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国内舆论情绪相当激动，并带动了社会上的激烈现象，比如一些民众砸自家的中国产电视、中国产手机、不知道有没有砸中国产的节能灯泡，然后在黑暗中呐喊。
昨天印度总理莫迪主持召开多党派视频会议，专门讨论中印边境问题，会后传出的消息又再一次刺激了印度舆论场。
莫迪在会上说：“他们（解放军）既没有闯入我国边境，也没有占领任何哨所，我们有20名士兵殉职……”这段话直接否定了印度外交部及媒体多日来强调的说法–“中国越界，印度自卫。”
印度一些网友大呼不满，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20名士兵反而是越界挑衅者。
为了平息争吵，印度政府会后的官方声明又删除了莫迪这段讲话。
这说明印度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信息混乱，并导致了决策混乱，这并不是指“加勒万河谷事件”后的混乱，而是事件发生之前，印度就存在着混乱。
这种混乱再存在下去，就会变成更严重的战略误判，重蹈1962年军事冒险惨败覆辙。
1962年之前，印度总理尼赫鲁及他的内阁也是在一系列混乱中走向了战略误判，并给自己带来了无法洗刷的“羞辱”。
构成这些混乱的单位有情报部门、军事参谋部门、外交部门以及尼赫鲁本人。
关于1962中印边境冲突（对印自卫反击战），现在很多内容都陆续公开，让人们大致可以知道印度是如何一错再错的？
情报部门信息混乱，可以说是印度最致命混乱。
1947年印度独立后，英国人给这片长期统治过的殖民地留下许多“遗产”，有利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城市、相对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不利的：与多国的领土“地雷”、对宗主国的经济依附等等。
但英国在情报系统方面，给印度留下一片空白，这是英国最拿手的本事，当然不会教给印度，连美国也是在二战期间才得到英国指导和帮助。
印度不要说情报系统，连情报人才一个都没有，英国是不培养这方面的印度人才的，因此，印度只能自己摸索。
1948年，印度成立了一个多部门组成的情报联合情报委员会，但很快就运行不下去，因为它无法做情报部门的基本要求–保密。
1950年之后，印度内政部情报局成了专职的情报机构，情报局长由尼赫鲁亲信穆立克担任，他主要的情报搜集对象就是潜在的战略对手–中国。
印度情报局负责分析中国对印度的意图，以及中国实现意图能力。但问题是穆立克手下精通中文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连《人民日报》这样的公开信息解读，也得雇请圈外人士。直到1956年左右，德里大学、外语学院才有了中文专业，但又严重缺乏师资力量。
穆立克在1960年向尼赫鲁汇报称已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因此，印度情报部门一方面变成了中国问题“权威机构”；一方面又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另外，印度陆军有一个情况机构，专门负责中印边境的侦察，包括解放军的番号、驻防、调动、后勤等信息。但都是战术细节层面，尼赫鲁也不会去看，他主要还是相信穆立克的汇报。
而这两个情报部门经常出现信息打架，比如情报局认为解放军在藏区部署了七个师，而军方得到的情报是四个师。
怎么上报？双方就坐下来讨价还价，你七个，我四个，大家各让一步，算解放军五个师好不好？可以，那就按五个师上报。
这种笑话能怪英国人吗？这完全是印度人自己的问题–眼高手低，又不想脚踏实地。反过来看看，中国的情报系统是在白色恐怖屠刀下生存下来，锻炼出来，成长起来的。
混乱不算，情报局长穆立克由于与尼赫鲁的亲密关系，他就专挑老板喜欢的情报，压制或否定其它机构的情报。而情报汇报因为保密原因，一般都是尼赫鲁一对一与他交谈，这样，穆立克就拥有了情报垄断权。
我上一篇文章1962成了印度心理障碍：它在加勒万河谷又皮痒了里面写过，当时的印度西部军区司令道拉特.辛格一再建议放弃“前进政策”，不要到解放军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哨所，这些不同意见，尼赫鲁就是不听。
一方面，尼赫鲁本人认为印度在国际政治、外交方面优势远大于中国，有美英支持，而苏联与中国正处于矛盾中，印度又是不结盟运动领袖，而中国在东南沿海面临威胁，还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一下子缓不过来。印度有理由不抓住机会，迫使中国接受苦果。
另一方面，穆尼克的情报局成了私家重地，连领导他的内政部也不得过问，其它国家通行的情报收集与解析工作分离原则，在印度并不存在，穆尼克一人全部包干。
尼赫鲁作为最高决策者，过于倚重穆尼克，造成了其它官员不敢提供不符合总理口味情报的局面。
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前一个多月，1962年9月，道拉特.辛格再次建议撤出“前进”到中国领土上的哨所，尼赫鲁置若罔闻。
10月10日到东线克节朗河视察备战的印军主要指挥官考尔中将，已经亲眼目睹了事态的严重性，但回到新德里，不敢向尼赫鲁说明实际情况，反而去迎合情报局的“情报”。
这种单一情报来源，其实是情报信息混乱的另一个表现。
尼赫鲁为什么要如此相信穆尼克的情报工作能力？
1961年9月，在美国科罗拉多接受军事训练的藏区叛乱分子，被美国投放回中印边境，这些残匪渗透到中国境内后，多次袭击解放军运输车辆。
残匪在击毁的解放军军车或牺牲的指战员身上找到了一些文件，时间跨度为1961年1月1日-8月16日，交给了驻在印度的CIA秘密机构，内容分析得知：解放军存在战士营养不足、给养保障较弱、军事调动速度受交通困难影响等问题。
穆立克如获至宝，他要求情报局复制一份，CIA只好答应分享，同意印方复制，原件送到华盛顿总部，再复制一份给台湾当局。
穆立克就是根据这些捡来的情报信息，与尼赫鲁一起做出了“中国军力不行，印军士兵能够以一挡十的判断。”后来为了严谨一些，改成了“以一挡六”。
这种军事情报是建立在CIA合作的基础上，而尼赫鲁相信这是穆立克的能力所致。
1961年底，印度决策层就形成了一种判断：印度越界修建的哨所，中国除了提出外交抗议外，不会采取军事行动，而且会尽量避免军事冲突。
接下来，中国边境守军围而不打的策略，以及周恩来总理多次提出谈判的建议，在印度人眼中，又被视为验证了他们的判断。
战略判断的错误是致命的，印度一步一步走向悬崖，而且蒙着眼睛和耳朵。中国说“悬崖勒马”，他们不听，那就只有“勿谓言之不预”了。
在印度政坛，同样到处是错误的信息，国大党右翼势力不断借着中印边境问题指责尼赫鲁软弱、不道德、损害国家安全，而这些“证据”来自西方报纸和电台的信息。
右翼势力代表是内政部长帕特、财政部长德赛（后来的总理）、农业部长帕蒂尔，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权力。
再加上印度国会议员的压力，尼赫鲁为了避免对方合流一个反对派集团，在1959年9月7日，他在国会以白皮书形式，公布了自己与周恩来总理的往来书信及政府部门全部通信，以表示自己没有“上当”，更没有软弱。
虽然尼赫鲁地位得到了巩固，但立法机构得到了干预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他对中国的谈判建议无法再进行独立决策。
社会上，印度媒体起到了煽风点火，将盲目自大的信息传递给了民众，记者和评论家还不断指导国家应当这样做，或者不应当那样做，甚至有人呼吁轰炸中国领土。
1962年7月，加勒万河谷事件，解放军包围了印军非法哨所，但没有开火，而且后退近百米。印媒松了一口气后，却将中国明显的善意理解为胆怯，大吹特吹“前进政策”。
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强硬”态度，加上一些军方将领谜之自信，再加上印度情报部门完全失去了责任心和客观分析的本职工作，印度终于在悬崖边上迈出了最后一步。
10月初，尼赫鲁下令，将9月8日后“越境”的中国军队“清除掉”，而解放军一直在中国领土上活动。
10月20日清晨，随着信号弹升起，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印反击战开始进行。
解放军从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同时出击，被印媒大力吹捧过加勒万河谷印军，不到一个小时，全军覆没，据点被全部拨除，其它战线同样节节胜利。
10月28日，解放军停止反击，中国建议印度坐下来谈，印度拒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再次向边境调兵。
11月16日，第二阶段反击战开始，至21日结束，印军连战连败，国内民心动荡，新德里只能向美国乞求保护。
印军得到了什么？中国七日游。
错误的战略判断导致的冒险军事行动，得到的只能是自取其辱。
硝烟散尽，五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我们的战略目的基本达到，解放军仍然牢牢捍卫着中国的阿克塞钦地区。
今天呢？继续相安无事，还是再来一次？
再来多少次，印度的结局也是一样，但愿印度不要再做出错误的判断，不要让中国再次说出“勿谓言之不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