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冲击中国产业体系，更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威胁。这种突发性问题与长期中美“脱钩”的论调共振叠加，加剧各界对中国制造业“外流”的担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这个与中国人口、经济潜力最接近的国家，就为被各界寄予厚望的新一代全球制造业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印度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供应链的中断使印度被寄予了填补中国空缺的厚望。但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供应链中断，印度也成为疫情爆发时产业体系受灾最严重的经济体之一。印度能否抓住机遇，一举取代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尚且不论，但种种实时数据都证明：印度在取代中国之前绝对离不开中国。
2014年9月，莫迪政府推行了他的“印度制造”倡议，然而这一涵盖从皮革到航空等行业的大杂烩计划，却忽略了印度经济内生的比较优势，没有彻底解决劳工、征地等老大难问题。结果，印度2014年实施“印度制造”以来，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不升反降，从2014的15%降至2019的14%。然而，在同一时期内，越南制造业比重从13%上升到16%，孟加拉国从16%上升到18%。此外，虽然孟加拉国和越南都将包括服装在内的轻工制造业列为重点产业，但印度的服装出口额却从180亿美元下降到160亿美元。
“印度制造”之下，大多数制造业行业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增长微乎其微。然而，手机行业却多颖而出，成为“印度制造”的宠儿。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加上“分阶段制造计划”（PMP）和“特别激励计划”（MSIP）等专门的产业政策，使得该产业突飞猛进。印度本土手机和配件制造公司数量从2014年的2家猛增至2019年的268家左右。因此，印度也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手机制造国。目前，印度销售的手机约95%均在当地组装。但在2019年印度市场出货的1.58亿台中，约1.14亿台（占72%）是中国品牌，小米、vivo、酷我和Oppo领跑。
正是手机行业的“奇迹”鼓励印度政府重新将产业政策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政策大杂烩，重新聚焦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行业。印度政府在2019-20年的经济调查中也首次明确提出应该重走中国的产业发展道路：中国对印度出口主要由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品构成，特别是那些由跨国公司依靠全球价值链产出的“供应链网络产品”。
从这一点看来，印度想要取代中国，除非从头学起，选择“中国发展路径”，不然不可能取代中国。
当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供应链的时候，尽管印度人中很少有人像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那样厚颜无耻的表示，疫情将有助于将就业机会带回北美，但大多数印度人却认为疫情带来了机遇，而非危机。
例如，在2月中旬，印度政府高级官员曾与行业代表召开大规模会晤，因为他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为印度成为全球下一个制造业强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此相似，印度一家大型商会的负责人还大肆呼吁制定“一项清晰明确的战略”，并以此与中国开展有效竞争——让印度填补由疫情引起的全球供应量空缺，即便中国的全球供应链经恢正常同样如此。
也有些人乐观地认为“印度孤立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复杂的生产供应链，使印度可以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这种看法在2003年非典爆发时还可能成立，因为当时中印贸易总额仅有区区48亿美元，但现在时代已变，如今双方贸易额增长了至少18倍，达到870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印度制造业投资激增，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印度的“工业化导师”。在众多行业中，中国不仅向印度派出了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投资者，而且还为印度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制造设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制造业在疫情中打个喷嚏，印度的制造业就患上感冒，在电子、医药、纺织和汽车等行业尤是如此。
例如，印度的引以为傲的手机制造业，尽管约95%是本地组装的，但只有12%的零部件是印度国内生产的。零件中更是有大约75%至78%的零部件需要从中国进口。因此，随着中国供应链阻断持续，印度手机制造商可能会很快耗尽包括印刷电路板、相机模块、半导体、电阻器和电容器在内的关键部件。同样，印度全球闻名的制药行业也需要从中国采购近70%的原料药。到目前为止，对供应短缺的担忧已经将各种抗生素和维生素的价格推高15%到50%。同样的现象在印度的汽车和纺织业也大肆出现。
当前，印度制造业在中国供应链中断过程中不断挣扎。印度商工部至少举行了一轮详细磋商，并在印度驻各国使领馆的帮助下向全球寻获1050种关键产品的替代供应商。但初步分析显示，考虑到中国在上游供应商中的主导地位，制药、手机、电子产品、白色家电和塑料行业在中国之外几乎不可能找到替代来源。
这也正印证了，印度在中断与中国贸易往来的情况下不可能取代中国。
对于印度这样的大经济体来说，制造业是其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爬升的唯一可行途径。中美经贸摩擦结构性因素短期难以排除，新冠肺炎疫情又叠加影响，莫迪政府将不遗余力提振本土制造业发展。毕竟，这种努力既可以作为产生稳固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一种措施，又可以对冲对潜的经济冲击。
目前看，印度的制造业是“装配线”场景，而非“产业集群”场景。因此，印度很难发展出一个与中国相当的成熟产业。现代制造业普遍具有复杂的多层结构：直接参与装配线的供应商是一级供应商，他们拥有自己的二级供应商；而二级供应商又可能拥有第三级供应商。例如，像大众这样的汽车巨头大约有5000家一级供应商，平均每个供应商有250家二级供应商，以此类推、层层递进，这意味着大众最终可能拥有多达125万家供应商。即使印度政府成功吸引或诱导一些制造商及其一级供应商进驻印度，但培育与中国超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相媲美的完整产业集群仍然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正如苹果停止将其iPhone 11产品线迁往印度所证明的那样，印度装配线也可能尚未做好准备。背靠中国的供应商能够同时建造规模庞大工厂，雇用多大25万半熟练工人。这种能力不仅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更依托于中国的教育系统和工业生态系统。这为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熟练工人与拥有“即战力”的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尽管印度在许多方面似乎与中国最接近，但它远没有像苹果预期的那样提供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强健的基础设施。而且，只要印度政府在劳动力和土地的关键改革上犹豫不决，这些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所以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度填补全球产业链空缺可能只是错觉。印度在梦想取代中国之前，必须首先联通中国、依靠中国、学习中国。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印度摩拳擦掌希望取代中国，中国却似乎一直希望印度制造业蓬勃兴旺。去年，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同意探讨“中印制造业伙伴关系”（Sino-Indian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SIMP），为双边制造业合作提供专门平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如此惨重损失的一年中，也许现在是中印两个超大规模国家通过像SIMP这样的倡议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