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对留学政策的收紧，看样子，兔子摸了这么多年鹰酱过河，以后可能越来越么得摸了。
不摸就不摸嘛，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翟老师这期就来专门说说，中国未来应该如何鼓励创新，靠自己做好研究创造这条路……
创新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人才的出现、人才的识别，又跟文化有关系，跟体制、机制有关系，跟土壤有关系。
我们中国其实真的不缺人才，因为按照西方一批心理学家的研究，全球智商最高的区域就是东亚。
唯一比我们智商还要高的，可能就是AshkenaziJews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原中东欧德意志地区的犹太族群，现在他们分布在全球各地。
近现代许多伟大的思想、伟大的发明、伟大的创造、伟大的理论家们直接就是犹太人或者是有犹太血统的白人。
所以中国人如果将来要搞创新，尤其是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普及，其实创新的人才基础是有的。
但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人才用好、用足？为什么大量的中国杰出的科研人才都喜欢跑到美国去呢？为什么在中国他们做不好，跑到美国却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呢？
在过去很多年里，这是一个事实。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有一些看空中国的人跟我辩论的时候，就经常拿这个问题说事儿。
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真正要搞科研、搞创新，它是需要花很多钱的。
只有在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地区才有足够的热量，才烧得起钱，才能够养得起这种创新。
当然还有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因为创新其实是一个场域，它不是光靠一个天才般的个体的灵光一闪，而是靠一个群体知识的不断积累、思想火花的碰撞、相关信息的共享。
我认为在中国以前的文化中，的确存在一系列的因素抑制了我们的创新。比如第一个，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表现非常明显的，就是重物而轻人。
你会发现我们的科研体制特别喜欢报销各种耗材，如果你想要引进一个设备，预算经费非常多。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给人发钱？你想要高价雇一些人？那这个难度就很大。
我们的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我们的财务体系，我们的预算编制的逻辑就是不愿意为人才而买单，而只愿意为物。
这其实是一种穷人思维，就是穷怕了嘛，好不容易攒点钱就喜欢攒一个硬家伙。
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社会大多数都是穷人，那时候中国人的行为模式都是辛辛苦苦攒了钱，攒了钱之后不给孩子吃，不是在投资孩子的营养和教育；
而是拿这个钱去买一些三大件，放在家里边充面子，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可悲的思维模式。
另外一个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对说谎、造假的惩罚和仇视是不够的。
我非常欣赏任正非先生说的，他说美国不是敌人，美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对象。
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巨大的优点，也是跟它的科研创新体系是相匹配的一种文化，那就是他们对说谎、造假的高度仇视。
比如说美国总统们被弹劾或者面临政治危机，往往不是因为生活有什么不检点，而是因为他说谎了，说谎在美国是个大罪。
可是在中国社会，许多人对自己的履历有各种各样的造假，许多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为了一点本来其实不必要的面子，也有说谎、造假的地方。
但中国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容忍度似乎偏高。我认为这对真正有效的创新，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当你把一个芯片上的商标磨掉之后就可以交差，当其他懂行的人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够松松抬手放过去。
大家别觉得说说谎、造假，它的直接财务损失也就这么点钱，有必要上纲上线吗？
但如果我们的文化能够把那些说谎、造假的人从一开始就杜绝掉，本来相关的资源、相关的机会可以交给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么他创造出来的价值本来是非常大的。
而当我们容忍了这种造假、说谎的时候，那么它的代价就会非常巨大。
在美国资本市场，造假被发现之后的惩罚会是比较严厉的。比如说美国著名的一些骗局，主角被逮了之后可以判好几百年的刑罚。
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如果造假，操纵股市，说谎，最后被逮了之后，罚款可能就几十万，跟他的潜在收益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所以我们看到同样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之下，中国股市20年来仍然徘徊在两三千点，而20年间美国股市上涨了百分之多少？长期来看这就是巨大的代价。
另外一种文化是中国社会好面子，怕出丑，怕红脸，有一个特点就是尊老，给老同志、老权威以足够的面子、太高的地位，我认为它对于创新也是不利的。
因为从人的智商角度来讲，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新，都是一小撮最最聪明的天才人物平均在28岁左右发现的重大科学思想的突破。
为什么是28岁呢？因为人的智商在13岁之前是随机波动的，13岁到28岁之间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过程，28左右来到人生智商的最巅峰，然后开始稳定下降。
你说某个大学一个70多岁、80多岁的老教授通过努力的研发退而不休，如果是在某个具体的技术领域，因为经验问题他有所突破，这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是在科学思想上，在基本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那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中国社会论资排辈，尊老，不喜欢辩论，不喜欢批判，这样一种行为模式或者社会文化，它对于年轻人出头是很不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创造一种机制，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鼓励年轻人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比说我在单位里边，讨论工作性的会议，怎么样找到一些好的方法来改进我们相关的工作？
那我开会的时候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从资深的教授开始先发言，而是从年纪小的开始先发言。
因为资深教授先发言先定调之后，后边年轻人再发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否定资深教授的观点。
但是如果是年轻人先发言，哪怕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说话不太靠谱，没有关系，因为后边有资深教授来帮他把脉。
但是至少你让年轻人先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太靠谱的观点，但有可能是有创新性的创意的观点，也很可能是来自于一线实践的观点能够先表达出来，拿出来被讨论。
我在欧洲工作、在美国做访学的过程中接触到美欧社会，尤其是新教徒社会。
他们的社会里边年轻人比较容易出头，年纪轻轻就可以做国会议员、做正教授，就可以带博士，发表重要论文。
但是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传统社会里，都是论资排辈的，它跟农业社会是有很大的相关性。
但既然我们进入了工业社会，进入到创新型社会，那么我们就需要适度地改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有一种文化它跟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有关系，中国的教育和考试体系它倾向于求全，要求一个人平衡发展。
只有你各门功课好的时候，你考出来总分才是足够高的，那么你才能够录取重点大学，它比较鼓励选拔那些各方面都不错，但各方面都不杰出的人，最后获得最好的教育。
但中国社会有非常多的偏科天才，他们只是由于天生的能力结构或者智商结构分布不平衡，就被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给淘汰掉了，最后可能就是个大专生，那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认为要适当地改革我们的考试体系和人才选拔体系，因为假如说我们需要找一大批的物理学家，那为什么非得要让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呢？没那么大必要性。
尤其从现在再往后，未来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他英语好的必要性不大，因为完全可以有各种翻译软件帮助他学习，要发表英文论文有人给他翻译，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事。
关于人才和文化的问题，我觉得人才还是需要交流。人才是一个场域，它需要跨文化的、跨国的、同行之间高强度的、高密度的学术思想的交流。
以前我们可以有比较好的环境，我们大量的有志青年可以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去学习，但是未来的趋势去美国学学不着了，欧洲、日本又相对没那么先进。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日本有一个做法可以值得我们借鉴。
前年我跟团中央一个代表团，受日本官方的邀请去日本访问，从北到南参观了日本方方面面，最后一站是到琉球。
在那儿我看到了一个由中央政府出资创建的大学，这个大学里边的工作语言是英语，高薪聘请了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到风光秀丽的大学校园里边。
那边云集了世界各地的人才，他们在那个地方有房子，有高薪，衣食无忧，风景秀美，就负责搞科研、搞创新。
其实这就是一个“引才”，中央政府出钱来创造这样一个筑巢引凤。
所以我在想，在当前中国外部的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环境之下，我们如果出不去了，那也可以办一个类似的大学，也是高薪聘请全世界的人才来这儿搞学术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可以为我们的思想交流保留一个比较有效的窗口。（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