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时候，我在邵阳市昭陵中学念初二，学校大门往右走那条街专营游戏厅，做我们初中生的生意，后门一条水泥小路通向各户人家，为了赚一点小钱，有的人家租漫画书和武侠小说，有的人家腾出一两间房做录像厅，挂起了布帘遮光，提供场地租碟子放，一两块钱一张碟，都是些零碎的小营生。
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同学在那里租了一张《终结者2》，好莱坞大片第一次带给一个平凡中国少年的震憾感，如同经历了一场梦幻一般，我和同学看完后只觉得口干舌燥，脑子被冲击得一塌糊涂，我们在美国强大的电影工业面前瑟瑟发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连续好几天，我们俩都在课间休息的走廊上聊施瓦星格，而旁边的男同学要么在聊《命令与征服》，要么在聊《红色警戒》。
那时候我们上下学都是步行，还没有校车这个概念，有一个同学放学时要陪着我走一段长长的路，他正处于青春期的燥动时刻，一定要拉我谈军事，我那时对军事没有兴趣，说军事有什么好谈的，他说军事可有趣了，我说中国这么大国家连艘航母都没有，有什么好谈的？他就涨红着脸，默默地不说话。
1996年，邵阳市的工厂基本都倒闭得差不多了，我家旁边衡器厂的一位工人朋友只能在街边卖卤菜，他卤的兰花干做得好吃极了，我时常看他光着膀子，噔噔噔噔在那里切菜，他那时刚失去工人身份，成为一个小摊贩，成天骂骂咧咧的满身怨气，只有在面对顾客时才会露出笑脸。
我家有一位邻居一直在双眼井市场卖蔬菜，我母亲有一次和她打牌时问起她的收入，她说她在那里坐一天，“只能挣到五块钱。”说到这里时，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
邻居有一个六岁的儿子，每天会从家里偷五毛钱，他把那些钱藏在一个砖缝里，拿很长的树枝做筷子才能夹得到，后来终究被邻居发现，将他痛打了一顿，他哭得十分凄惨，院子里的人都听得到。
在我少年的时候，现实生活中大多是悲苦的氛围，我们听港台的音乐，看好莱坞的VCD碟片，读日本的漫画，我们觉得外面一定有一个十分美好的世界，我们有生之年如果能去一趟港台，游一趟欧美，看一眼日本，那都是一生足以光荣的事情了。
我们都自卑极了，等到有了网络，好长一段时间，网上都是“中国人没被欧美殖民过一百年，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论调。我还记得当时有一部《河殇》，认为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西方“蓝色文明”学习，特别是要全盘学习西方的一切制度。
你穷的时候，什么都是错的，你说话是错的，你走路是错的，你连呼吸都是错的。
那时候我也结交过好多喜欢思考的朋友，他们完全被别的文明所征服，觉得自己是独立清醒的思考者，大多数国民都是愚民，他们也很爱自己的国家，但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必须被欧美殖民也是那时候第一次听他们说起。
他们常说：你看那些被欧美殖民过的国家都强大了，没有殖民过的都很愚昧落后。
我曾经对这些深信不疑，后来我出于好奇，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写过去，我的观念就动摇了，这世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其实都不幸福，不管有没有被殖民过，其实都挺惨，西非有些国家现在还在被隐性殖民，国民一天连一美元都挣不到，他们怎么就这么穷？为什么巴西和墨西哥贩毒黑帮发展壮大成这个鬼样子？为什么东南亚和乌克兰成了欧美人的妓院？为什么菲律宾贫民窟的人要去垃圾堆里捡腐肉吃？为什么韩国总是有莫名其妙的极端女性压迫？为什么日本是政治世家统治换来换去都是那几大家族？这些国家也完全套用欧美的制度，为什么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好？
那时候我就怀疑，我们确实也不够好，可是他们好像也没有描绘得那么好。
我还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制度能做到人人平等和自由，阶级是永远存在的，自由是永远相对的。
何况还有民族和宗教这两座大山时常横亘在这些理论的中间。
因为西方世界遥遥领先的物质文明，让我们很多读书人战战兢兢不敢怀疑一个字，其实这一套西方理论隐藏了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丛林世界的残酷性，一个是生产力。
民众的阶级是不可能消灭的，国家的阶级也永远存在，拿到世界顶尖科技制造、金融行业的欧美国家，绝不可能容忍后发国家将这些核心资源抢走，如果有后发国家敢动一动他们的核心资源，那所有文明的外衣都会撕下来跟你拼命，致你于死地，美国为什么要往死里整华为，而不是往死里整阿里，因为华为再往前走，就要触碰到欧美科技制造的关键领域了，这些是他们吃饭的家伙，不打一场硬战是绝不会拱手相让的。
这世上大多数国家是被牢牢钉死在自己的分工阶层上，大多数国家，只能廉价出卖自己的矿产资源、人力资源，再花高价购买欧美生产的东西，他们命中注定被剥削、被奴役，不管他们采用哪种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别人不会因为你采用了同样的制度就对你客客气气的，把剥削过去的财富还给你。
现实生活是无比残酷的，是你死我活性命相搏的丛林社会，套用谁的制度都不一定幸福，要幸福，就只有发展生产力这一条路。
我少年时对马克思理论嗤之以鼻，后来发现马克思理论里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样东西，在我读过的其他西方书籍里很少提及，很多西方的社会理论强调制度的程序正义、公平开放，但都对生产力视而不见。
西方的布道者会告诉我们，实行了他们的制度，国家昌盛、人民幸福、政府清廉、行政高效，他们布道的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却是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
可是这些美好的事物，是必须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没有最基本的物价基础，这些东西就是空中楼阁、蓬莱幻影，都是愚弄别人的理论。
每一个法国人幸福生活的背后，是西非人民的血汗、是中国女性高端化妆品的需求；每一个美国人幸福生活的背后，是全球上缴的美元铸币税，是发展中国家一次次被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掠夺的血泪。
那西方的布道者为什么只字不提生产力呢？是因为怕被人惊觉要发展还是得一步一步积累，去跟他们抢高端制造业，那是他们的金饭碗，得小心藏好不要被发现。
现在是2020年，如果大家现在回到1920年，回到一百年前，会发现世界强国根本就没有变过，一百年前世界列强的排序是美、英、法、苏、德、意、日，一百年后，除了苏联倒毙被分食，列强还是这些国家，全球除了中国在奋力追赶威胁到了这些列强的统治，根本没有其它国家能变世界格局。
所以西方列强很难接受中国崛起，拼命往中国脸上抹黑，除非有一天被我们打痛为止，打服为止。
我在1996年时，也曾经因为民族的贫穷深深自卑过，怀疑过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我相信所有经历这些时间段的人都有相同的体会，所以我们那时候管外国人都不叫外国人，叫“外宾”，就觉得别人生活比我们好，文化比我们好，他们来中国是受委屈了，处处怕他们不满意，不管他们来自什么国家、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信仰，时时照顾他们的感受，其实就是穷人心态，因为穷，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是错的，走路呼吸都是错的。
现在中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以后，依靠强大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拉低了生活成本，普通中国人的真实购买力是超过同等人均GDP国家的，也因为互联网产业高度发达、治安良好，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横在全世界的中上位置，中国人往上是发达国家，约10亿人，中国人自成一系，约14亿人，往下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为受制造业约束的原因，生活质量比较难超越中国。
而且中华民族是现在唯一能威胁到发达国家地位的民族，一时气势如虹。
中国人这时候看外国人跟外国文化的感受就变了，明显民族情绪开始反弹，尤其是在良好物质生活中长大的90后和00后，他们不卑不亢，受不了对外国人的献媚，所以《南京日报》最近《为了684个“老外”的安康》这篇文章被年轻人怒批，他们要求的其实不是打压外国人，他们要求的其实是平等。
只有强大的民族才会不卑不亢，我们从自卑中走来，从淤泥深处走来，为的不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和后面一代代人的幸福生活么？
我们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有种种不足之处，但至少也没见到其他民族像我们这样还能奋起直追，我们的生产力至少还在追赶他们，在全球疫情发生后，我们的执行力也证明确实超过了他们。
我们有很多短处，但也没找到其它更好的道路，那当然要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
我们确实不够好，但我们好在一直在进步，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1996年的时候，14岁的我在西方工业文明前只有战栗和颤抖，羡慕和嫉妒，我惊惶四措地张望，怀疑自己、怀疑国家、怀疑民族，但现在的年轻人不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