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多国已经禁止了粮食出口，而作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自然也被广泛关注。但“近年来，国内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的统计数据，无疑给全国人民吃了一剂定心丸。回首往事 “中国人的饭，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期艰辛探索达到的成就。今天扑克投资家重发一篇2019年的长文，重温几十年来，中国粮食进口鲜为人知的故事，以此了解粮食安全的背后，是无数前辈的奉献与牺牲。
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不出意料，依然聚焦“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已经是中央连续第16年将“一号文件”的主题定位三农。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而粮食问题又是农业问题的重中之重。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央政府，也是每一位中国人极为关心的大事。而现代社会，人们不但追求吃饱吃好，更是追求吃得健康，对粮食的产销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特别是素有“鱼米之乡”的江南，湖广，一直出产着足以供应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因而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但是曾几何时，中国的粮食进口却在不断增加，从海外来的集装箱，装满了一箱又一箱的粮食。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统计：刚刚过去的2018年，我国的年粮食进口量为1.08亿吨，其中单单大豆一项进口量就高达8803万吨，其他谷物共计2046万吨，
【图2】2018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图片来源：海关总署）
这样一个数字相较于中国年粮食总产6.3亿吨而言，并不算大。并且这张图是将大豆也算作粮食，拿如今三大主粮小麦、玉米、水稻来说，每种作物的年进口量大致在200-700万吨左右，相较于国内年产过亿吨的量来说，这点进口量还真的不算什么。
尽管如此，进口粮食正在越来越多地占领中国粮食市场。实际上近20年来，中国粮食进口量占粮食供应总量的比例快速上升，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意味着，外国人的饭，正越来越多出现在中国人的碗里。虽然占的比例并不算大，但由于中国人多，微小的量汇总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粮食进口国。
从全球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到第一大粮食进口国，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中国进口那么多粮食，难道是粮食不够吃么？今天让我们翻开历史的卷宗，去探究那背后的一幕幕大戏，揭开1949年以来，中国粮食进口的真相。
1948年，清华大学的一群教授为了抗议美国扶持战后日本经济的举动，决定联署一份《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其中就包括《背影》的作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
时间回到抗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当时中国虽然赢得了八年抗战，但国民经济在长期的战争创伤后，满目疮痍，到处一片废墟，农业生产自然也是遭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接近崩溃的境地，和战前的“黄金十年”相比大大下降，粮价自然也是贵得飞起，有时米价一天涨好几次。和今天的委内瑞拉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图3】1948年米价飞涨，上海爆发了抢米风潮（图片来源：百度）。
为了缓解粮食严重短缺的状况，当时的国民政府接受了美国的面粉援助计划，签订了《中美救济协定》。大批的面粉被从美国运往中国。正式签订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使用3950万美元用于采购大米和面粉，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天津五大城市向市民抛售平价粮食。但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只是杯水车薪：除了很大一部分被用作军粮外，剩下的很大一部分，大学教授有优先购买权，普通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美援面粉的存在。
但不管怎么说，稳定市场的样子总归是要做做的：当时的政府为此成立了“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并通过了《京沪平津穗五市民食配售通则》（此地的“京”是指当时的首都南京），旨在利用“美援物资”解决五市民生问题。
【图4】美援大米的购买证，可以认为是一种粮票（图片来源：菜鸟阿伊古）
不吃美国面粉，对于朱自清的影响其实并不在经济，而在健康。由于严重的胃病，朱自清不能吃太多的粗粮，而美援面粉经过精细加工，能够不损害他本已极为虚弱的肠胃。1948年8月12日，也就在他签字后不到两个月，朱自清严重的胃溃疡最终导致胃穿孔，医治无效去世。半年之后，北平和平解放。
【图5】朱自清夫妻合葬墓，位于北京万安公墓（图片来源：菜鸟阿伊古）
几个知识分子拒绝的美国救济粮，根本无法改变已经风雨飘摇，走向崩溃的经济，更不可能成为国民政府的续命稻草。由于连年的战争，农业生产早已羸弱不堪，仅靠美国进口的配给粮食完全不能解决北平、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粮食紧缺问题，特别是，1948年8月19日，实施金圆券改革后，粮食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城市抢粮成风。风尘仆仆的美国粮也救不了南京政府的小命。
【图6】民国37年3月～民国38年5月配给米每月人均数量及价格统计表（图片来源：菜鸟阿伊古）
朱自清去世时，他在上海交大电机系任教的亲弟弟，闻听其死讯，悲痛不已。
30年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的这位弟弟当上了上海交大的校长，他的一位高足兼同乡，后来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他当政期间，中国才真正彻底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才真正初步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和旧世界一天天烂下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世界一天天好起来。
时光再往前推10年：早在1938年，一位操着吴侬软语，名叫杨廉安（杨琳）的商人，只身来到香港，奉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指示，建立秘密机构援助抗日。不久，香港多了一家小公司——联和行，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生意，自然也包括粮食。
当时的香港，五方杂处，各派势力都有自己的“白手套”，但在台面上都是做的正规生意。经过十年打拼，联和行在香港终于立足。
【图7】1938年的香港街头，暗流涌动（图片来源：百度）
十年潜伏，联和行于1948年更名为华润公司，取自“中华”的“华”，“毛润之”的“润”——华润，一个饱含政治寓意的名字，又有“滋润中华大地”的含义，和它承担的使命恰如其分。
这位商人的真名，叫秦邦礼，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博古）的胞弟；而派他来的高级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新中国首任总理。
由此可见，华润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根正苗红的央企，比起某某之子所创，经常收购文物的公司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解放战争期间，华润的货轮，将从海外采购的物资从香港运抵内地，再装上小车，由百万支前民工运到前线。其中就包含了难以统计的粮食。从三大战役、渡江直至解放海南，解放军打到哪里，华润采购的物资就运到哪里。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
【图8】淮海战役时支前独轮车，满满的都是粮食等物资（图片来源：百度）
就连解放西藏，也有华润的一份功劳：西藏和平解放初期，陆路运输无法进行，华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三个港口开办公司，从大陆和香港运送粮食等物资到那里，而后转运到拉萨，这样的运输长达10余年。为西藏初期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随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也进入了发展的新纪元。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自然在观念上不能再接受别人的施舍，中国人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下面我们就以时间为轴，分四部分梳理1949年至今，中国粮食贸易的那些往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面对的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连火柴，煤油都要进口，被称为“洋火”“洋油”，迅速工业化就成了当务之急。
为尽快实现工业化积累资本，中国开始大规模粮食出口。出口量从1950年122万吨猛增至1951年200万吨。到50年代中后期，中国年平均出口量一直高于200万吨。主要是大米和大豆的出口，占1953至1960年粮食出口总量的83%。
粮食净出口，换来了源源不断的外汇，为新中国购买急需的生产资料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估计，这时期粮食净出口所得外汇，占国内总出口所得外汇的12%到19%。工厂里机器的每一颗零件，背后可能就是一位农民一年的汗水。
【图9】1953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宣传画（图片来源：百度）
为了确保无论丰年荒年，国家都能从农民手中收购到足够的余粮，新中国粮食统购统销体系也建立起来。这一套体系，影响了整整两代人，到上世纪90年代才完全废除。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农民的粮食不允许自主拿到市场上变卖，也不能卖给私人粮商，而必须卖给政府，政府是全中国唯一的粮食收购者。此外，国家还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即所谓的“颗粒归仓”。
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政府统一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批准后才能留下。城镇家庭则是人手一本购粮本，按月发粮票，凭粮票供应粮食。就连去餐馆，也要有粮票才能买到吃的，因公出差，不仅需要单位开介绍信，还要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否则一口饭也吃不上。而全国粮票发行数量有限，用价值连城来形容毫不过分。
正是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的资本积累，1954年5月，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为粮食统购统销作动员工作，在谈到粮食出口时，他强调：
农副产品的内销要服从外销，自己少吃些，尽量多出口。因为，要向国外买工业化所需要的机器，现在只能靠农业产品出口去换。少吃猪肉死不了人，而没有机器却要受帝国主义欺负。估计这种“苦”至少还要吃15年。希望宣传部门能广泛宣传，把这些道理讲清楚。
不管怎么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粮食是出口大于进口的：据统计，1952-1960年，中国累计出口粮食2120万吨，创汇21.51亿美元，占同期粮油食品出口额的43.6%，占同期全国外贸出口额的15.6%，平均每年出口粮食236万吨。相比之下，粮食进口则几乎为零，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一些调剂品种的零星进口。
虽然新中国的工业快速发展起来了，但粮食统购统销的弊端也逐渐暴露：一些地方操之过急，征粮标准过高，甚至把农民的口粮都征收了，造成了社会上的一些动荡。
农村动荡，城里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每个月的粮食全部定量配给，少则十几斤，多则二三十斤，就是一个成年男人一个月的口粮。物质匮乏，生活自然非常清苦，很多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那个年代也成了“生活奢侈”的批判目标。
1953年1月20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仁德纺织厂青工陆洪超的一封来信：
本厂团员沈英禄同志，本月4日和厂里女工郑金秀，在锦江饭店举行婚礼。结婚那天，光是筵席就吃了37桌之多，每桌25万（注：此处为旧币，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在锦江饭店共花去了1100余万元。厂里同志一共乘了二辆卡车去吃酒……并且两人结婚后，就到杭州去玩了十天，耽误了工作和生产，自然也用去了不少钱。
仅仅是结婚摆了几桌酒水，出去度了个蜜月，就被视为“铺张浪费”的典型加以批判，可见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到了何种程度。然而这只是序曲，真正匮乏的时期还没开始。
著名物理学家，1957年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得奖40年后曾回忆，在他刚刚得奖不久时，他的母亲曾到日内瓦来看他，对他说起当时上海的生活情境（其父杨武之时任复旦大学教授）：
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杨母的抱怨是必然的：计划经济制度下的食品市场供不应求，使城镇票证供应制度进一步强化；而计划经济和票证供应制度，又使社会更深地陷入了物资匮乏、生活贫困的怪圈；两者恶性循环，年复一年延伸下去，一年不如一年。
到了1959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决策层认为“三五年内有望实现共产主义”，急于求成，导致工作当中出现了某些失误，中国的粮食生产陷入空前困难的境地。
【图12】前半句做到了，后半句没做到（图片来源：百度）
为了度过荒年，家家户户只好各显神通，各种“代食品”也大行其道。所谓“代食品”，是指不是粮食，却能够填饱肚子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树皮、树根、野菜、小球藻等。
对于如今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而言，吃这些东西往往是为了健康，而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月里，广大中国人民就靠着这些半物质半精神食粮，度过了最难熬的寒冬。
在代食品被吹上天的同时，形形色色的“粮食增量法”也大行其道，旨在尽可能“扩大”粮食产量，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例如，素以产粮闻名的上海郊区川沙县，推出了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在饭快要熟的时候加水再烧熟，这样就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足足“提高”了40%。
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科学术语规范性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一词。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馒头，1斤面只能蒸出1斤多到2斤馒头，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馒头。只是这样的5斤馒头吃下去，还没有原来的1斤馒头顶饿。
【图14】介绍亩产7万斤“经验”的神书（图片来源：百度）
然而亩产7万斤的“经验”，终究没法推而广之。到了1960年，不仅农村家家户户粮缸见底，就连大城市里的粮食供应，也处于朝不保夕当中，随时有断粮的危险。在最危险的1960年5月，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2天存粮！真可谓是千钧一发。
【图15】位于皖南的白茅岭农场，1959-1961年上海向此疏散大量人口（图片来源：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成年人尚且如此，孩子自然也不能幸免。在最为艰难的日子里，上海及周边苏州、无锡等地的一些父母，面对着家里空空如也的粮缸和嗷嗷待哺的幼子，不得不狠下心来，将尚不记事的孩子送往孤儿院，再沿着铁路北上，送到缺粮局面相对缓和的北方，以此为孩子寻找一条生路。
临别时，父母用颤抖着的双手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在孩子的耳朵上剪出难以察觉的疤痕，只为将来的一天，亲子若重逢，能有机会相认。以无锡孤儿院登记为例，仅1960年一年，通过该院送往北方的孤儿就有2000多，至于民间送养更是无法统计。这背后，就是数以千计的家庭骨肉分离。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当年的弃儿渐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多次不远千里，来到自己出生的土地，只为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了照顾双亲感情，他们大多在养父母双双离世后，才踏上自己的寻亲之旅。
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他们也绝不放弃。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线索早已模糊，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外，大多数人的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
这是一段快要被湮没的历史，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是帝王将相、金戈铁马外的另一种历史。笔者每次看到这段历史，都止不住热泪盈眶。今天重提旧事，不是为了揭伤疤，而是为了说明，当时中国的粮食进口决定，是在怎样的苦难下毅然做出的。
【图16】无锡孤儿院1960-1961年的收容与领养登记簿（图片来源：新京报）
转移人口只是杯水车薪，粮食依然缺乏。因而决策层毅然决定，打破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区，从国外进口粮食！然而，当时的中国仍旧非常穷困，并且处在西方世界的重重封锁之中，上哪里去买粮食呢？
和很多人惯常的认知不同，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中国和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处在不断或明或暗的接触，试探当中。虽然美国一直采取不承认和敌视的政策，但美国的一些盟国则希望在此之外，开辟出新的道路，以此抑制美国的霸权。
以美国的北方邻国加拿大为例，1957年该国萨省的迪芬贝克上台，成立保守党新内阁，此后两年，该国小麦连年丰收，造成了严重的粮食过剩，由于农业在加拿大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粮食销路不畅造成经济停滞，政府赤字高达10亿加元，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与地方的矛盾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农场主迫切希望为多余的小麦找到销路，以此缓解经济和社会矛盾。卖给邻国美国显然不现实——大哥家里也是余粮满满。因而，加拿大想到了开拓中国市场。
这本是一拍即合的好事，然而，加拿大政府却顾虑重重，不肯同意。为何有钱却不愿赚呢？
毕竟加拿大和美国是盟国，而美国和中国是敌对国家，把小麦卖给中国人，难免有“资敌”之嫌，会不会招致美国人的报复？况且，加拿大从未与新中国做过贸易，中国人会不会赖账、有损本国经济？
这个时候，另外一位萨省人站在了支持小麦贸易这一边：他就是当时的加拿大农业部部长汉密尔顿。他坚定地认为，粮食乃民生大计，中国人绝不会失约，这个时候必须和中国建立长期贸易关系，不盲从美国。
【图17】加拿大时任农业部长汉密尔顿（图片来源：百度）
为了说服当时相对保守的政界打破对中国的偏见，汉密尔顿在国会会议上，如同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般力排众议，甚至不惜以辞职相威胁，终于打动了国会中的大多数人，换得了销售协议的正式签署。
“我相信，以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只会暂时缺钱，却不会缺少智慧。总理阁下，如果您不同意把我们的小麦出口到中国，那么，我还不如辞职，您另请高明。”
协议是签署了，但另外一个难题却摆在眼前：买小麦的钱从哪里来？毕竟当时中国自己也是一穷二白，外汇极度缺乏。
眼看着救命的粮食迟迟不能到位，汉密尔顿又挺身而出，四处奔走，为出口到中国的粮食向加拿大的银行申请贷款，并由加拿大政府担保，还允许中国政府分期付款。此外，面对当时中国极度的困境，加拿大方面非但没有坐地起价，而是以较低的市场价格，三年内向中国提供了价值3.6亿美元的大小麦。此举实乃雪中送炭，救人于水火。加拿大也成为六十年代首个大规模向中国售卖粮食的北约国家，而且售价相当低廉。
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李先念后来说：“（这批粮食）用在了刀刃上，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这批进口粮食实际上全部是救命粮，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十分遗憾的是，这批粮食中有一部分被中国无偿赠与阿尔巴尼亚，许多都被阿方白白浪费掉。
阿尔文·汉密尔顿和白求恩一样，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名字。
他不仅救了中国人的命，还打开了中加贸易和中加关系的大门：此后，中国又向加拿大出口纺织品，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经济往来。1970年，中加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几年内，一连串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直到1979年，中美两国终于正式建交。
而两国友谊的先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汉密尔顿则好人长命，活到2004年与世长辞，享年92岁。至今，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主会议室依旧以他的名字命名，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加关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政治家，
斯人已去，伟业长存，今天的后人，理应珍惜来之不易的祖宗基业。
除了和加拿大购买粮食外，从1960到1961年，中国还从澳大利亚、联邦与民主德国、美国等国购买了大批粮食，终于度过了最危急的时期。到了1962年之后，中国就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缺粮现象。而作为代理商的华润，则为国家和人民又一次立下了汗马功劳。
【图18】1960-1961中国从西方国家买粮的历史记录。图片来源：《1960年秋至1961年5月中国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粮食进口》）
上面这张表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中国向这些国家购买粮食，使用的付款货币都是英镑，这是什么道理呢？
原来，按照当时的国际汇率体系，英镑是购买小麦最有利的计价货币。后来，中方改为以加元偿还对加拿大的贷款，据该国的一位学者计算, 这一来一回，虽然中国是对冲了汇率风险，却给加拿大西部的农场主造成8100万加元的换汇损失。如果按照现在的流行词来说，就相当于“薅了加拿大农场主的羊毛”。而这点羊毛，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救命钱。
【图19】在国际贸易中，做好汇率的风险对冲很重要。（图片来源：百度）
但是, 仅凭外汇使用与操作上的精打细算，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恢复与加拿大和西方其他国家的贸易才是根本出路。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中加双方1963年12月底第一个长期粮食贸易协定到期前，又签定了第二个长期协定，从此，1961年开始的中加小麦贸易才开始变为长期的粮食贸易。到1970年中加建交时，中国共购买加拿大800万吨小麦和130万吨大麦(占外购粮的1/3)。如果说中美两国外交是“小球带动大球”，那么中加两国就是“粮食带动外交”。
归根结底，进口粮食还是为了弥补国内的缺口：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进口的这些粮食占我国当时粮食总量虽很小，但它在粮食的调度上，作为国家掌握的大宗粮源，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它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尤其是起了应急的作用。
如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粮食（43亿斤），就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此外，这时的进口还补充了部分国家粮食库存，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然而，没过几年，十年动-乱到来了，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在这十年期间，粮食的净进口大的趋势并没有变化，但是粮食净进口的规模则相对明显下降。这大体上归因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治气氛的影响，将进口粮食视为“修正主义”。如1967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少吃和不吃进口粮的指示，于是，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1968年的粮食进口指标压缩50万吨。
二是迫于当时工业化发展急需进口钢材等建设物资而需要稀缺的外汇资源的压力，也需要将进口粮食的外汇额度改变用途。196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就将计划进口的350万吨国内用粮中的50万吨进口计划指标压缩，以将节省的外汇资源用于进口国内急需的钢材物资。
【图20】文革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状况（图片来源：《1966-1976年间我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及其效益》）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十年期间，中国粮食净进口已经明显低于之前的水平，其中，有些年份如1971年和1976年的粮食净进口量已降低到14.9万吨和46万吨，而1975的粮食净进口甚至出现了负值，即出现了粮食事实上的净出口了。可见，这个时期的粮食政策主要是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和供给自我平衡，净进口对于国内粮食的总供给影响不大，这种情形直到70年代末，随着粮食净进口大幅度上升才发生明显的改变。
这一时期的民间，凭票供应粮食的制度依然照旧，每人每个月只有那可怜的一点点粮食。就连杨振宁在回国访问期间，住在上海的锦江饭店，一天清早出门散步，也曾因没有粮票而买不到早点，并被当做“可疑分子”遭到盘查。最后其弟杨振汉不得不与其同住，避免再闹出乌龙事件。
在这十年期间，中国还利用国际上不同粮食品种的价差，进行套利活动，最为常见的就是出口相对多余的大米，进口相对不足的小麦。
20 世纪60 年代, 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往往高出小麦价格35%。1965到1975 年, 中国大米出口价是小麦进口价的2到3倍。20世纪60年代后期, 按离岸价格, 1吨大米可以换购1.5 吨小麦。1966年，中国出口了100万吨大米, 换回300万吨小麦, 相当于当年进口小麦量的60%。当国际市场上大米对小麦比价降低时, 中国大米出口量就急剧减少。
当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普遍较低时, 中国就进口较多的粮食进行储备, 反之, 就少进口粮食。通过国际市场上的这种投机, 1971 年到1976 年，中国通过粮食进出口贸易使国内粮食库存净增加936.65 万吨, 并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 亿美元。
出口大米不仅保证了进口小麦所需外汇, 增加了小麦进口量, 而且, 通过以出换进，又增加了国内粮食库存, 还节省了粮食调拨运输的运力和运费。
稻米出去，小麦进来，对居民的餐桌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在本来以米饭为主食的地方，此时居民不得不在官方的宣传下，调整家中的餐桌。多吃面粉，此时已经不是单纯的习惯问题，而是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但是生活习惯改变了，大家不免怨声载道。
请看1968年2月26日上海《支部生活》杂志面向全市刊登的《关于调整供应大米、面粉品种比例问题的答复》：
目前的粮食形势和整个政治、经济形势一样，是空前大好……表现为全国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年产水平，国家粮食充沛，已不吃进口粮。之所以妥调整供应大米、面粉品种比例……是因为某些品种上还有不平衡情况，北方增产大于南方，其他品种粮食增产多于大米。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国家对全国粮食品种的调拨安排，要求北方城市多吃点杂粮，上海适当多吃点面粉，少销些大米。为此，我市的粮食供应，从二月份起己实行按比例供应米、面的办法……虽然对原来多吃大米的一部分居民带来一些生活习惯上的改变，对各个集体伙食单位更要增加很多工作和必妥的手续……这样做，就能支持全国生产和供应，以及一部分出口的需要。
吃米吃面，本来只是生活习惯问题，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居然被上纲上线到如此的程度，需要专门的宣传号召，和之前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有的一拼。今人看来，未免感觉有些荒唐，然而这确实是历史，是任何语言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
但是发牢骚也没用，不吃东西，肚子还是空空如也。一向吃不惯面食的上海人，也开始逐渐学会蒸馒头，擀面条，过年也开始包起了饺子。苦中作乐，倒也创造了一些美食新品，也彰显了海派文化的弹性一面。
【图21】海派美食“烂糊三鲜面”，在此期间发扬光大（图片来源：百度）
从1949——1978这三十年，虽然宣传上经常是“形势一片大好”，但由于生产力本身的低下，加上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中国的粮食状况实际上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最好的光景，也就是供给基本能满足需求，每当遇到意外因素，就会出现粮食青黄不接的情况，甚至到了危急关头，不得不靠进口粮食勉强维持供需平衡，避免出现粮食危机。换句话说，这一时期进口粮食实乃无奈之举，是为了保命。
虽然命保住了，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长年累月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身体，还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形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铸就了巨大的认知断层。直至今日，很多在那个年代度过童年的人们，即使已功成名就，依然保留着一些现在看来难以理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
所以说，计划经济虽然走入了历史，但它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抹去，只能随着时间慢慢冲刷。毕竟，个人所遭遇的滔天巨浪，在历史的海洋中只不过是微小的波动。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中国粮食生产也迎来了春天：从1978年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3亿吨达到4.07亿吨，短短六年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5.1%。初步解决了当时10多亿人口吃饭的问题。
开工没有回头路：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逐年上升，从1978年的3亿多吨，到2018年的6亿多吨，整整翻了一番。
【图22】1978年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猛增（图片来源：《改革开放4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翻番连续多年6亿吨以上》）
伴随着粮食产量的极大丰富，粮食已经实现了自由交易，定额供应彻底走入了历史，但是这中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自从统购统销制度建立以来，粮食交易一直牢牢控制在政府手里，市场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正如渔网不可能捕尽所有的鱼一样，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也不可能完全彻底，总是有一些市场力量的星星之火，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理论上，城里所有的粮食都必须用粮票才能买到，但在这种计划之外，依然存在所谓的“议价粮”，不需要粮票即可买到，就是价格比正常的粮食要高，具体高多少根据行情而定。
但在那个高压的年代，这种“议价粮”面临着很大的危险，随时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因而只能是零打碎敲地存在着，难以形成大气候——正如今天东北边某邻国一般。不止粮食，很多工业品也都存在平价和议价两个市场，前者价格低，但被时常短缺；后者价格高，但有风险。
【图23】计划经济时代的宣传标语（图片来源：百度）
到了改革春风遍吹的上世纪80年代，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越来越多暴露出来，已经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979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以后，全国掀起了淘金的热潮，无数有志人士纷纷抛弃原来的铁饭碗，去那片新的热土寻找机会，但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深圳最初的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了南海边这个小渔村。但人来了，户口却还在原地。那么粮票怎么办？
第一个月的粮票可以随身带来，第二个月家里寄来，到第三个月往往就青黄不接了。不但如此，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的背后，是很多来深圳进行基础建设的工人的辛勤汗水。因为劳动强度大，原来的粮食定量偏低，很多工人难就算有粮票也不够用，严重拖慢施工效率。
【图23】深圳特区初创时期的标志口号（图片来源：百度）
为何会青黄不接？很多来深圳的人，还是瞒着自己原来的单位，偷偷跑到深圳创业淘金来的。时间一长，原单位就会把他们的粮票、肉票统统取消。种种情况，都给这个年轻的城市带来了很大的吃饭压力，也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982年4月，一家名叫泮溪酒家的国营餐馆，在离深圳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段上开张迎客。那个时候，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所以泮溪酒家一开业便红火异常。
但开业不久，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愁眉苦脸地找到市政府反映问题。原来，有些没粮票的客人来了，点不了饭，饭店也没法通融，客人只好离开。那个时候深圳一共没几家饭店，而且没有粮票，去别的饭店还是一样没用。
【图25】小小一张粮票，难倒无数英雄汉（图片来源：《粮票等票证退出历史舞台的来龙去脉》）
进了饭店，连饭也买不到，这样下去如何是好？谁还敢来建设？最后只好“特事特办”，没有粮票也可以点菜，只是价格要比有粮票的要高一些。
在经过了充分准备之后，1984年10月，深圳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取消各种购物票证，全面放开物价，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改革开放中重要的一环，也为全国范围内的物价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深圳，不愧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深圳作为特区先行一步了，但考虑到诸多因素，粮食统购统销在全国一时还难以废除，只能采取折中方案。将以前零星存在的平价和议价两个市场公开化，即所谓的粮价双轨制。
不光粮食，各个行业都有“双轨制”的现象，在“双轨制”阴影下，活跃着一些“二道贩子”。他们总有超强能力把双轨接轨，获取巨额财富，并美誉为“倒爷”。很多功成名就的大佬，就是靠做这个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万科前总裁王石，就曾当过一段时间的玉米贩子，短短几个月内就赚了40多万元——那个年代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
当时有一句名言：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但做“倒爷”也有风险，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定为“投机倒把”罪抓进去吃牢饭，甚至是吃花生米。
到了1988年，由于连年的通货膨胀，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显现，社会舆论反映强烈，决策层决定取消双轨制，放开物价。这一放不要紧，社会上的商品全面大涨，粮食自然也不例外。
在城市里，人们纷纷抢购粮食，上海甚至有人自己搭了个粮仓，一下抢购了够一家人几辈子吃的米。可惜的是，这些米由于保管不善，最后大部分都喂了老鼠。
【图27】双轨制取消，物价飞涨，居民大量抢购（图片来源：CCTV）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抢购者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盲从，而是在历经长期的苦难生活后，面对社会突然变故的本能应激反应，正如前文所言，是旧时代烙在身上的伤痕印记。
面对着抢购风潮，一些地方不得不重新恢复双轨制度，走了回头路。但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1992年11月1日，粮票彻底退出了流通舞台。现在人如果想看到粮票，只能去博物馆，或者收藏爱好者那里了。年轻一代甚至不知道粮票为何物。
【图27】2004年春晚小品《粮票的故事》，距离取消粮票已经过去了一轮（图片来源：百度）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不仅解决了百姓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正从“吃饱”向“吃好”，吃得健康转变。粮票作为历史上的一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粮食进口并没有消亡，而是进入了新时代。
问这个问题的人可以设想一下原油市场：美国每年生产那么多的原油，为什么还需要大量进口原油呢？可见产量丰富与是否需要进口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自从1978年以来，国内粮食连年丰收，全国粮库储备极为充足，农民一度遭遇卖粮难的问题。
【图28】满满当当的玉米储备仓库（图片来源：百度）
但粮食进口量总体反而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但是，不同品种之间分化显著。例如，在三大主粮当中，稻米和小麦进口的波动相对比较大，而大豆则是直线上升。
【图29】1990-2018中国稻米进出口量（图片来源：中华粮网）
【图30】1990-2018中国小麦进出口量（图片来源：中华粮网）
【图31】1990-2018中国玉米进出口量（图片来源：中华粮网）
【图32】1990-2018中国大豆进出口量（图片来源：中华粮网）
除了2010年和2018年有微小的下降外，从1995到2017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几乎是一条扶摇直上的直线。正是大豆，以其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粮食进口的市场。
那么这么多的大豆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2018年从美国进口大豆规模创2008年以来最低，达到1664万吨；从巴西进口量为历年第一新高，达到6608万吨，同比增加30%。另外，从乌拉圭、加拿大、俄罗斯进口大豆同比大增加。只是基数实在微不足道，因而在图上依旧难以占有一席之地。
【图33】中国大豆进口主产国（图片来源：中华粮网）
总而言之，中国的粮食进口中，大豆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真正主粮的进口量并不大，主要还是以自给为主，因而无需担心粮食安全问题。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进口这么多的粮食呢？不进口粮食行不行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不断推进，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这背后，是无数良田消失不见，转而变成水泥森林。据统计，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三个半日本。近几年来，耕地面积的不断消失，使得粮食生产面临着越发严峻的压力。
【图34】占用耕地的楼房（图片来源：百度）
【图35】近年全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图片来源：2017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
造成我国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四个，一是退耕还林，二是非农建设占用，三是灾害损毁，四是农业结构调整。今年的一号文件继续要求，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持在15.46亿亩以上，就是为了确保粮食生产的根基不动摇。
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是耕作者人数的减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近年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放弃种地，转而进城务工，留守的多为老弱病残，使得农村呈现萧条破败景象，也暗示着粮食增产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图36】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日益衰败的乡村（图片来源：百度）
目前进口的玉米成本约为1600元/吨，而我国玉米收购价格约为1800-2000元，运到南方港口后价格约为1900-2000元/吨。
目前进口大豆到港成本约为3400元/吨，而我国大豆收购价格约为3500-3700元，运到南方港口后价格约为3800-4000元/吨。
目前进口优质软冬小麦加征25%进口关税后，到港成本约为2500元/吨，而我国小麦收购价格约为2300-2500元/吨。
国外的玉米，大豆生产出来后，经过大洋上的长途漂流，到达中国后，竟然还比中国本土生产的玉米便宜！至于小麦价格，虽然进口的比本土的略贵，但这是中美贸易摩擦后加征关税的结果，并且国产的和进口的小麦在品种上存在差异，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讲。
那么国产的粮食价格为什么比国外高这么多呢？和农业模式的差距有着很大的关系。
中国人口众多，农业以一家一户的耕作模式为主，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同时由于地形复杂，以及科技力量落后等因素，限制了农业机械的使用，导致农产品的种植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反映到最后，就是农产品的价格高企。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多以大农场模式为主，农业机械得到广泛应用，规模效应显著，自然也就降低了单产的成本。
【图38】中国的梯田，农业机械很难大显身手（图片来源：百度）
【图39】美国的大农场，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图片来源：百度）
正是由于农业模式的差异，使得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成本明显小于国内，再加上国外高额的农业补贴，因而国际粮价低于国内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从2008年以来，为了弥补粮食生产的成本，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前几年，国家在不断提高粮食收购最低价和临时收储价，也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上涨。
为了减少国际低价粮对国内市场的冲击，目前中国在WTO允许的框架内，对于粮食的总进口量实行配额制度，每年对一定配额内的粮食进口实行1%的低关税，超过这个部分之后仍然是可以进口，但是要实行高关税，高达65%。此外，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方对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加征了25%的高关税。
例如，2019 年中国粮食进口关税配额量为：小麦 963.6 万吨，国营贸易比例90%；玉米 720 万吨，国营贸易比例 60%；大米 532 万吨（其中：长粒米 266 万吨、中短粒米 266 万吨），国营贸易比例 50%。这样的进口量，对国内的粮食市场完全构不成冲击，大可不必担心饭碗被国外掌控的问题。
在现代都市里，每天下午两块可颂面包，一杯咖啡的下午茶，已经成为不少职场白领的标配。而每当股市不景气时，股民也经常形容自己要“关灯吃（方便）面”。一个代表着高端市场，一个代表着低端市场。
【图40】法国可颂面包，在白领中颇受追捧（图片来源：百度）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面包也好，方便面也罢，生产它们所需要的高筋小麦，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只因国产小麦品种难以满足要求。
所谓的高筋小麦，是指磨成面粉后，粉中蛋白质含量在8.5%~12.0%的小麦，相比较而言，低筋小麦的这一比例只有6.5%~8.0%。高筋小麦由于蛋白质含量高，因而韧性好，适合做面包、方便面等需要起酥的食品。
目前我国种植的小麦品种还不能满足市场上对高筋小麦的需求，进口高筋小麦，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并且进口数量在国内总消费量中占比较低，进口小麦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不大。
【图41】2017和2018中国小麦主要进口来源（图片来源：中华粮网）
不光小麦，水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学家培育的杂交水稻亩产很高，解决了中国人民吃饱肚子的问题，但杂交水稻由于经过多代选育，米的组成发生了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感，比不上其他一些国家的纯种水稻。
【图42】“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察看水稻长势（图片来源：百度）
此外，根据入世承诺，中国每年应按粮食消费量的5%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因而中国进口大米，既是兑现入世承诺，也是为了增加供应品种。
在诸多产米国中，我国进口米的主要来源是越南，以2016年为例，越南向中国出口大米161.84万吨，占中国大米总进口量的45.8%；第二才是泰国，占比约1/3,巴基斯坦排第三，其他的像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整体所占份额仅为8%左右。
不过进口的米作用千差万别：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进口米大多是籼米碎米，大多不用于直接食用，而是做饲料用，或者加工成别的食品，例如味精、米粉等。相反，泰国香米、日本越光米则属长粒型籼米，大多直接进行销售，占领了我国高端米市场。在经历了长期谈判后，美国大米也将杀入中国市场。
【图43】日本进口的大米，在中国被卖出高价格（图片来源：百度）
从民国到现代，中国粮食进口的性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前，因为国内产量不能满足需求，进口粮食是为了度过燃眉之急；而近40年来，随着国内农业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连年丰收，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粮食，一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二是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不过任何事物总有两面性，中国之所以从国外进口粮食，从外因来说，是加强国际贸易的必然要求；但从内因来说，是因为国内的粮食和市场的需求不匹配。正如前文所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价格太高。由于历史上的欠账太多，中国的农业目前还处在较为初级的水平，生产力无法同武装到田间地头的发达国家相比，导致单位产量的成本太高，价格上完全没有优势，农民收入不增长的同时，也给保护价收购农产品的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
（2）质量有改进空间。由于中国历史上饥荒时有发生，因而过去的粮食研究，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如何培育更为高产的品种，以产出更多的粮食，以让民众吃饱肚子，而较少关注选育口感更好，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此外，现代消费者对食物有了新的需求，但国内粮食的种植者却还没能捕捉到这种需求，空余出的市场自然让进口商品占领了。“健康食品”的大行其道，就是例证之一。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在告别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两个阶段后，现在正在向“吃得健康”的阶段迈进。而传统的主粮因其高碳水化合物，容易提供能量的固有特性，一次次被打上“不健康”的标签，寻找替代品，已经成了很多人密切关注的大事。而燕麦由于其“减肥”的概念，成为替代品的候选者之一。
【图45】昔日提供能量的碳水化合物，如今在爱美人士眼里成了“过街老鼠”。（图片来源：百度）
燕麦片想必很多小伙伴都不会陌生，如今，它已成为众人心目中不可或缺的食物，仿佛不提燕麦，就称不上健身达人一般。无论是早餐、代餐、或者拌酸奶当点心、做谷物棒补充能量等等……燕麦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百搭食材。
【图46】燕麦拌酸奶，瘦身者的热选食物之一（图片来源：百度）
中国是燕麦的主要进口国之一，对燕麦原料需求量较大，尤其是品质优良的食品燕麦原料更是如此，行业内知名品牌企业主要通过原料进口来提升燕麦食品品质，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相比之下，国产燕麦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与进口燕麦比都没有任何优势。
【图47】全球燕麦产量分布（图片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从进口来看，2017年全国燕麦进口量为39.43万吨，同比增长106%；进口金额为9460.9万美元，同比增长47.2%。纵观2013-2017年中国燕麦进口数据来看，2017年是中国燕麦进口量最多的一年。
【图48】从2013-2017年，中国燕麦进口量逐年上升。（图片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相比之下，国内的燕麦产量简直可以用“忽略不计”形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燕麦产量只有23.7万吨，其中河北燕麦产量最多，为10.7万吨；其次是山西，为6.5万吨。还不到当年进口量6426.5万吨的一个零头。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爱美人士的口粮，很可能已经被外国人控制了。
【图49】2016各省燕麦产量，冀晋蒙三国占据绝对优势（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价格高，质量差，和需求不能完全匹配，是制约中国粮食行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加入WTO已经十八个年头了，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外有发达国家在质量和价格方面的双重竞争，内有消费者不断提高的品质要求，可谓是“内忧外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