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在历史上一直是跟人类共存的，它构成了人类秩序演化的一种动力机制。
人类历史不是线性匀速运动的，而是量子跃迁式的。也就是说，社会保持长时期的缓慢稳定发展状态，然后突然出现的某些重大事件，会带来历史的突然加速和秩序的深刻变迁，然后再进入缓慢稳定发展状态。
重大瘟疫，毫无疑问就是这类重大事件的一种。
疫情的出现，让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一次很重要的洗牌。很多在运行中勉力维持的中小企业，都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冲击，维持不下去。
不过，就算它们破产了，它们在过去所满足的需求，已经被真实验证过，是真实存在的。
它们破产之后，设备还在，人员还在，这些设备和人员会被那些活下来的企业整合起来。这些活下来的企业，会活得更好、更健康。
从国家经济政策的角度，也能看到一些变化。
所以疫情蔓延之后，世界有可能会发现，那些中小新兴国家对于疫情的应对能力不如中国。所以往外转的那些制造业企业，有些还会再转回来，最近已经看到一些相关消息了。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供应链效率还是很高的，其他国家跟中国有不小差距，西方国家也是一样。
中国供应链的效率之高，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供应链的规模效应。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到了一个很基础的概念：市场规模决定了你的分工深度，而分工深度决定了你的效率。
如果市场规模很小，只需要100根针，那么一家企业就必须做全部流程才能活得下来，只做其中特定环节是活不下来的。如果市场规模变成了5000根针，那么一家企业只需要做一个特定环节，就能活得下来。
所谓分工深度，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工厂所做的事情的专业化程度。
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深度，而分工深度决定了专业化能力，专业化能力决定了效率。
中国供应链的专业化的分工深度上，也是极深的。
我在东南沿海调研的时候，曾经见过一家生产拉杆天线的企业，它只生产拉杆天线当中的一节。专业化的分工深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分工深度越大，做的东西就越专门化，产品的通配性反倒特别好。
比如，过去螺钉、螺母你全都做，今天你只做螺母，再往后你只做特定口径的螺母，再往后你可能只做特定材料、特定口径的螺母，分工深度越来越深。 而这种特定材料的、特定口径的螺母，并不只是在一个产品上使用，有可能在很多种产品上使用，于是，你跟其他企业就形成了互为配套的关系。
就像乐高积木一样，每个厂家只生产其中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这时候，不同厂家生产的乐高积木就可以拼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东西，这就是互为配套的关系。
这种互为配套的关系，在供应链网络当中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所以，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就是以整个网络为单位，获得弹性，以单个企业为单位，确保效率。
效率、弹性兼得，便带来了超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这一切都是以供应链网络的超大规模性为前提的。
供应链有自身的演化过程，事先不能做任何人为的设计。
如果一个厂家坚持认为你必须要有全流程，当然可以这样坚持，但是很快市场就会告诉你，坚持全流程不如只专注做一个产品。
因为另外一个厂家发现，它不用做全流程，而是可以把每个流程都分包给某一个厂家，最后在自己的工厂里做总集成就可以了。
就像苹果和诺基亚，诺基亚坚持自己全流程，而苹果就把很多东西分包出去。
人们在一开始不知道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但是最终市场会告诉你答案。
不妄自菲薄，不妄自尊大
今天，中国依然是世界工厂，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谁能够决定未来的技术走向，谁才能称老大，中国肯定不是老大。
今天，能决定未来的技术走向的还是西方国家，中国所做的主要还是中低端制造业。
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高端制造业就在塔尖，而中低端制造业就是金字塔的基底。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仍然不能赶超西方国家。
但是，高端制造业产品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产品不是终端产品，只是一个中间品。
比如一家企业做镜头特别厉害，但是用户没有办法直接用镜头，镜头必须要被装在手机上或者相机上才有用。而把镜头装在手机上的组装过程就属于中低端制造业。
仅从技术路线而言，西方是引领的，中国只能是一个追随者。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如此。如果让中国自己往前演化，效率比西方可能会慢很多。
以汽车业的演化举例。
在西方国家，电动车理念一出来，马斯克迅速把它变为现实，其他人开始追随。 手机上也是一样，中国靠自我演化的话，很难演化出智能手机，但是乔布斯能把它变成现实。这是由西方的技术路线以及理念决定的。
中国在这些领域仍然是追随者，这是必须接受的。
引领者和追随者的区别就在于，引领者是从0~1的过程，而追随者是从1~100的过程。
中国供应链从1~100的能力全世界最强，但是从0~1的能力仍然很弱，而真正能够爆破性增长的，都是在从0~1的过程中出现的。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不行。
要成为领先者，需要一系列东西的支撑。
比如，你的基础研究是否到位，你的技术研究、创新理念等是否得到位。而这个沉淀过程实际上又关涉到工人激励机制的问题。怎么能够让工人一辈子只干一个活，但仍然让他能够获得巨大的职业荣誉感。
我经常打这样一个比方，中国现在在全球制造业上干体力活，确实没地位。但如果全世界体力活都在中国，那地位就不一样了。
但是，即便全世界的体力活都在中国，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我们干的还是体力活，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妄自尊大。
我们看到很多消息都在说了“中国制造业快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吗？
到越南做了调研之后，我才发现，现实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
比如，媒体上说2019年10月2日三星的手机最后一家手机工厂从中国大陆搬去越南，因此中国手机业马上就要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追问，三星是搬迁了它的工厂，还是搬迁了它的制造业生态？
在经过一系列调研后，我们发现，三星往越南的搬迁，只不过是它的组装环节，上游的很多环节仍然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
这就意味着，这不是中国制造业的转移，而是溢出。
我还考察家具厂、包装厂等等，它们在原材料方面，都对中国有很深的需求依赖，所以这就更加证明了它们只在当地完成最终的一个组装环节而已。
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过去也只是组装，现在的越南是不是在重复中国的老路？我的结论是，越南做不到。
在工业经济当中，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没有重化工业，很多机器和原料实际上是没有能力生产的。
当然，没有自己的重化工业，照样也能发展，前提是你必须从别的国家购买这些东西，然后完成别的工序。
中国有重化工业，越南没有重化工业，而且越南未来也发展不起来重化工业。原因在于，从市场逻辑来说，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跟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是相反的。
后发国家资本匮乏，但重化工业是高资本的；后发国家劳动力富裕，而重化工业又是低就业的。
所以纯粹按照一个市场过程而言，后发国家是没法自发地生长出重化工业的。
那么，后发国家要想发展出重化工业，就必须要靠国家强力的扶持，像日本、韩国都是这样，但是这会带来国家内部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严重地损害国家内部的国民福利。
不过，如果这个国家出于别的考虑，不管不顾，非得这么搞的话，最终重化工业是有可能被搞起来的。
如果你靠国家扶持，美国就会把你踢出去了，而一旦踢出去，对于越南来说，它之前所有的优势全都丧失了，它就只能走自由市场经济的路线，而只要走这个路线，那么重化工业就发展不起来了。
没有重化工业，你的经济照样可以发展很好，但条件是你必须跟另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有契合关系，这就是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往越南搬迁不是转移，是溢出。
疫情还在继续，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我之前说过的6个月的恢复期也只是一个乐观的说法。如果全球经济恢复不起来，那就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订单始终回不来。
这个时候，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先盘一下自己手上的现金流的状况，如果觉得能撑得过6个月，要考虑怎样节流。
现在开源是比较难的，当然也有机会，但是竞争非常激烈。
要看一下自己的企业身处在什么行业？行业的需求是否是一个被市场真实验证过的需求？只要是，那就是你开始储备更大产能的机会，因为等到疫情过后，谁活下去，市场就是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