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谈谈伊朗，这是整个中东乃至伊斯兰文明体系中，最特别，最不被人理解的大国。但了解这个大国对理解今日的中东格局无疑是有意义的。
谈到伊朗就不能绕过它的历史和地理，这是塑造今日伊朗，使其在中东地区如此特别的最根本力量。伊朗就是波斯，是人类的第一个跨越三大洲的世界帝国，有辉煌的历史。伊朗的本土也就是伊朗高原，无疑是个典型的古代帝国摇篮。高原的地理条件让它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古老的伊朗高原是兼具农牧业的，但应该强调伊朗主要是农业的，而非牧业的，这使它的文明传承有序而非游牧帝国式的前仆后继。伊朗高原能够提供一个强权初生所需要的资源和人口，随着强权的壮大超出了高原的承载范围，就必然要冲下高原成就一个帝国。
古波斯帝国宫城遗址
传统上伊朗有两个半战略方向。第一个是呼罗珊地区，从伊朗东部到阿富汗一直到广阔的草原，是雅利安人的起源之地，是古代的呼罗珊地区。即使对于伊朗来说，这里也是各种叛服无常的各种蛮族的发源地，是保卫伊朗高原的屏障和前沿。另一个方向当然是两河流域，只有拿下这里，奔向地中海伊朗才能成为一个帝国。还有半个方向是南亚次大陆，虽然雅利安人征服了这里，但由于自然地理的限制，伊朗的力量几乎不可能越过苏莱曼山脉，不过历史上伊朗对这个方向始终是有影响力的。这种大的地缘格局从波斯帝国到今天，仍然是有一定价值的。
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伊朗是中东地区最有资格谈文明的国家之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古国，传统强国。伊朗高原的文明一直是延续的，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突厥人都无法彻底征服它。但自阿拉伯帝国之后，伊朗所代表的波斯文明体系就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长期处于守势。伊朗作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派，它就需要标定自己，它在中东文明的系统里就必须要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不然它作为少数就被融合掉了。所以它无论是教派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与自我意识上都和中东的其他地区是不一致的，是有矛盾的，这其实是它自我存续的手段。
所以说在传统的中东范围内，伊朗人和阿拉伯人是有矛盾的，这不仅仅是教派上，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没有这种矛盾，波斯文明就不能存续了。不要看伊朗人嘴上怎么说，一千多年下来，这种矛盾恐怕还要大于它和以色列这个欧美列强插进中东的桥头堡的矛盾。这些年来，包括两伊战争在内，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这两股力量一直是在斗争的，也包括对伊朗的制裁，阿拉伯人也是出了力的。
但现在中东的形式是对整个中东文明体系是不太妙的。殖民体系虽然被打破了，但以阿拉伯人主导的阿拉伯复兴运动自七十年发端，已经失败了。理论上说伊斯兰体系内最强的土耳其以脱亚入欧之姿，在世俗和伊斯兰间徘徊，成了半个局外人。整个中东地区在世界格局里徒有资源优势，但完全看不到能掀翻欧美体系的希望。原本最发达的两河地中海诸国几乎全部被打烂了，阿拉伯的大旗现在落在最落后的沙漠诸王手里。整个中东文明现在局势这么窘迫，就算阿拉伯人掂掂自己的斤两，也多少和波斯人有点吴越同舟的感觉，所以历次制裁，阿拉伯人有出力，但没有出死力。
和其他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体系文明的每况愈下相比，波斯人是唯一一个可以说还有希望的存在。从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巴基斯坦，借着反恐战争，本来伊朗的两个半战略方向都几乎被美国人拿下了，可以说危在旦夕，谁想到时代变化的如此之快，如今美国人自顾不暇，急于抽身。这几年来，随着中东政策的失败，美国力量的衰退，伊朗是得到了一定的行动自由的。所以伊朗人才能搞成所谓的什叶派之弧，四面发力，实际上是把前沿前推了，这也符合伊朗人一贯的地缘布局。但要强调，伊朗还是处于守势，虽然阿拉伯人的力量已经有些不济了，但它和美国人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逆转，它自己也是清楚的。
关键的问题，伊朗人要做什么，谈这个问题就要先谈现在的伊朗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
当代伊朗几乎是当今被最普遍误解的国家，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知道很多人对伊朗的体制有极大的反感，但当代伊朗既不是一个天上神国，也不是一个人间炼狱。虽然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它完全不疯狂，在有些奇异的制度体系下是一个相当正常理性，在中东这个地区来说非常合格乃至优秀的国家。
今天的伊朗是推翻巴列维王朝后革命的产物。要到霍梅尼取得政权后这场革命才被冠以伊斯兰之名，但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过程中，教士势力也只是群雄之一，当然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倒是经常会听到一种可笑说法，巴列维王朝开放又发达，伊朗蒸蒸日上，结果就亡了，伊朗人现在后悔了。
这纯然是胡说八道，伊朗人即使有怀念前朝的行为也不过类同于对国民政府和南越政权的所谓怀念而已，和真正的事实毫无关系。
上图：奢华的巴列维王室 下图：巴列维时期伊朗农村儿童
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在持续的战争和长期封锁下应该说是取了相当发展的，这些都证明伊朗政府是相当有能力的。以人均寿命而论，伊朗的预期寿命从巴列维王朝末年的55.3岁提高了76.3岁，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81.5降到了12.4，而肥胖率从3.6%提高到了19.6（2016），于此同时，巴列维王朝全盛时食品指数大致是2004年-2006年平均值的28.7%，目前伊朗的农业自给率超过90%。伊朗的城市化率从49%（1979）提高到了75.4%（2019）。巴列维王朝末年的成人识字率是36.5%，如今这个数字是85.5%（2016），顺便埃及的数字是71.1%。全国日收入低于1.9美元的贫困率是0.6%，埃及的数字是1.3%。有趣的是巴列维王朝时期最被某些人称道的男女平等，但在教育上，巴列维王朝女性占入学率比例是38.9%，而今天这个数字是50.3%（2015）。
这大致能勾勒出今天伊朗的面貌，即使在长期封锁下，短期来说伊朗政权没有严重的生存危机，国民经济的运行还算正常。但相应的伊朗不是没有问题的，相反伊朗的问题很大，甚至是内部问题大于外部问题。
比如说伊朗始终存在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个数字最近几年都在20%左右甚至能达到30%，作为对比，中国这个数字在2%左右，这是受到封锁的影响，不过没有封锁的埃及也常常接近20%，可见伊朗在中东范围内其实并不差。当然这不是最严重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封锁也是在延续伊朗政权的存续。
伊朗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意识形态解体。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一开始的一个问题，79年革命为什么教士们最后战胜了群雄。巴列维王朝的有限改革刺激了保守势力，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独裁和腐败导致了自身的垮台。恰恰是因为发展滞后，伊朗的社会形态对巴列维混乱激进的改革作出了无情的反击（比如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对抗教权大搞波斯复兴的旗帜下试图恢复古老的祆教，直接成了反伊斯兰的活靶子）。请记住，伊斯兰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在中东已经形成了一种彼此适应，无法分离的关系。在79年革命时，为什么教士们战胜群雄，因为他们牢牢控制着广大农村和基层，而巴列维王朝那些只停留在光鲜城市的改革只会触怒他们，却无法战胜他们。
巴列维时期伊朗农村
实际上我们从长远来看，中东的知识分子几乎能接触到最现代化的世界并掌握最时髦的理论，但把现代化移植本土的过程中，整个中东现代化的失败和这种头部的改革和身体的不适应与脱节是密切相关的，伊朗绝不是一个特例。这也是当代中东保守乃至极端势力回潮的原因之一，不仅仅是失望和愚昧，实际上也是意识到了本土化内部的问题，社会无法越级发展。
今天伊朗的政治制度是最为人诟病的，但是其实伊朗的政治制度还颇为先进，比如他是一个普选制的总统议会制国家，这比票少反而当选的选举人团制度实际上还要进步一点点。既然中东不能摆脱宗教，那么把宗教纳入政治生活就成为一种必然，何况在两伊战争中，教士们是发挥了基层动员作用的。至少在霍梅尼的顶层设计里，教士阶层对政治干预并不多，他们扮演的是超政治的角色，提供了最高的意识形态支撑并在必要时作为国家的政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然现实并不能让这样的设计如愿，现实是随着伊朗的发展，教士阶层也不可避免的与时俱进了，卷入政治乃至借此牟利，站在了国民的反面。
几乎所有对伊朗的游记都提到这一点那就是伊朗表面严肃的神权政治和私下极为开放的世俗生活。随着伊朗城市化进程，整个社会的发展，教士们的根基在消失。伊朗不是与外界隔绝的。伊朗政府越是有行政能力，越是带动国家发展，这就意味着旧意识形态的越发在垮塌，伊朗内部改革的压力是很大的，可以说政和教之间不再能相处融洽了。伊朗能不能打起伊斯兰大旗呢？实际上是不行的，本身作为波斯人就是中东的少数派，什叶派之弧就是他的极限，甚至这道弧线也受制于波斯人这个身份存在很大的民族矛盾，仅仅在于什叶派是最大的公约数。反过来说，等到外部压力解除的时候，恐怕就是他内部压力释放的时候。甚至可以预言，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其造成的压力，涉及的社会阶层还要超过79年的伊斯兰革命。
伊朗的迫切需求是什么，地缘上当然是寻求什叶派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把美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势力挤压出去，这样它的能源位置就稳定了，战略上就相对安全了，甚至可以说实现了波斯的复兴。波斯的军事实力其实还支撑不起这种规模的势力范围，它现在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的失误造成的混乱有了浑水摸鱼的机会。目前的什叶派之弧其实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把整个地区打烂，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才使伊朗有办法用较低的成本和共同的立场在混乱中推动自己的主张。但伊朗既提供不了足够的组织人才，也不能在国力上对周边形成足够的优势，一旦伊拉克等国恢复过来，什叶派的旗帜是难以战胜民族主义的长期矛盾的，其必将自我崩解。要支撑这种局面，需要另一面旗帜，一种希望，这就是它内部持续的进步，核心就是实现工业化，而这恰恰是伊朗的短板。
伊朗是不甘心做一个资源出口型国家的，如果伊朗能实现工业化，那么对整个中东都是某种示范效应。伊朗是中东工业化比较有成绩的国家，至少能培养和维持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才梯队。但它面临的问题很大。自然禀赋的短板，有限的水资源几乎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92%，工业用水才占1.2%），农业人口仍然接近国民的一半，而工业建设必然要对农业造成压迫，把农民赶进工厂，工业化本身就会造成社会的震荡。而长期受到外部封锁，一个中等强国几乎没办法独立建设工业化体系。更要命的是，工业化本身不是单纯的建设工业，更是对人和社会的改造，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加剧了伊朗意识形态解体的过程，甚至会反过来和整个地区的宗教力量发生矛盾。
这种过程再反应到伊朗身上，就带来了矛盾的两面，一面是极端狂热式的表象宣传，一面是相当务实的实际行动。你不能把伊朗人当做宗教狂，他们是可以谈问题的，他们的狂热更多是一种宣传和策略。伊朗人敢时不时招惹一下美国人，但他们也明白美国人真要干掉他们，他们也是没办法抵抗的。实际上，即使到今天，在摆脱殖民体系后伊朗也没有对欧美的迷恋中走出来，无论从地理位置，文化形态，甚至是人才交流的渠道，二者都太容易走近了，这是伊朗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隐忧。
波斯人是有相当能力的，这一点不应该否定，但他的社会发展和他的野心实际上是相对脱节的，很多时候波斯人太心高气傲了（只盯着西方，甚至不太看得起中国，其自我定位很大程度上还是西方的）。伊朗想实现的很多事情，是能想到而很难做到的。伊朗能组织起来群众，但却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群众，人数众多而场面混乱，这种情形是很多后发强国普遍存在的，工业化的深层结构改造远远不到位。但伊朗面临的问题太过急迫和严峻，这都使他很难从容，经常要事急从权，不能不求助于宗教的大旗。然而社会内部的排斥力越来越强，原本的最大公约数正在失效。
当代伊朗正在奔跑，却很难说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一面它在努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何实现现代化它探索的还很远远不够。它维系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正随着国家的进步而衰退，表面上看它在对西方的对抗中已经站稳脚跟，但内部的危机却在持续发酵。就和任何的文明古国一样，波斯的民族自豪感在支撑这个国家，它试图在寻求中东的领导权，然而又绝不会放弃和西方世界的和解，但一旦它和西方和解，在巨大外部的冲击下，迄今为止所作的独立自主的努力，极为有限的一点工业化成果都很可能付之流水。但无论如何，它确实是当代中东的一个希望，它要比大部分国家走的都要远，尽管这种希望面临着中东众多国家一样的问题，需要撕开自己的血肉才能走向新生，而不是死在这个蜕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