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牧青:重灾区韩国,现在成了学习榜样 |2020-03-23

2020年3月23日12:08:18 发表评论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将当时蔓延至115个国家的新冠疾病(COVID-19)的定性上调为“全球大流行”。此前,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警告说,这种病毒将感染德国60%到70%的人,她称这一数字来自“专家共识”。

显然,面对全球大流行,防疫工作会成为持久战。由于新冠病毒超出了传统公共卫生的认知范畴,自然也不存在一套标准化的应对程序,再加上人类面对灾难时所表现出的恐惧性,因此各国的早期防疫呈现出混乱和无序,防疫模式也是各有千秋。

文 | 施牧青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发于2020年3月22日,原标题为《重灾区韩国,现在成了学习榜样》,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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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式检测模式

 


 

韩国早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根据疫情发展趋势与对病毒逐步深入的认知,进行相机抉择,并没有计划性。

从1月20日确诊第一例新冠病例,到2月18日“第31号病人”确诊,韩国只有31例确诊病例。为应对疫情,韩国疾病管理本部(KCDC)成立了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保健福祉部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中央事故处理本部”。

被称为超级传播者的“第31号病人”现身后,韩国的政治应对升级。政府、国会、执政党都成立了相应的应对机构,先后有国务总理丁世均任本部长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金振杓议员任委员长的国会“新冠疾病-19”对策特别委员会和前国务总理李洛渊任委员长的“共同民主党新冠疾病灾难对策安全委员会”。

当地时间2月25日下午,韩国国务总理、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长丁世均(右)抵达大邱,将坐镇大邱,指挥新冠肺炎相关防疫工作

令韩国陷入疫情风暴的“第31号病人”,是大邱广域市“新天地”教会61岁的女信徒。

她参加了多场大邱市教会在密闭大楼内的礼拜,感染了上千名教友。但该教会不但没有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出预警,反而让教众隐匿身份,去别的教会传染其他人,以掩盖本教会带来病毒的事实。

对此,韩国政府不得不将传染病预警级别从警惕(橙色)升级到严重(红色)。相应地,全国所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将开学时间推迟至3月23日,后又延期2周至4月6日开学。

首尔市长朴元淳宣布,禁止在光化门等首尔市内重要场所集会,并关闭了首尔“新天地”教会。疫情暴发还影响到政府机构,2月24日韩国国会关门停会,地方自治团体的大部分公共设施停止运营。

2月26日,韩国首尔,街边悬挂着政府禁止集会的海报

除了大邱-庆北地区的新天地教会的集体感染,最近首尔九老区的呼叫中心也发生了109例集体感染。

就此,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长郑银敬释疑:“韩国境内确诊病例的79.8%与集体感染有关,其中有59.9%与新天地教有关。此外,医疗机关、公众设施、各单位、教会出现多例集体感染。”可见,聚集性感染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在此次疫情应对中,文在寅政府吸取了前任朴槿惠政府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教训。2015年,朴槿惠政府应对疫情失当,致使韩国成为沙特之外MERS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确诊186例,死亡38人,死亡率高达20.4%。

当时朴槿惠政府的保健福祉部部长文亨杓,对民众隐瞒疫情信息,声称“疫情可控”。结果,民众缺乏对政府的信任,朴槿惠政府的支持率降到30%。

2月25日,韩国大邱,韩国总统文在寅(前右)与当地医务人员交流

比较文、朴两任政府的疫情处理,主要是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不同,文在寅政府临近“4·15”第21届国会选举,国内经济低迷,青年失业率高,如果消极处理疫情,不啻是直接为共同民主党带来国会败选风险,对低迷的经济也将是雪上加霜。

截至3月21日上午,韩国感染新冠疾病总人数为8799人,死亡102人,死亡率不到1.2%,低于世卫组织统计的全球3.4%的死亡率。韩国的新冠疾病低死亡率被不少国家艳羡,然而低死亡率的取得,在于韩国运用高技术防疫。

韩国政府指定了四家检测公司,分别是Seegene、Kogene Biotech、Solgent和SD Biotech;还设立了50个直通检测站,每天可以检测1.5万人;还投入96个公共和私人实验室,可以在6小时或更短时间检测出结果,24小时内通过短信告知被检测者结果。

3月20日,韩国首尔,市民们在一处因疫情临时关闭的公园外休息

“31号病人”出现后,韩国感染人数直线上升,一度令全球震惊。然而,感染人数直线上升的原因在于,韩国积极实施了被外界称为“得来速”(Drive Through)方式的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对大邱-庆尚北道的疑似者和密切接触者,进行了大范围检测。

除了强大的检测能力,韩国利用GPS数据、监控摄像头和信用卡交易,搜寻疫情疑似者和密切接触者;还利用手机向民众发送紧急灾难警报短信,进行提醒。

此外,在授权政府使用高技术防疫前,韩国国会在2月26日一致通过了《传染病防治管理法》《检疫法》《医疗法》,更早在今年1月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信用信息法》,以及《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

3月19日,韩国大邱,医护人员转移一所疗养院内的高龄患者,准备送至附近医院。该疗养院发生了聚集性感染

不过,韩国也存有防疫盲点。比如,老年人普遍持保守的倾向,往往选择回避检测。韩国民众还对文在寅政府不采取全面旅行限制措施,以及口罩供给短缺,表达了不满。

民众一度通过互联网开展针对青瓦台的线上请愿,要求政府采取全面旅行限制。作为回应,文在寅通过与国会四党的领袖沟通,向民众传达政府在经贸与防疫之间寻求平衡的苦衷。对于口罩短缺问题,3月3日文在寅召开国务会议时,就疫情下政府供给口罩不力向全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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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超严格边境管理模式

 


 

 

朝鲜的防疫模式是劳动党领导、超严格边境管理、强制隔离和动员群众。

2月29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实行“国家超特级”防疫措施。金正恩说,当务之急是修改并补充《国家紧急防疫法》,严谨重整国家危机管理规定,针对目前疫情事态采取“先发制人的高强度防疫措施”。

金正恩还强调:“内阁和中央紧急防疫指挥部要按照已健全的工作体系和纪律,全面封锁传染病可能乘虚而入的一切途径和缝隙,同时加强防控疫情的检验检疫工作。”

朝鲜检疫人员在对公交车进行消毒(图源:法新社)

朝鲜自1月22日起就对所有外国游客关闭边境,是世界上第一个采取这种措施的国家。朝鲜也暂停了国际航班、国际班列等,并对在朝的外国人实施为期30天的医学隔离。对于医疗卫生条件比较薄弱的朝鲜而言,此举意在防范输入性病例。

加强边境管理方面,朝鲜出台了《从境外流入货物的消毒暂行办法》《边境口岸检疫、隔离规定》等文件,各地方部门及有关机构制定了实施方案。边境检验检疫部门还规定了标准化的程序守则,包括消毒药规格、消毒方式、防护服和装备规定,以及各类运输工具的消毒方法。

强制隔离方面,朝鲜将入境者归类为“高危人群”,与入境者接触的人被归类为“次高危人群”,要接受40天以上的居家或定点隔离。各国驻平壤外交官要接受30天的隔离,与这些人员密切接触的公务员、导游、驾驶人员一起被隔离。

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朝鲜民众(图源:美联社)

据悉,因防疫措施而接受严格医学观察的外国人有380多人。韩联社报道称,在次高危人群中,与高危人群接触后已过40天,且没有出现症状者先解除隔离,但要继续严格接受医学观察。

截至3月15日,朝鲜境内约9550人接受隔离,分别是平安南道2420多人、平安北道3000多人、江原道1500多人、慈江道2630多人。

加上在平壤居留的外国人380多人,总计约1万人。另外,朝鲜还考虑“制作污水罐”等污水处理方案,以防被隔离的船舶将污水排放到大同江和周边海域。

动员群众方面,朝鲜江原道、黄海北道、平安南道等地,开展基层政治与卫生宣传工作,强调要让民众意识到感染新冠疾病的危险、提高对疫情的认识和紧张度,同时也要让其掌握正确的卫生防护知识、积极参与并服从国家的防疫行动。

戴口罩的平壤市民(图源:《朝鲜新报》)

虽然朝鲜国内的生产生活秩序未受太大影响,但预定于2020年4月举行的平壤马拉松大赛已被取消。朝方在人流较多的商店、餐厅、旅馆等地方也加强了防疫,并严禁民众在河川捕鱼。

3

伊朗深受制裁影响

 


 

 

伊朗像韩国、朝鲜一样,也是先进行政治应对。伊朗总统鲁哈尼2月23日出席内阁会议时表示,德黑兰将动用军事力量控制疫情,尽可能地减小损失。

据伊朗Press TV报道,鲁哈尼当天还签发命令,要求卫生部长赛义德·纳马基牵头成立一个疫情管理全国委员会,成员包括卫生部长、交通与城市部部长、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科技部长、旅游部长、警察总长、军队总参谋长、伊朗声像组织主席等。

3月中旬,卫生部长纳马基表示,伊朗已经完成了1400万人的疫情排查工作,其中73435人发现有相关症状,1605人入院治疗。

伊朗一医院内(图源:伊朗电视台)

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军队3月13日召开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次会议。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少将会后表示,伊朗军队将会与内政部合作,在24小时内执行管制街道、商场和公路的措施,减少人车流动;在接下来的7~10天内,将会对所有伊朗公民进行筛查,确认其是否疑似感染。军方还将协助在伊朗各地建立1000个固定或流动医疗点。

此外,伊朗派出了30万名巴斯基民兵对街面进行消毒,还关闭了14个省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展览馆和电影院等场所,并且暂停足球赛事。

在首都德黑兰所有公共场所、公交车和地铁,每晚都要进行消毒。伊朗政府还指定了至少230家医院进行传染病治疗。在每个城市中,至少专门设立一家医院来接收、检测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3月9日,伊朗首都德黑兰,消防员在进行消毒工作

由于伊朗深受制裁影响,早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混乱和无序。从2月19日通报出现确诊病例到23日,短短五天,确诊人数激增至43例,其中8例死亡,是当时中国以外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确诊感染者包括伊朗副总统玛苏梅,还有议会23名议员,其中2名议员死亡。3月11日,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和另外两名内阁成员也被确诊。

早期应对失当的原因在于,伊斯兰什叶派圣城库姆是伊朗疫情最早发生地,同时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其辖区内清真寺和神学院众多,每年都会有数百万国内外穆斯林前来朝圣。

宗教场所的危险因素是人流密集,极易传染。有民众在网络呼吁什叶派最高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介入,防止清真寺成为交叉感染之地。

3月20日,伊朗德黑兰空旷的街道

除了宗教影响,伊朗还面临手部消毒凝胶、口罩、检测试剂盒、实验室检测仪器等医疗设备的短缺。

虽然伊朗在综合衡量人口寿命、医疗服务成本和人均收入的“彭博健康效率指数”中,2018年排名全球第39,人口预期寿命75.7岁,还在2019年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中排名第97,全民健康基本面不算差,但是伊朗受核武器开发带来的经济制裁影响,财政收支难以平衡,医疗支出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在GDP的占比从2010年的7.3%降到了2017年的6%。

3月12日,伊朗首都德黑兰,行人戴口罩出行

伊朗医疗设备短缺除了受经济制裁影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是另一个负面影响。今年联合国估计,由于面临三位数的通胀率,2020年伊朗GDP将萎缩2.7%,意味着连续第三年出现经济衰退。

因伊朗经济单一依赖石油出口,又受美国经济制裁影响,2019年其对外石油出口降到每日30万桶,令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4

结 语

 


 

 

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韩国、朝鲜、伊朗三国的初始条件迥异,防疫模式也各有千秋。三国中韩国在经济发展、医疗支出的GDP占比、高技术运用等方面,存在相对优势。

韩国案例也表明,有效的防疫需要标准化的应对程序,还需要透明度、公众信任与合作。朝鲜的社会主义动员模式有其特殊性,其他国家很难借鉴朝鲜的防疫经验。伊朗受制于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国内复杂的政治、宗教因素,不仅存在医疗物资短缺问题,而且政府回应迟缓。相比韩国的低死亡率,伊朗的死亡率是韩国的6倍多,防疫劣势明显。

3月11日,韩国首尔,医护人员将一名患者从救护车转送至医院

再从全球范围观察,遭到民粹主义侵蚀的西方国家也同样表现不佳。因此,韩国主动积极的高技术检测模式,值得全球防疫部门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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