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9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黎平率领的越南劳动青年代表团。在谈到制度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建立一套好的作风、好的制度，一代代地传下去。”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用制度治党，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党的建设领域的体现和运用。制度治党将宗旨意识通过制度规范外化于行，树立党纪法规防线，可以使建党成果得以巩固和扩展。邓小平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党的制度建设，对制度治党作了深入思考，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历史镜鉴。
邓小平多次强调制度治党的必要性，“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建设高质量的治党制度。他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提出，“党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的监督”。改革开放后，他多次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小平认为，党内监督实质上是对权力的监督，而对权力监督关键的是要有制度的保证。
邓小平始终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
他强调要使好的传统经验条理化、制度化，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于党的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党内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正常化、秩序化、法律化，要建立完备的党内法规和章程，建立党的各方面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制度，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制度、党委会工作制度、组织生活制度、监督制度、干部管理制度。这一思想开创了不搞政治运动，依靠制度治党的党建新路径，有力弥补了党建理论的某些不足，将党的制度建设实践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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