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最初迫害基督教和最终奉基督教为国教，原因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看到了基督教在争取人心上的巨大能力。
起初，帝国将基督教看作是一种巨大威胁，要围剿迫害，但力不从心，基督教在罗马的发展难以遏制，成席卷之势。罗马皇帝只好顺应潮流，转而承认基督教，利用基督教在争取人心上的优势，维护帝国统治。
在和帝国的交锋中占了上风，成了国教，是个重大胜利，但基督教本身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前的基督教，和世俗权力为敌，是比较纯粹的精神组织。变成国教以后，基督教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有了力量，就渐渐放弃了宽容，变得好战。基督教从此也就开启了宗教的斗争和扩张。
在宗教斗争和扩张的过程中，基督教发明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和战争，那就是精神政治和精神战争。这种斗争模式的影响极为深远，并且突破了宗教。很多并不信仰基督教的世俗化社会也深受影响。后世各种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都沿用了基督教精神政治的斗争模式。
也就是说，基督教对我们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深得多。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基督教在精神领域的四大发明。
世界上的宗教很多，这些宗教在精神上只提供补充和救急，比如人遇到困难了，去向神祷告，求神保佑等等。相比之下，基督教则是一种高度成熟的宗教，它提供的是对世界和生活的全面、最高、唯一的解释。
以往，政治的重点在于对物质利益的控制和分配。对人们的精神，传统的统治者，即使是独裁暴君，基本上也无能为力，不加管理。正是因此，强大的罗马帝国斗不过非暴力的基督教。基督教发明了新的统治体系——精神统治。
精神统治对人的心灵做出控制，要求人们的心灵实现纯洁性和单一性，为此发明了灵魂的自我检讨方式，也就是忏悔——彻底坦白交代罪行，牧师进行批评教育并指导改正之道。
中国历史上也强调人们的自省，但这种自省是在具体情境中进行的，目的是调节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不是校正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神的意志。中国式自省，让具体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基督教忏悔则是对个人心灵的不断切削，以符合某种精神政治的原则。
上纲上线是精神政治的核心特征。人们的行为，被从具体情境中抽离，去和抽象原则比对。监督忏悔的神父、牧师，并不是事件的当事人或仲裁人，他们的作用不是调节具体的纠纷冲突，而是不断改造忏悔者的心灵，力求使其符合特定原则。
基督教开创了对人的思想工作，它把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以及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都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问题。后世很多政治党派或团体都沿用这套思想工作模式，而且，有了专职的思想工作人员。
敌人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但对绝大部分人类来说，敌人都是暂时的。当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互为敌人。冲突缓解或者解除以后，就不再是敌人了，甚至可以化敌为友。
基督教的发明是绝对敌人，也就是其本身注定是敌人的人。只要那些人还活着，他们就是敌人，不可化解，不可转变，必须消灭。和绝对敌人的矛盾、冲突，不可讨论，不可妥协，无可商量，必须斗争到底，至死方休。
上帝与魔鬼，信徒与异教徒，这就是自己一方和绝对敌人的原型。这种绝对敌人，并不取决于对方做了什么，而是取决于对方是谁。基督教制造出了和人的行为无关的身份识别，由此就有了纯粹概念上的抽象的、但也因此永远不可能化解的敌人。异教徒即使什么也没做，也注定将成为必须消灭的敌人。
这也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区别。虽然都是一神教，但犹太教局限于犹太人，他们并不关心别人的信仰和生活。基督教则是一种普世性宗教，他们的目标是要传教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异教徒，而不可能与异教徒和平共处。斗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信徒终身的使命。
绝对敌人的观念出现以后，逐渐具备了两种功能，让绝对敌人的观念更加坚固：一，和绝对敌人的永恒斗争，可以增加本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和活力；二，可以把自身的一切失误、困难、挫折归因于绝对敌人，从而推卸责任，让自己保持永远正确。
绝对敌人不仅外部有，内部也有。外部的绝对敌人是“异教徒”，内部的绝对敌人则是“异端”。
绝对敌人的观念至今仍深深存在于许多人的头脑之中，以至于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很多人已经是离开敌人就不会思考了。他们一定先要确立一个假想敌，然后才能从思考对策的角度展开自身政治体系的构建。冷战思维就是这种观念的当代表现形式。
在绝对敌人观念的驱动下，被确定的假想敌往往都被描述为不可理喻、极度残暴、无法沟通、非常危险，只有彻底消灭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而这种形象的塑造，又通过接下来的第三个精神发明完成。
宣传不是简单的信息扩散。宣传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扩散方式，是基督教的一种精神斗争发明。
在古希腊的广场上也有信息扩散，这种信息扩散的负面形式是煽动，煽动民意，达到野心家的目的。但即使是煽动，也是以思想对抗思想，以观念对抗观念，只不过煽动家采取某种巧妙的类似作弊的方式，力求在思想对抗中获胜。
基督教发明的宣传则完全是反思想的。他们要求受众的，不是在思想辩论中接受他们的主张，而是直接停止思考、放弃思想。宣传并不依靠“以理服人”。他们采取了另外的全新办法，这些办法包括：
超现实的美好承诺；简单而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叙事；具有道德优势的形象设计；话语的无限重复。
很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明”，但这种相信实在缺乏现实依据。有过辩论经验的人都知道：面对激烈的辩论，听众往往无所适从，越听越糊涂。实际上，在古希腊盛行的广场辩论，就让更多的人“不信”，而不是相信。这直接导致了古希腊后期的怀疑论和虚无思想。
基督教则回避了古希腊式的辩论，他们用宣传取而代之。他们充分利用了人的心理的规律。比如，基本的生死问题不可能靠知识来解决，超现实的美好承诺因此能俘获很多人的心。对历史、世界和人生，大多数人也难以理解错综复杂的解释。那些并不正确甚至很荒谬但却简洁清晰的解释，在争取人心上要强大有效得多。
耶稣是基督教非常成功的道德形象设计。牺牲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具有强烈的心理冲击力，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让人感动不已。在政治宣传中，形象远胜于道理，形象设计是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今天，各国的国家形象和领袖形象都成为政治的核心部分，这正是基督教开创的道德形象设计。
基督教发明的最强有力的精神工具则是无限重复。纳粹的戈贝尔就深谙此道。在基督徒的传教过程中，不厌其烦地重复重负再重复，被证明极为有效。
基督教发明的这种宣传术，已经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广告宣传，都采用了这种方式。商业广告在这方面更加典型。
简单的、往往不合情理的广告语，通过各种媒体反复灌输给世人，效果往往惊人得好。甚至已经有了这种效果，如果某种广告宣传忽然从媒体上消失了，人们就会认为那家企业出了问题，并很快遗忘他们的产品。
群众是精神控制的产物。在基督教以前，也有形形色色的民众乃至乌合之众，但这些人群都是临时出现的，时聚时散，很难长期维持。在完善熟练的精神控制术出现以前，不可能有群众。群众是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新事物。群众不是简单的人的聚集，群众特指精神高度相似、高度同质的一群人。
并且，群众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群众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普遍性概念，最终将包括所有人。被排斥在群众以外的个体，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因此，群众形成以后，精神动员的成本就极大降低了。相比分散的个体和因为物质原因临时聚集的人群，内在精神高度一致、已经接受了某种固定信念的群众，非常易于操纵。
现代社会之所以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包括全民动员的战争，和群众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和平时期，群众则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在广告的频繁宣传下，群众的消费品味高度同质。大家喝同一种饮料，吃同一种快餐，在同一个网站购物。这才能形成现代社会大规模的消费品生产和流通体系。
而这种趋同的消费性又让经营者有了极大的成本优势。相辅相成之下，现在社会的群众性越来越强，社会在多元化的同时，却又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和趋同性。
心灵管理、绝对敌人、宣传、群众，基督教这四大精神发明，不但造就了基督教这个世界第一大宗教，还深深嵌入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参与制造了现代社会。这四大发明，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
在解决了物质生产以后，人类社会还必须解决精神世界的生产和管理问题。率先解决了精神管理这个问题的社会，在发展和现代化上就取得了先机。他们得到了更强大了社会动员能力和内部凝聚力。
不过，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有时候，代价还格外巨大。现代社会，正是在这组巨大收益和代价的共同推动下，携带着无数的悲喜血泪，出现在人世间。
到了今天，虽然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早已今不如昔，但他们发明和开创的这四大发明，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中。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人性和社会的规律。追溯这些形式的基督教源头，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社会和自身，当然，也能因此更主动和有效地利用这些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