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长征是什么呢？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起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
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说过，这段话我们年轻时候都背下来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毛主席还说，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他在1937年时出版了一本轰动世界的著作《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又翻译成《西行漫记》。
他向外部世界第一次描绘了参加过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的群像，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共领袖人物和红军将领，他当时这样描绘长征：
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1984年他以70多岁的高龄，重走了长征路，1985年出版了一本享誉全球的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时洛阳纸贵。
到了1987年，他又来到中国访问，想再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中国新长征这样一本著作《长征新记》，也就是介绍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新的长征。
我当时有幸以翻译兼助手的身份与他朝夕相处了将近两个月，我们采访了很多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走访了国内很多地方。
我和他也结下了一段难忘的友谊，后来我每次去纽约都到他位于纽约上东区的公寓里神聊，直至他1993年去世。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观点不完全相同，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一往深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重复一下：“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的事迹”。他又说，仅仅从统计数字中，你们就可以明白这些红军将士所做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
1934年10月，86000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年后的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6,000人，也就是说幸存者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不久红军又经历了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湘江战役，红34师几乎全军覆没，当然这也宣告了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路线走向终结，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提供了契机。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部牺牲”。
红34师是1933年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成的，大部分是客家子弟。长征开始后，红34师作为后卫部队掩护中央红军转移，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一个师6000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气壮山河的惨烈篇章。
后来习主席在谈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候，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这段话，这是一种悲壮的红色记忆，使中国崛起带有一种沉重感，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烈士情节，使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于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今天还是不争气呀，台湾就那么点事儿，人口比上海还少，还是弄得一团糟。
在索尔兹伯里眼中，长征体现了一种震撼世界的人类精神，他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我感觉到，索尔兹伯里本人也深受这种人类精神的激励，他多次对我讲，作为一位战地记者和作家，如果他能够再活一遍的话，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作为战地记者去采访和报道1935年的遵义会议。
后来他旁听了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采访了不少中国领导人，但他一直感到遗憾，没有能够采访到当时还健在的邓小平。
索尔兹伯里请她回忆长征中的邓小平，刘英说长征的时候没啥东西吃，大家就不时搞一些叫“精神会餐”，就大家一起来侃自己的家乡菜。
她说，我是湖南人，小平是四川人，小平比我们这些人强一点，因为他除了能侃他家乡的川菜，还能侃法国大菜。
其实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一贫如洗，根本没钱下馆子，但他毕竟在法国待了六年，对法国大菜的知识，我想是可以应对当时那个场面的。
其中一次是1987年他为外宾举行一个午宴，双方聊起喝酒，他说长征的时候打了胜仗，大家要喝酒，最好的时候是一人一瓶放在面前，“互不干涉内政”。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谈长征，而且谈得那么幽默。
我也听到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耿飚将军回忆长征时路过茅台镇的情况，他说茅台镇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香的酱香。部队向老乡买酒，会喝酒的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那是一批当时才二三十岁，历经千辛万苦而痴心不改的热血青年，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在频繁作战的残酷环境中，还是能够苦中作乐，这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他被《纽约时报》派到莫斯科担任记者，但实际上心里是想去中国，希望到中国采访，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走长征路。
但由于中美长期处于高度对抗的状态，他的希望全部落空了。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不久，周恩来通过外交部邀请了费正清等一批美国知名人士访华，索尔兹伯里也参加了那次访问，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他后来还跟我讲过这么两个细节，一个是描绘周恩来把美国客人引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晚宴，他说，周恩来走路的仪态让我联想到他可能就是迈着这样的步子走完了长征。
第二是他当面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希望能够重走长征路，周恩来微笑地点点头，但没有表态。
他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1972年还是“文革”时期，许多参加过长征的人物受到了冲击，不可能出来会见美国记者，所以他理解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处境。
当时他已经76岁高龄，身患心脏病，装着心脏起搏器，当时还没有电脑，他一路带着一个手提打字机，车行为主，也有不少步行，几乎重新体验了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还生过病。
总之，穿过了七八个省份，历时74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寻访。
那么一路走来，他向老红军、老战士、老船工、老牧民等了解历史和现状，也了解民俗风情，走访了很多红军留下的遗迹。
他还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探索和考证了长征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楚为止”。
“每一场革命都有其自身的传奇。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像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但任何历史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10多亿人口的民族，让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他这句“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令人有点回味无穷。
应该是在1991年的时候，我到他家里跟他聊天，我问他这句话怎么解读比较好？他说可以肯定地讲，中国的崛起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未来。
他是对的，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吗？
1987年3月7号上午9点，时任国家主席、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为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在河北厅与他会见。
本来是个礼节性的会面，预计一刻钟，但那天李先念动了感情讲了很多，整整谈了40分钟。
李先念主席主动谈起一个敏感的话题，他说最近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换了人，指的是胡耀邦同志不再担任总书记了。
他说，这种人事变动不会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接着就开始大声谴责那个时代的公知、带路党、方励之之流，方励之当时担任中国科大的副校长，公开主张全盘西化并鼓动学潮。
方励之这样的人讲的是中国话，但每天都在为西方做事情。方励之的立场讲穿了，就是要共产党下台，要国民党回来，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李先念主席还指着自己的腿，“我自己身上还留着国民党的弹片呢”。
李先念是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战功的红军将领，23岁已担任红军的师政委，他腿上的弹片就是1942年7月与国民党军队交火时留下的。
他逝世后遗体火化时，发现了这块隐藏在身体内长达60多年的弹片。
当时按照中央的指示，西渡黄河作战，但在河西走廊被国民党军队和军阀马步芳部队包围，由于兵力悬殊，最后弹尽粮绝，只能分散强行突破。
李先念率领的部队是翻过祁连山突围出来的，而更多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据统计，牺牲在战场上的有7000多人，被俘的有9200多人，其中5600多人被敌军残害。
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一位我们中共的元老如此激烈地抨击当时的西方以及西方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
确实，中国人民为自己国家独立所付出的牺牲百倍于美国或者美国人为美国独立所付出的牺牲。
中国人当然比美国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独立和来之不易的一切，当然要粉碎任何西方颜色革命或者分裂中国的企图。
他写道，“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征精神变成一种人类都可以认同的普遍价值：坚毅不屈、百折不挠、无畏牺牲、永不放弃，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所以伟大的长征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斗前行，将永远激励整个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实现伟大的复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