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经济早已是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比方说美国《财富》杂志不久前刊文感叹，今天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消费电子产品都依赖中国。中国iPhone工厂复工推迟的报道，使苹果市值跌掉270亿美元。
美国一些势力企图借这次疫情使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谈何容易。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开放是一种嵌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开放，中国早已是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2月24日晚22:00，张维为教授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栏目中与大家一起探讨中国模式的特点和中国抗疫模式对世界的积极意义。这次节目还视频连线了正在湖北武汉光谷方舱医院搭建CT设备的工程师，以及身处纽约的留学生观众，听听他们讲述的不同感受与观点。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场人类的共同的灾难。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才是人间正道。但西方有一些幸灾乐祸的人借疫情散布各种谬论。
比方说美国一位冷战思维的学者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标题就是“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法国《皮卡尔信使报》封面用的是“AlerteJaune”的黄色警报，用这个标题来影射“黄祸”。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公开对媒体说，这场疫情将有助于制造业就业机会回流到美国。但所有这些观点都立即引来了国际舆论的哗然，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抗议和反驳。因为多数人都认为人类文明的底线是不容践踏的。
即使在经济层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也批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说疫情对美国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即便它不夺走你的生命，它也可能夺走你的工作。他说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只占全球制造业的8%，今天占到了全球制造业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的制造业受到打击，美国将深受其害。所以他认为罗斯的观点是“愚蠢的”。
今天的世界经济早已是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比方说美国《财富》杂志不久前刊文感叹，今天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消费电子产品都依赖中国。中国iPhone工厂复工推迟的报道，使苹果市值跌掉270亿美元。
湖北是全球汽车零配件供应的关键区域，全球汽车产业掀起了一场停产危机，从日产到韩国现代公司都因为中国供应的零部件短缺而受重创。德国现在近三分之一的企业遇到供货的问题，连美国的药品供应现在也出现了危机。美国使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来自中国，胰岛素、抗抑郁药物、血液稀释剂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中国的供应链。所以英国《金融时报》认为，除非中国恢复生产，否则许多国家药企的供应将很快耗尽。
美国一些势力企图借这次疫情使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谈何容易。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开放是一种嵌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开放，中国早已是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虽然过去几年也有跨国公司生产线迁出中国，但大都是像制鞋、成衣生产这样产业链非常短的生产线，像中国这样具有世界最完整的、超复杂的产业链的经济体全球难觅。更何况中国还是事实上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我认为只要疫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结束，这个曙光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是无法撼动的。我也认为中国一定能够打好正在展开的这场经济保卫战。
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中国抗疫举措的时候，美国居然有人指责中国采取的严防严控的措施是侵犯人权。
比方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霍奇，他就说中国的“封城”导致“侵犯人权”。另外美国学者呼吁关注中国采取隔离检疫所谓的“阴暗面”。《纽约时报》甚至载文称“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结果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女士也看不下去了，她发声，她质疑，“如果中国治理体系‘失败’，那么美国流感死亡案例这么多，又暴露了什么？”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它的CDC截至今年1月25日的报告，估计从去年10月1日开始，也就是3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美国的流感季已导致至少1900万人感染流感，至少1万人死亡，甚至包括了至少68名儿童。
西方媒体这一轮鼓噪再次印证了我们这个节目经常提及的一个观点，也就是在西方还有那么一些偏执狂，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
你控制疫情是“违反人权”，你疫情失控是“治理失败”。所以我们的结论很简单，不要理睬他们，就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鄙视这样的人，“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坦率的说，碰到这样的疫情，西方模式根本无法应对，它怎么应对，你只要看一下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州去年是如何应对森林大火的，看一看美国是如何应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看看美国是如何应对2009年H1N1的病毒的，再比较中国是怎样应对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这次新冠病毒的，结论不言自明。
中国这次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效果显著，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就像这次武汉迅速启动了10来个方舱医院，收治了轻症患者，境外居然有人散布谣言说这是“集中营”，但方舱医院的患者开始广场舞PK、八段锦、太极拳、广播体操，把老外都看得眼花缭乱，而且出院的人越来越多，所谓“集中营”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2月12日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执委会的会议，一名欧洲记者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你为什么这么多次表扬中国？是不是中国方面对你提出这样的要求？
谭德塞这样回，他说我们不需要取悦于任何人，我们公开赞赏一些国家好的做法有两个目的，一是鼓励这些国家继续坚持正确的政策，二是带动其他国家借鉴、学习他们的做法。
谭德塞还指出，在这个大厅里，在这次世卫组织执委会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表示赞赏。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措施应对疫情，包括武汉“封城”阻止疫情向其他省市、其他国家传播。我们赞赏中国行动。他说：中国的举措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的标杆。
我们不妨和美国应对2009年H1N1疫情做一个具体的比较。
2009年3月底的时候，在美国加州和墨西哥爆发了H1N1流感，美国反应的速度应该说不慢。4月15日美国发现第一例样本，4月18日美国就报告了世卫组织，4月21日就开始研发疫苗，4月23日向公众披露，4月25日，也就是美国发现第一例样本后10天，世卫组织就宣布H1N1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但宣布分为几个级别逐步升高的，到6月就升至最高的第6级。4月26日，美国政府也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开始释放应对疫情的国家战略储备。
但令人遗憾的是，总体上看，美国的防控举措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未能阻止疫情的迅速蔓延，蔓延的速度非常之快！三个月之后，世卫组织就不再要求各国报送确切的数量，只能是统计多少算多少。疫情爆发后的6个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但此时疫情传播已完全失控，直到第二年春夏之交才被遏制住，最终根本没有准确的疫情数据，美国疾控中心CDC只能通过模型推算美国的疫情状况。
从2009年4月12日到2010年4月10日，这一年内，估计美国发生了6080万例感染，也就是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受到了感染。其中27.4万例住院治疗，12469例死亡，住院人群中死亡比例是4.5%。如果要把这个和中国的情况比较，那么就把这些数字乘以4，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还多一点，这大概就等于2亿5000万人感染，也就至少是10个上海的人口被感染，110万人住院，5万人死亡。此外，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手段阻止这个疾病的国际传播，结果到2012年底的时候，H1N1疫情已传染到世界2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全球多达284500人的死亡。
无论用什么标准看，美国对这次疫情的应对都是相当失败的。
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美国许多州的公共卫生资源无法应对这么大规模的疫情，而联邦政府的跨州协调能力严重不足。二是美国刚刚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企业倒闭，公司裁员，政府根本没有财力来应对这样的突发疫情。美国疫苗公司的生产也远远没有达到原来设定的目标。三是美国的政府和媒体都宣传这个病的致死率低，使许多民众放松了警惕。第四就是美国的国际责任感是严重地缺乏。
美国应对这种大型传染疾病的做法，用民间的讲法大概就是：我发个警示，提供一些便利，然后基本上是你个人的责任，你自己采取防范措施，该去医院就去医院，医生能不能救活你就看你自己的运气了，当然还要看你的财力，至于是否会蔓延到全球，那我是不管的。如果你对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医院有任何不满，我是法制社会，你可以打官司，当然胜诉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昂贵的律师费是要你自己支付的。
比较中国与美国这种应对态度和效果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差别。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说到底是一种程序民主而已，只要政府做的不违反程序，政府就算完成任务了，大不了下次选举换一个政府，新政府上来之后还是这样做，多数人没辙。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就是这样的。当然美国有一个本事，就是资本力量控制的美国主流媒体，长于设置议题，转移视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当然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普通的百姓，富人是不大会有危险的。美国有不少网友都认为，这次美国媒体大肆炒作中国的疫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转移美国公众对此时此刻美国自己国内，美国政府应对流感乏力的一种关注。
坦率地讲，如果美国不能从自己应对H1N1失败中汲取教训，真不知道美国遇到一场致死率更高的传染疾病，或者更大的自然灾害，将以怎么样的结局收场。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实质民主导向的，中国的党政体制对整个民族的命运负责，对中华民族的延续负责，用经济学话语来形容，更像是“无限责任”政府。中华民族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传承，中国共产党有以人民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
中国人民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众志成城，共战疫情。一声令下，14亿人可以都宅在家里，把病毒“闷死”。中国军队有“誓死不退，永不屈服”的战斗精神。中国模式特点是多管齐下，互相协作，从大批公立医院及其许许多多奋不顾身奔赴前线的医护人员，到无数辛勤工作的基层工作者、志愿者，从电力、电信、粮油、航空运输等领域的大型央企，到华为、阿里、腾讯、京东等大型民企瞬间投入战斗。大家齐心协力打好这场防控疫情的阻击战和总体战。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模式是无以伦比的，是不可战胜的。
坦率地说，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制度，宁可牺牲一段时间的经济的下滑，也要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所以才有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感叹，到现在为止，中国把99%的发病率完全限制在中国境内，为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疫情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抗疫模式，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这和美国这种美国优先、极端自私、以邻为壑、我赢你输的模式截然不同。从短期来看，中国模式意味着中国一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代价。
但中国人相信“天下为公”，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推动这种对整个人类负责的抗疫模式，必将赢得更多的朋友与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就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都竞相贬值自己的货币，转嫁危机。而中国展示了大国担当，坚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最终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更广泛的共同利益。
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是这样说的，他说从中国的表现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它独自承受了打击，保护了全人类。中国证明了自己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国，并将以此身份走出疫情，从而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两天前我读到一位名叫迈克尔·鲍尔的南非的战略分析家，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政府还能做得更好吗》，这位分析家对西方指责中国的抗疫举措感到义愤，他说，请大家不要忘记40年前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柯伦为首的团队首次在旧金山发现了艾滋病毒，1981年6月他就发表了文章，提醒美国注意致命的传染病，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致命的传染病。随后1983年，法国病毒学家第一次在世界上分离了艾滋病病毒，但当时美国的里根政府对此毫不在乎，公开称这种传染病叫“同性恋瘟疫”。
此时美国已经有800多人死于艾滋病。里根总统一直到1985年的9月17日，当时艾滋病已经在美国造成了12000人死亡，才第一次使用了“艾滋病”这个词。迈克尔·鲍尔说“你能想象中国领导人在新冠肺炎爆发4年后才开始使用‘冠状病毒’这个词吗？”中国领导人不到一个月就使用这个词了，他感叹，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从一开始就注重艾滋病的防控，人类所蒙受的灾难就会大大减轻。众所周知，截止2018年，全世界累计有749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3200万人死亡，他们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回忆。1987年4月15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见来访华的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我担任翻译，话题转到了艾滋病。邓小平当时非常肯定地说“艾滋病，美国最多，吸毒是一个主要原因”，他接着说，“我们现在在尝试用中草药来治疗艾滋病。”听了这番话，尼雷尔说，对我们坦桑尼亚来讲，现在最大的疾病还不是艾滋病，而是疟疾。尼雷尔的判断当时也许是对的，但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他对艾滋病在非洲的泛滥的可能性低估了。
我上世纪90年代曾访问过博茨瓦纳、南非、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斯威士兰等非洲国家，艾滋病当时已经成为当地的头号杀手，一些国家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斯威士兰，棺材生产一度成为整个国家增长最快的产业。那天，邓小平还和尼雷尔总统探讨了中非合作，用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疟疾和艾滋病。邓小平对他说，中国土地革命的时候，我们打仗缺医少药，治病很多都是靠中草药。
回忆这段往事想说明两点：一是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认为传染疾病是人类公敌，各国都要精诚合作，共同应对。人历史上经历过天花、鼠疫、麻风、疟疾等很多瘟疫，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唯一正道。二是面对各种肆虐的病毒，我们要探索中医药治疗和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可以优势互补，这次抗疫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很好的疗效，十分令人鼓舞。希望我们整个社会都更加重视中医，更加重视中西医结合，这条路一定走得通，而且应该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
各种迹象都表明，疫情的乌云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风雨过后是灿烂的彩虹，让我们共同静候即将到来的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