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后台又要求给讲讲民国，因为网上关于《八百》讨论很凶，想了解下全局。
博主这两天正好翻了下《剑桥民国史》，借用里边的数据给大家捋捋，无论是网上唠嗑，还是万一不小心触电穿越到了民国，大概心里也有个数。
当然，民国虽然短命，也有几十年，全说的话能写十本血泪史。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围绕1931年这个时间节点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很具有代表性。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民国的概念，因为我发现不少小伙伴没弄清“民国”说的是哪段时间。
所谓民国时期，一般是指中国大陆在中华民国统治时期，也就是1912年一直到1949年。这其中又大致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二段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北洋军阀的大哥袁大头成为了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当过临时大总统）。很多人对袁大头的印象其实就三件事：
不过事实上袁大头是晚清最有权势的大佬，相比于孙先生高喊的理想和主义，袁世凯手里可是真枪实弹的北洋军，尽管他的北洋军战斗力比较差，但打其他军阀依旧绰绰有余。他当总统，是各方势力选择的一个正常结果，欧美也能接受。
但这同时造成了一个问题，只有他能压制住各方诸侯，跟西太后似的，他一死就大乱。袁世凯1916年暴死之后，北洋军阀内部就开始了你争我夺，打得不可开交，互相看不顺眼，近代能叫上名的北洋名人几乎都卷入其中。
而失败了的孙中山跑了之后，痛定思痛，准备把南方的军阀搞到一块对抗北洋，结果又被现实狠狠教育了一番，因为南方军阀每次碰上点事都毫不犹豫就把他给卖了。
孙中山终于明白这帮人不是自己三言两语一本小册子就能为自己卖命的，琢磨了两三年，想出了联俄联共的办法，拿了苏联人的钱，组建黄埔军校。而作为小弟的老蒋从此就抓住了历史机遇，走到了舞台中央。
1927年是老蒋的高光时刻。北伐取得了重要进展，自己组建了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我党，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到了十二月又抛弃发妻，迎娶了宋美龄，进行了一波政治联姻，完成了升官、发财、换媳妇三大喜事。
但对于老蒋这种混在领导身边拎包发迹的货色，很多军阀是非常不服的，包括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就像技术大拿看不上走秘书路线的人一样。不同的是，这拨人手里有枪有人有地盘，看不顺眼也不惯着你，直接揍，随即就开始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
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作为当时中国最牛逼的富二代，东北少帅张学良宣布，老蒋是我大哥，谁跟我大哥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他在最后关头选择了老蒋，让老蒋成为大赢家。
顺便说一下，从这个时候到1948年，国民政府是没有“中华民国总统”这个职位的，所以1948年以前，我们可以把老蒋称为蒋校长、蒋主席、蒋总裁、蒋委员长、蒋光头，但是不能叫蒋总统。
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不是为了讲老蒋的发家史，而是说从民国建立到1930年，中国大地一直处在战火之中，连年打仗伴随的就是民不聊生。军阀武装的战斗力姑且不说，大部分武装的素质跟土匪差不了多少，特别是贯彻了以战养战的思路：打仗基本靠跑，补给基本靠抢。
一句话，干啥啥不行，欺负百姓第一名，混得相当埋汰。战争爆发的区域，一般都会遭到毁灭性地打击和挖地三尺的掠夺，打得倒退十年没有什么问题。
1917年，西南两大军阀为了争夺重镇成都，发生激烈巷战，纵火烧街，死难居民达到6000人以上，被抢1194户。想想你正在成都的玉林路，吃着火锅唱着歌，喝着小酒把着妹，忽然就冲进来一帮士兵，掀了你的桌子，撸了你的妹子，抢了你的票子，敢反抗就干死你。如果谁要是向往这样的生活，那你可能有“抖M”倾向（上次查“抖M”没?这个知识点我们要反复用，请务必掌握）。
1926年，直系军阀刘镇华挥师西进，带兵十万围困西安，属于国军序列的李虎臣和杨虎城率领城中军民死守孤城长达八个月；城内军民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多达5万人，要知道，当时西安城里一共才15万人；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八个月如此高压的生活，能让很多人精神崩溃，一辈子留下后遗症，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而1930年双方投入军队达到150万人的中原大战，造成的后果自然更为严重。军队伤亡就在30万左右，这帮人的吃喝拉撒都要钱，军阀们在各自辖区疯狂摊派，滥发纸币，又四处拉壮丁，强征劳役，弄得民不聊生。河南地处主战场，因战事死亡超过12万人，背井离乡达到了118万人。
本来到此，大家都觉得战争差不多要消停了——毕竟老蒋已经名义上统一了嘛，终于要摆脱打打杀杀的江湖生活，埋头苦干搞建设，从斧钺钩叉变成琴棋书画，但是老蒋可没想着消停，觉得应该携大胜之威，剿灭红军，也不是个难事。于是马上开始纠结军队搞起了“围剿”。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失败了两次。1931年7月，老蒋总结了一下，觉得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嫡系没有上，杂牌部队毕竟靠不住。所以又部署了30万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在苏区更是采取了“三光”政策，受害群众达到了十几万。顺便提一下，“三光”这玩意是英国人发明，美国人发扬光大，日本和德国只能说是美英爷俩在亚洲和欧洲最好的学生。
所以，在民国生活，几乎躲不过战争这俩字，运气稍微差一点，能赶上月月避难、年年逃命，日常真人玩吃鸡。
当你时刻觉得自己处在战争的阴影下，比如现在中东的一些居民，随时准备跑路，自然不会努力奋斗，更不会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了。你敢搞固定资产投资吗？干多少得赔多少。
短期行为，比如盗窃、抢劫、快生早死等行为会变多。捞一票就走比辛辛苦苦攒几年钱都归了军阀强太多了，大量老百姓土匪化。
当然，好处是你不会纠结房价的问题，既容易被炸毁又不好带，不动产价格创下历史新低。我看不少人怀念民国房价低，不知道是什么心态，难道就不想想它为啥低吗？
很多人说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显得更加的多灾多难一些，各类灾难都比较多，然后还能举出一堆例子、罗列一堆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其实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中国记载的灾难较多的原因主要是地大物博，分母大了，灾害发生的次数自然会变多；并且中国的大多地方都有大量人口居住，南极洲一天三次地震你都不会觉得那个地方多灾多难。
但是我们纵向比较中国历史时，就能发现，民国的的确确是个倒霉孩子，自然灾害相当多。1927年到1937年短短的十一年，比较大的灾害就达到了恐怖的77次。水灾、旱灾、地震、蝗灾、风灾、疫灾、雹灾、歉饥和霜雪之灾等，就像闺蜜组团逛街似的，都把中华大地光顾了好几遍。
其中比较严重的有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关中大旱，先后44个县受到严重冲击，陕西全省灾民超过700万，有近80万人逃亡。大片大片的土地被荒废，进了潼关就像进了个巨大的坟地。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也早已被拍成了电影，家喻户晓。
老天自然也没有放过1931年，这一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涝灾害。
按往年的经验，长江地区的梅雨季节是集中在每年的6月，但这一年的暴雨反常地集中到了7月份。
长江上游、中游、下游降雨的次序被打乱，南京在7月下了23天雨，是常规降雨量的三倍多，而汉口的降雨量达到了常规的四倍。
8月2日，洪水涌入汉口市，除了地势较高的地方和早做了准备的日租界，其余地方均被淹没，而到了19日，整个汉口都沦为泽国。武汉三镇的那俩兄弟武昌和汉阳也没逃过类似的命运，武汉三镇在水下待了1个多月。
根据《剑桥民国史》记录，到8月底，武汉三镇被淹共16万3干余户，受害人口78万余人，生计无着的灾民44万人。洪水一直等到九月才逐渐从武汉退却，但所引发的难民潮并没有随着洪水的退却而退却，到年底，滞留在武汉的难民仍旧有17.5万多人。
这次大洪水的主要灾区在湖北、湖南、皖南和苏南，上下游的四川岷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也都没逃过此劫。共计近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超过一半地区都被淹没，受灾人口达到了恐怖的2500万，有40余万人葬身洪水，几百万人不得不在严冬的大部分时间内辗转流离。
跟吃饭息息相关的农业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水稻、高粱和小米的损失合起来达到了100亿斤，折算约等于1800万人的全年口粮。过冬时，2/3的灾区是没有粮食来源的。
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首先一个原因就是98年之后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水土流失。
植被破坏导致水灾增多不是现代的研究结果，早在英国人和大清打鸦片战争时，写《海国图志》的魏源就提出了类似观点。水土流失让大量的泥沙冲刷进长江，长江干道变得又浅又窄，一旦赶上下大雨连个排涝能力都没有。
其次就是追求利益导致人们把开垦目光瞄向了天然湖泊和低地，这些地区在泄洪当中本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无锡地区的湖泊都先后被私人公司或者官方开垦，呈现出荒地变桑田的“盛景”。
这就相当于把家里防盗的门当了换烧饼吃，强盗不来则罢，一旦来了，不但烧饼没了，桌子椅子，电视冰箱洗衣机全被砸了。
当然，国民政府也不是傻子。每年遭好几次天劫，每次出事都发公债，先后以防治水灾的名义发行公债，征收大量的水利捐和疏河费、堤防修筑费积存金等等。
收上来的庞大资金，要真的能用到实处，不敢说堤坝固若金汤，但造成的损失要小非常非常多，至关重要的灾后救济工作也会顺利许多。但现实生活中有各种摩擦力，而民国的摩擦力又大得惊人，所以实际上很多钱都被挪用掉了。
开挪用公款这事儿先河的就是老蒋本人。打仗要不要钱？给美国主子送土特产要不要钱？给媳妇买包要不要钱？中原大战期间，一次性便挪用1000多万当军费，宋家和孔家在海外天量的资产哪来的？。
正所谓上行下效，无非是编个名义的问题。修堤坝当然重要，可是当兵的吃饭也重要呀；既然当兵的吃饭很重要，基层官员的薪水是不是也必须要保证呢？
从上往下形成了产业链似的贪没挪用。当时的报纸估算，如果能在堤防加固上投入33万，便能保全住汉口市区。筑堤防洪款项的监督人，官帽子都不咋大，人微言轻，上级要拿钱，自己也挡不住，干脆也加入到瓜分蛋糕的队伍中来。
按照我们常看的电视剧里的情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负责人最后都会被拉出来背锅，杀了祭天。
但到了民国，官员们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显著提高，让底层负责人老老实实坐以待毙那是不可能的，直接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卷钱跑路。而上层官员更是懒得查，把你抓回来是不是回头还得扯到我身上？一推二五六，爱谁谁。
我们常说天灾和人祸是相辅相成的，民国在管理上的混乱，主因还是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各省之间调配资源，像今年年初疫情爆发那会那种“全国医生援武汉、举国协力抗疫情”的事在民国没法想象。所以每次提到老蒋，都说他是名义上的“中华天子”，“名义上”这三个字很重要。面对这种级别的灾难，整体操作上和大清相比都差距不小，慈禧老佛爷说话都比蒋委员长管用。。
而且有个特别奇怪的毛病，无论中外，国家一旦不行自然灾害就特别多。
我想了很多年终于明白了，国家不行了自然会忽略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出了问题，稍微有点灾害就会演变成巨大的事故。桑德斯就说过这事，他说美国这些年不好好维护道路和大坝，导致大坝频繁决堤。
问题多，经费不足，进一步会导致事情更恶化，进入一个下行崩溃循环里。
总之吧，如果生活在民国，一定要天天烧香、夜夜拜佛，祈求千万千万不要自然灾害，因为这个政府是没有足够的兜底能力和意愿的。就算你好不容易混成个中产阶级，一场洪水席卷而来，你啥玩意都剩不下，甚至有钱到最后都可能买不到粮食，更不要说治疗疟疾等病症的药了。
网上有不少人，非常向往“小确幸”社会，呼吁不要把大笔的财政收入用于军费和国防，而是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国民福利。
乍听起来似乎很不错，天下大同、世界和平，这哪儿是人间，简直就是天堂。但只要学过近代史，就该知道“落后就要挨打”这六个字是用血写成的。
小清新们需要特朗普对他们重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嘴巴子piapia抽，尽快认清帝国主义的真正嘴脸，实现精神上的再教育。
民国这个不咋稳固的政权，自然也少不了挨欺负。首先就是邻居日本人，直接动手干，1931年的918事变的爆发，不抵抗政策让日本人在短短四个月就占领了整个东三省。
从国力的角度讲，刚刚站稳脚跟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确实不是一个水平线，虽然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但是工业基础薄弱，无法实现美国式的火力全开。直接开战可能会把国力进一步损耗，而老蒋身边又都是些随时准备下刀子的地方实力派，因此老蒋选择了暂时忍一波，随后跑到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去哭唧唧。
得到的结果是一波精神上的支持和道义上对日本的谴责。国联主席对中国代表承诺，如果日本不履行国联的裁决，将有54个国家与日本绝交。当然，最后发现这自然是一句扯淡的空话，毕竟各国都处在经济危机中，多卖点军火物资才是正经事。
我在前文说过，老蒋及其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大买办，自带的软弱性在面对强敌时总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寄希望于“国际公理”和帝国主义的帮助。但“国际公理”就是弱肉强食，帝国主义自己就是个纸老虎，能帮你啥？
买办们都是列强在中国的狗，自然是没有底气和洋大人争高下的，反而要把保护洋人的利益作为头等大事，才能获得洋大人的承认和支持，就像利比亚的反对派似的，争相给各国开出更高的筹码。
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拖欠的为数大得惊人的外债，甚至有马关条约的赔款、庚子赔款等等，这也让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千疮百孔，甚至连关税自主权都是到1930年才收回来，所以说它是个分裂低配版的大清一点都没夸张。
所以，教员在1949年提出“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一个有底气的政权才敢说出来的话，而之后的朝鲜战争更是用武力证明了我们的实力和决心。
有点像你被人欺负惯了，有天你准备不再做bitch，要重新做人，别人再来欺负你，你就打回去；一开始自然是要受点苦，但今后大家就知道欺负你是有成本的，慢慢地也就把你当个人了。所以说，毛主席其实是用短期痛苦解决了一个长期麻烦，大清1840年以来，列强对中国的很多观念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纠正，小流氓们就这样，欺软怕硬。。
说回到老蒋，他还有个小毛病，一直都只会算小账，算不了大账。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卷入了整个世界的贸易体系中，并越来越深入，到了民国更是如此。我们只要提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主角一直都是欧美日本等国家，但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危机发生后，各国争先恐后地高筑贸易壁垒，1930年美国对890种商品提高征税，1931年英国颁布进口税法对除少量原料以外的一切商品征收100%的关税。欧美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提高农产品进口税，或者完全禁止农产品进口。
身处泥潭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地球翻了一圈，发现能倾销的较大的市场就剩下三个地方，一个是苏联，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
印度就不说了，有个英国爹，要倾销也只有爹来倾销。苏联的铁拳谁也不想去触霉头，那中国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老蒋的政权是买办政权，惹不起美国人，也惹不起日本人。
美国一直在向中国倾销它的工业品，我在前文就说过，民国地主家里有点余粮都拿去买美国的各种小玩意了，台灯、沙发、玻璃镜什么的。日本和英国也一样，918之后更是大肆走私，冲击华北、华中市场，而且坚持不懈向中国贩毒，这一点在《邪不压正》里有体现。
而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体的中国出口贸易急剧萎缩，1934年的出口值只有1929年的33.9%，1932年的茶叶输出量只有1931年的75%，生丝输出更是锐减至38%。
金融领域，白银外流引起了严重的金融困难。世界各个经济体试图采取放弃金本位的方法来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更是实施白银政策，像个优秀又疯狂的买手，全世界地买白银。
作为以银为主要流通货币的中国自然饱受其害。1931年开始，白银呈持续外流状态，货币流通量从26亿元萎缩到1934年的22亿元。钱荒了利息就会上涨，1934年，中国钱庄的年息在6%左右，一年之后就涨到了26%，上海金融业1934年倒闭了44家，而1935年更是倒闭了104家。
一旦借不到钱，没有充足的现金流，工商业就失去了辗转腾挪的能力。本来这批货下个月卖掉你就可以给员工发工资，但员工这个月没饭吃就要停产，按道理只要有人愿意借给你钱就好，可社会上钱慌，只能等着完蛋。时至1935年，中国有近1/4的企业倒闭。以重要的棉纺业为例，到1933年，营业额只有1931年的35%。
叠加上之前的大洪水和日本侵华，以1931年为起点一直持续到1935年，国民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中。社会购买力下降，市场萧条，商号倒闭累累，1934年上海倒闭商号254家，1935年倒闭469家。
在面对世界级经济危机时，国民政府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也无力抵抗他国或明或暗地侵占，逐渐沦为一个他国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抽血池。
1935年开始，中国刚刚有点恢复，但到1937年日本就开始了全面侵华。1931年也好，1937年也罢，都是中国出现了逐渐恢复的苗头，日本人瞅准时机就是一顿干，它不会给你偷偷壮大的机会，摁住你就削。而竟然有人质疑“落后到底会不会挨打”，真是脑子被驴踢了。
所以一旦穿越到民国，一定要想办法成为买办阶级，最好能读几年书，跑出去留个学，认识一些洋人朋友，回来马上身价倍增。
很多人推崇民国的教育，感觉很多人都通过读书出了名、成为大师以及社会名流。但你首先得有个牛逼的爹，最不济也得是个地主，要不然压根读不起书，否则建国时期的文盲率也不会达到80%。
比如林徽因的爹当过北洋政府的部长，张爱玲的爷爷是清末名臣，奶奶是李鸿章小妾的闺女，徐志摩他爹是当地首富。可是你要是有这样的家庭出身，为啥要羡慕民国的生活，是手机不好玩，还是吃鸡太无聊，逗音那么沙雕它不好玩吗？这样的背景在哪个年代都能过得美滋滋，你怀念那个天天打仗的时代干嘛？
我们说了一下1931年，以点带面地简单说了民国的状态，可以看到，穿越回民国生活就相当于打游戏调到极困难模式，生在普通农民或者工人家庭，就是为生存而活着，你要跨过各种各样的战争、自然灾害和加税摊派，还要躲过永远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还有建国初期的大封锁。
以前看到过这样一段评论，说“如果你多看书，就能发现我们的历史教材上对国府进行了大量抹黑”。其实你真看了《剑桥中国史》中的民国史部分，还有其他各种严肃点的书籍，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大众读物甚至教科书中，民国时期都被严重美化了。那时候真是绝望到需要神一样的猛人才能改变那个烂摊子。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苦难了一百年的民族确实出现了大神级人物。
只有研究过这段历史，才能明白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自强自立勇敢奋斗是多么的重要，才能体会到教员在城楼上说的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有多么的鼓舞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