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30 09:08 分类: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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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疫情扩散之后,美国各地就开始爆发一些抗议活动。而最近一名黑人在街头被美国警察活活“虐杀”的视频传开后,当地开始爆发打砸抢烧的骚乱暴动,美国政府甚至已经出动了军队准备镇压。
范老师告诉你,没有的事!甚至在美国政治环境下,有时就是故意让你骚乱闹一闹,然后就出动军警镇压,因为这样就能把民众中间的“负面能量”释放掉。所以别看这两天打砸抢很凶猛,常规操作而已!
那有同学可能要问了,美国民众怎么能容忍这种情况?那这个就要听范老师从整个西方文化、宗教传统、政治制度等根源上分析啦……
总之,不要以中国“人民政府”的标准来看待美国,从新冠疫情死亡人数超过10万这个国家总统还在说自己做得多好这事就能看出来,人家跟你不一样,不一样……
疫情爆发到今天,我们整个社会基本上没有乱,但是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地区发生骚乱、游行,包括监狱暴动,为什么?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政治文化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共识性”,就是共识性的制度和共识的文化。
我们的制度中有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和共识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共识性的文化,会促进这种共识性的制度,共识性的制度,它又会进一步的地孕育和促进这种共识性的文化。
那么共识的基础是什么?比如像相互信任、像共同体意识,这种信任来自于哪?
我觉得来自于历史。总体上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官和民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在制度上有一套制度来保证官和民不是分离的。
比如像历代叫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呢,是靠乡老这种乡绅的系统在维系。通过这种选举制度,把民间社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够连通起来。
我这里用的“选举”这个词,不是西方历史的选举。中国古代是真正的选举制度,为什么?从上往下有选,从下往上有举,这样一上一下的“选”“举”结合,才是一种“选举”制度。
那么西方的所谓选举呢,它形式上用的是票选这种形式,但其实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举,是往上举的,它并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种选。
所以在中国古代,我们看到民间通过这种选举制度,可以不断地举荐出来,官员能够进入到国家的制度里边,然后有一些官员退隐民间之后,又变成了士人,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这个层面上通过宗族这样的力量,是贫富强弱相互交织。
历史上并不总是那么理想。但总体上,我们国家的社会是处于类似于家庭这样一种伦理关系之中的。
其次呢,中国没有一神教,所以我们不会产生异教或者异端的观念。
在网上有很多人喜欢批评中国人,容易相信阴谋论,这个批评是非常不公正的。大家看看现在这个,在疫情问题上,究竟是我们中国人喜欢阴谋论,还是西方人喜欢阴谋论?
比如从古希腊时期,就会盛行“秘密团体”,甚至当时的一些学术团体、科学团体,包括数学家,他们都是通过这种秘密团体在运作,然后从地中海产生一神教之后,就产生了阴谋论的大本营。
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总认为有一部分人是异端,或者有一种撒旦、鬼,会处心积虑地要做一件坏事。所以在不同群体之间,他们会斗争,会进行末日决战,英语叫Armageddon的一种东西。
美国也是阴谋论最流行的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的外星人、有没有登月、肯尼迪总统是怎么死的,包括里根总统的伊朗门丑闻等等。
《悲惨世界》电影的歌词里边就有很多词能反映出它的这种宗教异端文化,比如它会提到十字军,Crusades,会提到伊甸园等这样的词。
《小丑》、《V字仇杀队》这样的电影,里边也都充斥着正邪交战的一种氛围,其实背后若隐若现的是一种宗教文化的基因。
第三点,是中国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所以我们没有陷入到这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大对立。
基于这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边,是有比较强的共识性和互信性的。
那么西方社会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三个条件是不具备的。所以它确实容易产生冲突性的文化、冲突性的政治。
另外还有一个层面需要强调,就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体本身就是一个冲突性的制度。不管是选举还是投票,还是在议会里面票决,都会放大和加剧这种冲突。
所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有一集里面,我就讲到了印度。
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它们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面,虽然也有战争、有冲突、有屠杀,但在一个有序的政府统治的和平时期,发生这种种族、宗教屠杀是比较少的。
恰恰是在建立这种议会制民主之后,产生了宗教教派,不同民族之间的这种冲突和屠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
俄罗斯,历史上各民族它是一个大帝国,但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反犹主义呢?从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搞改革,搞杜马,搞议会,搞选举,这个反犹主义就迅速上升。
另外比如像土耳其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曾经对各民族各宗教都是比较宽容的,也是在搞现代化,搞宪政之后,特别是1876年宪法之后,陆续的地发生这种大规模的宗教屠杀。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著名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包括德国,德国史上虽然有反犹思想,但是在帝制时期其实对犹太人还是蛮宽容的。包括当时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他还跑到土耳其去见斯曼帝国的大苏丹说,“你能不能在以色列画一块地,让犹太人来这儿住?”
但是一战之后,搞了魏玛宪法,搞了议会选择,这个犹太人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我们不是说要简单地归因或者简单地建立这种线性联系,但是我们要警惕这种冲突性的制度里边产生的弊端。
如果这个疫情进一步恶化,我非常怀疑,也非常担心西方社会的社会动荡和骚乱也会升级。因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像1977年纽约有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一下子整个纽约城就骚乱了,最后抓了3800多人。还有就是1992年杉矶暴动死伤两千多人。
从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发生过很多这种大规模的骚乱或者暴动。
西方人天天讲人权,但是最基本的一点,我想活在一个没有骚乱暴动的和平城市里边,这是不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权呢?
另外我们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它对骚乱的态度。比如美国在很多次骚乱的时候,是采取放任方式,警察只管保护富人区,其他地方社区只好自己组织起来自卫。
对这些政府来讲,下层市民的安危,它根本不关注的,它考虑的是要什么呢?是让你这个暴乱去发展,让你能量释放得差不多,然后政府来进行清场。
在这次疫情里面,大家在这一方面确实可以比较出来,我们中国人的一些优势。
中国这种共识性的制度,这种团结、凝聚的人民,是我们这次抗疫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么这一切,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不可想象的。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在一百年前,在孙中山先生、鲁迅先生眼里,他们看到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