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年是丙子年。没错，这又是一个鼠年，虽然不是甲子年。
196年这个年份或者大家并不熟悉，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因为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建安元年。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即便大家对建安七子不熟悉，也该对汉献帝很是熟悉。这一年，吕布帮着董卓废了汉少帝刘辩，立其弟刘协为汉献帝，年号建安。这一年，美貌的貂蝉正在接受司徒王允的岗前培训，谋划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人计加离间计。
以上都是我们在《三国演义》上看到的历史背景。在史实中，除了貂蝉有没有建功存疑，其它应该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建安元年，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瘟疫大爆发的年份。根据历史记载，这场起于建安元年的大瘟疫，持续十年，严重疫区包括洛阳，南阳以及杭州一带，连同正在进行的三国大战，共导致当时社会人口的减量高达百分之七十左右。
为什么会让疫情持续十年而不是像我们在2003年的非典以及今年疫情这样，可以几个月就能控制住呢？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社会动荡，军阀割据，相互攻击，汉献帝的中央政府连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要说组织抗灾了。各地军阀更是朝不保夕，睡觉时还是一方霸主，醒来后可能就成了阶下囚。所以，对于疫情这样的事，真的只能是随它去了。
虽然当时的政府极度疲弱，社会极度动荡，但在这个瘟疫长期横行的时期，却有两位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名医穿行于民间，为那个地狱般的时代发出一点充满温暖希望的光。
这两名神医就是时年五十一岁的安徽亳州人华佗，时年四十四岁的河南邓州人张仲景。这两位神医在中国历史都具有极高的医学地位。特别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更是中国医学的传世宝典之一。
抛开外科圣手华佗不说，时年四十四岁的张仲景正值壮年。虽然史书上对他如何救治遭受疫情侵害的民众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张仲景在这场瘟疫里一定是竭尽全力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最终以自己渊博的中医知识以及丰富的救治经验，写成了传世名典《伤寒杂病论》。当然，生逢其时的华佗一定也没少救治灾民。
但是，即便这两位神医跑断了腿，最终也只是杯水车薪。特别是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条件下，也就只能一个点一个点，一个村一个村的去治疗，而且还不一定能获得所需的药材物资。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做靠山，再神的神医也没办法控制大规模疫情，而张仲景和华佗时代，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不要说强大了，就连一个正常运行的政府都没有，读过《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朋友都知道，汉献帝在那一年也是经常饿肚子的。所以，即便那个时代拥有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牛的两位名医，也没办法制止瘟疫的十年蔓延。
强大而有效率的政府，是应对自然灾害的最有力武器。否则的话，即便你拥有最好的资源，最有利的条件，最终也只能是望洋兴叹。就像今天的武汉，如果没有十天建成的火神山，如果没有数以万计的逆行天使，没有每逢灾难必在的三军儿郎，单靠几个神医或顶尖专家，只怕我们根本无法阻止疫魔的蔓延。更不要说让整个湖北在短短一个月后就露出欣慰的曙光。
目前全国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近八万人，据称每名重症患者的治疗费用都是以十万计的，具体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国家全包了。从检测确诊到出院后隔离，患者不需要花一分钱，还提供营养全面的饭食。综合起来，网上所估计的每人二十万到四十万也差不多了。
这样的付出，绝对需要一个经济实力足够的国家才可以负担得起，而因为全国大隔离造成的经济损失又必须要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政府才敢于去承受。试想，如果一个真正以资本为王的国家，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救人却要赔本，抗灾会赔更大的本。。。不不不，他们一定会尽快拿出一种药来，让民众买单，或让政府买单，不管这种药是不是有效，会不会有后遗症。总之，慈善是可以的，但慈善的钱必须要从卖药的利润中来。
嗯，好像说歪了话题。其实今天我想说的是，就当前中国抗灾的手段和代价来看，中国模式其实是很难复制的。要么是经济能力跟不上，要么是政治体制跟不上，要么就是两样都跟不上。比如说韩国，虽然在极力学习中国模式，但由于其国内体制的原因，很难当机立断对疫情重灾区大邱等地区进行封城。这就导致本身面积就不大，人员流通也很方便的韩国疫情快速发展。我们不能说韩国政府没有努力，但是他们的努力在它的政治制度下，基本白费。可叹《纽约时报》还在表扬韩国的不封城措施，说是什么民主的体现。这真是要把韩国往死里忽悠啊。。。。。
而经济跟不上的则是另一个疫情严重的国家—伊朗。伊朗因为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已经四十年了。国内的医疗设施本就不足，前一段时间在美国石油零出口的制裁下，经济又面临巨大的困难。这时候的伊朗，如果按照中国模式来进行抗灾，只怕掏干了家底也救不了几个人。再者说，由于西方的各项制裁依然有效。很多必须的医疗物资也让伊朗有钱也没办法买到。何况它现在也买不起。
但是伊朗的疫情如此严重，就连副总统级别的人物都被感染，难道就只有坐以待毙吗？这真的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当前的问题，伊朗不要说建设火神山之类的专科医院，【即便建设了也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来运行】。就连方舱那样的集中隔离场所只怕也难以做到。不要小看武汉的那几座方舱，虽然是用现成的场所改建的，但其中铺设的各种配套却并非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虽然那些东西在我们眼里或者很普通。
那么伊朗究竟该怎么办？
中国帮助伊朗抗击疫情的专家应该已经到了伊朗。对于伊朗这位朋友，我们该实施怎样的援助？这是一个难题，前面说过，用中国模式来帮助伊朗，伊朗自己都难以承受。免费治疗或者可以，但以中西医方式的免费治疗代价太大，伊朗政府承担不起，配套的医院就更加不要说了。
所以在帮助伊朗这件事上，中国的专家们应该根据伊朗的现实条件，以中医汤剂为主，西医治疗为辅，甚至在某些不具备西医治疗的条件下，全方位展开中医汤剂疗法。这样做肯定不如中西医结合的效果要好。但一定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想当年，华佗和张仲景在常年流行瘟疫的年代，就是单靠中医方剂来挽救民众的性命，并最终总结出了应对瘟疫的方法。如今的我们，也应该相信中国传统医学所具备的力量，让这份力量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做出贡献。
对伊朗进行这样的援助，其实就是一种量体裁衣式的援助。再热情的援助，再努力的援助，也要因地适宜。伊朗如果疫情真的蔓延很广的话，中国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根本无法实行，而依赖传统中医汤剂的疗法，却可以挽救更多的伊朗民众，稳定伊朗的社会。当然，如果要让伊朗政府接受这种援助方式，就一定要拿出国内中医治疗效果的数据来。
我所说的伊朗模式，是针对那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所言，对于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则是另一种模式了。只要他们钱够，他们爱什么模式就是什么模式。相信什么模式就是什么模式。或者当他们发现伊朗，以及其他国家应用中医治疗效果却比他们烧钱模式一点不差甚至更好的时候，中医也就可以获得这个世界更多的尊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