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法国封城封国后的第一个周末。在我的住处附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皇家公园，其中的樱花园每年此时都吸引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只是现在，一切都淹没在肃杀的疫情中了。
这一周，大家大概从来没有意识到健康是多么重要，一点都不敢大意。倒不是怕新冠病毒，只要不出门，物理隔离，基本就是安全的，大家担心的是一旦有什么病，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医治。
现在的法国和几个月以前的武汉一样，所有非必要治疗包括手术都暂停了，至于慢性病，更是如此。巴黎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发烧，自己的家庭医生和急诊电话都打不通。身为父母，其焦虑之情可想而知。法国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意大利很多病人临死前才排上床位，还有的至死都打不通医院的电话。
只是法国和中国有两个不同。一是中国可以举全国之力援助湖北和武汉，迅速扭转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法国只能靠自己，医疗资源只会越来越短缺。
二是法国早在1865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就超过了7%），1980年左右，法国老龄人口比例达到14%，进入了“超老龄社会”。截至2016年底，法国退休人数就达1610万。老年人太多，患有各种基础性疾病的比例也很高，由于暂停医治造成的健康损害要远比中国严重的多。尤其是中国遏制疫情迅速取得成效，法国还不知道要到何时。
说到法国的医疗体系，在此地生活过的华人和留学生吐槽最多的就是效率。去急诊都要等两三个小时，除非是那种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牙科、眼科等预约往往一个月或者更久。
曾经有一个留学生来到法国后高烧，吃了两天退烧药没有效只好去看急诊。医生什么检查都没做就说感冒了，多喝水，多休息，连药都没开。又过了两天，还是高烧不退，只好再去医院。这一次倒是做了一些初步检查，还给开了退烧药，结论仍然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继续回家喝水、休息。
又过了两天，仍然丝毫没有好转，恐慌的学生只好再去医院。直到这时医生才重视起来，做了个CT，才发现已经是肺炎。这次倒是真开了抗生素：阿莫西林。结果学生直接崩溃掉了：原来这个学生有自带的阿莫西林，一直吃着，根本无效。无奈之下，只好当晚订上回国的机票，第二天就直飞北京回国治疗了。
我曾经陪同过法国两位医生朋友去山东交流，当他看到医院的人潮时，直接就石化了。他实在无法理解中国是一种什么效率。
今天全法大降温，天气阴冷。封城后的第一个周末看来要有惊无险的度过了。真是“心忧隔离愿天寒”。
没有口罩，警察和民众的创意就来了：他们直接把打印出来的出行条，贴在车窗上，双方互不接触。大家或许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打印使用纸质的出行条，电子版的不行吗？
这个问题，凡是在法国生活过的国人都会莞尔一笑，法国可是以行政纸张闻名世界。每一个刚到法国的留学生，都会惊讶于不管什么事，银行开户也好，申请房补和居留也好，大事小事，全是纸张。一周收到的信件能超过国内一年。
我是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其中的奥秘，还令我很难得地佩服了一下这个国家。
法兰西民族以浪漫著称，也可以理解为散漫加不走心。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第一章第一页就是这样的描述：“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之外，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
在法国生活过的人为什么做事相对就更认真谨慎一些，就是因为如果自己再出错，在法国这个环境下就什么也别干了。现在是疫情，我也补充一下法国医疗界的数据：每年因为医疗事故死亡的人数就高达61000人，是交通事故的20倍。为什么会这么高？国民性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法国的国民性无法改变，政治精英们总要想办法化解。于是就想出不管大事小事都要用纸张的笨办法。一是可以减少出错率，二是一旦错了可以追查。
所以这次法国封城限足令，要求使用打印纸质的出行条是很自然的。虽然可以理解，但还是太过机械了。不过这也可以看得出来文化和传统的巨大影响。
欧美面对疫情的扩散，一直在提升应对的手段。过去指责中国的“专制”做法：封城、禁止出行、强制隔离等，他们现在也都开始常态般使用。但有一个西方认为的底线：“手机定位”还在坚守。
中国日常管理早就使用手机定位功能，而且也得到国民的支持。这一次面对疫情，在排查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能够迅速遏制病毒的原因之一，从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是手机定位技术一直被欧美视为控制民众的“专制”手段，认为是对人们实施数字监控，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接受的。所以面对疫情时，就面临了两难：医疗专业人士强烈建议，但领导人却由于政治原因迟迟不敢决定。
早在德国疫情之初，主要负责传染病防控工作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维勒所长就打破禁忌为中国的方法辩护。他在回答德国之声询问时透露：“过去几天里，在外国科学家和同仁的支持下，已经有一个小规模的团队在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目前知道的是，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这将会加速我们对于密切接触者的跟踪筛查工作。而这对于降低病毒传播速度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他的建议仿佛捅了马蜂窝，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显然在西方，技术上可行，政治上和法律上仍然不可行。也就是说一方面西方承认这是应对疫情的好办法，但又因为这是“专制”的办法，所以西方不能用。什么时候政治会让步，就看西方失去多少生命之后才会觉得不可以承受。正如维勒提出的：“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的话，其它的一些非常规措施也应该被纳入考虑。”医务人士显然比政治人物务实。
其实德国媒体很早就承认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智能手机的通话记录和定位技术在查找感染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柏林《日报》认为，中国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和实名制在控制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三大移动通讯公司都会同信息产业部和卫健委分享用户数据。仅在武汉就有1800个这样的工作组，他们专门负责通过分析技术数据来寻找可能的被感染者。一些城市还在社交媒体里发布了疑似感染者的行动轨迹，以警告民众不要前往相关地点。
但是德国媒体也指出在欧洲，这些信息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隐私:“在欧洲人的价值观层面上，中国的做法简直无法想象”。
很令我意外的是，法国居然有人敢于开出第一枪：法国三大电信公司ORANGE的董事长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提出为了提高执行隔离的效率，可以使用手机的定位系统和数据。很有意思的是，他居然说：“就像意大利一样”。我还真不知道意大利已经使用这个技术了。法国要学，又一次得打着意大利的旗号。意大利不仅成了西方的重灾区，还成了西方学习中国的遮羞布。
估计这位董事长不太关心国际关系，其实3月15日，以色列政府就已经批准国内安全的机构辛贝特（Shin Bet），通过手机跟踪新冠病毒患者在确诊前14天以内的行踪，并向这些人发送手机短信告知隔离命令。当时以色列仅有250个病例。这项技术效率多么高呢？可以在2000个接触对象中迅速找到5-6位密切接触者。这有助于跑到病毒前面，打败病毒，拯救生命。
更令人震惊的真相是，早在获得授权之前，以色列政府就已经违规使用过手机定位技术，来寻找一位疑似病例。当时这位病患在从意大利返回后，拒绝与政府合作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最终政府使用定位技术，找寻到本人，经过检测，确诊为新冠病毒患者。说实在的，西方民众普遍不太配合政策的隔离令，这个技术还真的是适合西方的国情。
除了以色列，还有我国的台湾在一开始就使用手机的定位系统共享进行跟踪。众所周知，台湾是唯一一个移植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华人社会，所以台湾的经验也被西方热捧，认为是证明西方民主也能有效应对疫情。可是，它们在热捧的时候却回避台湾也使用最违反“人权”的手机定位系统来抗击疫情。西方出于政治需要而故意隐瞒真相，到后来只能害了自己啊。于是今日金句来了：西方人权的理念要重于实际的人权！
我还是要感叹一下，西方第一个觉醒的要么是医生，要么是商人，他们直接面对生命或者竞争压力，务实是第一位的。虽然政治和法律阻力仍在，德国汉堡一家名为Ubilabs的地理跟踪初创公司，正在与汉诺威医学院合作开发一个数据分析平台，以此来跟踪那些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患者以及接触过他们的人。在商人看来，政治早晚会在现实面前妥协。
所以根据法国最新民调，92%的民众信任医生，85%的信任科技人员，但信任民选总统马克龙的只有43%，信任政府的更只有39%。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何以民众如此不遵守隔离令。我可以再说一次，一个政策要想得到良好执行，一要靠国家机器，二要靠主流认同。中国社会管理成本这么低，抗击疫情这么成功，原因就在于此。这场疫情，展现出了东西方过去被扭曲的事实和真实。
不过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但政府即使要采纳也需要先走法律程序。根据欧盟于2018年年中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人们的数据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任何试图获取并处理这些数据的人，都需要事先获得他们的同意。很多法国人都不同意隔离，还怎么会同意把自己的数据用于更好的执行隔离？
只怕在这个过程中，疫情又不知道扩散到什么级别了。战争时期和平做法，怎么打的赢呢？
我很感慨，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西方指责中国只顾经济，不顾人权，也不有效保护环境诸如此类。而当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的时候，西方又一边倒的批评中国是不顾经济平衡，无视经济利益，是一场“豪赌”。真不知道西方的逻辑和标准是什么？假如中国这一次倒过来，经济至上，西方又会怎样批评呢？或许只要中国做的就是错的才是西方真正的标准和逻辑。
3月21日，意大利迎来更黑暗的一天：新增6557例，死亡则近800人！仅仅两天就从四万突破到五万！面对这一个个消失的生命和空前的惨剧，奉劝西方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不要再做晋惠帝，放下自己的傲慢、偏见、固执和无知，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拯救你们口口声声的主人吧。难道在你们心目中，真有比人民的生命还更重要的事情吗？
对于意大利，国际社会也应该行动起来，发起救援行动。由联合国牵头，世界银行出资，在这个基础上，各国动员人、物、力，迅速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正在发生的悲剧，而不是留下一个个国家单打独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