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蔓延的疫情，阻滞了人们的生活出行，却并没拦住人们对太空探索的步伐。
近日，关于航天的新闻接连不断。3月9日，长征3号甲「北斗专列」点火升空，护送第54颗北斗卫星成功入轨，让北斗全球组网只差一步之遥。一天之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完成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无线联试。
在大洋彼岸，根据3月10日的媒体报道，马斯克旗下SpaceX再获5亿美元新融资，公司估值由此达到360亿美元。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让投资机构开始重新思考前沿科技的价值。这类自主性更强的高技术项目，看上去似乎更能抵御外界不可抗拒的风险。
商业航天，是中国新一轮「硬科技」创业浪潮中，率先进入资本和公众视野的「网红」项目。
中国投资机构对商业航天的关注始于2015年。此后三年，火热十年的移动互联网率先进入寒冬。在TMT行业梦碎一地的创投机构，开始纷纷将目光转向硬核科技。与枯燥的高端制造、专业细分的材料科学、敏感低调的军工项目相比，商业航天这一既具备技术含金量，又具备新闻话题性的科技题材，天生自带「网红」气质。
2018年，商业航天在资本普遍「缺钱」的大环境下，也进入下行阶段。据未来宇航研究院统计，2018年非上市商业航天公司共发生36笔投融资交易，年度融资总额超过21.6亿元人民币。
进入2019年，整个行业披露的融资总金额为19亿元，较2018年略有下降。但是这个数据背后的情况却在悄悄发生变化——融资项目数大幅减少，Pre-A轮到B轮比例增多，资金明显向头部企业聚拢。
而据「钛禾智库」了解，这19亿披露金额的背后，实际到账情况并不如公开报道乐观，投资背后的附加条款也远比原先苛刻。
2019年中国民营火箭企业代表性融资事件（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作为基础运载工具，商业运载火箭自然是资本押注的重点领域。对于这些研发成本大量前置、短期无法自我造血的企业来说，拿不到融资，就意味着生死劫。即使拿到融资的头部企业也并非高枕无忧，仍然需要继续面对重重关卡。
20多家民营运载火箭企业，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淘汰赛。
商业航天资本局
2月中旬，在家远程办公的某VC基金投资经理陈晓，接到合伙人发来的一个新任务：调研一下商业航天。
陈晓之前关注的主要方向是新零售和环保出行，面对新冠疫情对这两个行业的无情打击，他的老板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
「这种‘逃离’地球的高科技项目，看起来更值得关注。」
陈晓咨询了几位「入行较早」的圈内好友，发现这个行业的水远比之前想象得深。
陈晓的好友王川，是陕西某民营资本的合伙人。王川的基金关注商业航天已有近两年，除了北京和西安两大研发重镇，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发射场、试验台、院所和厂家。在他眼里，商业航天是近几年的大热领域，既占据科技制高点，又有足够广阔的想象空间。但是考察了这么久，王川至今尚未出手一个项目。
王川认为在这条赛道上，自己也算是个「迟到者」。2014年11月，国务院首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社会资本对中国民营商业航天的关注与日俱增。此后三年间，各路投资机构争相将大笔资金投向一个个初创团队，这些创业团队的研发骨干，大多来自于航天科技、科工两大集团和中科院等体制内单位。
一直到2018年，这股热潮才开始逐步降温。除了资本寒冬外，2018年蓝箭和2019年零壹空间的发射失利，给资本市场喂了一颗「退烧药」。
与尚在湖边踟蹰观望的王川不同，管理着更大规模基金的黄旭是第一批敢捞螃蟹吃的人。黄旭本人出身于航天系统，并在国防科技主管单位任职多年。凭借着专业领域丰富的经验，黄旭已经出手投资多个运载火箭、卫星、测控等相关项目。但黄旭也坦言，目前民营商业航天领域的竞争比此前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变数也多得多。
「航天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社会对中国航天的认识几乎都来源于国家队的战绩，长征系列用95.36%的发射成功率给了社会一个强烈的信号——‘运载火箭技术，中国已经很成熟了’。」
在早期涉足民营火箭的投资机构眼中，这批出走体制、多数参与过重大型号研制的专家，技术能力和研发经验理应不成问题。人才、技术，再加上资本入场，资源要素齐备，中国诞生一个SpaceX，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但是当连续两次发射失败后，这些投资者也不得不承认，当初对风险的预估可能太过于乐观了。
对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前置研发成本极高的商业航天来说，资本砸进去的大笔资金，短期内难见回报，却要同时面临来自八方的挑战。
2019年1月「重庆·两江之星」发射前，春晓资本对零壹空间的股权投资，就因自身经营不善被司法冻结。这笔三年前百万级别的天使投资（后续有追加），转让时价格已高达1.09亿元人民币。
零壹空间的发射失利，让几家后来者在融资谈判桌上的报价估值跌了不少。但大家谈论「跌」的前提是——民营火箭公司的估值溢价已经足够高。
即使半年后星际荣耀的「双曲线一号」成功发射，给民营火箭创投市场再次注入一针强心剂，但此时的投资机构已经趋于冷静，对此后的投资更加谨慎。
在黄旭眼里，中国商业航天已经进入了第一轮洗牌期。但他并不着急——只要商业航天这个大盘子热度还在，资本就还有足够的腾挪空间。
黄旭也同时承认民营公司压力巨大。目前唯一成功入轨的「双曲线一号」使用的是固体燃料，并未突破国家队几十年前的技术路线。市场也不能容忍民营火箭公司「重复造轮子」——如果不尽快开发、并验证新技术路线的有效性，民营火箭公司将不得不面临与两大航天集团的同质化竞争。
另一个现实是，目前商业航天的整体发射需求，还无法完全撑起民营火箭公司的盈利前景。
火箭就是天上的物流，与物流行业类似，火箭发射是典型的需求牵引——「包裹」多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快递员岗位。以目前中国的卫星发射需求估算，总盘子不算大，只有挤进前排才有肉吃，而在这张餐桌上，还有国家队这个大块头。
长达60多年的经营中，两大集团的设计生产、供应链、供需关系早已完成闭环。而民营火箭公司的技术路线尚在摸索阶段，供应链严重缺失，更不用说人才、技术、资本均处于绝对弱势。基于上述种种理由，黄旭的判断是：
「国家队之外，留给民营火箭的席位最多不会超过三个。」
水面下的成本
投资人看大盘，而真正下场比拼的创业者，则需要面对更为具体的问题。
某民营火箭公司CTO刘宇，曾经是航天六院一所的技术骨干，参与过不少重大型号项目，四年前在老同事的怂恿下一起创办了现在的火箭公司，因为团队有过硬的背景和项目经验，很快就敲定了早期投资。
但是刘宇很快发现，脱离大平台之后，很多现实的困难是体制内根本不会遇到、也完全无法想象的。
这些出走体制的创业者，遇到的第一道隐形门槛是「信任」。
「以前在六院没有‘信任资本’这个概念，国家队的招牌就是最大的信用。但是现在都必须重新积累。」
魏巍是刘宇正在积极接触的客户之一，在一家卫星公司负责发射对接。魏巍坦言：
「民营火箭公司首发星一般是求着别人搭载，甚至免费搭载。近几个月好几家火箭公司都找过我们，报价非常便宜，几乎是半卖半送。」
相对于如今市场通常的低轨发射成本在每公斤15万左右，刘宇公司给魏巍开出的报价仅为每公斤万元不到，但即使如此，魏巍公司也决定暂不考虑合作。
魏巍的理由在于，董事会无法在对方火箭是否具备充分的可靠性上取得共识——毕竟是几千万一颗的卫星，如果发射成功，的确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但如果万一失败，没法向客户交差。
「可靠」需要一次次成功实践来证明，而这背后的时间和资金，都是水面下的成本。
一位长期主管航天系统的领导曾对「钛禾智库」直言，对于国家来说航天是「事业」——事业意味着即使发射失败国家也得买单。但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这是一门「生意」，生意就必须按生意的规律办事。
对于树大根深的国家队来说，一次发射失利不足以动摇根基。而对于初创期的民营火箭公司来说，发射失利意味信任资本的巨大伤害，甚至引发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效应，带来资金链断裂的致命风险。
除了商业卫星公司外，刘宇更想得到的还是政府的订单。
「如果能参与国家重大项目课题，哪怕只是分到一块小小蛋糕，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块相对稳定的收入。」
但是，政府的订单更难拿到。虽有招投标流程和支持民营航天的政策在前，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民营公司却难有斩获。评标会上，评审专家面对投标者最犀利的拷问是：
民营卫星公司赌不起，国企主管人员更不敢承担此类风险。火箭发射的高技术、高成本、高风险特性，决定了「信任」是其门槛最高的无形资产。
与国家队正面硬扛行不通，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只能从技术路线上寻找填补空白的可能性。2019年，「双曲线一号」发射成功时，星际荣耀技术负责人在朋友圈兴奋写道：
「固体起步、液体巩固；由小到大、固液并举；液体组网、固体补网——有固有液，互补发展；固液捆绑，联合发展！」
液氧煤油和液氧甲烷，是目前几家头部火箭公司为自己选择的技术路线，也为未来持续探索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火箭创造了可能性。
这条路线探索的价值意义在于——如果一旦成功，则将真正可能把航天发射从国家主导的「事业」，变成一门具备市场竞争力的「生意」。
但这几乎意味着重新开始——在已接近完整的火箭型谱和技术体系之外，开辟一条全新赛道。相对于NASA之前在此领域所做的大量基础性研究，让马斯克们一开始就能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中国人在此方面的积累显然薄弱。
中国的民营火箭制造企业，需要在资本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独自完成这些技术的原始积累。在这条寂寞且煎熬的赛道上，大家都有一个默契——谁先把这条路跑通，谁就能将竞争者甩落一个身位，率先领到下一场PK的晋级门票。
玻璃做的天花板
国家队数十年搭建起来的配套供应体系，即使不考虑涉密和安全，也未必能直接为民营企业所用。
例如，负责重点型号任务的国家队，对于某些关键零部件的保障可以说是不计成本，一些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专业零部件背后，又是一个专项服务的庞大科研体系。
造火箭毕竟不同于大批量造汽车，数量稀少的配套零件需求，并不能支撑一条单独供应链的建设成本。而民营竞争者在绝大多数零部件只能依靠外采的前提下，还需要保证供应的源源不断、并兼顾价格优势和技术的不落后，难度可想而知。
即使找到同一供应商，也需要基于民营火箭公司的成本要求、性能指标重新设计生产。这些原来为国家队做配套的供应链厂家，或许为了扩大市场，愿意同时为民营火箭提供配套，但很多情况下，民营火箭公司不得不需要培养新的合作伙伴，从原来没做过此类项目的厂家里，挑选和培养供应商。
这是一个漫长、复杂且精细的过程，稍有差错便会拖累整个型号进度。没有突破这层玻璃做的天花板之前，民营火箭公司即使技术研发能力再强，也无法一步登天。
除研制生产外，试验在工程领域亦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例如，运载火箭发动机的试验需要试车台等基础设施，这类被从业者统称为「研制保障条件」的基础设施造价不菲。对于无力自建设施的民营企业来说，租用国家的试车台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
2019年6月，军委装备发展部与国防科工局联合颁发的《关于促进商业运载火箭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国家有关部门和企业所属发射场或试验场等设施，可以面向民企开放。
理论上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既能充分提高实验设备利用率，又可降低民营火箭企业成本。但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还有很多具体困难。
首先是这些设施在现实排期中，必须优先保障国家重大型号任务。当这些任务在实验过程中出现与预期不符的情况，例如因反复试验验证而产生的使用超时，都有可能打乱原来的排期计划。
反之，假如民营企业在使用试车台过程中，一旦发生损坏、超期占用等情况，商业违约都是次要，若是影响重大项目进度，代管单位将面临巨大的压力。相比这种政治风险，租赁产生的收益几乎不值一提。
收益与风险无法平衡，让代管单位不敢轻易冒险。虽有政策在前，但在资源实际调度时，留给民营企业的通道仍然关卡重重。
值得关注的是，为民营企业建设专用试验平台，已经在相关单位的计划日程中。另外，也有民营企业尝试自建试车台。
2018年9月，蓝箭航天在湖州自建的高压挤压试车台上，进行80吨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天鹊」短喷管推力室试车，这也是国内首个民营火箭公司热试车台。2019年11月，星际荣耀的试车台也正式竣工使用。
但是，并非每家民营企业都有布局此类基础设施的实力。而在资本圈内则持两种态度：一类机构认为，这种投入有利于民营企业提高竞争壁垒；另一类机构则对这种资产极重的投入方式持保留态度，认为企业自建产业链并非明智之举。
对整个行业来说，这是一场资本与时间赛跑的竞技。尤其在目前资本如履薄冰、对投资「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的当下，这种「马太效应」将会被加速放大，未来能持续拿到融资的头部企业，或许将会更少。
至于那些逐渐掉队的项目团队，是被拆散挖角，还是被兼并重组？这是一些入局者已经在考虑的问题。
拨开迷雾见九霄
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高扬曾在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一次科学文化讲坛上说过：
「走出体制的航天人过去感受到的只是体制的束缚，走出来后才知道还有资本的‘绑架’。」
科技研发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在各要素具备的前提下，遵循自身规律推进。但是这些创业者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资本市场有退出周期，会要求企业在预设时间内跑到下一站，才有融到下一笔钱的可能性。对于这批习惯了在体制内按部就班搞科研的创业者来说，需要重新梳理自己的节奏步伐。
除了被资本「架着跑」之外，昔日的老东家也在悄悄改变。
传统国企近年来纷纷试点混改，成立新的子公司和事业团队，深度接入市场。尤其是在一些前沿与探索性技术研发领域，没有旧包袱，人才有优势，再加上有好的带头人——如今的国企在诸多竞争性领域里，并非想象中的「缺乏活力」。
虽有大山在前，商业火箭却不乏搬山人。这些在市场上拼杀的创业者，往往要经历两轮洗牌，第一轮是技术能力的赛跑，第二轮是商业能力的较量。资本接力赛，领先者的号角亦是后进者的催征令。
前线捷报不断传来。蓝箭8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200秒试车成功；星际荣耀15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500秒试车成功；天兵科技HCP单组元液体发动机脉冲热试车成功……
「拆壁垒、破坚冰」的国家意志，正在主动将封闭固化的军工体系撕开裂缝，邀请民营资本和企业坐上牌桌。国企利益、民企利益、资本利益轮番博弈，「玻璃天花板」正在被猛烈冲撞。
攀越重重关山，不仅需要愚公一样的搬山精神，还需要「借梯登高」的中国式智慧。
虽然中国的民营火箭企业，大多都还处于仰望星空阶段，但是头顶的迷雾正在被拨开，浩瀚苍穹已经隐现。
对于志在九霄的追梦者来说，不存在寒冬与仲夏，脚踩蓝色地球，前方永远是寂寞漆黑的宇宙。
本文涉及所有一手素材，均来自于钛禾智库对商业航天领域的真实调研记录；文中陈晓、王川、黄旭、刘宇、魏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