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我们这个最尊重生命的国度是多么幸运，我们为这种最尊重生命的中华文化感到无比自豪。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人权教育课吗？连生命权都不尊重的国家还有资格谈人权，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至少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西方政治制度彻底走下神坛，这对中国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美国可能继续对中国进行各种挑衅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次抗击疫情是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全方位比较的全球公开课，中国胜出，中国社会主义胜出。”
8月23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70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重重挑战。
张维为：上次和大家谈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地位变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是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文明冲突的挑战以及政治制度竞争的挑战。
首先是文明冲突的挑战。1993年，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季刊》发文，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他提出今后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挑战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挑战不具根本性，因为伊斯兰文明没有“核心国家”，所以无法震撼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那么谁有可能撼动这一体系呢？亨廷顿当时就把目标放在中国，一个在东亚秩序中支配地位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他还认为伊斯兰文明可能会与中华文明联手对付西方基督教文明。
多数中国人实际上是不认同他的观点的，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和睦相处。但是，这次疫情蔓延过程中暴露出大量种族主义言行，从一开始的“这是黄种人的病”，到对华人、亚裔的歧视以及对中国的污名化，包括去年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国务院有位高官所说的“这是与非白种人的冲突”等等，我们可以知道，亨廷顿只是用学者的话语讲出了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的“西方中心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种族主义心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要联合西方和世界各国反对种族主义的力量，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要比西方的文明更加包容。我们一直认为不同文明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双赢多赢，但被“欧洲中心论”熏陶了数百年的西方人，要接受世界不同文化各有千秋，可以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一个小孩子都懂“三人行必有我师”，但西方主导的文化中还是“三人行我必为师”。
当然这次西方因此而栽了大跟头，对中国防控经验，西方这种傲慢和偏见祸害了西方自己。但即使在今天，在新冠疫情横扫西方世界的时候，要西方人配戴口罩还是那么的困难，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过去几个月中，西方这种愚昧我们见的还少吗？国内一些公知动不动就要给中国人民启蒙，其实今天更需要被启蒙的是中国的公知和许多西方人，不知道这次疫情悲剧能否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明智起来。中国人有从善如流的文化基因，西方人受宗教影响更相信有某种“绝对真理”，很多人真的是唐吉诃德，不碰南墙不回头。
另外，中西方有一个主要差别，西方历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冲突和战争，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或是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而中华文明相当独特，中国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但鲜有宗教战争。这种差异与西方一神教的传统有关。一神教的传统意味着排他性非常强，你和我的信仰不一样，你就是异教徒，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我必须把你变得跟我一样，否则你就是我的敌人。相比之下，中国宗教传统本质上比较包容、综合，所以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传统，出现了儒释道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使中国社会成功避免了长期宗教战争的煎熬，我想这应该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当年欧洲许多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等，面对欧洲政教合一、宗教战争频发的现象，高度赞赏和羡慕中国这种他们称之为“自然宗教”的传统，就是比较贴近自然的、世俗化的、非政治化的、非零和游戏的伟大传统。
和西方相比，中国宗教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就是宗教不允许干预政治，政教分离的传统在中国远远早于西方，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在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频发的今天，这种中国传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伟大智慧。
当然，要西方接受这些事实和智慧并不容易，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二十来年，西方经济普遍低迷，民粹主义政治极其蔓延，导致今天西方右翼势力在很多国家纷纷抬头。西方右翼思维的特征大致如此，对内，担心移民造成国家认同危机，对外，仍然沉迷于“白人优越论”。中国的成功，包括抗疫的成功，都威胁了他们的优越感，威胁了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国际秩序，他们想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加以“遏制”。
亨廷顿当年就主张美国要联合欧洲形成西方文明的合力来对付中国，一些西方人现在也想推动这种联盟，以维持西方继续主导的“疫情后的国际秩序”。但不久前，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说：“1945年之后，欧洲与美国建立了跨大西洋联盟，妖魔化苏联；但在今天，不管欧洲国家有多么不满，都不大可能对中国采取类似行动。其他地区更是如此，毕竟当今世界联系更加密切，更加互相依存，对美国的敬畏也更少了，而美国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的双重危机也是关键。”
2018年10月，我曾在哈佛大学做过一个演讲，我呼吁美国解放思想，借鉴中国兼容并蓄的文化。我对美国的零和思维做了一个解构，我说，美国人习惯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英文叫做China a friend or foe？这个问题背后是典型的黑白分明、你赢我输、零和游戏的思维逻辑，而中国人不是这样，他是提另外一种问题：“这个国家是朋友呢，还是潜在的朋友”，英文叫做a friend or potential friend？换言之，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特别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政治传统中，所有国家都是现在的朋友或者未来潜在的朋友。中国人具有长线思维，不是意识形态划线，也不以政治制度划线。即使某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与中国的关系困难重重，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努力，最终化敌为友，大家一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化敌为友，不是浪漫主义，这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定力，需要勇敢的斗争精神。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全国一盘棋”。这次这么多西方国家卷入劫持口罩的内斗，加拿大的一位省长干脆说美国总统对加拿大口罩的出口禁令是“没有人性”。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内部的团结精神、互助精神、内部这种回旋余地、战略纵深都是西方民族国家难以比拟的。
这次抗击疫情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许多优秀传统，我们不惜成本抢救每一个生命，这是“人命关天”的信仰，这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优先形成鲜明对比。多少中国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生活在我们这个最尊重生命的国度是多么幸运，我们为这种最尊重生命的中华文化感到无比自豪。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人权教育课吗？连生命权都不尊重的国家还有资格谈人权，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中国抗疫过程中，一声令下，14亿人一下子全佩戴起口罩、全都宅在家里，这靠的不仅是党和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中华文化的责任心，一个人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都要有责任感。在西方社会，不要说十几亿人，哪怕要一个小区的人都戴上口罩、宅在家里，也很不容易做到，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深入骨髓。经过这次劫难之后，我相信西方有识之士也会反省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偏颇和极端倾向。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权利与责任的平衡、自由与责任的平衡是一个常识。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将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许多挑战。
下面我们再谈论一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边的制度竞争。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战”突然袭来，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都是一场同台竞争的大考。两种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大比拼，一般环境下看不出区别，只有战时才能一下子看出孰优孰劣。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几乎在所有可比的领域内，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以较高分数通过了这场全方位的压力测试。我们的制度给力、军队给力、人民给力、文化给力、科技给力、领导人给力！这是我们这次应对疫情的最大的收获。
尽管西方媒体还在继续地“黑”中国，恰好说明他们慌了，我们制度的成功正是他们最害怕的东西。好在这次对中国制度完胜的认知，主要源于人民、源于普通老百姓、源于无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们从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中，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在一个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国家。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又有最发达的信息手段，一部手机在手，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国人通过视频和网络进行中西方抗疫模式的全方位比较，大大增强自信心。这种震撼效果前所未有。至少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西方政治制度彻底走下神坛，这对中国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美国可能继续对中国进行各种挑衅具有里程碑意义。这种人民的“心胜”是中国走向更大胜利的最大保证。
这次中国与西方抗疫模式的最大差别是，中国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都是经济利益、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后来的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回头看西方的做法是多么短视，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结果自己国家首先沦陷的都是经济和商业最发达地区：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和伦巴第地区等等。
中国第一时间把疫情防控看作是一场大规模战争，首先是阻击战。阻击战就是在疫情突发的情况下，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坚决的手段阻断疫情的蔓延，我们果断决定封城并打响武汉保卫战，同时其他省份启动一级响应，背后是我们制度的迅速反应能力。至此，中国大致分成两个战场，一个是湖北武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来自全国各地4万2千多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疫区，另一个是其他地区、其他省份，在那里打好全面人民战争。两个战场有分有合，习主席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中央成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牵头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总理孙春兰率队的中央指导组每天都在湖北第一线指挥，背后是我们制度的指挥决策能力。
再看总体战，我们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上上下下，东西南北中，数十个部门日日夜夜协调作战，展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精神。从人民解放军到各大医院、到科研机构都闻风而动，瞬间投入战斗。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从患者救治到科研攻关，到物资保障，到信息沟通，各方面大力协作、众志成城，背后是我们制度的综合协调能力。总体战背后还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的巨大的财力、物力、生产力，从电力、电信、粮油、航空运输等等这个领域内的大型央企、国企，到华为、阿里、腾讯、京东等大型民企，也都是瞬间开始高效运作，战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总体战可以调动的财力、物力、生产力，可以说举世罕见。
最后是人民战争。这次战“疫”中，我们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权威信息通过网络直达基层百姓，大家第一时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人们纷纷第一时间取消旅行、家宴，佩戴口罩，停止聚集活动。从火车站到机场、到街道社区，每个地方都有人在战斗。西方国家的传染病一旦变成社区传染，几乎就没有办法了，但在中国我们有世界上少有的安全感，因为我们在社会的最基层、在社区这一级，街道干部、基层民警、无数志愿者，构成了社区防控的铜墙铁壁，感人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背后是我们制度的整体动员能力。
所以刚才讲的阻击战、歼灭战、总体战、人民战争，以及支撑这些作战方法的制度安排，包括制度的迅速反应能力、指挥决策能力、综合协调能力、整体动员能力，以及可以统一调动的财力、物力、生产力，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化和现代性。我相信疫情过去之后，西方会有更多的人士认识到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明显优势，认识到什么是现代化和现代性2.0版本。
面对自己应对疫情的频频失误，西方也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西方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德国《明镜》周刊4月5日载文说：美国在我们面前“崩溃”了。美国总统否认自己任何责任，而美国各个州正在争夺呼吸机设备。同一天，德国政论刊物《西塞罗》的一篇文章说，西方国家不再是世界的榜样，有很多迹象表明，疫情危机也可以被视为西方衰落的象征。英国《每日电讯报》最近刊文，疫情就像地震，它可能重塑全球秩序，那些自鸣得意的政府将被无情的选民撕成碎片，特别是尚未从雷曼危机中完全回复元气的西方政治体制将遭受二重重创。
实际上早在2月27号，澳大利亚一位资深媒体人就撰文对西方媒体欢呼的这场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表示了担心，文章标题是，如果到头来是中国共产党给我们大家都上了一课，那可怎么办？文章写道，在西方看来，中国不透明、多疑，这应当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然而目前的这场危机会压垮北京吗？中国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唱衰中国者往往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过去12年中整个世界所经历的两次全球性危机联系一起来思考，一次是全球金融危机，一次是这次的新冠疫情危机。在这两场大考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都大大好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这次抗击疫情可能是中美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竞争的一个分水岭。
在过去的节目中我说，对于国人，这次抗击疫情是一次规模最大的体验式、开放式的制度自信公开课；今天我要说，对于外部世界，尽管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一些主流媒体还在抹黑中国，但纸终究包不住火，这次抗击疫情是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全方位比较的全球公开课，中国胜出，中国社会主义胜出。
主持人：刚才张教授在演讲中说，现在可能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竞争的一个分水岭。分水岭这三个字，想听听范教授的解释。
范勇鹏：我完全同意分水岭这个提法，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其实是一个很短的历史过程，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球上没有多少人相信西方那套道路或者制度能够取胜，能够走得通的。后来是1991年苏联解体，西方人获得了制度自信。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西方制度已经在道义上和功能上破产了。但是人类的观念演化往往会落后于实践发展，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留有这种观念，认为西方人宣扬的那套自由主义、分权、竞争性选举，这些东西是政治里面最关键的价值。
但实际上当面临危机的时候，一个政治制度中真正有用的东西是什么？我大概总结了三条，第一是权威，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就是一种权威。你看今天世界上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大多都是有一定权威的国家。第二是组织，政治制度和社会，都需要一种立体的组织结构，能够把一个平面的社会给组织起来。这次疫情，大家都非常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组织能力是非常强大的。第三个非常关键的是价值。我们能看出来，一个制度它背后是什么样的价值，在它怎么应对疫情、怎么权衡人民的生命安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资本、企业等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起了非常深层的作用。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其实拆开了就是以资为本，但中国的文化传统上是民本，是以民为本，我们今天叫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所以在一些深层价值上，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
主持人：今天在线上将请到一位特别嘉宾，他是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先生，我们接下来马上连线他，您好，帕潘德里欧先生。
主持人：我也是，我们也在观察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因为不同的制度，可能抗击疫情的做法确实就是不一样，所以想听听您的观察。
乔治·帕潘德里欧：首先，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我致以诚挚的问候，祝愿在中国的你们身体康健，一切都好。首先，我认为病毒当然不会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有任何不同的表现。新冠疫情对全球来说，都是措手不及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做好准备。我当然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但我想现在并不是进行意识形态战的时候，等到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倒是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
主持人：是，在疫情过去之后，可能人们会意识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我们也很想知道，在您的观察当中，您觉得这次疫情发生，会对整个世界格局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乔治·帕潘德里欧：我认为新冠疫情传递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都是平等的，病毒可以感染任何人，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无论是什么宗教、什么种族、什么国家。我们都是人。正如最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说的那样，现在是求真时刻，而不是求战时刻。现在是我们作为人类，相互合作的时刻。希望所有领导人，尤其是像中美这样的大国领导人，都能秉持这样的信念。我们不要贸易战，我们要合作。疫情之后，我们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如何让人们复工？如何让他们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全球的供应链不能阻断，我们需要合作。这种信念已经非常明确了，全世界人民也都在表达这一心声，而那些率先为此做出努力的国家，终会得到好的回报。
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两年前我在新加坡的演讲里就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思，连接了亚洲和欧洲，中国和欧洲。让我们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石。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建立新的全球性的社会契约，去面对挑战。
中国帮助了希腊和很多其它国家，我也对此表示感谢。中国和希腊一直以来都保持了密切友好的关系，希腊从中国购置了必需的医疗物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通过各类机构也向希腊捐赠了大量的医疗物资。因此我谨代表希腊人民，感谢你们在全球都陷入困境的此时此刻，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主持人：谢谢你对中国的祝福。刚刚听他在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呼吁。
张维为：他强调这一点，正好说明这次疫情暴发之后，国际社会缺少这一点，这是最大的问题，西方一开始就要污名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美国疫情这么严重，还要在台湾海峡、南海制造问题，这就是居心不良。
主持人：所以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一个词 “新冷战”，疫情发生之后，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加剧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制度之间的 “新冷战”的产生，两位怎么看？
张维为：其实是美国、西方不少人公开用这个口号，有的甚至觉得“新冷战”已经出现了，就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保守派、鹰派，包括像前白宫幕僚班农在两三年前就说，最多还有5年时间，否则对中国就没有办法，必须想办法遏制中国。
但实际上打冷战也很难打，为什么？首先，美国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也不一样了，美国的盟国也不一样了，在过去二十多年发生巨大变化；现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的特点是“退群”，他在往回缩，他不想担负起过去所谓意识形态冷战的领导者的作用，中国比当时的苏联方方面面都要强大很多，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各种利益交叉，因为是一种嵌入型的发展模式，是开放的、合作共赢的。你制裁华为，那你苹果也受损失，高通也受损失，损失也非常之大。现在美国找不到像样的盟国愿意跟它一起打冷战了。所以即使它能够开始这场冷战，我想也是短命的，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主持人：张老师说，美国变了，但中国也变了。那如果真的有一种声音，有一种力量，它会有一点点往这个方向推的话，我们中国要做什么？
范勇鹏： 如果西方内部有一些人，有打“新冷战“的幻想，那么中国不管怎么样，要把它当成最严肃的一个挑战来对待。比如在北美，很多地方有野生美洲狮，这些地方都立有牌子，在野外遇到美洲狮要怎么做？千万不能回头走，一定要正面对着它，这样它才不会攻击你。所以我觉得对于西方叫嚣“新冷战”的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足够的威慑和制衡，才能打消他们这种念头。
Q1：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是衣漪，现在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一直关注国外对于中国的各种报道，发现我们在境外的声音比较弱，而且国外一些媒体对中国的污名化现象比较严重，所以我想请问三位老师，我们怎样能够在境外更好地发声？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更好的话语体系？
范勇鹏：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勤于思，但讷于言，不太善于讲。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叫布尔斯廷，他在一本书里就说美国人有个习惯叫大话癖，就是很小的事情能吹得很大。但这不是个好现象，中国人确实也要改变，我们也要敢于讲，要勇于讲，要会讲。我们过去在国际上过于低调，过于温文尔雅，不敢去讲我们真正的理念，讲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化，那确实会带来一些问题，在信息上是不平衡的。国外那些媒体，那些扭曲、污名化中国的信息大行其道，但是我们真正的声音传不出去。
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不管从官方还是到民间，到每一个出国的人，我们都是一个文化大使，要敢于张开嘴去讲我们的制度故事，我们的文化故事，我们的历史故事。有了这种充分的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掉这种污名化或者误解的空间。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区分小部分煽动家、政客或野心家和大多数老百姓，我们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战略。对于这种不怀好意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斗争，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我们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释放足够的善意，最终会赢得世界人民的这种认同。
张维为：我补充一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有大数据证明，年轻人，90后、95后乃至00后，是中国最自信的一代人，而且你们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这就是你们的世界。所以你们可以用社交媒体跟网上这些不怀好意的人好好斗争。
我们中国人的理念就是，这种差异可能是一种好事情，我们借鉴，我们从善如流，可以优势互补，这点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
范勇鹏：对，要有多样性。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存条件，有一些差异确实是和它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比如在美国买车，我们中国人喜欢贴那种很深颜色的膜，但美国是不允许贴膜的。为什么？因为你贴深色的膜，警察看不到车里边，你如果有枪怎么办？所以它有些很具体的因素。我们都说西方人排队、坐火车时候守秩序。我在德国时经历过德国圣诞节“春运”，发现一到人多的时候，大家照挤不误，完全没区别。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资源、人口密度带来的一种差异。所以，一个制度或者一种文化，是应对一种具体环境的，环境变了，就要变。这里面就反映出，真正需要我们去重视的不是这种文化之间的差距，而是不同文化之间，是客观理性还是愚昧固执，是实事求是还是僵化，这个差距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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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说到这一点，我们也关心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文明差异会带来一些冲突，比如说这次疫情之下，有很多人在讲，亚裔在有些地方遭到歧视。大家担心，这种个案会不会愈演愈烈，变成比较广泛现象，两位怎么判断？
张维为：西方种族主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数百年了，右翼上台一张牌就是反移民，不能容忍不同的文化和民族。现在加上疫情，政客一煽动，比如特朗普讲“中国病毒”，马上增加了很多对亚洲移民的仇视。
范勇鹏：对某一部分人群，不管是民族、宗教还是教派进行系统性迫害或者拿某一部分人来做替罪羊，在地中海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今天我们仍然要警惕这个现象，那么怎么应对？我觉得就三条吧，第一，我们国内的一些声音，特别是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谣言，不客观、不真实的批评声音，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要想到这句话对海外华人同胞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将来会不会导致西方一些国家拿他们做替罪羊的一个借口，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第二，国家强大是海外侨民等群体安全的最大保障，所以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新发生。第三，我们还是要致力于释放善意，和双边、多边关系要不断提升，帮助世界尽早抗疫成功，这是釜底抽薪式的消除掉海外华人华侨受到迫害的策略。
主持人：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但是我们还是要以最大的善意去对待。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每一个国家其实都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都要为自己再去勾画未来发展的蓝图，只不过有的国家可能更早地意识到变局在发生，有的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变化到底在哪里。想问一下两位，在中国和平发展崛起的路上，我们最大的挑战到底是什么？
范勇鹏：我认为，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是我们自身要保持团结、奋进，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能够一心一意地去追求我们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张维为：最大的挑战还是有些国家非常明确的认为，美国我是老大，你中国最多只能老二，不能变成老大。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跟你争这个。中国以和为贵，和平是在中国文化基因里的。我认为中国已经和平崛起了，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崛起，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次抗疫，我们看到国人都在进行国际对比、中西方对比，所以我用一个词叫“心胜”，“心胜”是最强大的一种自信心，发自内心的，这时候真不害怕你说什么，普通老百姓都能跟你辩论。有这样自信心的话，我们可以崛起得更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