爪谷已经成熟待收，气氛比较祥静。为了不打扰百姓，我们仍在外面的田地里宿营，俘虏们不干了，引起一阵噪动，他们要求住到房子里，后面营教导员来了，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打扰百姓，不损害百姓利益，我们都住在外面田地里，你们还有什么理由可说？才将噪动平息下来。
三哥棋艺不错啊，当年，在缅甸日军战俘营里，您敢挑地方睡觉吗？
过了西山口，在往达旺的公路上，我们正押着俘虏前行，路上有几个门巴族老乡背筐里背着甜萝卜，俘虏看见了就一拥而上，队列顿时乱了，把老乡的甜萝卜抢光了，我们立即制止，命令他们把甜萝卜给老乡还回去，老乡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那一带的老乡，看到我们押着俘虏来了，有的就甩土块去打俘虏，我们也立即制止了，我们说:他们已经是俘虏了，就不能再打他们，打伤了还要给他们医呀。老乡才停手，那些老乡对印军心里有仇恨呀。
经过六天的徒步行军，我们从邦迪拉把俘虏顺利押送到了达旺，我方有专门的接待站，接待服务人员都是地方政府派过来的，还有军医给他们看病。安排好了俘虏的食宿，给他们一人发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套牙膏牙刷和餐具，给他们换上了囚服，一切规定、制度都按管理所的要求执行，我们只负责警卫和看守，要出去活动就负责押送他们。
十几天之间，我们营从达旺出发，长途迂回贝利小道，攻击德让宗，一直打到战役的胜利，又顺着印军主要布防的这条公路，回到了达旺，这场战役的主要战场都走到了，回想这一段战斗的日子，实在是非常难忘。
第二天，上级通知我们部队去达旺广场看演出，我们把俘虏叫出来，按上级的要求，按国籍把他们分开各站一堆，有印度、尼泊尔、不丹、鍚金等国籍，还有少数的其他国家的人，印度人数最多。把他们押送去广场，步行了可能近一公里，在广场中央坐下，坐的整整齐齐，他们坐中央，我们坐周围，再外面就是其他观众。围观的人很多，新闻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部队军事记者，地方来的服务人员和部队的其他零星人员，非常热闹，他们都没有见过俘虏，可能是第一次见吧。
来慰问演出的是中央慰问团，演员们个个漂亮，帅气动人，特别是军人演员，男女演员个个发式得体，一身崭新的将校呢军装佩戴着金光闪闪的肩章领章，黑色皮鞋，腰扎武装带，中央慰问团演出的有独唱、合唱、舞蹈、马季相声等等节目，报幕员一站出来，全场鸦雀无声，随之一阵热烈鼓掌。演出到精彩时，那些俘虏笑得前倒后仰，合不拢嘴。早巳准备好的记者和摄影师们就抓拍照片和特写镜头，下午还看了意大利电影《小木克》。
当晚那些俘虏高兴极了，又是唱歌，又是念经的，轰闹到深夜。
经过这一段时间与俘虏的接触，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没有敌意了，有一个俘虏他对我们讲：他是印度人，当兵20多年了，是个上尉排长，他家里有老婆，孩子五个人，全家的生活都靠他一人挣的钱养活，他怕死，他死了家里人就不能生活了，这次打起来，听到枪响就投降了。这次你们放我回去，下次再叫我来，我还要来，我枪口抬高一点就是了。
据那些俘虏们说，他们的待遇都不一样，新兵，老兵有很大区别，印度籍与其他国籍的兵也有区别，军官和老兵有亚麻呢子服，其他兵则没有。他们都是雇佣兵，当兵是一种职业。
我们在达旺待命期间，连里派我去学习了几天翻译，战时都没有派上用场，后来都忘掉了，但有一句印象深刻，至今没忘，即“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翻译成中文是：印中人民是亲兄弟！当我们要离开他们回撤归建时，他们还来送我们，嘴里喊着那句“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被我俘虏的那个校级军官也来送我们了，他微笑着给我招了招手，看着我们的汽车缓缓启动离开。
在回营归建途中，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热烈欢迎，凯旋门上挂着“热烈欢迎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凯旋归来”的大字，藏族少先队员们还把热开水端到我们手里。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在我的记忆中，这场震惊中外的战争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