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3月28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金灿荣、王赫奕。
美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国际秩序构建的过程，它在崛起中始终扮演了霸权控制者与秩序构建者的双重身份，二战后逐步建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美国的世界霸权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系统。
当前，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出现诸多不适应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求并试图摆脱该秩序束缚的倾向。
随着美国国际竞争实力的增强，加之美国采取的战略决策，冷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国际权力结构在新世纪尤其是历经世界金融危机后呈现出复杂化的特点，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受到影响。
首先，从竞争态势来看，在其他国家缺乏实质竞争力的情况下，美国不再积极从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活动，而面对自由秩序的维护成本，其更期望与其他国家或合作方共同承担。
其次，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国际政治权力失衡，新的制衡格局尚未形成，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滋生，这些都使美国选择向外扩张的战略决策。
但从资源规模方面来看，美国并未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增长，行动与责任范围则急剧扩张，于是出现了严重的权力透支问题。
在战略选择上，美国举棋不定，致使在外部看来缺乏统一且固定的旗号，这就给政治混乱带来更多不利因素。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撑严重受挫，“华盛顿模式”逐渐失去吸引力。
奥巴马时期，美国针对平衡“全球领导”与“国内事务”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成效却不尽如人意。面对一些民众的质疑与不安情绪，特朗普以“本土主义”思想赢得竞选胜利，上台后的特朗普积极采取“国内事务先于全球领导”的战略决策，将本国利益摆在首位，全球领导的功能则位居其后。
在自由国际秩序适度开放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经验和技术加快了转移扩散的进程，各国发展步调不统一，这引发了权势格局的巨大变革。
在美国逐渐降低其干预意愿和控制能力的同时，区域范围内的新兴大国以及中等强国大大提升了经济实力，国防力量与国际扩张能力显著增强。
国际格局的巨大变革使得美国的战略行动面临极大限制和约束，收缩霸权走向新孤立主义成为美国未来主要的战略选择。
二战结束后，美国以新自由主义构建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民主与市场成为全球资本的俘虏。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通进一步巩固了跨国企业与富裕阶层的经济权力，市场“专政”行为愈加频繁，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这些跨国企业开始排斥对抗所有限制约束其行动、流通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模式或监管机制，并且不断地干涉影响世界各国的法律、政策甚至国际规则。该秩序下产生两种结果：
其一，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严重不公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这种全球化模式破坏了社会中下阶层力量的稳定性，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力量便借此登上国际舞台。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权力都受到削弱，对于跨国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垄断行为，政府无心更无力管制，使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严重分配不均，损害了很多国家的社会利益，更削弱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得以稳固的社会基础。这也削弱了以美国为首的秩序主导国的国家实力与国家信用。
其二，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国家群体转移。新兴国家全面崛起的进程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并开始逐渐代替西方国家成为引领国际秩序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秩序构建的贡献很明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但是美国在秩序内的功能性角色逐渐淡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变化愈加明显，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综上，西方世界固然获得了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性利益，但西方地位已然在下降。新兴国家在原有国际秩序范围内充分扬长避短，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很快兴起，并推进世界格局演进与发展。
所以，美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虽然可以获得制度性收益，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国际秩序赋予了新兴国家同样的机会。
新兴国家群体在秩序内依靠广阔市场与廉价劳动力争取到一定的发展空间，在全球化趋势下逐渐转变竞争方向，并且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秩序下的国际分工，也成为秩序内的主要贡献者与获益者。
在美国看来，美国承担了过多的国际责任，在做出太多牺牲后美国不再服从于建制派的约束。以美国利益为先导的理念是特朗普政府最真实的想法，由此也将导致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力与影响力有所下降。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提升本国实力需要做出牺牲，也需要面对以上结果。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决策以新孤立主义为主。
首先，形成以本国利益为先导的政治策略，将传统的实用主义摒弃，不再强调国际领导力与影响力的提升，本国价值观的宣传也相应减少。
其次，提升经济实力，不再参与对本国不利的多边协议，凭借自身优势与相关国家一对一谈判，进而逐一击破，构建起本国利益优先的战略关系。当然，美国从部分多边协议中退出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实现孤立，而是在退出对本国不利的协议之后，再以有助于本国利益的方式实现全球化发展。
最后，形成以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发展策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甚至违背承诺，损害声誉；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目标甚至不择手段使对手实力遭受损害，这是特朗普政府的典型特征。
即使将“美国利益”摆在第一位，特朗普政府似乎也仍然愿意维持其所谓的“自由而开放的国际秩序”。这就需要打破势力范围，保护开放的全球公共空间并维护稳定的格局。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已经缩小了国际秩序这一概念范畴。美国已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自由”概念抛诸脑后。美国不会保护、甚至并不期待永久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特朗普政府将其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障碍，正在大肆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自由本质。
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准备阶段至全面发展阶段，美国软实力相较于各个阶段的主要竞争者皆处于劣势，也从未完全具备构建国际秩序的软实力，而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秩序得以全面构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竞争对手苏联的全面毁灭所带来的优势，并非美国自身软实力的绝对提升；
另一方面美国以硬实力强行推广软实力，强权政治与军事行动往往先行于软实力的推广。
所以美国的软实力地位远不及硬实力的霸主地位稳固。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构建完成后，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核决定了该秩序形成后便不再由秩序构建者操控，制度设计下的国际机构在接受构建者让渡权力的同时，也相对弱化了该国的影响力，并独立于构建者之外。
而秩序内的新兴国家与政府组织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空间迅速崛起，缩小了美国硬实力发挥的空间，弱化了美国硬实力的外部支撑。软实力也由于自身固有缺陷，经济上贫富差距极化，政治上政党斗争形式化，导致民粹主义盛行，内部支撑软实力的美国自信出现滑坡，失去了内外两个维度的有效支撑，美国幻想的软实力神话开始全面崩盘。软实力的神话是否存在犹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软实力神话未在美国出现。
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面发展阶段，由于美国对软实力的错误定位以及削弱软实力的诸多行为产生的消极影响，使软实力尽显疲态而陷入困境，此时崛起的新兴国家对改革现有秩序的需求加大，加之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对局部秩序的破坏，阻碍了美国软实力的恢复。
面对如此局面，未来美国破坏国际秩序的速度会继续加快，其软实力不足以维持美国在秩序内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种种的“退群”行为，并非其执政个性所致。
由于历史上美国对自身软实力的定位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所以自特朗普上台后，出于保存仅剩下硬实力优势的考虑，只能一味地将美国利益摆在第一顺位。但这仅意味着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意愿下降，不能说明美国不再行使霸权。
所以美国不会放弃提供公共产品，依然会解决问题，但在失去秩序的掩饰与助力后，美国今后的国际行为会愈加强硬，更趋向单边主义，制造矛盾的频率则会相对增加。国际社会需要迅速适应不一样的美国。
在美国看来，依照权力转移理论，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扩大，会打破美国所构建的原有权力结构，并且这个过程不可逆转。由影响力向权力的内涵转向，造成了美国对中国原有战略定位由“不太满意的合作伙伴”转向“竞争对手”。
但是中国寻求在秩序内扩大影响力，更侧重于软实力层面，意图让全世界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这与美国以硬实力为手段强迫他国“听话”的方式截然不同，有绝对的军事、经济以及资源优势可以稳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权力结构，但是软实力是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演进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所以，中国在当今国际秩序内拥有更强的适应性，成为当今国际秩序发展的主要维护者与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