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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志勇:中国正面临与全球生产网络“脱钩”的压力测试|2020-2-26

世界卫生组织(WHO)2月1日将新冠肺炎疫情认定为威胁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多国对中国发布了不同程度的旅行禁令。旅行禁令是一把双刃剑,在遏制疫情更快蔓延的同时,也阻挡了国际间的人员交流,同时还破坏了禁令发布国自身的正常经济秩序。

事实上,通过全球性生产网络,各国经济已经深度交织在一起。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称“新冠肺炎疫情将加速就业岗位回流到北美”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由全球价值链构成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进口的大多不是消费品,而是用于本国生产流程的“中间产品”。凡是扰乱进口的东西——无论是关税还是病毒——都会使生产成本上升,进而损害制造业。

——保罗·克鲁格曼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不仅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最终产品,也凭借其在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逐渐成为连结全球生产网络各个节点的“枢纽”,成为世界各国企业重要的中间产品来源地。因此,中国经济暂时受挫,以及人为切断与中国的正常经济往来,必将对全球宏观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由贸易数据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近年来,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更加剧了企业外迁的趋势。但从全局来看,并非整个产业链或者生产网络流出中国,而仅仅是个别对劳动成本和关税比较敏感的生产环节对外溢出。在将生产环节移出中国的同时,这些企业的上游中间产品供给却仍高度依赖中国的生产网络。

以越南为例,在中国企业扩大对越南投资的同时,中国对越南的出口和贸易顺差也在快速增长。2019年,中国对越出口和贸易顺差较2018年分别增长138亿美元和139亿美元,从越南的进口反而下降了约1亿美元。

与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造成的生产网络重构不同,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暂时“停摆”,会直接冲击全球生产网络的系统性重要节点及枢纽。

这种冲击首先表现为中国对外出口的中间产品下降;进而在一段时间后,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也将出现下降。比如湖北省GDP虽然只占全国的4%左右,但武汉是中国电子和汽车制造业中心,也是芯片产业的战略城市之一。随着复工时间的推迟,中国对日本、韩国、欧洲、南美等地的中间品出口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韩国现代汽车公司由于无法获得产自武汉的零配件,被迫暂停韩国国内的汽车生产线。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正在考虑扩大在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

疫情结束之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许才正式开始,中国经济将在那时面临真正的严峻挑战。

 

 
如何避免疫情结束之后发生对中国不利的全球生产网络重构?

首先,要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渡过当前的困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确保传染性疾病不在本国爆发,但疫情爆发后的应对措施则体现了生产网络抵御冲击的能力。目前,中国各地方政府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多措并举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其次,中国将积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降低疫情爆发的概率,并进一步完善国际公共卫生防疫体系。这次疫情的爆发,暴露了全球在预防和应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方面存在的缺陷,也提醒全球必须正视发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应主动通过加大对外投资,扩展并“备份”自身的核心生产网络,增强国内生产网络的安全性。国内生产网络的备份越充分,安全性就越高,其竞争力也越强。

疫情期间,一些跨国公司酝酿生产网络重构,这可能对中国的生产网络产生“裂解”作用。某种意义上,这场疫情可以看成是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脱钩”的一次压力测试。全球制造业集聚,固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崛起所依赖的不仅是日益成长的GDP规模,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开放、安全且高效的中间产品生产网络。维护这个生产网络的开放和安全是中国的大国责任。这可能是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发展项目成败的关键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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