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美国精英主导的以美元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是一锅温水，锅底放着足够的干柴。美国接受中国企业进入全球贸易体系无非是一锅温水接受了一群青蛙。目前美国有些政客抱怨不该同意中国加入WTO。这显然低估了当年美国战略家和政治家策划和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智商和远见。他们比特朗普老辣得多。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看着锅里一群习惯了温水的中国青蛙有点不爽，提前点燃了贸易战烽火，加大了锅底的火焰，水被烧开了。于是出现了三类情况：有的青蛙已经化作了美国的膏汤，比如联想；有的青蛙被烫去了一层皮，比如中兴；有的青蛙则丢弃了低调的青衣，露出了龙的本色，并把热汤溅到特朗普脸上，比如华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而中国则是经济全球化的跟随者或依附者。
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可以概括为：美国出钱（即印刷美元纸币）、中国出力（即生产商品）、其它国家出资源。美国印纸币买中国的商品并形成贸易逆差，中国生产的商品（包括企业股权）支撑着美元的购买力；中国用商品换来美元，形成贸易顺差，再用美元购买石油、矿产等资源，把美元流向世界各地，从而为资源输出国提供了美元流动性，维护和强化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由此形成了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商品—货币”循环周转的运动格局。经济全球化的“美国梦”，最终成了“华尔街之梦”。
美国主导的“商品—货币”全球化分工体系，本质上是“中国商品—美国货币”的循环周转体系。这一经济运行模式可以带来利益，同时也形成了风险和代价。中美两国共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两个直接的经济后果：一是美国制造业没落，经济空心化，金融泡沫严重，形成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型经济”；二是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但仅仅是世界工厂而缺乏世界性公司。在主要的产业领域，外资控制着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和核心技术、控制着企业股权和收益分配权、控制着产品定价权，使得中国经济退化为带有浓厚附庸色彩的“依附型经济”。
中国依附性经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基础货币发行依附于美元储备、核心技术（包括核心部件和重要装备）依附于美国科技、出口创汇依附于美国市场。“依附型经济”还体现在经济学教育主要采用美国教科书（现在）、央行内部开会要用美式英语（曾经）、重要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要交给美国院校（曾经）、中小学生实际英语教育时间大大超过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现在），等等。中国的经济基础浸泡在美元主导的全球化汤锅里，而经济基础又决定着上层建筑。
二、合久必分：依附性经济开始走向终结
中美两国对现有的“中国商品—美国货币”的全球化经济循环体系都感到不满意和不高兴：虽然美国占据着“货币端”的金融优势，却又想着染指“商品端”的产业利益，于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提出了美国需要再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样，中国占据着“商品端”的产业优势，但也不满足于多劳不多得的现实，试图建立起“货币端”的金融优势，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试图以人民币逐步取代美元。这无异于挑战美国金融霸权的神经中枢。大国之间的利益冲撞开始撞击出吸引全球目光的火花。
在美国国内，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代表着“商品端”产业群体的利益和“货币端”金融群体的利益。当中国提出产业升级、科技进步、人民币国际化，试图打通商品端和货币端的利益链，此时，中国必然同时成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同的敌人。这是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遏制中国发展问题上能够取得高度一致的根本原因。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的所有要求概括起来无非是企图阻止中国产业升级、遏制中国技术进步、控制中国金融体系、摧毁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把中国彻底改造为美元资本控制下的经济金融殖民地和世界代工厂。
在贸易问题、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美国已经突破了中国的经济底线、军事底线和政治底线。这表明，美国已经完成了对华的战略调整，已经把中国列为必须遏制的战略对手。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已经不可避免。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军靴重新踏上台湾土地而将中国国家主权踩在美军脚下的时候，中美全球化经济分工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美国货币—中国商品”的全球化模式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中国依附型经济已经难以顺畅运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从“依附型经济”转向“自主型经济”，意味着中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必须按照发展“自主性经济”的要求进行转型升级和调整。
三、发展“自主型经济”，启动“极限生存假设”
美国针对中国的铁幕正在徐徐降下。中国政府和企业都需要像华为一样启动“极限生存假设”，需要为极限生存而准备。一旦中美在台湾和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可以冻结中国在美国的美元资产和黄金储备；可以给中国互联网“断网”，可以通过分布在中国各行各业数百万台服务器上的“后门”启动网络战；可以切断中国进口石油和粮食的部分通道；可以针对中国农业、畜牧业甚至人口发动类似于非洲猪瘟、美洲秋黏虫、“非典”一样效果的生物武器攻击，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国还不具备对美国实施对等摧毁的能力。依附型经济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在于：军事上可以武装到牙齿，但国家命门和经济咽喉却控制在对手的手中，让你难以动弹和反击。因此，只有放弃附庸型经济，发展“自主型经济”，才能实现极限生存。
在外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需要重建一种离开美元资本、美国科技和美国市场仍然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家能力。为此，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需要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重新定位。中国经济的转型就是指从“依附型经济体”向“自主型经济体”的转型；中国经济的升级就是指从依附性的低端制造向自主创新型的高端制造升级。中国的改革要服务于“自主型经济”的建设；中国的开放要有利于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的掌控，同时避免被美元资本进一步渗透和控制。在此，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联盟尤其重要。
在经济领域里，模式的背后是战略，而战略的背后是哲学。没有哲学的战略，如同没有战略的模式，都是站不住脚的。摒弃“依附型经济”、发展“自主型经济”、打造极限生存能力，这是应该成为新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
发展“自主型经济”的核心内容是产业（包括科技）自主、金融（包括货币）自主、制度（包括机制）自主，并把自主的产业、金融和制度打造成为符合“阴阳合道、三生万物”原理的稳定“三角结构”：
从“商品—货币”循环周转运动的“商品端”出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大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恢复和重建各行业的国家级研究所和研究院，推进“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基于真正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化，摆脱对美国技术和美国市场的依附。
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工业领域的诸多装备、技术、元器件和材料仍然没有攻克而需要进口；外资企业占据着中国诸多产业的制高点并把本土企业挤压在产业链的低端为之配套，而产业利润主要归海外资本所有，多劳未必多得；石油、矿产和大宗商品的控制权和定价权主要在海外跨国资本手中。中国仅仅是世界工厂，但并不拥有类似于美国波音、日本丰田、德国西门子一样的世界顶级制造业公司。为此，中国需要围绕着实现真正工业化的目标，降低中国工业化的制度成本、金融成本、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同时通过适度的国内市场保护，预留出本土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空间。
美国政府为什么动用一切经济、政治、法律手段，甚至抛弃市场经济的基本道义原则把中国华为挡在美国市场之外？目的就是为美国自己的本土高科技企业预留出赶超华为5G技术的研发时间和市场空间。保护美国本土市场，并通过政府采购引导本土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这是美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贯方法，也是美国保持高科技产业长期处于领先水平的公开秘密。
中国产业技术的总体水平仍然落后于美国，因此，保护本土市场，以本土市场培育本土的高科技企业，这是发展“自主型经济”的市场前提。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经济。在美国开始全面围剿中国科技、阻止中国产业升级的情况下，中国再也不能用自己的池塘养别人的鱼，不能用本土的市场培育外国的企业尤其是美国的企业。这一点应该向美国学习。
发展“自主型经济”必须实施独立自主的金融与货币政策，必须自主掌控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谨防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被他国操纵和控制。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应该与美元储备脱钩，而应该与国内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挂钩、与资本市场股票发行和价格指数挂钩。人民币之锚不应该是美元储备，而应该是中国资产，尤其是中国本土企业的股权和债权。只要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与中国资本市场挂钩、与中国企业股权和债权挂钩、从而与中国企业的科技进步挂钩、并以中国市场来壮大中国企业进而辐射海外市场，那么，中国人民币的币值不仅可以稳定，而且可以逐步升值，并随着中国产品和技术逐步走向世界，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已经敲响了中国经济的警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经济战时状态。
人民币和美元都在争夺优质资产，都在争夺高科技企业的股权，都在扩张自己的货币版图。只要中国仍然无法使用人民币去投资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股权，甚至不能使用手中的美元进行投资，那么，中国也应该禁止美元资本投资中国高成长领域的企业股权，应该禁止中国优质的企业股权流失境外资本市场，应该停止所有以国内的优质资源和优质股权为美元纸币进行价值背书的对外开放政策。削弱美元价值、保卫人民币价值，就是稳定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稳定金融与货币就是保家卫国。
正如企业必须经营股票价值一样，国家必须经营货币的价值。制定国家战略必须深谙货币的秘密。货币背后站立的是国家主权和军事力量，因此，货币的全称是“主权货币”。“依附型经济”模式已经走不下去，必须推进“自主型经济”的转型。在此，中国货币与金融政策摆脱美元的干扰而走向独立自主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前提，是推动中国产业自主和科技自主的重要条件。中国需要快速建立起新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必须实现基础货币发行与资本市场挂钩、与企业股权挂钩、与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挂钩。中国金融改革与对外开放必须以本土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导向、以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增值为目标，让资本与资源流向实体经济，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资本项目管制和汇率管制是实施独立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前提，也是夺回资本市场定价权的前提。为了管住资本项目进而稳定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发行机制及其国内资本市场必须与美元储备和美元流动保持必要的距离。
只要人民币仍然主要与美元挂钩、只要美元资本流动仍然可以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影响国内资本市场的价格走势、只要国际贸易仍然主要以美元计价，那么，美元就可以成为美国发动对华金融战的核武器。中美贸易战已经上升为科技战，科技战之后是金融战。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目的是减少和消灭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元储备，最终目的是消灭中国的外汇储备、制造美元的流动性危机、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美元曾经是中国经济的催化剂，但也可以瞬间转变为美元病毒制造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危机。为此，必须未雨绸缪，提前防范和布局：（1）在扩大与俄罗斯的能源与粮食进口贸易的同时，中俄两国应该各自把对方的货币纳入本国的外汇储备，即中国把卢布纳入中国外汇储备，俄罗斯把人民币纳入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从而，一方面提高两国外汇储备总量，另一方面降低各自美元储备的比例，降低美元储备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力，把美元金融核弹变成手榴弹。（2）冻结沪港通和深港通的投资额度，未来通过此类通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美元资本投资额度只能降低而不能提高。（3）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国内投资只能使用人民币，不能使用美元，把美元挤出中国资本市场和产业投资领域；在冻结美元资本对华投资额度甚至关闭美元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通道（如沪港通和深港通等）的同时，放开甚至取消海外人民币回流国内二级市场的投资限制。海外回流到国内的人民币资本可以投资国内的股票和债券、可以投资那些允许外资投资的产业领域，可以购买中国允许出口的商品，以此刺激国外对华商品出口商接受人民币结算、鼓励外国央行和投资机构持有人民币并以人民币开展对华投资。
中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足够支撑人民币的支付功能和投资功能，这个市场不能继续成为美元资本的天下，更不能被美元所绑架。只要赋予人民币足够的支付功能和投资功能，人民币就可以逐步蚕食美元的金融版图，人民币的汇率就可以稳定，美元就无法成为发动对华经济攻击的金融核弹。
如何让境外人民币成为全球受欢迎的结算货币、支付货币、储备货币和投资工具，让中国经济摆脱美元资本的绳索，从而维护国内资本市场、汇率市场、商品生产的稳定，实现“依附型经济”向“自主型经济”转型，这是摆在中国宏观经济决策部门的最为紧迫的课题。
中国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的自主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摆脱美国及其美国控制下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建设的影响，并且要在国内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关、政策研究机构清理“崇美、唯美、为美代理和代言”的“三美人员”。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与机制必须进一步充实“中国特色”的具体内容，而不能把非社会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内容作为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其中，社会主义、组织化和市场经济三大要素一个也不能少。在此，全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组织化作用。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应该借鉴日本综合商社模式，以“合格的产业管理公司”为核心，组建由国家资本主导的、集“产业—金融—贸易”为一体复合型产融集团，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更具长远性、组织性和灵活性。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应该在产融集团，而不是政府的国资部门。
“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以“合格的产业管理公司”为核心的复合型产融集团是实现中国产业与科技自主、金融与货币独立的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内容之所在，是中国未来全面兼容西方优秀发展成果并全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武器。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前者存在着明显的制度优势和发展优势。中美贸易战促使中国经济由“依附性经济”向“自主型经济”转型，通过产业、金融和制度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实现产业与科技的自主、金融与货币的自主、制度与机制的自主，并形成良好的“国家极限生存能力”。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实质上是出于对中国发展趋势和社会制度优势的担忧。美国发动贸易战并非简单的贸易问题和科技问题。中美贸易冲突的背后是中美之间国家战略定位的冲突，是两国制度与模式的冲突，是西方独霸文化与中华“平天下”文化的冲突，也是西方霸道文明与中华王道文明的冲突。中美之间冲突的时间长短无法确定，要有持久战的准备，但中美冲突的胜负结果是确定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已经给出了确定的历史轨迹和确定的历史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