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过程是很精彩的，可以采取积极一点的态度。如果你真的把中国模式想透，实事求是，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清楚。但需要一点勇气，需要一点魄力。”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将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系统阐释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先进性。
《这就是中国》每周一21:30在东方卫视播出，在本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系统论述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建构历程，并提出，有别于线性发展的西方政治逻辑与历史经验，独特的中华文明缔造了现代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
（整理/观察者网 韩京霏）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老是读不懂中国，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欧洲中心论这种视角，所以很难读懂中国。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在数千年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国家。
大家可能记得，2016年的时候，德国时任总统高克到上海到同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他原来是东德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所以他在这个演讲中就影射中国有点像东德。
实际上这种心态在很多西方人心里都有，我接触过太多了，他们把中国看作是“放大的东德”，等着一场颜色革命。那么我经常跟他们讲，中国和东德是很不一样的，至少有几个差别。
第一，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我们现在每年出境人次是1亿多，东德非常封闭。而且中国是现在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第二，很多西方人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比喻成东德和西德的关系，认为台湾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他们以为大陆人羡慕台湾，甚至会像当年东德人那样涌向西德。
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了解，大陆与台湾关系正好相反。如果一定要像一些西方人那样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的话，那么今天用脚投票的实际上是台湾人。我估计在上海或者把上海周边地区也算进去的“大上海地区”，大概有50万台湾同胞，在整个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现在怎么估计都超过200万，而台湾整个人口才2300万，低于上海。
所以坦率讲，我们是不想把各种问题都政治化，没有多少意义，但西方人特别喜欢把问题政治化，只好奉陪。我自己对台湾前景做过很多预测，其中有一个预测就是台湾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民主化之后，会从希望到失望，然后到更大的失望，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帮助的话，将到绝望。我觉得过去20多年，台湾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发展的大的态势。
第三个西方理解的偏差就是对中国国家特质的理解，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的话题：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所以中国的崛起也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这个观点我正式提出是在8年前，当时我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大概译成的外文文本也将近有十种，海内外总体反应不错。我想这至少说明很多人对“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要么是认同，要么是饶有兴趣，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进一步展开，谈一谈我对这些观点的一个分析。
什么是文明型国家呢？“文明型国家”指的是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中华古老文明，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叠的国家，所以她这个特质决定她和其他一般国家是不一样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讲，这种特质有点像基因一样，基本上决定了今天中国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行为方式。
我们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但除了中国，另外三个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都中断了。今天的埃及人跟法老，跟金字塔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同一个民族，不是同一个血缘，不是同一个文字，今天的埃及人是古埃及文明消失后从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而中国人是自己这个土地上的原住民，而且我们的文化一以贯之没有中断。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我想帮助大家先了解另外一个概念，就叫“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几乎就等同于“现代国家”。它包含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比方说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主权平等、民族认同、服兵役兵役制、清晰划分的边界、国歌、国旗、国徽等等，现代国家这些标志性的东西，民族国家都有。
但是民族和民族国家这个意识往往不是天生的，往往是需要建构的。比方说，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的。李光耀先生的回忆录就说，当时新加坡的主要的人群，一个是华人，一个是马来人，还有少部分印度人。他说华人当时大部分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马来人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或者马来亚人，所以他当时非常有意识地推动新加坡民族意识的建构，所以这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历史上，欧洲国家大部分都是宗教国家，或者叫家族国家，例如哈布斯堡，所以互相之间是无休止地打仗，血流成河。最终到了17世纪初的30年宗教战争，使日耳曼人口几乎消失了四分之一，然后1648年签署了很有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但是真的这个进程比较快的发展是在18到19世纪。所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在欧洲兴起，然后“民族国家”也随之而兴起了。
欧洲最早形成“民族国家”的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了税收，又统一了军队，以此推动法兰西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形成非常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所以很快就击败了普鲁士，也就是德国统一之前的“一盘散沙”的300多个日耳曼小的邦国。
接下来铁血宰相俾斯麦又远交近攻，推动德意志的统一与“民族国家”的建立，随之德国也迅速发展。在亚洲，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形成了“民族国家”，加入了欧洲列强，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当时还是一盘散沙的传统国家中国。
中国自己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可以说是艰苦卓绝，因为传统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宗法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然后知书达理的乡绅来协调解决村里的事务，家族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特别大，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往往也没有多少现代国家管理的手段，所以比较多地依赖道德说教等等来进行统治。
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当时实际上中国是被打败了，但是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虽然也割让了土地，但这割让的土地是中国比较边缘的不毛之地。
真的给中国人带来更大震撼的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个被中国人过去看不大起的“小日本”。《马关条约》签订后，1895年5月严复第一次专门写了文章，喊出要“救亡”，然后全国朝野上上下下开始喊出“保国、保种”。然后严复又翻译了《天演论》，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
1902年，梁启超先生第一个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中华民族是我们境内所有民族从过去千百年历史中演变形成的，是一种大融合的结果，是融为一家的，是多元混合的。然后他对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进行了批评，他觉得这个有一种大汉族的含义，后来孙中山他们也接受了“中华民族”的观点。
梁启超当时说了很多次，传统中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就只知道朝廷，不知道有国家。中央政府手中也没有什么现代军队，没有现代的财政，老百姓也没有国家的概念。所以当时你看日本人对中国的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是四分五裂、内乱不息的一大批的自治的部落，上面有一个空的“中国”，像个帽子一样戴着，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中国”这个概念，实际上历史上早就出现了，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一个朝代的概念，是邦国、家室的一种总称。所以当时有个说法叫“一姓之天下”，而不是“万姓之天下”。费孝通先生也讲过：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对西方，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民族意识，从而走向民族自觉，大家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与共的一个共同体。
所以当时大家回想一下，甲午战争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感觉这是个“朝廷的战争”，甚至有人称它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到抗战时候就不一样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老百姓的不只是沉重的灾难，而且是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
所以《义勇军进行曲》喊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个时候，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中华民族”形成了。朱自清当时也描述过自己的心情，“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这个睡狮果然醒过来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
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最终把日本侵略者逐出国土，一扫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号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也更能够理解，在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胜利后，我们彭德怀元帅说的一句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一个觉醒的、高度团结的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了。
我上次跟大家谈过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虽然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但是被英国打败了，实际上就是因为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具有高度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其他这些现代国家具备的能力，而中国还是一盘散沙式的一个传统国家，国家意识非常弱。但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就可以成建制地消灭英国军队，所以不一样了，背后是大背景的变化。
谈到现代国家建构，我还想和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黄仁宇的观点，他从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把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分成几个时间段。
他把从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时期一直到1949年之后的人民共和国时期看作一个国家建构的整体。他认为，民国时期初步建构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包括各种现代政府的机构设置，但这个结构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因此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是“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通过组织农民运动，支援前线，土改，扫盲，实际上是重塑了中国的“底层结构”。所以哪怕今天你到中国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你到贵州的山区扶贫，通过“数目字管理”，给这个农户、贫困户一个银行卡，上面有卡号，现在手机还绑定，政府可以把钱直接打到这个卡号上。
这个能力是不容易的，我走过很多非洲国家，它的政府到现在都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把这个治理落实到最基层。像非洲国家艾滋病非常厉害，但是政府想把这个药发到底层是发不到的。我只是说现代国家组织涉及到一个“底层结构”的建设。
黄仁宇还提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为中国重建了“中层结构”，也就是和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相配套的司法、监察、税收、物流等等系统，一个支撑体系。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的努力，我们应该说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经济、统一的教育、统一的国防、统一的外交、统一的金融，还有货币、税收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国家必备的。
但是我想指出，我们的国家又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古老文明形成的许多传统，并没有随着现代国家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还是被保留下来了，而且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可能这些元素得到更好的发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再简单谈一谈的“文明型国家”。
关于这个概念，我想提三位学者。一位是美国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他认为中国是不大可能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包括现代的法治、现代的国防、现代经济等等，我们很多“公知”现在也是这样的观点。
他把中国称为“文明国家”（civilization-hyphen/state），他表示这两个名词是相同的概念。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中国是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佯装成现代国家的一个文明”，也就是说本质上你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你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但表面上看你是一个国家。所以他这话是带有贬义的。
第二位学者就是马丁·雅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中国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他在2009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这个书名坦率说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但是他本人也讲过，出版商坚持要用这个名，这样才能卖好，“标题党”。
他和白鲁恂不一样之处在于，他对“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中性的正面的阐述，所以他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会改变整个世界。现在看来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马丁·雅克也认为，就是中国的这个“民族国家”和这个“传统文明”这两个特性之间，可能有某种张力、某种冲突，比方说，他认为中国可能在今后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他还说中国人实际上有一种“种族感”，这可能也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形成某种挑战。
第三个学者就是我自己。我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是我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研究后得出的非常慎重的结论。但是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所以她确实融合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长处。我上次也简单提到过，无论走到哪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向上的民族，她要改变命运；这个民族最平和；这些特质带来今天中国的崛起。
中国也接受了现代国家一些基本的理念，像主权平等，像人权，所以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所以我用的是“文明型国家”，英文我把它翻译成civilizational state，这和civilization-state是不一样的，civilization-state是两个平起平坐的概念，civilizational是一个形容词，“文明型的”，修饰“现代国家”。所以说我的“文明型国家”概念比白鲁恂的“文明国家”概念要积极的多。
我基本的看法是，“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她不会跟着其他国家亦步亦趋；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而且能够对世界文明作出大量的原创性的贡献。
我多次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理会英语的偏好；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
而更可能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在开始出现了，即汉语可能会逐步地影响英语或者其他语言。《孙子兵法》当然已经是影响，而且继续会影响西方的军事思想；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我真是认为美国可以借鉴不少，但是它有点困难。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演讲开始时提出的问题，西方为什么老是误读中国？因为西方总是基于自己有限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话语来解读中国，如“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所以他们的逻辑是所谓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到西方民主制度。在这个概念下，历史发展是单线条的，发展到西方的政治模式就终结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来非常荒谬的。
文明型国家崛起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首先，历史上，我们是长期领先西方的，这个领先有其重要的原因，我把它称为原因一。后来18世纪开始就落后了，这个落后有深刻的教训，但通过过去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又赶上来了，某些方面还超越了，这个赶超的成功也有它的原因，我称为原因二。这个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比方历史上，我们是民本主义的传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府要做事情，首先就是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所以西方今天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无论在西方本身，还是在非西方国家，（都体现在）政治机器空转，不落实到改善民生，所以西方模式在非西方界、在西方界都开始走下坡。
这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哲学观。一种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单线发展的哲学观，我代表最好的制度，然后你就发展到我这个制度，最后你就变得很好了。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人的历史观里各种模式都存在，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甚至有时候是互相打架的。但即使你这模式过去很好，但是骄傲使人落后，如果你真的得意自满，也可能落后被人家赶上了。所以它的历史竞争是复合式的、多线条的、动态的。
下周我还想谈文明型国家的“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我觉得这个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最精彩的地方，会震撼整个世界。
马泽晨（节目嘉宾）：我是学语言出身的，刚才张老师提到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就是文字传承下来的力量。民国时期有一个思潮要“去汉字化”。经过了一些探索、摸索、失败、尝试之后，发现这个走不通，它跟民族的根基是有冲突的。张老师说“文明型国家”的传承，事物也一定要跟本国民族的习惯、特点紧密结合。
观众1：我平时是军迷，特别喜欢看那些军事报道。张教授，我也经常看你的节目。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平时要讲究实事求是，任何的理论观点都要有发展的阶段。
比如说对台的问题，能不能重新去定位“一国两制”政策。我个人认为九二共识简直就像我们的提款机密码了，他们拿了我们的优惠政策，有可能就去买武器装备。然后说实在的，如果真的要开战的话，那射向解放军的子弹有一半就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
我们有些人提出要帮助国民党，但是有没有想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国民党是怎么对待我们共产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能不能重新思考“一国两制”的问题，与时俱进。
张维为：中国制度的特点是，我们有一个长期的战略的思考。给台湾的一些好处，我们不是这样来斤斤计较的。本质上台独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以今天大陆经济上跟台湾的联系，以台湾对大陆经济上的依赖，这意味着只要正式地搞台独就是自杀。
这不是是否出动人民解放军的问题，就是本身你的股市将崩溃，房市将崩溃，经济将崩溃，所以这一点已经很了不起。为什么中国现在很有定力，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您是军迷，您可能技术角度考虑比较多，子弹射向解放军什么的，但实际上战争不会是这样打的。
叶青林：我补充一点，现在我们是“以一个中国为前提的九二共识”，大家表述是会有细节上的不一样的。另外我们提“一国两制”，以前是一个方案一个想法，现在我们希望要讨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而且现在岛内尽管可能从他们的报道上来说，响应的人数不多，但是是有响应的。
还有纠正你一个概念是“我们要帮国民党”。我们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各个团体人民的代表。我们既不寄托于国民党，也不寄托于民进党等任何政党，支持统一、谋求统一、谋求两岸和平发展的，这才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所以我们现在是对自己的同胞好。
观众2：我这个问题很明确，前段时间，《宪法修正案》中提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修改的问题，这个提案出来之后，周围的很多同学还有朋友有很多广泛的讨论，而且不乏很尖锐的内容。但是大家这些言论可能都比较片面，您站在更高的不一样角度上，有没有更全面性的解读？
张维为：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里是明确规定的废除终身制，只要国家主席还是中国共产党员，他就不能有终身制。
去年4月，我在耶鲁大学谈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也是一个学者问你同样的问题。我说你们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是四任，德国的阿登纳总理也是四任，默克尔也是四任，而且罗斯福、阿登纳是这两个国家公认的极其出色的领袖人物，你们没有说他们是终身制。
你们这些领导已经担任了四任，而且你们没有任何章程说废除终身制，你们反而不质疑，所以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政治制度的设计，既要有“下下策”，又要有“上上策”。“下下策”是保底的，比方说领导人由于健康身体原因退休，或者能力原因，（因此）我们现在还有集体领导的制度，民主集中制。
同时还要有“上上策”，“上上策”就是在这个制度里边，我能够让优秀的人才做好事，做大事。
观众2：针对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追问，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已经过了，（已经进入）第41年。在改革的道路上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有没有一些明确的界限？
张维为：正好你提的是修宪的问题，实际上修宪里边最关键的就在《宪法》第一条：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我自己有个研究，就是中国共产党跟西方政党都叫党，但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儿。政党这个词英文叫party，法文叫parti，欧洲语言都是这样过来的。party来自part，是部分的意思，所以西方政党概念，说简单是很简单的，就是社会由不同的利益团体组成，每个利益团体代表部分人，然后出来竞争，你51%，我49%，你赢我输，就这样的逻辑。
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为什么？“文明型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它是由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国家部分利益党的制度的话，国家马上就解体了。明天就会有上海党、北京党、天津党、无锡党、济南党，然后去打仗。
所以坦率地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绝大多数的时间内，中国都是实行“某种形式的统一执政集团”，多数时间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
比如我跟美国人说，我们多数时间都是“一党制”，但这个多数时间内我们是远远领先西方，不是一般的领先。而且在内部，政策的调整的幅度之大，远远超过美国政治体制下的政策条件。我们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个政策调整，全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实现的。这远远超过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政策的差别，但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是明确地说，西方是部分利益党，中国是整体利益党，这是最大的差别。而且你可以反过来用这个来看西方，碰到老外就问他，你们国家有没有代表整体利益的政党。几乎都没有。
我们崛起到今天这个阶段，要建立制度认同，不能再这么云里雾里了，这叫制度自信。爱国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包括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整个的制度安排。它可能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我们在讲改革，讲完善。
所以这是根本性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我经常说，习主席主政以后最大变化，就是他真的希望跟我们知识界一起建立制度认同。
许钦铎（节目嘉宾）：在过去的40年，中国从一个很穷的国家建设成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7亿多人到8亿人脱贫，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成就。但是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做了什么。
观众3：张教授您好，现在有一句话挺流行的，“大明之后无华夏”，它的意思就是说明朝灭亡了以后，中国这个传统的华夏文明已经不完整了。像张教授您说的这个“文明型国家”，是不是要恢复原来那个最正统、最传统的华夏文明？
张维为：我想，中国这个文明源远流长，当中有很多磕磕碰碰、跌宕起伏的历史，但我觉得基本的事实是这个文明它没有中断。你只要使用汉字，这种语言在，它的文化就一定在。你只要懂了两三百个成语，中国文化基本的道理（就）都在你的血液中，所以这些东西中断不了的。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千万不要得出结论，这个文明中断掉了。这个是我对你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就是恐怕还要与时俱进。中国文明之包容性是一般文明绝对没有的，包括儒释道互补。我那时候到台湾，他们说，经过文革，都否定掉了，你们还有中国文化吗？实际上，特别我走遍了100多个国家之后，（感到）中国文化无处不在，没有办法否定掉的。在老百姓生活层面，它的文化一直在。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以一种更加博大的胸襟来谈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观众4：张教授你好，您觉得我们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里面，吸取了哪些有益的养分呢？
我是从高中开始，对中国文化传统就比较热爱。然后觉得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受了很多委屈，现在经过100多年仁人志士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了改革开放，到去年也40周年，（我们）一步步强大。
我们现在又提到文化自信，那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的地方，被我们继承和保存下来？
张维为：这个问题很好。你看好了，中国今天成功的地方几乎都有历史的基因。
比方说，我们最大的成功是老百姓生活的改善，这跟我们历史上的民本传统有关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我称为“选贤任能”，它实际上对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是一种延续和发展，只是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就是中国不能接受耍嘴皮就可以当选，你要有资质，干过一些事情，有政绩，然后才能够做（干部）。
所以仔细看，只要是中国成功的地方，基本上是三者合一：一个是历史基因，一个是现代元素，有时候还有红色元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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