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剑客陈平:如何打赢疫情之下的经济“淮海战役”?|2020-2-12

2020年2月12日09:53:00 发表评论

陈老师本期节目内容整理如下:

 

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剑客陈平。下面的建议我曾请教了已经去世的、美国战时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新制度学派教授约翰·加尔布雷斯。

 

当年二次大战的时候,约翰·加尔布雷斯在美国总统底下设立的物价管制局里担任要职,后来还管过对德国进行轰炸的效果调查。他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部下。怀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国奠定了美元霸权,后来反而被指控为苏联间谍。

 

美国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我早就说过,美国根本就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美国就是典型的混合经济,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战时经济成分比中国还要大。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如何实行国家的干预和协调?我认为英国和美国在二次大战时候实行的战时经济的经验——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叫凯恩斯经济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讲的不是书上写的凯恩斯经济学,而是加尔布雷斯具体描写的在实践当中的战时经济学是怎么运作的。它有两个经验,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

 

一、一旦发生紧急状态,自由市场的供给需求,一定就不能够靠价格的浮动来调节实行资源优化分配,而且一定会有投机资本来垄断获得暴利,也一定会有民间恐慌情绪,使得产业链供应链被打断。

 

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同时既要应对战争的挑战,还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转呢?关键绝对不是科斯讲的降低交易成本,而是: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必须要实行我所建议的协调经济,不是The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讲的国富,而是The Coordination of Nations,是国家的协作。

 

协作什么办法?很简单。

 

第一条叫物价管制。

 

请注意,我用的是管制,但也不是固定死了价格。为什么?因为要发挥民间的力量,民间有很多中小企业,他们都很愿意生产军用物资、生产医疗物资,但它是有成本的,是要给工人付工资的。所以你要允许价格适当的浮动,不能定死一刀切,也不能说所有的产品都不能涨价、由过去的价格固定死。如果价格固定死,很多时候企业就破产了。国家到底是去救伤病员,还是救失业的职工?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认为发改委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可以打击囤积居奇,可以对价格浮动幅度下限价令,按照企业的规模,按照企业自己的现金流的程度、存货的程度,比如说上下浮动10%到20%,甚至到30%,但绝对不允许超过100%或者50%。

 

这个幅度如何拿捏底线要由中央拿,而控制各个省市灵活性掌握的程度由地方政府拿,然后事后根据地方官员的绩效、敢于担当的程度,来识别人才、奖励人才,而不是中央大包大揽,地方干部就坐等指令或者逃避的责任。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第一个给发改委的和各个省市的建议是控制价格浮动的幅度,但不要一刀切。

 

第二条,要掌握和调配关键物质。

 

譬如说粮食,燃料,食品,医药,还有其他的紧急物资。紧急的物资应该根据病情发展的紧急情况统一调配、就近协助。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在关键时刻,要鼓励协作的行为,鼓励勇于担当的行为。但是不鼓励自保的行为,更要打击临阵脱逃或者嫁祸于人的行为。在这点上,我认为中国大陆绝对可以展示比香港、台湾和西方国家更强的优越性。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现在除了第一线的医务人员以外,我认为对中国经济威胁最大的是经济维稳,是经济“保六”,其中最核心的关键在维持中小企业的运转。所以我现在越过常规,直接呼吁央行和税务局。

 

我呼吁央行要定向增加流动性,定向的放松银根,定向的放宽所谓的风险控制,要鼓励地区的银行,以抢救他自己经常服务的中小企业的客户为担当,而不是传统的资产保值增值。当然,也不是大水漫灌,让投机资本捡了便宜。所以我建议央行和各个省的国有银行的分行要分担责任,定向的给经济输血输液,就像淮海战役一样,前方作战,后勤要统一协调。

 

我也要紧急呼吁国家税务局出台临时政策,给有关地区、有关行业或者普遍的中小企业降税或者免税,当然降税幅度和时间限度由中央和地方的税务局、财政部门,分片分层,自己担当,每一个层级都要有灵活性和主动性。

 

 

二、这一次美国全力打击华为,打击力度超过国有企业。为什么中国经济下行,能给美国打贸易战可趁之机?我认为国资委有一个方针是需要改进的,就是片面地学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作为美国依赖经济的一个棋子,新加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我们中国怎么能够片面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来管理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这么管,中国的国有企业即使有大量的资本,有研究的经费,也不敢像华为一样打硬仗、开发自主技术。今天我们反而鼓励国有企业去搞房地产,搞跟自己业务不相关的行业,目的不是为了承担国家的战略任务,而是完成国资委的保值增值,我认为这个方针应该修改。

 

我建议国资委现在应该要求所有的国有企业一定要“守土有责”。是民生企业就有保证民生的任务;是军工企业、国家的战略企业,就有保证国家战略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不惜牺牲短期利益。对干部的评价和提拔,不是按照西方的MBA管理模式,考核季度利润指标,年度利润指标,而是考虑过去几年的综合业绩,考虑关键时候的临战表现,然后来决定干部的选拔和任用。

 

我也给国开行一个建议。

 

过去中国在西方封锁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军工技术能出现大的飞跃,“一带一路”能打破美国的垄断,立大功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而不是传统的商业银行甚至金融机构。

 

所以希望国开行在这次危机里面再立新功。因为财政部也好,央行也好,发改委也好,实在太忙了,他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救火队,出台的政策都是短期的,能够和美国、日本竞争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做战略性的长期投资的决定,在中国没有形成经济发展的总参谋部以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管安全还没有办法管发展以前,希望国开行能够承担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这么一个角色。

 

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在金融危机和贸易战紧急的时候,战略动作提供长期的、远见的贷款,是以前在两弹一星的时候实行的,现在搞市场化,这个武器反而没有了。这个武器在哪?我认为在国开行。

 

当年陈毅粟裕邓小平,用政府的信用打借条,拿小米做硬通货,就动员了土改以后的翻身农民,自动献上粮食门板,支援大军打赢淮海战役。今天我们中国的国开行完全可以用中国的国家信誉,发行战略性的长期债券,保证中国的核心战略产业,核心企业不仅不断粮,还要借着风浪上,让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和金融的战略队伍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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