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理寺日志》引起了广大国漫粉的热捧，它以彩色条格漫画的形式，讲述武则天时期国家司法机关大理寺办案的故事。其实，大理寺在古装剧中的出镜率非常高，因此很多人都知道，大理寺是协助皇帝办案的司法机关。
那么问题来了，一般人的印象中，“寺”都是和尚住的地方，大理寺没有和尚为何能称“寺”？而且不止是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鸿胪寺等等，都是中国古代行政机构。原来，“寺”在古代并不单指寺庙，还是一些国家机构的称呼。那这些“寺”都有什么来历呢？
文 | 铁骑如风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首发于2020年5月3日，原标题为《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中国古代都有哪些没和尚的“寺”？》，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寺”是什么机构？最早在《汉书》中就已经指明——“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寺”的含义最早在汉语中就有“朝廷”之意。广义上而言，朝廷设置的官署府衙，都叫“寺”，寺就等同于国家机构。
秦汉时期，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其中三公的官署称为“府”，九卿的官署称为“寺”，因而有“三府九寺之称”，三府把握大政方针，九寺则分管具体事务，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国家部委。某些情况下，“府”和“寺”也是可以并称的，如汉代的御史府，又称御史大夫寺。
唐代是“寺”最多的一朝，统共有“九寺”，分别为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这九寺级别低于“六部”，负责国家具体事务。
宋代沿用了唐代的九寺之职，只是各寺职权做了相应的调整。明清时期，“九寺”缩减成了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五寺”，除了大理寺还是“九卿”级别的中央国家机关之外，其他四寺基本成为皇家的御用机构。接下来本文将详细说说这些著名的“寺”之故事。
首先，要说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大理寺。商周时期，中央司法官之名为大理，即“整理律法之官”，此“大理”非云南大理自治州的那个“大理”。至秦汉时期，大理改名为“九卿”中的廷尉。廷尉的职能是掌管天下刑狱之事，廷尉的办公之处又叫廷尉署。
但是从汉代的几个皇帝，如汉景帝和汉献帝就想着搞复古运动，将廷尉重新改为大理，不过每次改完又改回来了。直到北齐时期，皇帝最终将廷尉改名大理，并冠以“寺”之级别，使得大理寺正式成为中央司法机关，位列“九卿”之一。论职权，到当时为止，审判、核查的司法职权都是掌握在大理寺之手，机构设置比较简单，能够改变其决定的也就是皇帝了。
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成为中央机关，而六部之一的刑部主管典狱刑罚之事。按理来说，刑罚之事应该由刑部包办了，但是在这时，刑部还只是一个做司法行政工作的机关，较少裁决具体案件。大理寺非但没有被取消，反而职能与构架更加完善，与刑部和御史台共称唐代司法“三法司”。
有两部重要的史籍记载了唐代大理寺的构架和职能。首先是《唐六典》，记载唐代大理寺的主官大理寺卿，两位大理寺少卿（副手），还有分管文书、记录、典狱等工作的寺正、寺丞、主簿等将近300人。按照唐律，大理寺卿的品级为从三品，要比正三品的刑部尚书级别低一级，他统筹整个寺内的刑侦审案，少卿则协助寺卿工作。唐代名臣狄仁杰曾经在大理寺任从六品上的寺丞，负责核查来自全国各地上报的案件，一年清理上万案件的壮举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后来，他到中央担任了正三品的门下侍郎，成为宰相的一员。
《续通典》中的《职官七》记载：“唐置大理寺……掌折狱详刑，凡罪抵流死，皆上刑部覆于中书门下。”
一句话归纳，大理寺卿组织大理寺成员审理案件，如果罪行到了需要流放或判死刑的程度，就要报请刑部和中书门下省复核。除了本职工作外，大理寺常与刑部和御史台，一起审理复杂疑难案件，被称为“三司推事”，后世所谓的“三堂会审”就是由此而来。
以上可以看出，大理寺在以大理寺卿为首的框架下开展工作，与刑部和御史台实行了职能分工：大理寺主管审案，给嫌疑人判处刑罚；刑部则负责司法行政工作，对大理寺的司法程序进行监督，判断是否按大理寺的意见做决定，但是很少参与具体案件的审理；而御史台则负责监察和纠劾官员。
在这里，大理寺的权力被分割了，但是职权更加细化与完善，在司法审判工作中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了，死刑案件等重大司法案件是需要上奏皇帝决定的，皇帝掌握最终解释权。
唐代以大理寺为代表的三司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到了宋代，刑部的职权范围更加扩大，不再只做司法行政工作，而是直接复核大理寺审理的案件，又给大理寺的司法活动增加了一层限制，平衡了三法司的权力。
元代的变化则更加明显，由于当时中央行政架构与唐宋时期大有不同，中书省、枢密院、宣政院等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行政工作，大理寺一度被取消或并入刑部当中，即便后来复设大理寺，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中央审判机关来对待了，大理寺面临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危险。
明朝虽然重建大理寺制度，但是大理寺的职权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朝推翻元廷后，朱元璋重设“三法司”，并下诏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等衙门于南京太平门之外。他直接让大理寺卿的级别升至正三品，掌管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也就是与刑部的职权调了位置，让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与宋代刚好相反。而且在洪武年间，大理寺一会儿被改成磨勘司，一会儿直接取消设置，看似随心所欲，实际上是在将大理寺的司法职权进一步分割到刑部等其他部门之中，以便于加强皇权。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巩固了大理寺的设置。在迁都北京后，南京也留下了一套一模一样的朝廷机构，因而成祖在北京和南京都设置了左右两寺，分别设寺正一员，评事二员，以协助大理寺卿进行工作。
从此之后，大理寺正式变成负责复核案件、平反冤狱的司法机关。明代的“三法司会审”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唐朝的御史台变成了都察院，刑部、都察院主要负责初审案件，大理寺主要负责复审案件。十分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在三法司的基础上会同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共同会审，谓之“圆审”，也称“九卿会审”。
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司法体系，创设了秋审、朝审等制度，让大理寺参与，不过大理寺的职权和明朝基本无二，只是品级降为正四品。到了清末光绪年间，受维新运动影响，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大理院正卿品级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品，由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担任。沈家本原想借此改革司法，但清朝气数已尽，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灭亡，大理寺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由于大理寺负责刑侦审案司法工作的特殊性，人们又酷爱听推理侦案故事，所以很多侦探题材古装剧中，大理寺出镜率非常高，形象可谓深入人心。
影视剧中，太常寺的出镜率虽不如大理寺，但在古代，它的重要性不比大理寺低。在中国古代社会，定期祭祀先祖是国家大事，同时，王朝的礼乐教化更彰显了政权的权威。而太常寺就是王朝礼乐、祭祖慰天的最高机关。
秦代，朝廷掌管祭祀礼乐的官职叫奉常，到了汉代改成太常，同大理寺一样位列“九卿”之一。同大理寺不同，太常寺的机构设置在汉代就已经很完善了，通常设置有太常卿一人、判寺一人、太常少卿一人，以及太常丞、太常博士、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太祝等职务，人数相对于大理寺要少得多。
太常卿掌管礼乐、社稷等事务，职位为正三品，必须由熟知典章音律之大师担任。太常博士是太常寺中掌管祭祀的官员，官职正七品。太常寺还在京郊地区设置太乐署、鼓吹署、太医署等官署，作为太常寺的工作协助机构。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汉代举办祭天大典的情景。某一年的冬至日，太常寺卿组织太常博士等人，同皇家卫官一同布置好祭坛（圜丘），准备好昊天上帝和各个先帝的牌位，并在燔柴炉内点燃烟火。随后身穿大裘和衮服的皇帝在协律郎等乐官奏响的乐声中走上圜丘，在昊天上帝牌主位前行跪拜之礼，再在奉礼郎的协助下进献玉帛五齐等奉物，宣读祝词，向上天报告自己执政之成绩，之后与舞队同舞黄帝时期流传下来的《云门》之舞，一派天朝礼乐之景象。在整个祭天过程中，太常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代独尊儒术后，太常寺的地位得以稳固。到了宋代，太常寺官员设置有所增加，新列了“判寺”一职，成为寺中实际的一把手，而太常卿更多地充当乐队指挥官的身份，在各种典礼中指挥奏乐。宋神宗年间的陈彭年由于对“礼文尤所详练”，满足精通典章音律的条件，成为太常卿，在朝会和郊祭的时候总是能够旁征博引，搞活气氛，十分受神宗皇帝赏识。
太常寺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王朝的祭祀礼乐活动，除了官职有改动外，历朝历代变化不大。
中国古代王朝对于各国朝贡交往极为看重，往往给予前来朝贡的国家使节封侯以赏赐和礼品，招待使节食宿，这就需要设置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鸿胪寺。
“鸿胪”一词，东汉学者应劭解读为“鸿，声也；胪，传也，所以传声赞导，故曰鸿胪”。也就是说，“鸿胪”代表着传达信息，指代的便是对外交往。秦朝时期设置典客负责对外交往事宜，汉武帝改为大鸿胪和大行令，也是位列九卿，掌管“九宾之事”。但此时的大鸿胪还没有鸿胪寺，直到隋朝，鸿胪寺制度才正式建立起来。
鸿胪寺曾被隋文帝并入太常寺，在炀帝时期又拎出来单独设置，还设置了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给鸿胪寺管理。唐代，鸿胪寺机构完善，设置鸿胪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主簿、录事、及府、史、亭长、掌固等数人，掌管典客、司仪两个官署署，编制为255人，比大理寺的规模略小一点。鸿胪卿负责接待宾客及凶仪之事，品级为从三品，与光禄寺卿一样。
宋代喜欢以“判”字设置官员，在太常寺设置判寺，在鸿胪寺也设置一个判寺事，担任实际的一把手。元代时期，鸿胪寺和太常寺一样被划归其他中央机关。明太祖朱元璋重新设置鸿胪寺，据《明史·职官志三》记载：“鸿胪[寺]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鸿胪寺在南京也设了“分部”，寺卿为正四品，多来自朝廷培养的儒生和属官，可以帮助朝廷对外宾传递明朝文化的橄榄枝。清代除了分设满汉寺卿，将级别降为正四品外，基本也没有变化。
正因为鸿胪寺的外交职能，后来我们熟悉的寺庙中的“寺”便由此得名。
东汉明帝时期，朝廷派出的西行天竺求法的使者回来，给中原王朝带回两位僧人，并受到鸿胪寺的热情接待。第二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雍门西面，按天竺僧人居住的园林样式为这两位印度僧人建造房屋，被东汉王朝称为“寺”，即“白马寺”。这里的“寺”就取自鸿胪寺的名字，此后一直沿用下去，逐渐成为佛教庙宇的称呼。
光禄寺的职能和太常寺有部分重合，兼管皇家的祭祀和朝会之事，但光禄寺的发展历程类似大理寺，直到北齐时期才设置正式的光禄寺，位列“九卿”之一。
秦代设置郎中令，负责宫廷的宿卫和管理侍从诸官。汉武帝时期短暂地改成光禄勋，下设负责朝廷廷议的光禄大夫等职务，著名的有蜀汉时期的光禄大夫谯周。
直到北齐时期正式置光禄寺，同大理寺一样设卿及少卿，从此开始专门负责皇室膳食、朝会等宫廷各项事务，不再像汉朝一样掌管皇室宿卫。
在官员设置上，光禄寺一般设有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二人、主簿二人。其中光禄寺卿品级为从三品，总管皇室的酒食用膳，统领太官、珍馐、酿酝、掌醢四个官署。
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把光禄寺理解为皇室专属的后勤机构。每到皇帝要举办大型朝会时，光禄寺负责准备酒宴和场地，太常寺准备礼乐，一同把朝会搞得热热闹闹的。
光禄寺同太常寺一样，因其职能的特殊性，官制比较稳定。直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进行官职改革，将“太官令法酒库、内酒坊、御厨、太官物料库、翰林司、牛羊司、牛羊供应所、奶酪院、酒醋库、外物料库”这些场所都交给光禄寺管理，丰富了光禄寺的运作体系。到了元代，朝廷将光禄寺并入宣徽院，由宣徽院来行使光禄寺的后勤保障职能。
明太祖朱元璋同样将光禄寺的设置改来改去，一会沿用元代宣徽院的设置，一会儿让光禄寺分管蓄养牲畜。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也设置了一个光禄寺，除了负责宴席和膳食提供外，还负责皇室成员的祭祀、丧葬物品的筹办。
由于明清两代，宦官在皇室生活当中起到重要作用，光禄寺在履行职能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宦官势力的干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光禄寺被并入礼部，从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太常寺管礼乐，光禄寺管饮食，太仆寺则管马政，负责古代战略物资马匹的储备与皇室成员的交通出行。
秦汉时期，由于骑兵作战需求的大幅增加与交通出行的需要日增，朝廷设置太仆卿，负责掌管全国的养马业，以及皇室的舆马车驾。太仆寺品级为从三品，一般设有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统弊骆、乘黄、龙厩、车府、典牧、牛羊等官署。如果皇帝哪天要出行用车，只需要知会太仆寺一声，太仆寺卿就会把车马准备好。
太仆寺的建立，不仅方便了皇家出行，更为国家的养马业发展、骑兵部队的组建发挥了巨大作用。
历朝历代都沿用了太仆寺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表现为管理的官署越来越多，可以供太仆寺征调的资源越来越广。如果说大理寺为保障国家的治安提供了重要助力，那么太仆寺为国家的国防与交通运输做出了巨大贡献。该机构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上文所列举的是中国古代王朝长期稳定设置，且在国家生活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寺。而“唐朝九寺”中的其他四寺——宗正寺、司农寺、太府寺和卫尉寺，有的演变成宗人府，有的并入户部，有的被废除或改建成銮仪卫，都没有沿袭下去。
这些官职意义上的寺，都随着中国古代王朝的覆灭而消失，而那些住了和尚的寺，则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以致于我们现在一提起寺，第一印象都是佛教寺庙。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如此连贯，很难有什么会彻底从历史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