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军队改革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涉及人数更多。但相比外国，中国此次军改也保留了很多独特的因素，如，加强了“军委主席负责制”下中央军委的作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放军保留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军政双首长制等等。
与中国过去的军改相比，涉及领域更广、层次更深，被人们称之为“史上最牛军改”。
甚至，我们的军事改革还受到了美军的高度重视，被美方高层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革”。
而“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革”正是美军成立以来第七次也是最近一次军事改革，建立了作战指挥和控制两套体系，实现了跨军种联合作战，美军战斗力极速提升，并在几年后的海湾战争中震惊世界。
改革前：总部制削弱军委领导，大军区制形成“土围子”，大陆军制影响军队现代化，不利于跨军种联合作战。
改革后：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影响：确立军委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军种结构更加合理，指挥体制更高效。
（一）军委机关改革
军改之前，在中枢层面，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各管一块，自行处理许多事务；军委主席与具体办事部门之间存在的中间层级较多。
另一方面，总部制使得监督主体的地位较低，影响监督效果。如，军审计署由总后勤部管理，军纪委、政法委由总政治部管理，审计、监督范围受主管总部的限制和制约，监督力度有限。
此次军改取消了总部制，军委机关从4总部变为史无前例的15个，减少了办事部门与军委的中间层级，强化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改制后，军委审计署、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都挂上了“中央军委”的开头，直接对军委负责，监督力度空前加大。特别是在纪委层面，军纪委书记在十九大之后直接担任军委委员，地位大幅提升，大大强化了监督效果。
另一方面，军委纪委与党的中央纪委之间的业务联系增加，整合了监督力量，增加了监督人员的流动性，监督效果进一步提升，确保军队的廉洁纪律。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以来全军共立案审查4000多起，给予纪律处分1.3万余人。其中，军级以上“军老虎”已达100多个，包括7名上将“老虎”，以及多名副大军区将领。
这些“军老虎”的落马人数史无前例，不仅遏制了军队腐败的蔓延势头，树立了军委纪委的威严，同时也为军队改革扫清障碍。
（二）战区改革
军区数量减少是必然趋势。在1955年中国有十三大军区，直到1985年裁军百万才缩编成七大军区。
这种制度设置的问题如下。
第一，使得行政事务压倒了作战和训练，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生成。
毕竟，大军区管辖的人员多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这些人员的工资发放、业绩考核和人事提拔等必须的行政事务占据了大军区相关领导、人员的多数精力。
第二，每个大军区负责本辖区内的人事提拔，使得每个大军区都是一个“土围子”，封闭性较强。大军区以下层级的人事提拔基本都是大军区自己说了算，跨区域的人事提拔、调任少，难度大。
第三，大军区主要领导都是陆军出身（毕竟大军区只负责管理陆军，无权管理、指挥其他军种），“大陆军”色彩浓厚，海空军、第二炮兵地位较低，不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
这一改革措施首先适应了新时代，我军科技、装备水平提高的大背景。
这种背景下，军队的机动力、作战范围较过去增加，同样数量的部队可以对更广阔的地域实现控制。
因此，军队的数量要减少，部队作战区域反而要增加。七大军区变五大战区，增加了战区的作战范围，适应了时代要求。
其次，战区职能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后的战区只负责作战指挥，不负责行政事务和省军区管理。这一职能调整史无前例、影响深远，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战区不负责本辖区陆军的行政事务和省军区管理。
原大军区拥有的（陆军集团军）人事管理权交给新成立的陆军领导机关。陆军领导机关可以在全国、全陆军范围内进行人事调配，打破了过去战区间的山头。
原大军区拥有的对省军区的领导权，则交给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省军区及以下的军分区、武装部主要负责领导地方武装（主要是预备役部队）、征兵、拥军等行政性较强、作战性较弱的事务。
把省军区的领导权剥离战区，交给军委下属的专门部门，一方面有利于战区集中精力与备战打仗，另一方面也可以强化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防止因封闭产生的弊病。
第二，在作战指挥上，战区的作战指挥权相对过去的大军区有所增加。
过去的大军区只能指挥辖区内的陆军，不能指挥海空军、第二炮兵。正因为这一点，过去大军区内的海空军、二炮指挥员往往同时兼任军区副司令，并设置各种预案，以此变相增加大军区的指挥能力。但这终究治标不治本。
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历史原因导致的普遍现象。
以美军为例，1983年，美国对格林纳达发动突袭。此战美军虽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轻易取胜，但也暴露了严重的军种协同问题。
若不是双方实力太悬殊，美军恐怕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相比之下，我们改革后的战区可以统一指挥本辖区内的所有军种部队，不仅提高了指挥效率，而且实现了（多军种）联合训练、联合指挥，适应了现代战争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规律。
小钟这里举两个小例子说明一下此次军改在打破军种壁垒层面的进步。
第一个例子是，当前有非陆军出身的将领担任战区司令，如，中部战区司令由空军担任，南部战区司令由海军担任。
第二个例子是，当前的战区指挥部，不同军种人员已经实现了“水乳交融”——多军种在同一机关、部门工作，共同讨论作战指挥和预案设置。
而在过去，指挥部基本只能见到穿绿军装的陆军，看不到海空军、火箭军的影子……
第三，联合指挥部破除了指挥层面原有的层级限制。
过去，指挥层级和行政层级混同。上级命令需要按照行政层级层层下传，一方面影响指挥效率，另一方面可能使命令产生损耗。
军改后，开了指挥层级和行政层级二分的先河，军委主席、战区司令可以直接以联合指挥部名义和最前方、最基层的部队进行指挥/沟通（而在之前，只能通过总参谋长-大军区司令-军长等一系列链条进行），提高了指挥效率，减少中间损耗，适应了现代战争的要求。
改革前，我军的军（兵）种包括，陆海空三军和第二炮兵（地对地导弹部队）。
其中，海空军和第二炮兵总部同时负责本军（兵）种的行政（特别是人事提拔）、（作战）指挥、训练。
同时，陆军没有领导机构，其相关职能分别由军委四总部、七大军区代行。陆军整体的作战、政治工作、后勤保障、装备发展事务由军委四总部负责；大军区则负责本辖区陆军和省军区的一切事务。
上述这种制度设置的问题如下。
第一，一个机构同时负责行政和作战，导致行政管理事务压倒了作战指挥和训练。
第二，人为割裂不同军（兵）种，联合训练、联合指挥和作战难度大。
第一，成立专门的陆军领导机关，第二炮兵调整组建为火箭军，成立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这为之后理顺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的行政、指挥关系奠定了基础。
需要额外指出的是，将空间战、网络战部队整合，成立专门的战略支援部队，意义重大。
现代战争的科技含量增加，战略支援部队这种幕后英雄的作用有时候比前线的作战人员更重要；另一方面，其他国家还没有将这一部队整合为专门部队，专门管理的先例。
综上，成立战略支援部队在全球范围内是引领潮流的。这一措施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开天辟地”的。
这一措施也受到了美国的高度关注。2017年，兰德公司专门报告《战略支援部队的建立及其对中国太空作战的影响》，中国军事研究中心2018年的报告《中国的战略支援部队：一支新时代的军队》，从外太空力量在作战中的地位、组织结构和作用、改革前后的组成和任务调整变化，以及对美国的影响等多个角度，对战略支援部队展开了系统分析。
第二，军种总部职能调整，专司本军种的行政。原有的作战指挥权移交各级联合作战指挥部，包括中央军委联合指挥部、五大战区。
军种总部负责日常行政，人事提拔从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不同军种、同一军种内部不同地方的人员可以相互调任，过去长期存在的“土围子”被打破，强化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军队内的其他部门也可以从行政事务中解脱，专门负责作战、训练，集中军队战斗力的提升。
至于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因其属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内容，本文不再讲解，过段时间后会有专文进行说明，敬请期待。
改革前：军队总员额230万，陆军人数超过其他所有军兵种人数，纵向指挥层级较多。
改革后：裁军30万，军队总额达到建国以来最低水平；陆军数量降低到一半以下，削减指挥层级。
影响：更好地适应了中国的国防形势、科技水平。
（一）横向结构改革
根据2013年国防白皮书，改革前的中国军队有230万人，空军39.8万人，海军为23.5万人，其余均为陆军和第二炮兵。
从战争规律看，现代战争科技含量增加，海空军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军种数量应当相应提升。陆军建设的重点在于压缩数量，提高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增强军队作战机动性和综合作战能力。
从我国国防现实来看，当前中国本土直接遭受侵犯的可能性非常低。现在主要的国防任务是，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这种本土之外的防御主要依靠海军和空军。
综上，减少陆军数量，提升其他军种数量势在必行。
此次改革裁军30万，主要裁军对象是陆军。海空军、火箭军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改革后，军队总人数为200万，陆军原有的18个集团军减少为13个集团军，陆军人数第一次降低到军队总人数50%以下。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军队总数依旧是世界第一，陆军依旧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军种。这与顺应时代潮流、满足国防要求并不矛盾——我国国土面积大，邻国数量多，保留足够数量的军队和陆军数量仍有必要。
（二）纵向结构改革
改革前，中国陆军集团军以下的层级为军-（师）-（旅）-团-营-连。其中，最少要到团一级才有全面的作战能力。
改革后，层级削减，军以下的作战层级一般为军-旅-营-连。
这种纵向改革的意义如下。
第一，减少了管理层级，提高了不同兵种的混合度，提升军队战斗力。
过去层级较多，主要因为通信技术不发达，指挥部的指挥能力有限，只能通过增加层级减少直接指挥的部队数量。现在通信技术发达，人员文化水平提升，一级指挥部门指挥能力相应增加。
例如，一段时间内长期采用的“三三制”指挥层级，就是这一事实的体现，即，一个军三个师，一个师三个团，一个团三个营，一个营三个连。下级数量再增加的话，上级就指挥不来。
一段时间内，我国甚至在总部和军之间还存在兵团一级的建制，也是通信技术不发达的结果——增加指挥层级可以减少直接指挥的部队数量。
在军改前夕，许多部队已经实现了军指挥旅，旅指挥团，团直接指挥连。这便是通信技术进步，指挥能力提升的体现。
军改后，军以下的作战层级一般为军-旅-营-连。一个军下面的旅可能有5个以上，旅所属的营、营所属的连数量一般都超过10个，由此削减了层级，提高了指挥效率。
另一方面，过去的不同类型部队（如、炮兵、装甲兵、坦克兵、无人机部队）的混合最多只能到团一级。团以下的营内部一般为同一兵种。战时有需要，一般从其他部队抽调其他的兵种临时组成一个加强营共同作战，战斗结束即告解散。
改革后，陆军所有的营一级作战单位首次实现了全面合成化。炮兵、装甲兵、坦克兵、无人机部队等以连为单位，存在于同一个营里，平常共同训练，战时共同作战。这种合成营以更少的人数达到甚至超过过去团一级建制的战斗力。
当然，这种基层部队的合成化，对人员素质、装备水平的要求更高。过去在团一级才有的参谋，现在需要下沉到营一级；营连一级的指挥官也需要掌握更多其他兵种的专业知识，而非局限于本兵种内部。
人员素质、装备水平的提升是这次改革的重要前提，军改后，越来越多的掌握专业技能的退役军人二次服役，军队专业人才比例显著提升。
第二，减少了军队冗员。
上文已经指出，此次改革减少了中间层级。同时进行的裁军，主要裁减的就是这类中间层级的机关人员。
一线部队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些机关人员中，原作战部门的人员下沉或上提到作战部门继续服役；非作战部门的人员则去粗取精、优胜劣汰。
不要小看这一点。外国的裁军一般正好反过来，裁一线部队保军官名额。今天英国的海军将军数量比军舰数量还多，就是证据。
综上，此次军队规模结构改革在减少军队总数的同时，使军种比例更加合理。军队向管理层开刀，精简机关人员，增加一线部队人数，以此提高战斗力，无愧人民军队的本色。
改革前：不同军种、层级的军队后勤保障各自分立，条块分割；后勤部门以保障为主，不负责作战。
改革后：成立专门的联勤保障部队，军队后勤首次实现联合保障。
影响：提高后勤保障的标准化、可靠性和效率。
联勤保障改革前，各级后勤部门只负责本单位的后勤保障，对其他军兵种，以及同一军种内其他单位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义务。
正是由于这种条块分割的后勤保障制度，使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跨区、跨兵种的训练、演习较少。如果实在要组织这类活动，也是由共同上级进行协调，临时发布命令，要求训练、演习地的后勤部门对外来部队进行后勤保障。
许多军迷熟知的朱日和演习，虽然是同一军种（陆军）内部的演习，但由于涉及到多个大军区/战区的部队，所以在后勤层面出面协调的主体就是中央军委（两个大军区的共同上级只有中央军委）。旅一级部队的跨区演习需要军委出面协调，这种制度的效率，读者们可以想象。
具体到微观层面，许多当过兵的读者有切身体会的是，自己开军车执行任务，加油都只能到（自己单位的）特定加油站加油。除非有上级命令，其他军兵种、甚至同一军种内其他部队的加油站都没有义务提供服务。
毫无疑问，这种状况与现代大范围作战的趋势相违背。
以美军为例，在全球范围内，美军部队从提出需求到得到保障的“用户等待时间”较10年前已经缩短了近一半，陆军约为14天，海军约为11天，空军约为5天。英军、德军也已经实行“大联勤”保障模式，建立专门司令部负责全军联勤工作。
面对世界各国普遍加强联勤保障体制建设的大势，此次军改决定在后勤领域实现联合保障，即，成立专门的后勤保障部队，一体负责所有部队的后勤保障。所有部队不分军种、地域，后勤保障均由这一部队统一进行。
在今年新冠疫情防控中，也正是联勤保障部队医务人员“神兵天降火神山”，在湖北新冠疫情防控初期阻击战中发挥主导作用。
联勤保障基地下属的五大联勤保障中心也分别位于五大战区的几何中心位置，分别负责五大战区内所有部队的后勤保障。
部队不分军种，也无论原驻地在哪里，只要来到相应辖区作战、训练，便由本辖区的联勤保障中心统一负责其后勤保障。
其次，联勤保障部队也不再和原先一样，只负责物资管理和调拨，同时要确保这一过程中的安全保卫。这明确了后勤安全的主体责任，确保作战中的后勤安全。
此次联勤保障改革前所未有地破除了原有的后勤保障壁垒，提高了跨地域、多军种作战时的后勤效率，使得我军适应现代战争的能力大大提升。
改革前：军队、武警通过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出租资源获取利益。
改革后：军队、武警的所有有偿服务一律停止。
影响：遏制腐败现象，军队集中精力于打仗。
虽然在此次改革前，一位长者已经要求军队一律不准经商。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军队内部利用自有土地、房产等资源向社会换取利益的行为仍旧有所蔓延。
实践中，这种行为谋取的物质利益往往进入军队机关的“小金库”，甚至直接进入少数领导的私人口袋中。这种行为无疑会导致军队内部的腐败、奢靡之风蔓延。
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有了独立的收入，会强化军队的独立性，影响国家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
因此，此次军改要求，用3年时间停止军队的一切有偿服务。新项目、新合同一律停止，未届满的项目终止或移交地方政府。
改革前：武警民用职能、行政性职能与作战职能混合，管理混乱。
改革后：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武警指挥权、管理权均移交中央军委负责。
影响：理顺武警职能，强化武警的管理。
（一）武警力量编制改革
改革前，武警内部的警种包括，内卫、机动、警卫、边防、消防、黄金、森林、水电、交通。
其中，内卫部队主要负责重要场所（如，重要国家机关、驻外使馆、监狱等）保卫；
机动部队负责反恐维稳、处置突发事件、抢险救灾；
警卫部队主要负责重要领导和来访外宾的警卫任务；
边防部队负责边境治安、巡逻，打击偷渡；
消防部队负责消防救火；
黄金部队负责国家黄金勘探和挖掘；
森林部队负责保卫森林资源，森林防火、救火；
水电部队负责修建水电站等大型水利工程；
交通部队负责交通领域的工程建设和突发事件处理。
读者已经看到，上述警种分类较为复杂，许多职能在现在根本不需要以军队作为组织形式。多警种混合编制，不利于武警部队集中精力于作战。
因此，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针对武警的跨军地改革也同步开展，以“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为原则理顺武警部队的职能。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第一，武警的军队部分分为内卫、机动、海警。
内卫、机动部队作为军事力量继续保留。其中，内卫部队负责重要场所的保卫，活动地点较为固定；机动部队负责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等严峻任务，机动性较强；交通部队不再独立保留，人员并入机动部队；
原武警系统外的海警转隶到武警系统，作为海上维权的军事力量，同时以国家海警名义对海上违法行为进行执法，如，打击走私、反海盗、护渔护航、海上犯罪侦查等等。
上述警种面对的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危险分子，甚至是外国的国家机关，因此对个人的作战能力要求较高。将其保留为军队，以备战作战为主业是非常合适的。
第二，从武警转为行政机关的部分分为消防、森林、警卫、边防。
消防、森林部队全部离开武警系统，移交应急管理部门管理，成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消防、森林部队的原有人员还将与原安监部门、民政部门的救援队伍整合，转变为专业而综合的抢险救灾队伍，应对火灾、地震、洪水、山体滑坡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生产事故等各种人祸。
警卫部队原本在业务上归各级公安部门内部的警卫局领导，负责重要领导和外宾的警卫。改革后，原警卫部队人员依旧由公安部门内的警卫局管理，职能不变，只是整体离开武警系统，转为人民警察编制。
边防部队业务上也由公安部门内的边防、移民部门领导，负责边境巡逻、治安保卫。改革后，原边防部队人员整体移交给各级公安部门下属的边境管理部门，成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上述部队在改革前虽然是军队化管理，但主要与相关行政机关发生业务联系，活动也在行政机关的职能范围内进行。从军队转隶行政机关，不仅不影响活动开展，甚至还有利于相关人员的信息交流和行为配合，提高行动的效果。
第三，部分武警转为企业。
黄金、水电部队均退出武警系统，改制为国有企业，分别归自然资源部、国资委管理。
这些部队组建时，工作条件艰苦、任务严峻，只有以军队形式才能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但是，今天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丰富，科技水平也有很大提升。此时，采用市场竞争手段和企业制度能进一步压缩成本，提高费效比。因此，这两支部队退出现役，转型为国有企业。
（二）武警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前，武警整体接受党委、政府和军委三重管理。其中主要的领导力量是公安部门。武警的人事提拔、指挥都由公安部门决定。
公安部门对武警领导的组织形式为，各级公安部门的一把手一般兼任本级武警部队的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在党委会上享有一票否决权。
其次，改革前的武警内部不同警种在业务方面还各自接受不同行政机关部门的领导。
这种政出多门的领导制度导致武警部队一度管理混乱，乱象丛生。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段时间内武警车牌的泛滥——许多人利用关系获取武警车牌逃脱过路费、过桥费。
改革后，仍留在武警系统内的内卫、机动、海警部队职责明确，身份也确认是军人；主管部门从公安部门领导变为中央军委。
这种垂直管理提高了武警的规范化、专业化，为武警全身心履行反恐维稳的重大使命提供了制度前提，改革力度也堪称史无前例。退出武警的相关人员也能在新的平台上更好的履行责任，服务人民。
另一方面，新兴威胁依然存在——恐怖活动、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主义活动依然威胁着我国的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部分外国势力甚至以武力威胁中国、妄想迫使中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我们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尤其是随着我军军改持续推进，中国军事实力显著增强，中国海外行动越来越积极作为，“中国威胁论”呈现越演越烈之势头。
中国军改也深深触动了世界各国。甚至，这还刺激了美国在2016年再次启动了新一轮的军改，推出多域作战概念，继续加深联合作战，针对的概念对手正是中俄，首支多域作战试验部队也正在美军印太司令部构建。
就连刚刚在中国手下丢尽脸的印度军队，也一直在积极准备。
2019年7月16日，莫迪在连任后首个独立日宣布设立总参谋长职位，掀起了印度自独立以来最大的军事改革，更具有协同作战能力的首个一体化战斗群也已经部署在中国的边境地区。
中国人民渴望更美好的生活，中国人正在走向世界，然而世界并不和平，中国人的幸福与利益需要更加强大的人民军队进行保卫。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积极防御”，到20世纪90年代“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到21世纪初遏制和打赢可能发生的战争，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再到今天聚焦备战打仗，中国军队建设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一直在发展、变化。
但是不变的，是解放军追求世界一流的努力，是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决心。
此次空前深入的军改，破除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军队的结构和面貌焕然一新。无论有多少豺狼虎视眈眈，中国军队也能完成保家卫国、反恐维稳的神圣使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份胜利的决心，已经在过去被英勇的中国军人反复验证。
正值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仅以此文，向为了拱卫祖国和人民远离家乡、时刻待命、英勇奋战的人民子弟兵致敬。
你们，才是十四万万中国人幸福生活的幕后大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