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不少人注意——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中央决定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出国为抗美援朝服务的、参加停战谈判等工作的人员，以及战后帮助朝鲜恢复生产建设的人员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对于这场已经过去70年的战争，跟美国舆论场选择淡化处理的态度不同，近年来中国国内对其讨论的热度一直未减。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挑战、国际局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重温其意义很有必要。
1950年10月初，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抗击侵略者。
一
1948年8月，在美国扶持下，朝鲜南方成立了李承晚任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苏联扶持下，朝鲜北方于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内战；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局面尚未完全稳定，确实难以对抗第七舰队。
——这正是朝鲜战争最后发展成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封锁台湾海峡？
这是因为，朝鲜半岛的分裂，是二战即将结束时美苏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中建立“雅尔塔体系”的结果；美国出于维护世界霸权心态，将半岛内战视为“共产党整个集团”发动的进攻，认为此事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派出第七舰队，就是为了钳制中国。
也正是美国的干涉，让中方看清楚了这样一个事实：未来中国的安危甚至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捍卫，美国不会主动放弃在这一地区的霸权。
1950年10月，经过18个日夜的反复讨论甚至争论，中国最高领导层作出决策：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何其重大的抉择。
彼时，新中国是一个内战仍未彻底结束的农业国家，背负着百年积贫积弱、被人欺凌到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美两国军备力量差距极大，中国军队装备以步枪为主，一个军的炮兵（即便不考虑质量）加在一起，也不如美军一个师，美军则已全面实现了机械化，甚至空地协同、海陆协同。
实力对比悬殊，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更需超常魄力与勇气。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是因为看到了这场战争的分量和意义。
1953年7月，中朝两国军队发动对敌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迫使侵略者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这是志愿军某集团军坦克部队在战前宣誓。
二
历史证明，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打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为什么这么说？可以先看看当时的国际环境。
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美苏瓜分世界的安排，秉承的原则仍是大国强权政治。美、苏、英尤其是美苏两大国，凭借自己国家实力，不顾其他国家的意愿，随意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虽然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重要一份子，是二战战胜国，却也未逃过为美苏交易付出国家利益的命运。例如，《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大连商港享有优先权益，中苏设立公司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
中国抗美援朝的决定，本身就是对雅尔塔体系的一种挑战，证明新中国不会屈从于大国强权政治的安排。战争的结果更是向美苏同时证明，新中国有贯彻自己国家意志的能力。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通过几次战役，1951年1月，志愿军便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撵回战争开始的“三八线”，甚至志愿军一度举着红旗开进了汉城。
尽管限于当时的条件，中国确实不可能把美军从朝鲜半岛清除出去。但中国志愿军战士艰苦卓绝的奋战，让苏、美两国看清了新中国蕴含的实力和意志——
对苏联来说，中国是一个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同志”，不是可以颐指气使的小兄弟；对美国来说，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已经结束，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完成了社会组织化，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与美方曾经支持的国民党政权不可同日而语。
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五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敌人赶回三八线，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这是志愿军某部渡过汉江后围歼残敌。
三
美苏两国对中国认识的改变，最终也体现在行动上。
苏联一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过程前后的那种谨慎、疑虑甚至是惯用于东欧的颐指气使，对华援助不仅速度加快，而且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明显提高。
最开始，苏联在执行条约及其附属协定的时候经常打折。比如，对华援助的机器明明是旧款甚至三手货，可折算的价格却是按照崭新的算。抗美援朝后，苏联除了在军事援助上变得直接和大度外，在经济援助方面，当时中国恢复建设急需的大批机械、钢材和石油，苏联都以最惠条件通过贸易输入中国。
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中还包含大量的技术转让。这一点，对于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基本工业化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对美国来说，战争体现出的中国实力让他们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存在，他们已没有可能支持李承晚政权一统朝鲜半岛。
以8000字电报揭开冷战序幕的著名“X先生”乔治·凯南，在1951年3月17日就对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说：“在朝鲜停火的时机已经来临了。”
杜鲁门的回忆录里提到，1951年4月，被丧师失地弄得颜面扫地的麦克阿瑟公开喊着应该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去，这样子就有指望胜利了。杜鲁门不仅拒绝了这一提议，甚至干脆将这个“总司令”解雇了。
解雇一个战争英雄，杜鲁门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因为，当麦克阿瑟打算通过扩大战争规模来“赢得胜利”时，作为战略家的杜鲁门深知，如果想与中国战斗到底，美国也许能赢得战争，但大量军力、国力耗费的结果必定是“丢掉”欧洲，最后在冷战中失败。
此后，美国开始到处寻找跟中国接触的机会。用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的话说，“我们就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
最后还是乔治·凯南立功了。1951年5月31日，凯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会面，初步交换了停战谈判的意见。
当然，美国也没有完全甘心，总是想尽可能捞一些好处。不过现实很残酷，在长达两年的谈谈打打过程中，中国的决心和志愿军的战斗力，让美国始终没有在谈判桌上占到便宜，直到1953年真正停火。
后来，1954年日内瓦会议，美国不得不跟中国坐在了一张谈判桌上，研究中南半岛的和平问题；1955年，中美两国的大使在波兰首都华沙启动了会谈机制；再到1972年，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来华，中美关系最终解冻，世界最后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格局。
这一切大格局的变化，源头都要追溯到抗美援朝战争，追溯到血与火里志愿军勇士的无畏和牺牲。
1982年，美国人就在国内建起了越战纪念碑，离战争结束不过几年；但直到1995年，朝鲜战争纪念碑才在美国落成，时隔40多年。两场战争中的美军伤亡人数其实差不多，这种努力抗拒的历史遗忘，已能体现出美方的心态。
70年过去了，世界早已换了模样。不变的是抗美援朝证明了的那句真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有人说，未来中美终将是朋友。但要和美国做朋友，必须先是他无法打败的对手。
文/千里岩
编辑/宇文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