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多少钱，才能给一个农业国播下制造业的种子？答案是25万两白银。
钱是这么花的：首先是曾国藩委托容闳去美国买设备，花了6.8万两；然后李鸿章买了家位于虹口的钢铁厂，花了6万两白银（其中4万是一个海关腐败官员交的赎罪银）。两个项目一合并，又砸了十几万两银子盖楼买地，这家叫做“江南制造总局”的企业就算是办起来了。
在这之前的一年，洋枪队自上海出发，在苏南打的太平天国丢盔卸甲，也让曾国藩近距离见识了西洋机械的厉害，“儒家完人”决定兴建现代军械厂。幕僚向曾国藩举荐好友容闳，这位第一个从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向曾国藩进言：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之基础。
曾国藩被洗脑成功，爽快掏钱委托容闳赴美采购设备。美国之行结束后，容闳带着从纽约普特南机械（Putnam Machine Co.）购置的一百多台机床加盟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也成为最早使用新式机器的现代化企业。上海工业的起点之高，在洋务运动中无可项背者。
1869年，上海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港口，此时曾国藩将两成上海关税拨给江南制造局，这意味着制造局每年至少有40万两白银以上的经费。铸铁厂、洋枪楼、轮船厂、锅炉厂、火药厂……洋务派将挽大厦于既倒的希望，寄托在这一座座拔地而起的轰鸣工厂上。
不过，国产枪炮并未挽救大清，真正带给民族未来的，却是江南制造局的副产品。
江南制造局设有翻译馆，由外国学者口述，中国文人润笔，力求翻译严谨且易懂。逻辑、遗传、神经……等诸多今天常用的科学名词，都是当时敲定的，而且涵盖了数学、化学、机械等几乎所有科学，成为滋润中国几代人的精神源泉，梁启超呼吁年轻人“不可不疾读”。
一个国家开放与否，常常会影响未来的国运。识货的日本人从江南制造局大量采购了《列国岁计政要》、《克虏伯炮弹造法》等书籍，为明治维新提供强大助力。但此时大清却因为派去美国的留学生剃辫子脱马褂，坏了“夷夏大防”，决定将詹天佑等学童紧急撤回国内。
开埠后的上海，坐拥江浙的富庶和长江的便利，英美商人和广州买办蜂拥而至，驱动上海成为全中国唯一的“超一线”。到了1894年，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在纺织、船舶、造纸等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但这种被枪顶着头的开放，从来都意味着压迫与妥协。
从买办寻租到民族自救、从闭关自守到技术引进、从产业断代到奋起直追，上海制造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浓缩了共和国工业的发展脉络。而在进入新世纪后，上海已经跻身全球顶级城市，消费属性和国际化属性突然凸显，人们对于上海工业的未来，又有了一些好奇和疑惑。
上海的工业之路通往何方？这是一个既具有历史感，也具有未来感的问题。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中允许在通商口岸办工厂的条款，对上海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美德资本家迅速以最惠国待遇为由，大肆兴办工业，投资方向也由此前的城市基础设施转向了实体制造业。1911年时外资在上海的工业资产已经比1895年增加了十倍以上。
洋布、样面、洋药……各式各样的洋货自上海的工厂流向全国，在打开国人眼界的同时，重创了萌芽中的中国工业。社会各阶层都意识到兴办实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道路，康有为在著名的《上清帝第三书》的开头就写道：“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
外资如狼似虎的掠夺和国人兴业救国的热潮，在偏安一隅的上海滩奏响了民族工业现代化的进行曲。从1895年到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由0.28亿元增长到1.19亿元[1]，在纺织、面粉、机器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一个城市的命运常常被历史的进程所决定。上海在这一时期逐渐从一座港口贸易城市成为全国的制造业和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在巧合之间拥有了三大特殊的发展优势：
1、租界的政治杠杆
2、工业要素的汇流
3、科学技术的进步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租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成为了国中之国，占地3万多亩，拥有自己的议会、行政机构和军事力量。外滩的英美探险家、虹口的日本军官、南京路的犹太商人、当警察的印度人、中国的富商和难民……各势力的相互忌惮和被迫合作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政治杠杆，制度先进又社会稳定。
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原料贸易川流不息。各帝国侵略者为处置清王朝庞大的赔款，在上海设立了大量的金融机构，英国汇丰、美国花旗等洋行先后在外滩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工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饥荒、战乱和苛政让苏北、宁波和安徽的贫民们源源不断的逃来上海，成为优质的廉价劳动力。
为攫取更多利润，帝国主义资本家迫不及待地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新科技带到上海。在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农耕古国的边陲，上海突兀的成为全球科技的高地。爱迪生发明电灯三年后，南京东路就亮起了15盏路灯，上海是全球第一批使用电灯的城市。铁路、电梯、煤气……黑科技让上海在古老中国中显得魔幻又绮丽。
最能体现上海工业三大优势的案例是著名棉纱工业家穆藕初。这位留美攻读纺织和企业管理的实业家，在1914年就引进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奠基理论“泰罗制”，这甚至早于欧洲产业界。他创办的德大、厚生纱厂产品质量好，企业效益高。但随后他去棉花主要产区郑州创办的“豫丰纱厂”，却很快就被战乱和军阀的勒索拖垮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列强无暇东顾，而北洋政府的兵荒马乱又被租界拒之门外。上海工业进入了爆发期，民族工业的主体由买办、官僚变为留学生和企业家，经营能力上了一个档次。纺织、面粉、机器等民族工厂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1920年代上海民族纺织企业的生产效率已经不输外商了。
日本在赢得日俄战争后加大了对上海的经济殖民，英美德老牌资本主义亦十分青睐上海优越的工商业环境。在最直面歧视性殖民生活的上海，人民自发地用支持国货来表达爱国精神。1905年抗议美国虐待华工，抵制美货；1915年反《二十一条》，抵制日货；1925年五卅运动，支持国货。上海始终奋战在对抗经济殖民的前线。
彼时日益繁华起来的上海滩既有南京路的琳琅满目，也有外滩租界的纸醉金迷。但苏州河以北和肇嘉浜一带的棚户区才是这座城市的底色。数百万的贫苦移民蜗居于草棚与污秽之间，为那些轰鸣的工厂提供廉价而没有尊严的劳动。申新集团、永安集团、南洋烟草这些国人兴办的企业成为国家富强的希冀所在。
工人阶级的诞生也使得上海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民族的希望与火种在上海孕育。
1927年，上海工业已经拥有了以纺织、食品为主的8大类54个行业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繁荣的商业贸易更是令上海成为全国闻名的销金窟温柔乡。同年国民政府设上海为特别市。同时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县、宝山县17市乡并入，上海工业有了广阔的腹地。
上海民族工业在此后的民国黄金十年期间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生产规模几乎占全国之半。1933年上海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的60%，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产业工人约占全国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50%，常住人口达350万，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与此同时上海还对腹地形成了经济辐射，不少剿丝厂、面粉厂设在苏锡地区。
然而，这种附着在殖民结构上的畸形繁荣，终究是无本之木，官僚买办性质的政府注定无法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靠山。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数百家工厂毁于日本人的轰炸，杨树浦工业区遭遇重创，展露出上海工业的不堪一击。
1937年7月上海举办了庆祝建市十周年工业展览，民族工业的蓬勃朝气令市民振奋。据《申报》报道：大隆机器厂所制优良品能与欧美各国争衡，使国人吐一口恶气；新药工业的产品“经医师化验师之化验，其效用可与外货相等”；甚至还有厂家试验木炭汽车的制造“以替代汽油”，国人对新能源汽车的探索竟那样的早。
然而一个月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上海工业蒙受致命打击，全市约有2270家工厂毁于日军炮火。随后日军对华商工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强占掠夺，1943年，华商工厂约倒闭2/3，剩1145家；纺织业约90%纱锭闲置，面粉厂开工率不到10%，化学工业、电器工业和机器五金工业企业仅为开工率5%～8%[2]。
抗战胜利后，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美国货的倾销令上海工业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繁荣。帝国主义资本带着掠夺目的建立了上海工业的底子，但通过把持命脉产业和先进技术，对民族企业进行掐脖子，封建帮会和官僚买办亦是跗骨之蛆。民族资本不仅要面对市场激烈竞争，还要警惕种种以委任、租借、合作为名的巧取豪夺。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代代国人为了实业报国的理想，在上海鞠躬尽瘁、砥砺奋进。为洋务运动前后奔走的容闳客死异乡；穆藕初为兴办工厂一度将住房都抵押变卖，晚景凄凉；实现纺织机进口替代的大隆机器厂在日据期间被强占，老板严庆龄一度被扣押……在国家孱弱的时代，所谓辉煌终归是一场海市蜃楼。
1937年化工大王方液仙为宣传自己的“三星”牌日用品，资助拍摄了爱国电影《三星伴月》，当时被誉为“金嗓子”的天后周璇献声演唱了主题曲《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了无差别的猛烈轰炸，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公司等重要民用设施被炸毁，民众死伤惨重。市区工厂几乎面临全部停电停工，刚刚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华蛋品厂是上海食品行业中首批国营企业，停电意味着仓库中成堆的冷饮和巧克力报废，情况十分危急。
工厂副工程师是一名年仅24岁的青年，这名交大电机工程系毕业的共产党员临危不乱。他将两台320匹马力的柴油电机并联起来发电，成功挽救了工厂的库存，厂里的职工们钦佩不已。二十天后，蛋品厂改名为上海益民第一食品厂，副工程师后来也因能力突出，受到主管上海工业的汪道涵赏识，被升为工厂总经理[3]。
益民食品一厂随后在这名年轻总经理的带领下，一边创立了自己的食品品牌“光明”，用打广告、铺渠道的市场化方式打败了英商美女牌冰淇淋；另一边则承接国家采购订单，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提供牛肉、巧克力等军需罐头。这家工厂产品的味道，日后成为萦绕上海人心头的美好。
益民食品一厂在建国后的发展，是彼时上海工业的一个典型缩影，政府通过对企业的接管和国家采购，实现了工业的恢复发展。
在有序对官僚资本工业体系进行接管的同时，陈毅市长打了一套控制通胀、平抑物价、打击投机的组合拳下，社会工业生产开始逐渐恢复。1951年在农民购买力、内地建设购买力和援朝军需购买力的三大购买力加持下，上海工业迅猛发展，主要工业品产量较解放前最高水平大幅提升。
1953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事，结束了朝鲜战争、制定了一五计划、开始了三大改造，但对上海工业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全国一盘棋”统筹建设方针的确立。加强战备和区域平衡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成为共识，对拥有良好工业基础的上海定位是“维持、利用、调整、改造”。
工商业改造和支援全国成为这一时期上海工业的主旋律，1956年上海工业基本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上海近百年来工业发展依赖外资的局面彻底结束。这强有力的支持了上海工业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服务，“156国家项目”虽然没有一个在上海落地，但上海依然为鞍钢、一汽、洛阳拖拉机厂等国家重点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机械厂员工听苏联专家讲解双刀切削，左家忠
人力、物力、财力，一五期间上海对全国经济建设的贡献是巨大而全方面的。21万工人从上海走向全国支援工程，他们中许多人就留在了内地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上海；从上海调往各地的工业产品高达190亿元，接近全市全部商品产值的八成；工业企业上缴利润大幅提高的同时，上海投入自身建设的资金却相对拮据。
建国之初，上海工业的近百年沉淀对全国一穷二白的基础形成了有效的补充和支援。但“改建为主、新建为辅”的建设方针也令上海工业的建设陷入了停滞，一五期间上海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仅占全国总投资的2.2%，与占全国近两成的工业总产值严重不符。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全国，1955年还出现了工业产值下降的情况。
为更好的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上海工业完成了自身结构的调整。对机电工业大力增产，柴油机产量增长了34倍、交流发电机增长了11倍，更完成了对1.2万千瓦巨型汽轮发电机的技术突破。与机电工业形成配套的钢铁、冶金、化工产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上海工业逐步从以轻纺工业为主走向了以重工业为主。
即便一些重点项目的突破也主要靠上海市自力更生，自行设计制造的上海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达15万吨，实现了中国炼油工业零的突破；上海第三制药厂成功研制了青霉素、四环素、红霉素，在1956年之前是国家唯一的抗生素生产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生产的发电设备，上海独家生产，缓解了全国贫电问题。
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上海炼油厂
这种向重工业全面倾斜的政策导向，从根本上重塑了上海的城市精神，褪去了浮华披上了坚毅。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上海大量的商饮服务、金融机构被撤并，第三产业的比重急剧下降。解放前上海在金融、商贸方面位于全国中心地位，到一五计划结束时，上海已经是一座摆脱殖民特征的生产性城市了。
上海工业的发展曾长期依赖外资，虽精致体面，但内功欠佳。建国后，上海工业培养出了一种“勇于挑战、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面对被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的局面，上海工业坚持自主创新，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成为中国工业的一面旗帜。在后来的数次国家重点项目的攻坚站上，上海工业始终奋战在一线。
1956年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论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利用和发展好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5月陈云副总理来上海视察时，传达了毛主席“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指示，上海工业掀开了新的篇章。
上海工业发展的方针从“维持、利用、调整、改造”调整为“合理利用，充分发展”，迎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
根据中央“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精神，1958年上海提出了“高级、精密、尖端”的工业发展方向。时值美苏的科技争霸进入白热化，中国的经济上被封锁、外交上不被承认、军事上受到核讹诈，严峻的形势要求尽快完成工业化，并在“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上实现突破，这也是赶英超美时代号召出台的时代大背景。
中央在二五计划期间对上海给予了资金、政策和土地三方面的支持：1、全市工业建设投资额高达2.9亿元，比一五期间增长了2.9倍；2、提高了企业经营自主权限和利润留存比例；3、将嘉定、奉贤等十个县划归上海，给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腹地，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基本定型。
那一代的工业人也没有辜负组织和人民的期望。重工业方面建设了上海第五钢铁厂、上海重型机器厂等一批骨干企业，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完成了1.2万吨锻造水压机的历史性突破；轻工业领域涌现出上海牌手表、海鸥照相机、红灯收音机等全国翘楚品牌，上海制造成为一代中国人的回忆。
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上海江南造船厂&上海重型机械厂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上海工业切实将“高精尖”的路线贯彻实施了，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方向上做到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65年中科院生化所成功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一重大科研成果极大的增强了民族自信心；1965年上海电子光学研究所历经6年试制成功了20万倍大型电子显微镜，跻身世界先进行列；1966年开始研制每秒100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与日本同步，仅比美国晚5年，上海此后始终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重镇。
尽管中间经历了一段大跃进时期的阵痛，但1966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依然较十年前增长了31.6倍，年均增幅高达10.6%。漂亮的数字之外，上海更建成了以机电、钢铁等重工业为主、生产门类基本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在半导体、高温合金、激射光等先进新兴工业领域亦颇有建树。一个有些违反认知的事实是，那时的上海综合工业实力媲美台湾、香港。
虚假的“黄金十年”政治殖民、技术空心、发展随缘；真正的“黄金十年”国家有力、技术自主、规划长远。作为矿产贫乏型城市，上海在重工业发展上并没有太多优势。但既然国家需要，上海工业就义不容辞的顶了上去。“高精尖”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无数产业科研人的迎难而上和无私奉献。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上海工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发展规划被打乱，工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增大。然而尽管上海在这次运动中处于风暴中心的位置，但上海工业被破坏的程度与全国相比依旧显得可控。在此期间还孕育了“运十”飞机这样的科技突围项目，异常的难得。
那个时代铸就了上海工业乃至中国工业独立自主的精气神，然而当春风拂面，上海这座始终屹立在中国开放最前线的城市又与外资发生了新的故事。
1977年10月22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在中南海给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领导放了一部介绍日本钢铁厂的短片，荧幕里的工厂环境整洁、技术先进、规模宏大。这让这些见惯了中国傻大黑粗钢铁厂的领导们感到震撼，如果不是叶志强刚刚从日本回来，恐怕没人会相信这是真的。
当时日本是个连石灰都要进口的岛国，十几年前钢铁产量和中国相差无几，钢产量高达1.2亿吨是中国的五倍。当时中国每年要进口四五百万吨钢铁，花费巨额外汇，中央领导们的心弦被拨动了。中国政府向递片子的日本“钢铁帝王”稻山嘉宽发出邀请，以技术合作的方式建设一个年产六百万吨的钢铁基地。
经过专家们的层层筛选，上海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工业基础将这个项目揽入怀中。工厂后来以落地的宝山为名，取名宝钢。当时对项目的资金规划高达300亿，而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800亿，中央对宝钢项目的关心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当时有对厂址的质疑，认为工厂会滑倒长江里去，副总理谷牧对此亲自过问。
当时中国正处于换挡加速的重要关口，宝钢项目落地的消息已经足够振奋人心，而承揽项目的是中国工业旗帜的上海，意义更加重大。也正因为如此，上海承受了不少内外部压力，因为把宝钢建设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会对改革开放起到号角作用。
日本为避免重蹈向韩国出口技术培养竞争对手的覆辙，并不准备向宝钢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但没想到的是中国专家们眼界和谈判水平都是世界级的，一边谈判一边向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发询价书，逼迫日本方面给出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廉价的合同。在中日友好的时代氛围下，日方最终妥协。
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稻山嘉宽陪同邓小平参观了君津钢铁厂，邓小平兴致勃发的说就照这个这个样子帮我们建一个厂。稻山嘉宽的随从私下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要求的技术条件可比君津高多了。1978年12月23日，宝钢正式开工。那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宝钢与改革开放同一天生日。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利用国外资金是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便在全国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情况下，让人们放下心中成见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中国曾经最为开放的城市，上海再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引进外资的标杆。
在中国专家和日方在为宝钢项目的细枝末节锱铢必较时，上海汽车厂厂长蒋涛在跟随中国机械工业部代表团访问德国大众时，又为上海工业带来了一个重磅好消息：德国大众有意与上海汽车厂合资经营轿车厂。在经历了漫长的洽谈后，1984年德国大众与上汽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了合同。
钢铁领域的宝钢、轿车领域的上汽大众、通信领域的上海贝尔，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利用外资的三面旗帜。
然而所有的光鲜，背后都有着你看不到的苦。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六分之一财政收入来自上海，上海累计向中央上缴的经费超过自身预算收入的13倍。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上海本土工业的落后，产品到了市场经济时代难言市场竞争力。再加上乡镇企业的崛起，上海一度陷入踌躇，蝉联近30年的全国工业产值冠军也无奈旁落。
八十年代后期，上海在两位性格迥异但配合密切的领导带领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扭转了这种颓势。有效利用外资实现上海工业的转型和增长，更是成为城市共识，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亦成为上海工业突围的重要引擎。
1988年，上海在各条线选出最强干部组建外资委，其核心工作准则之一就是简化办事流程、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提出“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政府自上而下的将为外资解决问题视为头等大事。
此前外资投资，手续麻烦是一大痛点，一个100多万美元的投资项目，常常要找四五个委办、盖上40多个图章，最夸张的一个项目要盖126个章、耗时两年。
自上而下、内外兼修，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对外资的运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效率领跑全国。当时每年超过50%~60%的新增投资，都是企业在增资，这充分证明了外企对上海投资环境的认可。而与当时全国有些陷入竞赛式盲目引入外资工业不同的是，上海在把外资与城市发展战略结合方面做到了极致。
此时上海亦开始着手修补本土工业基础设施的欠账，“九四专项”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南浦大桥、地铁一号线等五大基础项目、上海冰箱压缩厂、金阳晴纶等268个工业技改项目、虹桥宾馆、新锦江大酒店等旅游项目的建设都有赖于九四专项提供的资金，这也为日后的浦东大开发提供了成熟的模式。
九十年代上海确立“汽车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站设备制造、钢铁、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家用电器”为六大支柱产业。此后，就开始积极的引导外资流向这六大支柱产业，外资投向这六大产业的项目占比一度超过60%，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工业项目也基本集中在这六大领域，有力的促进了支柱产业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对于外资工业的技术转让和引进消化工作极其重视。
朱镕基曾经揶揄上海大众的总经理“久闻大名。你们日子过得很好啊，反正只要进口散件，组装一下就能卖钱了，钱赚得容易”经过政府和上汽的努力，1991年，桑塔纳零部件国产率从2%提升到了70%，发动机、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相继实现国产化，上汽日后也成为国产自主品牌的龙头老大。
上海贝尔最初生产的程控数字交换机国产化率很低，上海通过让无线电十四厂与上海贝尔成立合资公司，来实现引进消化贝尔公司的集成电路生产技术。在50多家企业的配合努力下，1992年该型号程控数字交换机中的9种芯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该项目为我国通信行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华为、中兴的崛起间接提供了帮助。
常有人说，上海对外企总有高看一眼的仰视感，可如果通过开放和学习，可以让自身进步的时候，为什么要说不呢？事实上，当中国制造需要担纲者时，上海工业始终都是重要支点和核心阵地。
从2018年起，“上海如何失去了互联网”成为了城市产业讨论的一门显学。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里，北京、深圳甚至杭州都坐拥自己的互联网城市名片。上海是显得有些黯淡的，有人批评上海缺乏创业精神、有人讨论上海国企太强抑制民营经济，更有人祭出了诛心之论：中国城市化最早的上海崇尚打工文化和买办精神。
然而舆论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渐起，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困境成为举国焦点之时。人们骤然发现，摊开地图中国众多芯片龙头公司，大部分都集中于上海，如中芯、华虹宏力、展讯、锐迪科、澜起、芯原等。在互联网轰轰烈烈的浪潮里，上海其实始终默默地在制造业深耕。
张江高科里塞满了各类芯片设计、制造、服务公司，曾经产值达到全国行业的一半；国产大飞机C919在2017年完成首飞；第一艘055大型万吨级驱逐舰由江南造船厂交付海军……制造业无疑是最难走的路，也是最不容易出成绩的路，却又是上海在坚持的路。
整个社会重新审视上海这座城市时会发现，这里其实不仅有拼多多、bilibili这样的互联网新贵，而且在工业领域呈现出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历了双重的狂飙猛进，史无前例的庞大人口城市化叠加互联网产业带来产业变革。“要搞快一点”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只要用资本和政策去卷起风口，猪也能翱翔。但工业的客观发展规律并不会这种特殊时代的浮夸所改变，产业的变革从来需要的都是泰罗制和循序渐进的改良。
想一下子搞一个大新闻，在工业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产业场景的沉淀，没有专业技术的沉淀，再多的资本、再强烈的意愿，对于工业领域也往往是不得其门而入。
去年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因央视的报道而走红网络，从空中鸟瞰，偌大的港口空无一人，码头上一批批运输车穿梭往来。这套AGV系统领先全球的背后，是上港集团与振华重工在港口行业多年的运营和技术革新。酷炫黑科技的背后是无数土办法，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形成了质的飞越。
蒸汽机是被改良而不是被发明出来的，上海工业的百年发展让这里集聚了工业发展所必须的技术、资本、场景、人口等工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有一些产业几乎是只能由上海担纲，国产大飞机就是典型案例。
上海见证了中国商用大飞机的屡败屡战，困难重重中航空人创造了“运十”的腾飞奇迹，却无奈不合时宜；寄予厚望的MD90项目无奈落马，上海航空遭受重创；再度出发寻找机会，却又在AE100项目上遭到戏耍。曾有几十名产业人集体买醉痛哭，感慨行业艰难。
中国商飞高级技师胡双钱是行业发展的亲历者，1980年19岁的胡双钱加入当时的中国飞机制造厂，参与了运十飞机的研制。团队的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从小就梦想造飞机的他强烈感受到造飞机是很神圣的事。运十项目下马后，飞机技师被私人老板以高薪哄抢，胡双钱谢绝了，他总想着以后还有机会造飞机。
在工厂不景气的那些年月里，他做过电风扇、绞肉机。1985年麦道项目上马后，他欢欣鼓舞的投入到工作中去。三十六年的从业生涯，他加工过数十万个飞机零件，从没出现过废品。他一家人长期居住在30平的小房子里，近年才贷款买了一套70平的房子，妻子将他历年所获奖状小心翼翼的用纸袋包好，常常拿出来擦拭。
运十飞机的命运是胡双钱一生的心结，如今看到C919如火如荼，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可以，我真的好想再干三十年！”现在，他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年轻人，在一届上飞公司技能大赛中，他带领的班组3位参赛选手，囊括了钳工技能比赛前三名。
上海还有着很多胡双钱这样的大国工匠，他们从师傅口口相传的技术、自己长期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都是上海工业产业升级的宝贵财富。而上海还在致力于未来通过信息化和数字转型，让更多的传统工业焕发新的光芒。工业互联网是上海面对下一个二十年的，将要打出的一张王牌。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产业人士开始认识到，“互联网+”是伪命题，“+互联网”才是真趋势。不可能织一张大网将汽车、核电、航空、制药等等行业特征完全不同的行业全都连接起来。只能是各行各业通过自身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完成科技的赋能。
互联网寻求的是C端用户的最大公约数，而工业互联网的支撑则来自于产业有的放矢的更新与打造数字基因。作为中国工业的高地，上海对工业互联网的认知和实践走在了前列。
2016年开始，上海启动了工业互联网的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互联网+制造的上海实践再次敢为人先，此后各省相继开启了工业互联网探索之旅，工业互联成为比肩工业4.0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工业互联网标杆企业脱颖而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钢铁化工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不断涌现，上海电气、正泰新华、中微汇链、宝信等15个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更是率先建立，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国家首个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首只地方性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相继获批和落地。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20年，上海又再次率先发布了工业互联网2.0版，工赋上海新的三年行动计划为下一轮工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四梁八柱。根据行动计划，上海未来将借助“工赋引擎”为产业增能、通过“工赋载体”为企业提质、利用“工赋服务”在业界创优，最后营造良好的“工赋生态”。
明确的目标，详细的规划，加上百年的知识沉淀和工业基因，这些都决定了上海在工业互联网时代，将再次领跑全国。
上海的工业精神和商业文化共存共荣，两种气质交织在一起，赋予了上海独特的气息。同时，在信息化的时代，力主成为“全球科创中心”的上海也有着领先全国的科技内核。工业精神、商业文化、科技内核，三者叠加在一切，将持续给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上海增程添力。
所以，上海制造业的故事结束了吗？不，上海制造业的故事仍然是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