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一个盆地，四面环山，中间凹陷。顾祖禹说过：“四川非坐守之地”，“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正因为四川的地理局限性，长征时，毛泽东就坚决否定了张国焘把红军带到西康发展的方案，坚持北上陕甘宁地区。历史上，以四川为根据地的势力，大多都力图打出去，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驻四川与天下争雄的成功例子很难找到，除了战略家刘备近乎成功的一次战略进攻之外。 建安24年，刘备得汉中，之后他让刘封、孟达取东三郡–上庸、房陵、西城；同年，他又命关羽取樊城，擒于禁，斩庞德，围襄阳，其战略上已呈犄角之势――汉中、东三郡、荆州互为犄角，兵锋所指，就是中原。这时候，刘备看到与曹操逐鹿中原的希望，而曹操当时则感到刘备势力对己方的严重威胁，准备迁都。客观地说，就战略眼光和军事谋略而言，刘备比诸葛亮高出甚多。诸葛亮6次翻秦岭攻魏，劳师远征，粮草难继，无功而返，最后命丧五丈原。诸葛亮6次北伐，曹魏政权没有一次感到如刘备进攻一次那样的威胁，这就是战略水平的差距。 但是，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以四川为根据地问鼎中原的机遇却因刘备的战略失误导致功败垂成。史书上常说关羽大意失荆州，其实是刘备大意失荆州，“失荆州”的因素很多，其关键因素在于刘备疏忽了统一战线，致使战略盟友孙权变成战略对手，这就是本文要说的重点。 蜀吴联盟，其共同利益在于抗曹，但各自的战略目标却截然不同。刘备心怀大志，意图问鼎中原，光复汉室；而孙权则是一个智量狭窄之人，只想分疆裂土，偏安东南一隅。这样一来，没有大志的孙权与心怀大志的刘备必定在战略方向上分道扬镳。孙权既无意真心北伐，甚至还见不得盟友成功。 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一旦孙权见刘备取汉中、东三郡、樊城，对曹军事上大获成功，其防刘备之心就甚于防曹。而刘备此时又没有及时加强与孙权的关系，打消孙权的戒防之心，最终孙权在扭曲嫉恨心理的驱使下，从背后偷袭了蜀国的南郡和荆州，致使蜀国北伐战略因失去荆州和东三郡两个重要的支点而前功尽弃。虽然刘备试图补救，但是最终兵败夷陵，在痛恨交加中陨落白帝城。 为何说刘备大意失荆州？ 其一，在于他对盟友孙权的失察。孙权是一个智量狭窄之人，建安13年，曹操大军压境进攻荆州和东吴，他竟然还想着软禁刘备，自损盟友，这正是智量狭窄之人的所为，加上他心无大志，很难做到乐见盟友成功。刘备对孙权的局限性认识严重不足。 其二，在于刘备北伐前对东吴统战工作做的不够细致，没有完全打消孙权对蜀国的戒防之心，以至于自己军队在前面攻曹，而孙权则在后方捅刀子，丢掉东三郡和荆州两个北伐的重要的战略支点。 其三，在于没有与孙权划分好攻曹利益。俗话说得好：手中无把米，叫鸡也不来。倘若刘备北伐前，划南郡与东吴。反正守不住，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请东吴出兵江淮，齐头并进，共同北伐。即便孙权不真心出力，牵制一下曹操，还可以换得自己北伐的后方安全，在战略上那也是值得的。 刘备大意失荆州，这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汲取的，特别是搞好统战工作这一条。与毛泽东的统战工作水平相比，刘备就差太多了。当年，工农红军在赣南、闽西发展时，毛泽东就特别注意与福建的19路军保持良好的关系，若非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影响，19路军可能与红军联合了；在同时期，毛泽东派人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做了大量工作，双方关系也不坏，后来红军长征时取道广东，陈济棠并没有为难；到陕北后，毛泽东连写几十封信与周边的国民党将军，阐述秉持民族大义、共同抗日的意愿，效果甚好，为后来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由此可见统战工作的重要性。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国际上搞好统战工作极为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提出和实施，既有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使命担当，也有新时代加强国际统一战线的现实考量。如果把现在的亚太地区比作三国的话，中国为蜀国，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和未来的两岸统一就相当于“北伐”，霸权主义就是曹魏，东南亚地区、印度、俄罗斯相当于东吴，（必须强调，这里面魏蜀吴的划分仅仅是指战略角色而言，而非指中国象处于地缘劣势的四川，也不是说俄罗斯和印度如同心无大志的孙权），那么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印度、俄罗斯等“孙吴”们就要扎实做好统战工作，既要注意及时消除它们的戒防之心，还要避免把战略资源过多地消耗在“南郡”（南海地区、中印边境问题和中亚地区），不要在一些非核心利益上表现出不必要的咄咄逼人之势。 应当指出，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而是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好，把斗争的方向侧重于统一大业，免得自己“北伐”时，被别人偷袭了“荆州”。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用经济合作和贸易纽带把“蜀”和“吴”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夯实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印度、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基础，不断增强战略互信，不断扩大合作成果，那么，“北伐”大业前途则必然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