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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校长:中国的制造业有多牛?义乌只是冰山一角!|2020-08-27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情况会如何?

不看广告看疗效,义乌老板最知道!

四年前,全世界都基本“内定”了希拉里,但是义乌的老板几个月前就言之凿凿说,一定是特朗普当选!

因为特朗普的胜选庆贺小商品订单,是希拉里的四倍!

然后今年,义乌的老板们再次预测(如下图):特朗普胜选连任!

最近,据国内媒体报道说,日本东京电视台去浙江刺探了一番美国大选的选情——估计是防止安倍再次押错宝。

不过,他们这次没去义乌,而是直接去了浙江永康,走访那些给美国大选做应援物品的工厂。

厂家表示,疫情之下美国人的订单不减反增,而且来自川普方面的订单,要远超拜登!

根据以往的经验,义乌+永康,特朗普这算是连任稳了?

其实呢,也不能太迷信,毕竟“义乌指数”多少沾点儿玄学,只能说是大概率。

而且,有可能拜登的竞选团队,跑到珠三角下了大单,跑到越南下了订单,是不是!

再说了,他俩不管是谁,竞选期间定会拼命“问候”中国;他俩不管谁当总统,对中国的政策也都会差不多。

所以,安心看戏好了。

【1】

没错,2016年的美国大选,大洋彼岸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战封神。

那年的美国主流舆论和民调,都觉得特朗普只是个打酱油的陪跑,日本首相安倍就押错了宝(希拉里而不是特朗普),就像老蒋当年押错了宝(杜威而不是杜鲁门)!

但是,义乌这边的小老板们,接到的特朗普应援品订单,却远高于希拉里,早就心里有数了。

大选之后,一位在义乌生产旗帜的老板表示,他在五个月前就知道特朗普很有可能当选,因为手里的订单量说明了一切。

不过呢,这多少有点儿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要知道,特朗普当时的总得票比希婆少了280多万张,最后是靠着“赢者通吃”的规则,才突围险胜的。

但不管怎么说,应援品订单量的遥遥领先,也侧面反映了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

自此之后,网上关于“义乌指数”的讨论不绝于耳,义乌小商品市场及其背后依托的中国制造业,成了网友口中的“国际形势预测基地”

众所周知,义乌小商品市场创建于1982年,现在拥有7万个商位、21万从业人员,日客流量达到21万余次,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这里经营的商品,种类齐全,囊括16个大类、4202个种类、33217个细类、170万个单品。

义乌小商品市场只是一个交易市场,而冰山之下是中国无数的生产企业、制造工厂。

吃瓜群众对于这些企业、工厂的认识,基本都是管中窥豹、一知半解。

这些企业、工厂,原先很多都是一个个的家庭小作坊,然后通过整合,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制造工厂,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

中国有许多“超级制造小镇”,最初就是通过一个个的小作坊整合起来的。

这些经过产业整合的小镇、小城,生产的商品可以攻占日韩、远销欧美,甚至垄断全世界的市场份额。

比如:

山东潍坊的鄌郚镇,生产了全世界30%的吉他;

江苏泰兴的黄桥镇,生产了全国70%、全世界30%的小提琴;

河南商丘的稍岗镇,生产了全国85%、全世界50%以上的钢卷尺;

辽宁葫芦岛的兴城市,生产了全国50%、全世界30%的泳衣;

江苏丹阳市,生产了全国75%以上、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眼镜;

湖南邵东市生产了全世界70%的打火机;

江苏扬州的杭集镇,生产了全世界70%的酒店用品;

这些小镇、小城从一个个的手工作坊不断成长为垄断全球市场的现代化企业,为“中国工厂”的崛起添砖加瓦。

今天,我们就扒一扒这些小镇背后的传奇。

【2】

先从烟民必需的打火机说起。

如今,全世界70%的一次性打火机,都是由湖南省邵东市生产的。

邵东,一个不到一百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却有将近20万人投身于打火机产业。

这个小县城,凭借打火机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做到了世界第一。

这个保留着当年星星之火的革命老区,用一个个小小的打火机,穿越时空点亮了全世界。

邵东人做打火机,要从一次爆炸开始说起。

2000年6月30日上午8时,广东江门市一个与香港合资的烟花厂,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

事故中,占地23公顷的厂房内,32座建筑物被瞬间夷为平地,160多人受伤、34人死亡、3人失踪。

事故之后,广东的烟花爆竹和打火机企业全部停业整顿,一些人口密集区的工厂被纷纷关闭。

就这样,广东地区的打火机企业迅速向内地转移。

敏锐的邵东人民很快捕捉到了这个商机,大约有200家生产打火机的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邵东大地浮现开来。

 

一栋小二楼,二楼住人,一楼就可以当作坊。

装配、充气、试火,一个70岁的老汉在那儿坐一天,就能赚几十块钱。

其实,我国很多地方的制造业,最初都是这种家庭式的小作坊,然后慢慢发展壮大。

这种小作坊虽然充满了生机,但是安全隐患非常大。尤其是做打火机生产,非常危险。

那时候,小作坊的工人都是徒手拿着充气罐,给一次性塑料打火机充气,一不小心就炸了。

所以,当时邵东的警方,无奈之下只能重拳出击,尽可能去捣毁那些存在安全隐患的作坊。

 

但是这些作坊毕竟牵扯到很多人的生计,堵不如疏。

2005年,当地开始把这些家庭作坊整合成为现代化工厂。

两年后,邵东13家具备出口资质的打火机企业,联合组建了行业监管委员会,开启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运输的良性竞争局面。

 

自此之后,邵东的打火机产业越来越规范化,到今天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设计研发、组装制造、销售展示一条龙。

2009年,6家打火机企业和5家配套企业,合并成为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这家企业每天可生产350万只打火机,远销全球86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的负责人自豪地说:“全球在售的打火机中,每5只就有1只是我们的产品”。

很多人可能会说,一个打火机有什么牛逼的?把零件拿过来,自己在家里就能组装。

但问题在于,你是能自己组装出来,可你能盈利吗?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打火机价格跟二十年前相比差不了多少,你可以去搜下批发价,也就两三毛钱一只。

正因如此,只有产量足够大,才能有得赚。

打火机的出口单位是按集装箱算的,一个集装箱能装一百万个打火机,如果一个月做不了十个集装箱的货,就赚不了钱。

所以,低价的背后是巨量的产能,是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

 

而要保证产能、保证成本,靠的就是先进的技术。

就拿上面提到的东亿电气来说,这家企业已经在2018年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人工相较之前已经减少80%,减到了1000人,而产量却提升了40%。

所以打火机并不low,要没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些企业怎么可能做到世界第一?

【3】

第二个说说小提琴。

小提琴这种西洋货,很多竟然都是中国产的。

江苏泰兴县的黄桥镇,被誉为中国的“提琴之都”

黄桥镇现在拥有200多家生产乐器的企业,各类提琴的年产量达到70万把,占到全国70%、全世界30%的市场份额。

黄桥这样一个20万人口的小镇,为何会去生产小提琴呢?

1968年,上海提琴厂的几位工人来到黄桥,帮助厂里加工一些琴头、弓杆之类的配件。

1970年,上海民族乐团团长何彬被下放到黄桥。

正是这几个人,让这个靠着烧饼闻名的乡下小镇,与西洋乐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何彬来到黄桥镇的第二年,当地的溪桥公社就成立了溪桥乐器厂,何彬做负责人,给上海乐器厂生产零配件。

1973年4月22日,溪桥乐器厂生产出当地的第一把“向阳牌”小提琴。

产业的发展需要各种适宜条件,甚至是机缘巧合,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人。有时候,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可以拯救一家工厂、挽救一个产业。

也正是1973年,黄桥提琴产业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李书进入溪桥乐器厂做起了学徒工。

李书从学徒工干起,后来又做会计、供销科长、生产科长,后来一路干到厂长。

1980年,他接手溪桥乐器厂。

当时的厂子已经是风雨飘摇,厂里的总资产不到18万元,工人已经八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外债更是达到将近80万元。

李书接手乐器厂当天就开始整顿风纪,不能打架骂人、不能偷厂里东西,否则就开除。

 

此后的十天里,就有13名工人因不服从管理被开除。

李书的铁腕管理,再加上科学的生产布局,溪桥乐器厂迅速回到发展正轨。

1984年,溪桥乐器厂和上海提琴厂签订了10年的联营协议,两家四六分账。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李书的厂子借着上海大厂的势能,在十年里发展迅猛并且弯道超车。

1995年1月,溪桥乐器厂从上海提琴厂独立出来单干。

就在独立当年,溪桥乐器厂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提琴生产商。

一年后,厂子更名为风灵乐器有限公司

但这时,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想要进军国外,产品质量又不过关。

提琴生产是个精细活,整个制作流程需要近200道工序,每道工序都需要熟练的工匠精心打磨。任何一点疏忽,都会对提琴的音质产生影响。

那个年代想要进军国外,就必须向国外学习,一点点钻研别人的产品和技术,同时花大力气培养高水准的技术工人。

 

为此,李书远赴意大利、韩国、日本等地考察,把国外的小提琴买回来,让工人们细细钻研学习。

同时,李书也在小提琴的材料上下功夫,探索出一种新的木料处理工艺,极大地提升了提琴的音质。

此后,风灵乐器在国际市场上一路攻城拔寨、走向巅峰。

如今,黄桥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提琴之都”。这个20万人口的小镇,竟然盘踞着119家乐器企业,有多达3.5万人都在提琴行业里摸爬滚打。

 

其中在3.4万人的溪桥社区里,从事提琴生产的就多达2万人。

现在外国人买的每三把小提琴中,就有一把产自黄桥镇。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不,黄桥不只是在生产提琴。

当地人除了会造琴,还会拉琴、会赏乐。

那些投身于提琴产业的黄桥人,他们长期沉浸在音乐和琴香的氛围中,很多都会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开始学琴、练琴。

“如果女儿将来能成为提琴老师,她就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来提升我的制琴技艺”,一位自己拥有工厂的制琴师说到。

爸爸做琴、女儿拉琴,耳濡目染,师徒传承。

随着时间的沉淀,原本的制造基地就慢慢变成了艺术基地;原本的提琴之都,就慢慢变成了音乐之都。

▲ 黄桥的小学生在演奏小提琴

最近十年,黄桥已经累计培训了各类音乐艺术人士1万多人次。黄桥人是要把自己的家园,打造成乐器产业和音乐产业共同驱动的“爱乐之城”。

黄桥已经围绕原有的乐器文化产业园,打造了一个非常牛逼的主题小镇——“琴韵小镇”,集乐器文化、创新、教培、生活体验于一体。

2018年,被评为江苏省首批特色小镇、全国特色小镇。

黄桥这样一个普通的小镇,不仅靠一个西洋乐器大举攻占全球市场,还打造出了全国首个以提琴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体验旅游风景区、全国最大的乐器博物馆。

这还是我们想象中的制造业吗?

如果能像黄桥这么发展,那制造业就可以给更多的领域去赋能,把人们工作挣钱的生产基地,打造成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

▲ 形似小提琴的主题公园

【4】

“超级制造小镇”崛起的传奇,在中国还有好多好多。

比如辽宁葫芦岛的兴城市,现在垄断着全国50%、全球30%的泳装市场。

这个被授予“中国泳装名城”殊荣的东北小城,也是从80年代的手工作坊干起来的。

一个家庭小作坊干的不错,马上就会把街坊邻居带起来一块儿干。

有人做印染、有人做内衬、有人做商标、有人做包装,一个个的小作坊,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

如今的兴城,不仅仅是单纯的泳装生产基地,更是全球最大的泳装产业集散地、时尚设计的发布中心,从而直接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产业。

还有深圳龙岗区的大芬油画村。

油画,这又是西洋玩意儿。

大芬原本就是一个300人的小村子,核心区域也就梵蒂冈那么大。

1980年代末,一位香港画商来到这里,靠着当时廉价的房租和人工成本,进行油画的临摹生产。

自此,来自西洋的油画文化彻底改变了这个村子。

如今,大芬村内聚集了60多家知名企业、1200余家大小画廊和门店,从业人员达到8000多人。

再加上周边社区,从业者更是达到20000人。

大芬村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油画交易集散地,现在每年全国70%、全球约一半的装饰用油画,都是大芬村生产的。

还有河南商丘的稍岗镇。

这里聚集了4800多家工量具企业,生产出全国85%、全球超过一半的钢卷尺。

1978年,当时的6户农民为了谋生,靠在国营厂捡报废的残尺条组装变卖。

据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万元户,同时也带着当地的农民发家致富。

与其他地方差不多,稍岗镇的钢卷尺产业一开始也是小作坊;然后,又经历了产业整合和技术升级。

现在,已经做到了年产钢卷尺15亿只、工量具1.5亿只。

江苏省丹阳市生产的眼镜,早在80年代就已经声名远扬。

而丹阳市之所以能与眼镜结缘,也是与当初一批被下放的技术工人有关。

上世纪60年代,一批从上海、苏州眼镜厂被下放的技术工人来到丹阳,并在当地社队的组织下进行眼镜制造。

后来,丹阳的很多社队也都纷纷开始复制“窝棚眼镜厂”的经验,一下子搞出十几个眼镜厂。

如今丹阳生产的眼镜,把持着全国75%以上、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

……

类似的传奇故事还有太多太多。

写在最后:

打火机、眼镜、小提琴、钢卷尺……,这些在我们生活中很不起眼,或者我们很少接触的东西,却被那些小镇、小城,做到了极致,做到了第一。

使用这些产品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小镇的名字;但这些小镇的居民,却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通过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统治着属于他们的世界。

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盘踞在大江南北的超级小镇,才有了义乌的奇迹,才有了“世界工厂”的奇迹,才有了“Made in China”统治全球的奇迹。

当我们走进“世界工厂”,看到的不再是我们想象中零星散落的小作坊,而是诸如“超级制造小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当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的同时,社会分工也高度细化,以至于我们丧失了对社会运转的完整认知。

我们不知道一把小小的钢卷尺,是如何丈量天地的;我们不知道手中的打火机,是如何点亮世界的……

中国人不知道,美国人不知道,生活在21世纪现代化社会中的人类,恐怕没几个人知道。

这一切都不是上天赐予的,这是当代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铸就的。

至于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反正义乌、永康都已经得出了结论。咱们搬小板凳,嗑瓜子看戏就好!

宛如古罗马斗兽场,狗咬狗的斗争已经开始!

来来来,震天的锣鼓敲起来,震天的号子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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