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我在北大教书近20年，在复旦也差不多有10年以上的时间，但是我就发现，这两个在中国是最好的大学，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方面，是没有办法和德克萨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相比的。
单单在北大，一个经济片就有四个学院，而且四个学院基本上是不互相来往。
甚至要学美国任何经济系都可以做的事情，比如每个礼拜有时间，所有的教员都出席，然后听跨学科的各个领域里面的前沿的研究的报告，或者自己教员做的研究报告，互相的讨论交流，建立这么一个制度都建不起来。
所以北大也学了西方，搞了很多讲座，但是北大的讲座和后来我到复旦的讲座，和原来我在中国科学院的讲座有个非常大的差别。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的讲座是请前沿的科学家来讲，前沿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最多也就到最近10年的前沿，如果只看公开发表的论文的话，然后请人来做讲座，起码的差距是10年。
在北大和复旦连了解前沿在哪里都不知道，只能请名家，名家就是得了诺贝尔奖的人来讲，那他的工作最少是30年以前的成果。
所以我讲北大的气氛，复旦的气氛，如果要在科学上发展自主的研究，现在体制这个差距，我告诉大家，在40年以上。
那么中国现在在社会科学上跟外面对话，使用什么语言？
第一种语言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但是马克思主义其实划分好多时代，现在西方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是第二国际的语言。
第二国际就是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语言，那么他们当时最重要的诉求，现在西方都基本上得到实现了。
譬如说实行8小时最低工作制，要给工人组织工会提供罢工的权利，要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保障。
这些东西在西方保持科技垄断地位的情况底下，可以剥削全世界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底下，西方可以把超额利润来养活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提供高福利。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的第二国际的语言，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是没有办法用的，为什么？我后面再去讲。
那么我只先解释了中国第一种语言体系，原来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起家的第二国际的体系，现在中国不好用。
第二个体系，就是当年在朝鲜战争，一直到越南战争，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建立一套话语体系，就有阶级斗争和三个世界的理论。
这套话语体系在改革开放以前，在世界上非常有效，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效果了，为什么？
因为邓小平非常明白中国的科技差距、经济差距还非常大，必须要开放，然后有条件的引进西方资本和科学技术。
你既要招商引资，同时还要喊打倒帝国主义，搞阶级斗争的这套语言，你怎么能够招商引资呢？
所以中国现在为难的地方就是第二套语言，咱们现在也不能用，即使在美国现在公开的讲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要发动新冷战，要围堵中国的情况下。
我们中国的主流媒体，羞羞答答，不敢用当年毛泽东非常成功地用过的革命语言去反击美国和西方的反华语言。
然后用借来的西方的主流媒体语言，给西方讲什么理性，讲比较优势，讲一下中美要合作，合则两利，斗则两败，这话有用吗？
我告诉大家没用，不但没用，而且被西方认为中国是示弱。
所以即使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朝鲜战争，但是中国在国际上，在外交上的话语权、战斗力还不如俄国、阿拉伯国家，比如说半岛电视台和伊朗。
原因就是，中国现在不会用第二种语言，自己把自己捆了手脚，一用革命的语言，马上就有一些自由派，跳出来说文化革命又要来了，又是极左了，自己捆了自己的手脚。
中国共产党明明是一个革命党，不敢用革命的语言，那用什么语言？
我现在就给大家第三个选择，什么语言？就是用跨学科的语言来解构西方一神教创造的两极对立，黑和白、西方对东方、专制对自由这套语言。
这种叫宗教语言，这种语言的结果只会造成现在西方讲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像一次大战一样，全球的混战。
现在你就会发现，天下大乱了，中国不但要对付西方的分裂，美国、英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什么都分裂了。
周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头王”，包括印度、越南，还有非洲国家，有的是要浑水摸鱼的利益集团，中国怎么对付？
我给大家指出一条道路，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就是用科学分析的办法。
但这科学分析不是西方过去三百年非常成功的分析科学的办法，而是用七十年代以来，新兴的复杂科学的办法。
去重新理解和整合中华文明里面的有生命力的元素，分解西方文化里面很多和中国文化有共同之处的文明的元素。
所以我跟西方人讲的话很简单，我说你们指责中国是专制，我说社会主义不是从中国发生的，社会主义原教旨的基督教，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宗教。
历史上最悠久的国有企业其实就罗马天主教会，现在最大的国有企业是谁？就是美国的五角大楼国防部，你要这么去跟西方人争论，他的武器就被你缴械了。
所以大家只需要知道一点历史知识，就可以尝试我说的办法，用跨学科的语言来解构西方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