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企业复工有六难|2020-02-27

第一难：审批难，有的地方复工要准备21份材料

“停工不要批，复工为什么要批？”一家制造企业高管这样问。

他的提问无人回答。而他们遭遇的现实就是必须批，而且是层层审批，多个部门审批。

有的企业申请复工盖了8个红印章；有的企业被要求填15个表格、2份承诺书，制定1个应急预案、1个复工方案、1套食堂防护措施和1套宿舍防护措施，共计21份材料。

而这些企业的境遇还不是最糟的，更糟糕的情况是，连交材料、盖萝卜章的机会都没有。

据《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解，很多地方的复工手续的确很难，还有的地方复工审批每天的比例不足申请企业数量的1%，更有的地方干脆就不受理复工申请。

据广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2月11日消息，截至2月10日12时，东莞市累计开工复工的企业有4491家。

而据天眼查查询数据显示，注册地为“东莞市”的企业数量超过30万家，其中注册资金为100万之内的小微企业数量占比约为1/3。如以这个数据为基数，则东莞市的复工率不到2%。

有江苏的企业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所在的园区大约有700家企业，到2月18日，拿到复工批准的一共还不到30家，复工率仅4%。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现阶段不少地方官员抱有一种心态认为，复工出了疫情一定被追责，而经济指标掉下来一点没人会被追责，这或是复工积极性不够的原因之一。

中央要求及时纠偏。

2月11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表示，将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

2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2月17日，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称，浙江疫情防控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已从原先的疫情防控为主，转变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兼顾，全省四分之三以上的县（市、区）已处于较低风险等级，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将复工复产提上议程，要全面打通省内交通要道，为货畅其流提供“动脉”支撑，让材料运得进来、产品卖得出去。

自2月17日起，江西取消因疫情防控对各类企业、建设项目复工复产的批复手续，复工复产改为报备制。

同日，广东省中山市宣布取消以备案、承诺等形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清理取消对企业超出防疫必要的复工条件和要求。

一夜之间，形势逆转，看这情形，取消复工审批已是大势。还没有行动起来的省市，要快速跟上了。

第二难：人员到岗难，复工企业员工到岗率普遍不足50%

疫情之下，多地实行网格化管理，封村封路封小区之后，原本顺畅的出行变成“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一个口罩就能让人出不去。家住湖南邵阳，在深圳一家小型模具厂上班的杨伟说，邵阳当地参与防疫的公务员每天可以领2个口罩，但是普通人在乡下药店根本买不到口罩，根本出不去，没办法去深圳上班。

湖南娄底一村民反映，人员出村必须到村委会开路条，但前提是要先拿到镇医院开具的个人健康证明。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却成了个死循环：“我出不了村，怎么去镇里开健康证明？”

浙江宁波的一位读者向《中国经济周刊》反映，“一边是复工，一边是公运（公共运输）未通，农村到县城或者市里没法到，即使到了火车票也难买。我在宁波，我们工人很多河南、安徽的，现在虽然开工了，但是工人返岗率不到40%。”

湖南一家公司称，其在济南和天津的子公司已经复工，但只能本地人上班，湖南人员不能回济南，湖南车辆不能进济南，如果进入需要找地方隔离14天，这带来很大的困扰。

2月16日，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公布令第14号，其中第一条明确指出：各县（市、区）除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决定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城市小区、农村村组外，对其他实行流动性管控的城市小区、农村村组，进出人员和车辆分别进行必要的体温检测和消杀后，一律予以放行，不得限制人员和车辆通行。

江西赣州的家具厂商反映，在省政府限制人员、车辆通行的政策松动后，2月17号一些乡村才开始慢慢放行。

不过，即便有政策保驾护航，企业人员“出不来”的情况依然存在存在。

“现在省里的人员通行政策是放开了，但真正的责任都压到了一线的村委、社区身上，他们是不让放人的。”南昌赣江新区某组团内部人士坦言，2月18日有一家年前有400工人的企业报备复工，而复工人数仅有150人。

“我们说派车去乡镇接员工复工，乡镇工作人员却称车辆进不来，即便车辆进去了，最后也出不来。”这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未复工的250人大部分来自江西上饶、九江、丰城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这些地方乡镇还是不敢放人。”

该内部人士称，他所在的组团属于较为集聚的电子制造类产业工业园区，平均每10平方公里就有10家企业，整个工业园区企业的复工率不超过45%，“当下企业面临的主要还是人员短缺问题。”

为了让员工复工，浙江多地放大招抢人。杭州开通民工专列，政府买票；东阳15辆复工大巴星夜兼程，从贵州运送人员回浙复工，全程警车护送。据媒体报道，义乌市委书记下达死命令：24小时在线接收企业复工申请，就是半夜12点的申请也要办好。 符合条件？秒过；买不到口罩？政府专人联系采办；对方省份不放人？政府出面协调；员工自行返回义乌？路费报销；企业招到新员工？每人补贴1000元。

谁能抢到人，谁就抢先一步重启发展的按钮。

那些还在盲目阻挠劳动者返岗的地方要注意了：2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强调，除疫情严重和扩散风险高的地区外，对限制劳动者返岗的不合理规定要坚决纠正。

第三难：防疫物资保障难，只能各显神通

有了批文，员工也来了，企业该发愁怎样才能弄到当前非常紧缺的防疫物资了。

各地关于复工的政策大同小异，企业配备防疫物资是前提。比如，广东中山要求企业做好口罩、测温计、消毒水等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和发放工作，返岗员工必须佩戴口罩。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员工数量和场所等实际情况，设置医学观察点，观察点宜设置在相对独立、生活设施齐全、通风情况良好的区域，工作人员负责体温检测和发热人员管理。

 “工厂复工必须有充足的口罩等物资的准备。”江铃汽车一家已复工的上游供应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倘若企业上报给所在工业园区的复工人数为100人，要按每人2个/天，储存15天以上的量才允许企业开工。”

而据《中国经济周刊》调研了解，企业很难买到口罩等防疫物资，而随着工厂复工率提高，对口罩的需求量更大，他们担心会更难买到。

“企业复工前对自己也会有一个判定，没有达到一定的物资储备量，企业自身也是不敢贸然开工的。”上述南昌赣江新区某组团内部人士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获悉，2月19日，中部某市常委会上，主管领导说，在2月底前确保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复工，至于防疫物资能否保证，就看各企业和政府安排的对口联系人员各显神通，反正必须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

湖南一家年营业收入约4亿元、员工人数近400人的制造企业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他们的防疫方案：复工前，企业已经专门聘请专业消杀公司进行了公司全域范围内的环境消杀，包括各生产区域、办公区域、住宿区域、用餐区域、公共空间等。

还有一份详细的防疫物资清单：“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共采购了3万个口罩入库（30天用量），75L75%酒精，70L84消毒液，根据过去一周的消耗来看，公司每天消耗口罩大概1000个，消毒液5L。”

该公司2月19日提供的采购记录显示，口罩是主要的防疫消耗品，一次性医用口罩3.5元/个。

不过，即便企业愿意付出这笔成本，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都难以获得这些市面上紧缺的防疫物资，这是中小微企业面临共同的难题。还有部分地方政府要求做好返岗员工的核酸检测，这更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

第四难：疫情责任承担难，急需设立特种保险

东莞当地媒体消息，2月15日，龙华区福城街道对复工企业进行“回头看”检查时，发现辖区复工仅一日的新某（深圳）有限公司存在复工后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现场随即查封，责令其停工整改。

2月16日，杭州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企业和建设工程复工复产的通知》，明确企业复工“六个必须”，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承担起防疫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主动配合属地政府开展防疫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自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杭州有企业负责人说，现在只能考虑尽快复工的问题，再不复工，企业就要垮掉了。至于复工后万一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的情况，要怎么承担责任还顾不上去想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地方要求企业复工必须交保证金。比如，江苏连云港经济开发区要求，企业法人代表需个人向区防控办（区财政局账户）上缴保证金10万元。企业车间主任保证金5万元，班组长保证金2万元，职工个人2个月工资，需上缴到企业自己的防控办。

但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该开发区最终没有执行企业复产法人代表保证金制度。

一家国有企业的高管坦陈，复工风险大，先不说企业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如果有员工感染患病去世，很可能要面临每人两三百万的赔偿金额。“公司现在对全员复工还是比较谨慎。”

江西南昌一家施工企业的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按照规定，企业要复工必须签订责任状，压实防疫责任，如果企业复工后出现聚集性感染，哪怕只有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也要按照安全事故处理。这意味着企业参加招投标会受到限制，被竞争对手诟病，承接业务就很难，甚至导致企业关门。“这就非常严重了，风险太大，谁能保证不出现这种情况呢？就算可以复工，我也不敢复工。”他说。

在目前的风险责任制度下，复工还是不复工，是艰难的选择，甚至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选择。

针对当前复工企业在员工人身安全、营业中断损失等方面面临的风险，建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保险机构加大力度设立特种保险产品，以满足企业的保障需求，免除他们复工的后顾之忧。

第五难：产业上下游配套难，急需畅通物流，打通产业链

“我们2月10日开工，两天后，仓库就堆满了，货出不去，复工有什么用？”2月17日，湖南一家大型食用油生产企业副总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前他们复工复产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物流。

该公司的原料运输主要通过水路，走航运经长江抵达岳阳码头，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但是，公司生产的货物发出去主要走公路运输，公路运输遇到了障碍，没办法将货物送到客户手中。

他说，公司正在想办法解决，也愿意承担一部分额外成本，如提高运费价格，可没有司机愿意跑。一趟车出去跑长途送货，短则一两天，长则好几天，车加油的问题不大，可只要一出现点故障，要维修就头大了，现在几乎没有修理店开门；司机要吃要喝要休息，饭店、宾馆也几乎不开，路上有时候买瓶水都不方便。“这些还是次要问题，主要是出去一趟可能就被挡在路上回不来；如果顺利回来了，至少要被隔离14天观察，谁还愿意跑？隔离这14天的工资谁来发？”

发不了货，下游的经销商只能干着急。这位食用油企业的副总经理说，公司有生产基地在岳阳，毗邻湖北，隔着长江遥遥相望却不能送货，在湖北有不少经销商，没办法进货，原来的存货都快卖光了。

食用油生产的副产品之一是豆粕，用于饲料生产。但现在物流断了，他们供不了货，而湖北不少养殖企业现在很艰难，养殖场买不到饲料，很难熬，“鸡都只能喝水了。”

湖北是养殖大省，据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湖北日需饲料近12万吨。而截至2月15日不完全统计，全省440家饲料企业中，有95家饲料企业已复工复产，有173家饲料企业申请复工，日供饲料1.63万吨。

日需饲料近12万吨，而日供饲料1.63万吨，缺口依然巨大。

这仅仅是一个小案例，但反应了一个产业链上的系统性问题。物流断了，整个上下游就断了，企业自身难以解决这个困难，甚至是单靠一省一地也很难解决。

一家市值超千亿元的装备制造企业总裁分析，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包括，一是市场需求比较低迷，国内工程项目开工率很低；二是从生产看，员工复工到岗受影响，物流和上下游供应链均受影响，三是有产品发不出去货，有的产品运到一些地方都被劝回，国际市场要检疫、清关就更困难。

江西赣州市南康区的家具产业规模超千亿元，原材料、销售市场“两头在外”。有当地家具企业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称，受疫情影响，外地的原材料进不来，赣州港没法清关，政府允许复工，但企业还是没办法。

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负责人也反映说，其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出口，但现在没法检疫、清关，公司人员也出不了国，复工也没有用。

上述千亿级企业总裁认为，全球生产供应链体系、上下游供应链复工起码要达到60%的比例才会有协同作用，才适合龙头企业全面复工。

第六难：现金流难，需要金融财税齐发力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还不够，企业复工后要活下来，还要有充足的现金流。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团队认为，停工停产致使企业收入锐减，错失春节消费置业黄金期，但同时房租、员工工资及社保、利息等费用刚性支付，企业现金流压力剧增。

东莞一位从事原料制造行业的小工厂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受复工时间拖延影响，企业的资金已经出现了“断流”的迹象，如果3月初左右还不能复工，那他将会关闭工厂，就地遣散工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朱武祥调研了995家小微企业，结果发现，34%的企业称它们只能维持一个月，33%的企业可以维持两个月，近18%的企业可以维持三个月。

各地对企业复工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小，一些从未获得过商业贷款的企业与银行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国经济周刊》此前报道，疫情期间，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出台《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实施方案》，给出诸如加大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并下放信贷业务权限、放宽突破借贷制度权限、简化业务流程、实行利率优惠等16条“干货”。长沙芙蓉口罩厂就是获益者之一，用信用贷款的方式获得1000万元贷款，这是该企业自成立来获得的首笔商业银行贷款。

为支持企业渡过难关，2月18日，国务院送出大礼包：除湖北外各省份，从2月到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从2月到4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以减轻疫情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使企业恢复生产后有一个缓冲期。同时强调，加快落实已出台的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

延伸阅读：

这个省份复工率全国第一！经济优等生除了抢人还做对了什么？

文 | 陈一良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经济周刊”（ID：ChinaEconomicWeekly），原文首发于2020年2月24日，标题为《这个省份复工率全国第一！经济优等生除了抢人还做对了什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复工关键词：抢人！

最早登上热搜的是浙江海宁市。

2月11日深夜，海宁市委书记朱建军发出一段7分多钟的语音，对返工潮中回到海宁的新市民“进不了社区，进不了村庄，也回不去”的状态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表态欢迎大家回海宁。

2月14日晚，第一辆载有23名员工的大巴从外地抵达海宁。2月18日、19日，又有2000名员工踏上返回海宁的专列。

在海宁市政府的协调下，从2月20日起，还将分别组织由贵州毕节、河南商丘、安徽阜阳等地开往海宁的专列近10趟，运送员工近万人。

因此早在2月16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企业尚在艰难等待复工审批的时候，海宁企业的复工率就达到了51%，复工员工6万多人。

2月15日，被称为“中国五金之都”的永康也行动起来，从1800公里之外的云南镇雄，接回了第一批在永康务工的镇雄籍员工，人数达1000多人。单车运费超过1万元，费用由政府买单。如接回全部镇雄籍员工，总开支可能超过500万元。

而“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推出的政策是：对企业通过包车、企业间拼车等方式接送来源地相对集中的员工所产生的包车费用，由市政府全额补助。对2月22日前通过铁路列车、客运汽车方式来义乌的企业员工，车票费用全额补贴；对2月23日至2月29日来义乌的企业员工，减半补贴。对老员工带新员工来义乌的，经义乌企业确认，可同等享受上述补贴政策。初次来义乌求职人员可享受三天免费食宿。

杭州也跟劳务输出省主动联系，定制了一系列“务工人员返程专列”。

2月16日下午1点57分，载有近300名贵州籍务工人员的G4138次列车从贵阳北站开出，并于当晚10点达到杭州。这是今年春运后，全国铁路首趟定制务工人员返程专列。

杭州还规定，对租房居住的部分企业员工给予每人500元租房补贴。

而宁波除了对“打包”组合包车接送外地员工产生的包车费用给予50%的补助外，还出台政策鼓励企业扩大招工规模，每新增1人，补助企业500元，每家企业最高可获得30万元招工补助。

其实，“抢人”这事在浙江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行动。

2月19日，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副厅长葛平安在浙江省防疫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月18日，全省各地通过包车、包机、包专列的方式，有组织地接回贵州、四川、安徽、云南、河南等省的务工人员总数已经达到2.18万人。

目前，浙江和安徽、河南、贵州、江西、四川、湖南、云南等10个省建立了省际劳务协作机制，省际劳务合作已全面推开。浙江方面主要是做好返岗人员信息收集和推送，并确定返岗方式和返岗时间。输出地的省份主要是做好人员组织、健康检查、当地交通保障等等相关工作，确保务工人员能够健康、顺利出来。

浙江已经将双方省、市、县三级劳务对接联络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相互进行了推送，实现点对点的对接。

这个“点对点的对接”到底有多精准？

葛平安举了个例子：舟山岱山县晨光电器有限公司，要求包车接回位于河南商丘宁陵县的49人、安徽阜阳市临泉县里寨镇的29人，但都遇到困难，最终通过省际调度解决。

浙江为何如此大力度“有组织、有计划”地“抢人”呢？

浙江当地一位负责外地员工返岗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第一，如果不及时把外地务工人员接回来，首先企业要面临无工可用的困境，产能无法恢复，复工有名无实，这是眼下的问题；第二是近几年来，浙江用工本来就比较紧张，疫情影响人员流动，务工人员可能会向其他地区流失，或者在老家就近务工，那么浙江企业用工会越来越难，造成一个中长期的问题；三是从疫情防控角度来说，外地务工人员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回有一定风险，员工、企业、政府都有担心和顾虑，而员工也担心回浙江后被隔离14天，造成个人经济损失。

规上企业复工率超90%，高居全国第一

2月18日，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公开表示：争取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截至2月18日，杭州全市515个省、市重点项目已复工，复工率高达99.6%。

不过，此前因杭州出台的复工政策不合理导致复工率极低，被称为“假复工”。

以2月9日杭州市发布的全市企业复工进展情况通报为例，截至2月8日24时，杭州全市企业复工申请数为29814家，核准数为162家，通过率仅0.54%。

显然，相关部门很快意识到问题症结所在。

2月16日，杭州发布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要求简化复工手续。企业按照复工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通过线上企业有序复工申报备案数字平台或线下方式，将复工方案、复工员工防疫承诺书、防疫应急预案等报属管理部门即可自行复工，不需再备案审核通过。

而实际上的复工审核要求的转变，或许比文件通知来得更早。

一位杭州企业主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出示的复工申报通知显示，其在2月14日下午网上递交复工材料，当晚就获准复工。

在杭州之外的浙江其他区域，复工进度同样很快。

以宁波为例，截至2月19日，宁波市共有30164家工业企业复工。其中规上工业企业已复工7282家，占90.5%，较18日提高8.5个百分点。大部分区县（市）复工率均已超过90%。

宁波市农业系统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截至2月20日，259家宁波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中已有257家复工，复工率达到99.23%。

为了提高企业复工进度，浙江不少地方可谓费尽心思。

例如，嘉兴市印发《嘉兴市全民动员参与企业复工方案》提出，“全民动员、自力更生，让全市有劳动能力的人更多参与到复工大潮当中。”

嘉兴号召所有春节期间未离开嘉兴且14天内无流行病学史的健康人员，以临时工、实习生或志愿者的名义，通过“共享员工”“弹性员工”和远程工、钟点工等形式参与企业复工。

浙江省经信厅的数据显示，据各设区市统计，截至2月18日，全省921家10亿元以上龙头骨干企业已复工850家，复工率92.3%。其中，嘉兴137家、舟山11家10亿元企业已全部复工，杭州、宁波、湖州、绍兴、金华、衢州6个市也接近全部复工。

而截至2月24日的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逐步提高，其中浙江已超过90%，高居全国第一。

产能恢复仍有瓶颈

以2月18日浙江省经信厅发布的数据为例，截至这天，浙江规上工业企业已复工31965家，复工率72.2%。规上工业复工企业中，有33.7%的企业产能利用率达到50%以上。

从这组数字不难看出，产能的恢复率远低于复工率，产能恢复比率的提升也远远慢于复工率的提升。

上述宁波市农业系统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对复工率的统计中，开门营业就算复工，在产能恢复方面，我们向龙头企业提出，要求大家争取在2月底将产能恢复至疫情前的85%。”

这位负责人说，在疫情下，农业企业是特殊行业，宁波市很多农业企业在疫情发生后被组织起来执行“保供给”任务，大量干部被直接下派至企业进行“一对一”服务，可以说很多企业早就“复工”了，产能恢复也较快，但由于疫情影响人员流动和物流效率，产能何时能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仍然很难预测。

在他看来，相比于农业企业，其他领域企业的产能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可能难度更大。

浙江澳门豆捞集团总经理盛笑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企业下属各门店可以给客户提供外卖服务，但还不允许堂食和聚餐，外卖业务较好的门店，营业额可达到疫情前20%-30%，业务差一些的门店，营业额不到疫情前的10%。

“所有门店都要面临亏损，我们预计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影响可能会持续较久，病毒传播力这么强，哪怕疫情结束后，估计聚餐需求也会减少。”盛笑华的企业主营火锅，4月开始就会进入行业淡季，他预计全年业绩堪忧。

盛笑华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外卖平台的抽成费用还是比较高，他们准备和外卖平台协商，希望对方能够降低抽成比例。

浙江圣都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春节期间，他们针对疫情带来的市场环境变化，在网络推广方面发力，取得了大量订单，但由于疫情影响，目前也面临产能不足的问题。

圣都装饰公司大年初三就开始展开线上营销，据王玉伟说，目前已经获得了5000多个订单，或将带来8个亿的营业额，在业内产生很大反响。他们头疼的是，因为受疫情影响，现在虽然复工了，但大约40%的员工还没有返岗，产能还是跟不上。

据浙江省的官方统计数据，浙江有省外务工人员1984万人，占全省用工的51%。

嘉兴市经信局局长卓卫明坦言，目前，嘉兴规上工业企业已进入全面复工新阶段，但仍然面临着职工返岗率低、企业达产率低、省际贷物运输不畅等问题。

这些问题已成为浙江企业恢复产能的瓶颈。

卓卫明说，“下一步，在企业防疫防控到位的前提下，要通过包专车、包专列等方式，千方百计推动员工返岗，建立24小时货物运输协调机制，使企业原料进得来、产品出得去，确保全年经济目标完成。”

后记

从2月17日开始，浙江的疫情防控已经由封闭式管控转向精密型智控。

2月22日20时，浙江疫情最为严重的乐清市撤销辖区内全部检查卡点，并同步恢复原本关闭的高速公路出入口。

从疫情发生之初第一个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到如今的“抢人”复工、“货畅其流”，浙江省的系列表现被认为体现了较高的治理水平。

这一切，或许还因为根植于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2019年的数据显示，民营经济贡献了浙江省65%的GDP、74%的税收、77%的出口、87%的就业、91%的企业数量。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常年占据90个以上席位，连续21年居全国各省份之首。

或许也正是庞大民营经济的崛起，倒逼政府的改革，让当地官员少了“一言堂”的官气，多了“店小二”的服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