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性的文化掠夺和隐性的文化渗透
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从形式上大致可分为显性的文化掠夺和隐性的文化侵蚀。显性的文化掠夺通过战争和武力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珍宝巧取豪夺，多见于资本主义早期，这跟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隐性的文化渗透通过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侵略对象的价值选择，可以通过电影、新闻、文学作品等舆论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文化渗透的力量极为强大，因为它几乎是从根基上动摇人的文化认同。如果说，显性的文化掠夺采取的形式是野蛮强加的，那么隐性的文化渗透则让被渗透的对象逐渐从被动承受者变成主动的迎接者。同时，文化渗透编织起一张细密无形的大网，以改变文化活体的方式彻底改变人的精神坐标。
美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从野蛮的武力掠夺向温和的文化渗透转变的特征，美国逐渐改变了以往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鲁莽，以无声的、不流血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来推进自己的自由理想和所谓“文明的传播”，而且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文化影响的手段越看似“文明”。
当然，殖民历史的发展也给原住民地区带来新兴的科学、技术及先进的文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殖民者完成的是“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人文景观呈现出丰富多彩特性的美利坚素有“民族熔炉”的称号。同东方国家不同，它在文化发展上遵循着“只有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终极原则。1620年，刚刚走下五月花号的102名英国清教徒面对的是一片未知的土地，但更是一块自由的土地。“他们与善良的印第安人为邻，并强力地改造着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不但如此，他们凭借着对土地的狂热崇拜，一路向西，穿越古老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沿着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顾不得旅途的劳顿，把文化与风俗的种子洒向新的土地”，没有历史包袱地按着自己的文化线构建心中的自由世界。
所以，凭借多样价值观起家的美国成为在文化上推行多元价值观的世界“领袖”。与其说这是一种长期预谋，不如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条件反射。只要是碰到与其“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差异”的民族文化现象，他们都通通不会放过，因为在美国人眼中，“文化可以改变”。美式英语、美国大片、美式快餐作为一种显性存在直接影响了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但实用主义的商业理念、无关道德的个人主义倾向、消费主义的价值诉求是否也同样有力地改变着生存样态呢？与其他西方殖民国家不同，这个年轻的国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别国的文化改变上，如果说，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文化侵略的肇事者，但它是在经济侵略之余附带了文化的成果；如果说其他国家是二者并行，仍以经济侵略为主要目的的话，那么美国就是文化侵入的集大成者。对美国而言，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不但是手段，还是目的。它同样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着世界文明的琴弦，甚至导致有的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弦更张！苏联解体可以算作美国文化渗透的一颗硕果。
三、美国对苏联文化渗透的手段和表现形式
（一）在思想源头上推行“意识形态弱化论”、“非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它形式上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但有“帮助改善社会主义生活”的行动；不提制度不同的差异，但以资金支持非正式的政治性组织来宣传西方议会制和多党制；不强加西方民主，但长期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权建设。美国对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保持缄默态度，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论，但终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行动没有放缓。前总统里根1982年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立场：“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并提出美国要“举国(包括政府和私人)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业”。
【各种抹黑和质疑苏联领导人、军队和历史的场面在1988年已经公开出现在苏联街道上。】
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怎能摆脱社会制度和阶级性质的影响而独立存在呢？它势必要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有资本主义的色彩，二者有截然不同的阶级内容，美国是很懂得这一点的。忽视它，回避它，对它绝口不谈，并不能否认它的客观存在。而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设想在特定的条件下居然发挥了作用。早在1958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就受参议院委托撰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特别强调工业时代“扩大了政治理论的作用。政治理论能动员群众来支持国家在国内外所进行的事业”。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发表的《现实的和平》一书中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西方发动攻势来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斗争”，“要进行争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竞赛”。他相信美国播下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尼克松于1988年写的《1999年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1989年写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则更为精巧地设计了一套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手法。布热津斯基特别提出抓人权的口号。他说：“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过程。”在美国高层的积极推动下，“非意识形态”行动成效显著。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和东欧各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弱化”，西方意识形态元素则得到了加强，这无疑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之下的“意识形态强加”战略，即所谓“以退为进，名退实进”，在看似知难而退的表面下涌动着知难而上的意识逆流。在非意识形态论的“感召”下，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自上而下刮起了“反思历史”的风暴，戈尔巴乔夫天真的构想也付诸实施。
（二）在文化源头上动摇传统语言规范。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实现着横向沟通和纵向传承的功能。德国语言学家雅格·格林说得好：“关于各民族的情况，有一种比骨殖、工具和墓葬更为生动的证据，这就是它们的语言”。美国以改变语言面貌为主要手段的文化侵略起到了从根基上肢解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文化历史的作用。
在苏联，西方文化思潮中的后现代主义对俄语语言的冲击最大。以反对一切标准和传统、否认任何事物的固定意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忽视了语言本身代表的特殊文化意义，认为词语的意义是飘逸的，是无以为名，强加以名，所以，被“强加”的意义也是可以被消解的。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之下，英语尤其是美式英语长驱直入。语言学领域的一些学者率先发起摧毁“极权主义”语言的行动，对标准斯拉夫语言规范采取藐视态度，对非规范采取接纳、赞同和身体力行的态度。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力冲击加上苏联学者和普通民众的主动接纳，俄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书写、修辞和构词上均出现了相当大的动摇：第一，词义范围被超长拓展。相当多的词义及其用法在词典上查不到，但所有的人都在用，因为很时髦，很“西方”，表明了使用者思想自由的程度。第二，语音、书写美式化。用西方直接输入的英语“创造”或代替相应的俄语词汇，保持了外来词原有的发音和书写方式。一时间，超越俄语常规被造出来的词比比皆是，甚至作家、记者、播音员都以说这样的语言为荣耀。第三，修辞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日常口语语体和书面语语体界限模糊，在公文里常夹杂着自由不羁的会话语言。同时大量俚语和俗语涌入标准语。美式英语对苏联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电影台词、歌词、商品包装，甚至是产品说明书和俄罗斯本民族语言语法结合后生成的不伦不类的国际俚语粗糙而模糊，俄语语言生成的速度极大加快，但科学性和纯净度却大打折扣。第四，传统构词方式发生较大变动。外来语前缀成为创造新词的基本方法，也把俄语搞得面目全非。
总之，在语言学领域，“俄语语言英语化”是最为明显的趋势。输出语言的美国是主体，是施动者；接受语言的苏联是客体，是受动者。而在语言自由化大潮推动下的苏联人渐渐萌生出对美式风格的向往，还有对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厌恶。在英语的冲击之下，曾经引以为骄傲的俄语失去了往日的神圣;而从根部开始瓦解的语言啃噬着俄罗斯文化的主干，直至枝叶，开始了传统文化日渐失落的悲剧。当年，诗人阿赫玛托娃“我们保护你，俄罗斯语言，伟大的俄语。我们将把自由的、纯洁的你传给孙辈……”的誓言还余音犹在，但能保持俄罗斯标准语的净土却早已不见。
直到今天，西方这把消解传统语言的利剑还在挥舞，而且不仅仅指向一处。
（三）在学术研究上推动“全球化”理论问题研究热潮。在苏联，能汇集众多学者目光的只有全球化问题，因为它牵动着人类的命运。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深刻了解理想主义的俄罗斯人的性格。用苏联人自己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为西化思潮扫清道路，在学术上拆除文明壁垒，使苏联人主动“回归欧洲”，无疑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实践证明，学术论证的力量是强大的。
由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样式的合理性问题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引起关注。1968年，以关注全球问题为宗旨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72年罗马俱乐部第一篇报告《增长的极限》在西方出炉，引起了世人对战争和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担忧，而苏联人尤甚。在短短的几年间，苏联学术研究迅速向全球化方向转变，生物学、文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均以全球化为核心命题。苏联学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核武器等因素的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成为问题，因此，共同努力克服全球性问题，拯救地球，拯救人类成为全人类高于一切的任务。这一结论实际上是要从人道主义出发重新看待以往的一切。”
在全球化成为西方世界主流话语的同时，西方以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为诱饵，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兜售全球理念，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詹姆逊、戴维·赫尔德等。但“全球化并不是可以免费搭乘的顺风船”，有人可以从中获得巨大幸福，同时，它也可能是巨大灾难的根源。在美国大众文化或西方消费主义的支持下，被预测或描述的未来世界是同质性的，而美国则是这种同质文化的核心。在这种文化“软权力”之下，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方法、内容甚至价值立场都在发生根本变化。普世主义获得了理论论证，“全人类价值”在科学上站住了脚跟，美国文化帝国主义随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而扩展开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被打破，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自己的文化样式迷失在西方构建的“地球村”当中。
【1988年苏联年轻人在服装，外表，行为和娱乐方面已经完全自由，纷纷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
（四）在大众生活领域。美国流行文化抢占文化生活空间。流行文化是一个与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衍生物，“是时装、时尚、时髦、消费文化、休闲文化、奢侈文化、物质文化、流行生活方式、流行品味、都市文化、次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群众文化等概念所组成的一个内容丰富、成分复杂的总概念”。流行文化所表示的，“是按一定节奏，以一定周期，在一定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在不同层次、阶层和阶级的人口中广泛传播起来的文化”。它发端于西方，以美国为主导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产品全球化的脚步迅速被推向世界各个角落，并渗透到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之中。因此，流行文化不但具有文化学意义，而且同时具有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道德哲学等意义，并在各领域发挥相应的作用。所以，就美国对东欧各国和苏联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段而言，如果说其他手段还有较为确定的、有所局限的实施范围的话，那么流行文化则几乎遍布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领域，其影响也是多维的。
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为自由主义文化思潮打开了一扇门。后来的“解冻”行为虽然夭折，但它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加速了知识阶层的分化，使人道主义思潮蔓延开来，为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流行文化的进入创造了思想条件。“时髦、时尚”代表着流行文化的当代性特征，在文化入侵中作用明显，因为它会把最时尚的、最流行的文化形式和观念以最快速度加以推广，充分显现它的时效性。被列宁认为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电影在文化侵略史中充当了效果显著的载体。陆续被引进的美国电影，擅长将平铺直叙的神圣化理念转化为容易被观众理解、接受的世俗化的情感和行动，通过具体人物的情感和行动引发观众的共鸣，最终巧妙地完成神圣化理念的主题讲述。美国电影在创作理念上具有自由性，并不忌讳拿自己人出丑或者暴露自己人的弱点，反倒因为亲民的立场赢取了观众对其真实性的认可。尤其是被引进的战争片，很少直观地宣扬传统的英雄主义，而是在战争中表现真实的人性，从而达到以人道主义震撼心灵的作用。美国电影传达的西方价值理念强力地冲击着苏联观众的视听，引起人内心巨大的震动。在美国电影文化与苏联国内“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综合作用之下，苏联文化领域开始改革。作为“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电影无疑走在了改革的最前列。改革取消了电影审查制度，由原先的逐级审查剧本改为制片厂单方通过，创造了宽松自由的创作氛围，电影全方位地改变着大众生活，使大众生活走向美国化。
尤其是8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以其巨大的群众性特点发挥着对苏联文化的控制作用。在冷战时期，苏联即使在顶峰时期，在全球争霸上对美国处于全面的攻势，但是依然头疼于相当多的国内和东欧青年对西方摇滚乐的向往。爵士乐、摇滚乐“即兴创作”、“即兴表演”的表达形式充分迎合了青年人去陈求新的心理需求。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为代表的美国流行音乐全面占领了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世界广大领域内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在90年代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的复苏和再次崛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占据了苏联和东欧意识形态消散之后的民众空间。
【1988年苏联开始积极学习西方演艺事业，一大看点就是首次举办了选美比赛。】
美国消费观念引导下的饮食文化也进驻苏联和东欧各国。1959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工业品展览会上，赫鲁晓夫手持一瓶尼克松递过来的百事可乐，在各国记者的摄像机面前露出了满意的表情，百事可乐从而在苏联扎根。1990年，全球最大的麦当劳快餐店在莫斯科开设，快餐文化不但赚取了大把卢布，而且挑战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饮食习惯，以“快速”和“普及”的特点，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最基本领域。
总之，可以客观地说，美国流行文化对苏联和东欧施加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既是大众日常生活形式的改变，也是根本文化观念上的改变。
流行文化的不确定性、非理性、去道德性、奢侈性、非传统等特征的作用是深刻的，因为它能模糊价值视野，弱化判断能力，消解道德准则，钝化思维方式，割裂民族传统。在流行文化的过度渗透下，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屑，对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藐视，向往美式生活，精神生活领域呈现出犬儒主义……西方流行文化以最大影响力、最大覆盖面、最日常的方式取得了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结果。
（五）在国家政治策略上，实施非暴力政权更迭战略。非暴力政权更迭又称“软政变”，即采用非武力、不流血的方式使国家内部的政权性质发生根本转变。美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吉恩‘夏普是这一理论的设计者和积极践行者。就是这个看起来腼腆、单纯的老头导演了颠覆多个国家政权的历史大剧，被称为颜色革命的“精神教父”。吉恩·夏普依托自己在马萨诸塞州筹建的爱因斯坦研究所，进行长期的“非暴力政权更迭战略”研究。《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和《从独裁到民主》两部大作就诞生在这里。“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吉恩·夏普的思想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极大重视，他亲自为吉恩·夏普《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一书的再版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因为乔治已充分预见到了“非暴力更迭政权”模式在地缘上从原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向外延伸的潜力。乔治·凯南的器重从此奠定了这位学者在政治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学者进入政治家视野，二者及其跟随者强强联手，发动没有硝烟的政治战争，极大改变了全球政治生态。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非暴力政权更迭”战略结出的“硕果”。近年来，这一战略理论逐步升级，战果逐渐扩大。其理论的操纵者们陆续策动了中亚的政治革命，包括2007年缅甸政治危机。在这些活动中，“当事人”往往很“克制”，听不见炮声，看不见鲜血；有时甚至很温情，他们手持鲜花，把当权者请下台。
（一）形式温和。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美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本国不卷入战火的甜头。同时，美国本身也需要和平发展的空间，如果能既远离战争，又能达到和战争一样甚至比战争还丰厚的成果，那美国何不坐享这样的成就呢？这个几乎没有文化历史传统的年轻国家，最善于用它看似友好，但实际上绝不厚道的方式来“革”其他传统文化的“命”。无论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宣传的“民主”和“人道”，还是为中亚各国递上的鲜花；无论是电影中被彰显的人性，还是音乐中弥漫的灵感；无论是“去意识形态化”宣扬的“进步”，还是对全球未来的关注……都被赋予了脉脉温情。武力是绝不会使用的，即便是侵略的“名头”也日渐趋暖，我们从“冷战”到“颜色革命”变化中即可窥见一斑。
文化渗透的受动者就这样宁静地享受着被“施予”的悦耳之音、口福之乐，舒舒服服地，甚至莫名其妙地成为侵略的战利品。
（二）手段细腻。比起武力侵略，文化渗透的成果可谓非常显著。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史大多以人的生命为代价，被占领的领土也几乎是用鲜血换来的。同文化侵略所覆盖的空间相比，这些被占的领土显得微不足道却充满血腥;并且，文化入侵的影响也会纵向发展，一代一代地被传承下来，形成永久成果。只要举一个例子，当英美的殖民领地虽然都已获得独立，但英语却在原殖民领地落叶生根，即可证实。同时，因为武力占有的非道义性极为明显，所以，即便是被占国家和民族的领土被划入了侵略者的版图，但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却还是远离的。而文化的软性特征会使一些因素“润物细无声”地渗入行为对象当中，逐渐获得情感和理智认可，最终达到心理认同。要知道，民族文化认同一向是可以跨越时空纽带的。
所以，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抑或是成果的牢固性上，比起武力入侵，西方的文化渗透都可谓成效显著。
（三）影响广泛。文化渗透同武力侵略的不同还表现在它几乎不受地域条件的限制。在施动者眼中，他们只要熟悉政治版图即可，关于气候、地势、水土完全可以忽略掉。所以，不用担心“拿破仑遭遇俄国冰原”的类似尴尬。那样，铁幕不但可以在欧洲降下，还可以笼罩整个世界。所以，文化以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特性成为西方侵略的优良载体。从北极冰原到热带雨林，从东部沿海到西部沙漠，文化渗透的脚步纵行南北，横贯东西。在微观领域，深入全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这样它就极易变成“人类生活的样法”，凝结成“稳定的生活方式”，并左右甚至改变原有文化的特性，改写被侵略民族的文化史。例如，完全可以认为，相当多印第安语言的消失和古印第安文化的急剧衰落无疑是美国推行文化沙文主义的结果。今天，犹他州印第安群落考古基地博物馆的解说词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些属于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遗物，是一种脆弱而不可替代的历史线索，它提供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去探究这些先民曾经怎样在这里生活。请你怀一份尊重和关怀对待这些遗迹，使我们的后代能有机会来欣赏我们的遗产。”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无穷的。
（四）过程持久。文化渗透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它只是不断地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程度上有所加深，在范围上有所拓展。就时间长度而言，要远远超过历史上许多武力战争。西方各国对这一点是有所准备的，或者换言之，持久的耐心恰好是一种战略手段，因为他们懂得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像乔治·凯南所说的那样：“只能像园丁培育种子一样以温和的、顺应发展逻辑的手段为苏联内部的变化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文化渗透在美国那里，不是目的，而是国际政治交往的过程和手段，是“事业”。所以，文化渗透伴随着美国本身发展的历史已行走了二百余年，并在最近的几十年加快了速度，但却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五）途径便捷。全球化是一个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的人类一体化进程。但在西方控制全球霸权的条件下，全球化却成为西方侵略非西方国家的一种独特武器和途径。带新自由主义特色的全球化浪潮在上世纪70-90年代迅速席卷苏联，并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空前的灾难。西方借助全球化运动，积极向苏联兜售新自由主义，但这种自由主义是建立在权利完全不平等基础上的，全球化所倡导的“人类文明成果共享”并未实现，当然在西方的思路中也不可能实现。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西方财富急剧增长，而使其他(尤其以苏联为最)国家陷入深重的社会发展困境。“它使富裕发达的西方世界和贫穷落后的非西方世界的差距日益拉大，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恃强凌弱，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一文化独特性被同一化，精神身份被破坏，民族国家性被消灭，造成道德败坏，厚颜无耻，消费崇拜，模式化和精神空虚”。自由主义全球化更导致苏联和东欧各国走向全面崩溃：国家经济受到致命打击而停滞不前，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全部社会保障体系难以为继，大量社会问题滋生，人口数量锐减，国家失去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日渐消失……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把苏联人开创的社会主义实践拦腰截断。
（六）外呼内应。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的文化侵略是一个内外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和东欧各国以“配合”的姿态迎接美国的文化战略和意识形态进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耶夫1991年11月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题为《集中抓国内，为时尚不晚》的文章，指出俄罗斯存在着一种同革新社会主义主张完全不同的方针，并且这一方针越来越明显，即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逐步转向资本主义。一些人对苏联外交上的危险倾向提出警告：“在苏联滑入深重危机的时刻，过分积极的对外政策举动，使苏联较多地依赖于外部世界，较少地独立自主……苏联领导把本国的改革变成了世界各国的大业，自我置身于这样一种局面：每走一步都担心外国会对我们搞经济制裁，担心布什不来访，担心外国舆论对我们不理解。这就不得不唯美国和西方的马首是瞻。”要想对党的历史作实事求的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苏共听不得为历史“说好话的人”，“反思历史”必须要彻底，否则就是缺少诚心。
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外部施压，而国内的态度不是抵制，而是配合。这种情况甚至让一些美国人也摸不着头脑。但无论如何，外呼内应的成效是明显的，它使美国坐收渔翁之利。
美国文化对苏联和东欧的侵略，过程是渐进的，手段是温和的，结果却是令人震撼的。尤其是苏联的解体绝不仅仅表明一个巨大国家在地缘上的分解，也不仅仅代表共产主义实践在一个国家的失败。要知道，苏联是一些具有勇气的伟大先行者在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在真诚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下进行的卓尔不群的伟大行动;是马克思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性跨越。它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为其他共产主义实践者注入了革命激情，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念。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轰然倒塌，一下子让人膛目结舌。俄罗斯民族和东欧各国民族长久以来的进步过程发生深刻转向，这一打击沉痛而持久。它让曾经无限光明的未来迅速黯淡下来，让曾经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无所适从。
文化渗透是有历史传承性的，是一个持续地起作用的过程，其本身也是一部“鸿篇巨制”，所以威力也是巨大的。它在殖民时代被孕育和培养起来，在二战以后成熟起来并在“冷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见证了它的效果。在后冷战时期的今天，以文化渗透为主要载体的和平演变丝毫没有懈怠，反而逐步升级，花样翻新，不断挑战新的对象。
客观地说，美国文化渗透和苏联解体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任何事物发生变化，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西方文化无疑是导致苏联解体悲剧的罪魁，是主要的原因，这一原因来自外部。同时在苏联国内，无论是领导阶层、知识界，还是民众思想领域，都为文化侵略提供了空间，在某些领域甚至积极配合，尤其是在触及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深度上加以配合，导致意识形态发生根本转向，文化领域产生深刻认同危机，建筑在思想分化基础上的政治分裂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说，在面临较大挑战的情况下，应当表现出有力抵制的意识和行动，它不但表明了一个国家的智商，而且决定着这个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最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