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未散的2020年，招商工作成为压在各级政府官员心头的一块巨石——一边是疫情防控的坚决命令，另一边则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
「钛禾智库」近日在国家有关部委指导下，连线国内20余个省、市、区的招商和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对疫情期间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情况进行了一轮集中调研。
这20余个调研样本，范围涉及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主要针对科技、工业等实体产业领域的招商引资工作进行情况摸底。
与「清出去」的行政干预相比，「请进来」的招商工作，是政府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过程中更趋向市场化的手段。尤其在全国一盘棋、各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当下，保住招商工作，就是保住生产和创新要素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的窗口。
疫情阴霾下，「云招商」成为各地招商对接的主流模式。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以往大量「走马观花」的接待工作被过滤掉，企业与政府的沟通会更有的放矢。但困难在于，由于远程互动方式单一，相互信任更难建立。
一位中部城市工业园区的招商负责人告诉「钛禾智库」，为了完成招商任务，园区招商部门几乎调动了所有脑细胞——例如在抖音等平台滚动宣传，将会议室变成「直播间」，书记亲自上阵担当「主播」，但是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另一位招商人员赵峰也坦言：
「虽然不用再应付各种接待，但实际上每天工作量更大了，压力也更大。」
这种压力的根源，并不在疫情给人们出行和面对面沟通带来的时空阻碍和心理阴影，而在于宏观产业大面积收缩状态下，企业扩张更为谨慎，优质标的争夺竞争更为激烈。
赵峰还说，以前招商几乎不需要主动出击，都是等待企业上门，安排接待工作即可。现在情况则完全不一样，需要每天从企业数据库中挑选合适标的，像推销员一样主动打电话询问：
「遇到一些看上去符合度较高的企业，拜访之前还得先仔细做功课，务求精确命中。」
线下大规模的招商活动基本暂停，出差面谈也障碍重重，各地大多只能通过远程沟通或者小规模碰头会形式，力求对接的精准和高效率。
赵峰认为，这几年政府在招商活动中的支出越来越精打细算——以前动辄花费几百上千万搞大型活动，现在越来越小心翼翼，对活动方案需要反复评估推敲。尤其疫情给大型展会活动按下了暂停键，更让内部人员注重政企之间的对接质量。
「沟通难度的增加，让我们更注重每次对接的实际效果。」
站到全局视角来看，招商局作为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对话最多的一个枢纽单位，又是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驱动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通路。
经此一「疫」，很多企业实力萎缩，布局力度也必然放缓。在增量缩水的背景下，招商工作的全局价值在于通过市场调节之手，结合地方发展需要，达到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目的。
对于谋求发展的地方政府来说，招商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手段。在其它刺激手段见效甚慢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措施比招来优质企业能让GDP增长更为直接。三月初，一位东部城市开发区书记在向市委汇报时立下军令状：
疫情后的招商工作，就像一张扑克牌的AB两面，大同小异的方式创新背后，是各地打出的差异化牌面。
山西晋城人李化，原本在北京从事科技金服工作。由于疫情打乱了返京的计划，李化在本地拓展业务的同时，顺便帮助老家政府当起了义务招商员。早在1994年，同为晋城老乡的郭台铭就在这里投资建立富士康精密模具人才培训中心，1999年开办实习工厂，与当地技校合作培养模具加工技术工人。
如今富士康的晋城工业园，已成为晋城对外招商宣传的一张名片。在李化的介绍中，富士康扎根当地二十多年来最大贡献，是培养了数十万计的光学镜头模块、精密模治具、光通讯产品加工技能的技术工人。
有了这些技术工人兜底，如今这座面积不大，也没有口岸的中原城市，雄心勃勃提出了要打造「世界光谷」的计划。
与山西晋城情况类似，只有118万常住人口的江西小城新余，也在招商推介中着重突出自己的技术工人资源优势。2019年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推介会时，新余市招商中心副主任罗建明自豪介绍：
「新余市的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十分发达，每年拥有中高职在校学生10万人左右。」
当快速铺开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正在成为中国城市标配，大幅度缩短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时，宜居的环境、高性价比的技术工人、便宜的土地和租金，正在成为一些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吸引实体企业入驻的新招牌。
疫情之后，各地政府负债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沿海城市的补贴门槛将会进一步提高，「拼优惠」的招商时代正在逐步成为过去式。
这就意味着，以前为了丰厚补贴而纷纷涌向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在选择落脚城市时也会更加理性。
对于全局来说这并非坏事。以往科技和制造类企业的习惯性操作是——将工厂设在内地，在沿海城市只是设立名义总部或研发中心，以此方式获取政府补贴。而补贴退坡或门槛提升，将会让这种身穿「两层皮」的操作方式进一步失去市场，让实体企业的税收回流内地。
相对于虹吸了大量高端技术和金融人才的沿海大城市，中西部的内陆城市如今正在迎来承接产业转移的新一轮大机遇。
一个颇为显眼的数据是，2019年全国GDP增速排名中，安徽省名义增速达到23.69%，总体增量7107亿人民币，甚至超过第二大经济省份江苏省。其中第二产业贡献接近一半增量。
这个一度被贴上「穷省」标签的东部人口大省，近年来通过加快融入长三角经济圈，承接了江浙沪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在承接的同时，通过招商局这张「过滤网」，让落后或污染型的企业自然淘汰。
长三角和珠三角企业将生产基地大量向内陆迁移，市场销售仍在当地，这无形中加强了沿海与内陆的互动，带动了沿线物流经济。
原来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日益加深的裂痕，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全国一盘棋的国家战略驱动下，正在逐渐进入弥合阶段。
产业转移带动中西部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二线城市，则在越来越贵的人力和地价租金中思考如何提升附加值。
对于一些土地供应趋于饱和的老牌工业区来说，产业升级的关键词是「腾笼换鸟」。
宝安区是深圳现代制造业的聚集之地。2018年，宝安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234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788亿元，居全国工业百强区第六位。宝安的工业、南山的科技、福田的金融，已成为新世纪以来驱动深圳发展的三大引擎。（详见前文：《深圳制造，四十不惑》）
现代化工厂扎堆的宝安区，某种程度上撑起了深圳制造的骨架，但是早期的宝安工厂以电子元器件、装备制造等企业为主，多为被优渥政策和外来劳动力资源吸引而来的「聚集扎堆」，由于缺乏创新驱动的内核，算不上是高附加值的产业集群。
尤其在2007年光明新区划分出去之后，宝安产业扩张的地理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如今工业用地已经严重饱和的宝安区，一方面通过老工业园区的改造升级，辅以行政干预，来让更多污染和低附加值企业自然淘汰或转移。另一方面，大力投入光纤电网、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为区内企业降本增效打造「智慧」基础。
一些劳动力密集、附加值较低的企业，逐渐延东莞、惠州、中山等路线向内陆分流。腾挪出来的空间，则主要瞄准互联网+、激光+、太赫兹+、卫星+、物流+等几个专业化程度高、核心竞争力强的龙头项目，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招引配套企业。并通过大力引进总部企业，发展总部经济来带动提升区内整体产业素质，以此突破资源限制，强化对周边区域的经济控制和影响。
与宝安区情况有相似之处，同为空港+传统工业区的杭州萧山，近年来除了着力清退污染型和低附加值企业外，还率先提出「资本招商」的概念，以「金融+产业」的创新模式，撬动区内产业的新一轮转型升级。
所谓「资本招商」，即以股权投资为引导，吸引其他地区优质企业进入，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聚变效应。
这种资本、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对接模式，杭州作为先行试点，正在成为财力雄厚的沿海发达城市探索的主流招商模式之一。
另一变化是招商方式和技术工具的改进。近年来，各城市和区域都注重投入打造自己的企业数据库，通过数据支持和线上申报服务，帮助招商对接提高效率。例如，疫情期间，杭州余杭区推出「产融云洽会」平台，基于原有的投资机构库、创业项目库、招商服务及项目申请等板块，打造「精准对接」和「资智对接」一体的创新招商平台。
但是据「钛禾智库」调研了解，由于对数据运营工作理解不到位等原因，各地政府在招商数据库和线上平台建设过程中也交了不少学费，例如盲目跟风、重复建设、互相割裂等。大量数据库中的企业资料还是多年前的过时信息，没有与线下工作形成有效联动，数据更新机制存在设计缺陷，最后不得不花钱进行二次重建。
2020年，疫情让各地会展计划几乎陷入停滞。以往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的「办会招商」模式，正在被小型对接会或「云招商」取代，各级招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也越来越要求「高效」和「精准」。但对于一些基础和优势并不算突出的地方政府，当下最迫切需要知道的答案是：
优质企业资源有限，如何从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脱颖而出？
「钛禾智库」的区域经济研究团队对走访过的50余个城市和100多个经济开发区进行一个盘点梳理，发现众多产业园区同质化发展的一大通病，在于定位规划的专业缺位，和政策制定的粗放照搬。
从招商引资角度来看，一个地方形成牢固的集群效应，一是需要「定海神针」，二是需要形成良好的正向生态循环。
中国产业集群的兴起大多如此。例如，四川德阳依托二重、东汽、东电三大老牌国企，带动发展了西部知名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集群。近几年来，杭州未来科技城以阿里巴巴为轴心，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高地；长沙湘江新区则以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为磁石，吸引了一大批智能驾驶知名企业入驻……
这根可以吸附和带动一片产业的「定海神针」，是各地政府不惜代价争夺的稀缺资源。
但是，并非所有优质资源都能带动一个集群的崛起。一些「独木成林」的龙头企业本身并不具备吸附能力，甚至可能会分掉区内原有企业的生长养分，资源政策过度向此类项目倾斜，也可能会打破原有区内的生态平衡。
地方政府在围绕产业链招商时，甄别目标企业到底是「鲶鱼」还是「鲨鱼」？是精准招商过程中的一门重要功课。
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件按照分类施策、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五大要素市场中，市场配置各类要素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了具体举措。
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期，这份文件的出台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评论：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步骤。」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对于中国各城市发展的决策者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
对于沿海发达城市而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因地施策，打造更强的综合吸引力和城市公共形象，以吸引更多高质量要素的注入，带动本地产业的全面升级。
而对于前几年陷入「摊大饼」的盲目建设潮，导致地方债务高居不下的部分城市来说，现在更需要思考的则是如何聚焦本地优势，实现「瘦身强体」。
「与商品市场不同，要素市场的建设基本不需要有人流的密集接触，符合疫情之下的工作实际和社会运行新特点。」
言下之意是，当前全球疫情带来的危机，恰恰是推动改革的良机。以往忙碌于各种会议活动的地方官员，如今有更多时间沉淀下来梳理经验、盘点得失，制定「放活」与「管好」兼顾的精致策略。
而作为「城市推销员」的招商部门，除了在形式创新上绞尽脑汁外，也需要重点思考如何全方位经营一座城市的公共形象，并在沟通语言上突破升级。
毕竟，专业门槛越来越高的中国产业，各行各业都是技术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