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党之初，毛泽东起点并不高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的崇敬毛泽东主席。虽然现在不提倡个人崇拜，但我依然认为他是千古难遇的优质偶像。
因为单看的他丰功伟绩，人生似乎开了挂，简直是从未来穿越回来拯救万民于水火的。要不是共产主义主张无神论，要不是他缔造的党主张破除迷信，他早就成神了。
但如果沉下心来，了解一下他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人生并没有开挂，相比当时的社会精英，他起点很低，起步也很晚，晋升也比较慢，经历也十分坎坷。
他小时候需要跟长工们一起干活睡觉，18岁才第一次到长沙读初中，20岁才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后并入一师），25岁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才到北大当上了图书管理员。
有一次公知鼻祖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请教。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
中共一大代表13人（此外还有两人是外国人），都是才华横溢的时代精英，毛泽东的资历算是平平了，一大召开时，他只能坐在一边当记录员。
比如张国焘，比毛泽东小四岁，19岁就考入北大了，还当过学生会主席，精通英语，熟悉俄语。一大召开的时候，他是大会主持人，在台上侃侃而谈，会后被选为组织主任。
一大代表刘仁静，更是一位开挂的天才，14岁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16岁考入北大物理系，参加一大的时候，只有19岁。
刘仁静精通英语跟俄语，大量阅读了马列著作的原著，能够大段大段的原文背诵，一张嘴就是马克思曰……，因此他被称为“小马克思”。
也因此刘仁静成为陈独秀的贴身翻译，陈独秀出国开会（共产国际会议），必带他，有时候他还代替陈独秀发言，还曾跟列宁谈笑风生。
一大召开的时候，他与另外一位马列主义理论家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争论了起来，两个人唇枪舌战、互不相让。
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两个人都能整段整段引用马克思的原著来驳斥对方，其中《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更是信手拈来。
这个李汉俊了不得，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12岁时（1902年）就赴日本留学，14岁时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科，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留学生。
他不仅理科成绩优异，还有极高的语言天赋，通晓日、德、法、英4国语言，这给他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带来了极大优势。
1918年他回国后，就开始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写作，1920年与陈独秀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他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他任上海代理书记。
毛泽东最早接触《资本论》是在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他读到了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还多次向读者推荐。
一大召开时，有特务闯入后离开，代表们意识到有危险，所以被迫马上转移，只留下了李汉俊和陈公博。
不久之后，特务果然带着十几名法国警察闯了进来，结果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跟法国警察从容交涉，最后成功化险为夷。
一大代表中，还有一位理论高手——李达，他被誉为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最早提出党的统一战线。
李达1890年人，出身佃户家庭，从小勤奋好学。1913年赴日本留学。从1918年开始，他钻研马列主义著作。
随后，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1920年，李达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首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负责主编《共产党》，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
毛泽东也是李达的忠实读者。李达后来翻译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毛泽东读了不下十遍。
一大代表周佛海，比毛泽东小4岁，从小成就优异。191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沅陵第八联合中学。
1917年7月，周佛海到了日本东京。1920年他跟陈独秀一起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组建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一大时，他被选举为副总l书记。1922年他参加公费留学考试，在600多人中考取了第四名，1922年秋他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
一大代表陈公博，配置更是高得惊人，可谓少年得志，命运一次又一次给他发好牌，只不过他也许想自加难度，一次次把好牌打得稀烂。
陈公博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就当了教授，当年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加入了陈独秀在广州组建的党组织，他负责机关报。
1921年参加一大，1922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1926年回到广东大学教学兼代理校长，1926年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书记长。
中共一大代表可谓是群英荟萃，代表们各个都是才华横溢、踌躇满志，而此时的毛泽东牌面上毫无优势
在这之后，共产党的队伍中各种开挂的天才不断涌现，所以毛泽东虽然持有原始股，但初期的话语权却不断被稀释，一直游离于核心决策圈之外，甚至还坐过冷板凳。
比如王明，1904年生，比毛泽东小11岁，自幼聪颖，6岁上学，16岁就从农校毕业，20岁就去了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他学习很刻苦，成绩优异，俄语十分流利。他熟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常常可以大段大段背诵经典著作和教材中的内容。
同时他的斗争热情、工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口才演说能力也是出类拔萃，在同学中颇有号召力和追随者。
他成功博取了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所以25岁就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这才是开挂的人生。
还比如瞿秋白，少年聪颖，才华横溢，1917年本来要考北大，结果付不起学费生活费，于是就考取了外交部下属的俄文专修馆，原因是不要学费，可以免费学俄语。
1920年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正好赶上了俄共十大，他采写了三万字的长篇通讯，向国人介绍苏俄的方方面面。
1921年7月，他成为唯一一个采访过列宁的中国记者。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
1923年回国后，他因陈独秀的邀请主编《新青年》。同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国际歌》的中文译稿，这是我国第一首完整译配的国际歌歌词。
他还是一位具有革命热情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
1927年5月的中共五大，瞿秋白入选政治局，并担任常委（总共三人，另外两人分别是张国焘和蔡和森）。
博古也很牛啊，1907年生，比毛泽东小14岁。18岁就被选为知识分子的进步刊物《无锡评论》的主编。24岁就成为党的总负责人了。
博古在苏联留学四年，精通俄语。回国后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要求读5本书，其中有3本是博古翻译的。
总之，中共早期团队，绝对不是泥腿子，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个个都是才华横溢的人中龙凤，毛泽东初始开局并没有开挂。
（二）数度起伏，一度被开除出中委
起步之后，毛泽东也不是很顺利，还经常有卡顿，别人在党内的职务越当越大，他是越当越小，甚至一度被开除中委。
1922年二届中执委，五名成员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组织工作）、蔡和森（宣传工作）、高君宇、邓中夏。
中共三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局，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毛泽东有幸被选为9人的中央委员。
中共四大，选出产生了新的中执委，由9人组成，还有5名候补委员，很遗憾，毛泽东落选，候补也不是了。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了中央局。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毛泽东在国民党却大受欢迎，国民党一大上，他被选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执委的候补委员（孙中山亲自提名）。
毛泽东多次在大会上发言，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而这时的蒋介石，连国民党一大代表都没混上，只是被允许列席会议，没有发言权，更没有被提名权。
就这样，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任职3年，职务和地位都比蒋介石高。这期间，毛泽东还被选为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汪精卫推荐），还帮国民党建立了最大的省支部——湖南支部。
不过，果粉不要感到失望，蒋介石在共产国际混得风兴水起，1926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上，他当选为共产国际的中执委名誉常委。
大家不要奇怪，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员允许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谭平山、李大钊都是国民党中执委委员，张国焘、瞿秋白是国民党中执委的候补委员。
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每月120元现大洋，是图书管理员的15倍。然而最后国民党还是没能留住润之，这说明了什么？这再次说明了一个血泪教训——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啊！
开玩笑了，毛泽东离开并非是因为欠薪，而是因为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毛泽东毅然决然选择了退出国民党。
这就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胸怀，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而是真心为了救国救民。百年烂党，早就被他看穿了。
这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1927年4月底的五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成员33人，而毛泽东只是14名候补委员中的一名。
随后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政治局委员（7人）和候补委员（3人），毛泽东均不在其列。其中常委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
好不容易混了个中委的候补委员，才有资格参加了八七会议，才有机会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
结果没过多久（1927年11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就被撤销了，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被撸掉了。
原因是秋收起义之后，他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出发，果断改变了中央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农村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这一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壮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央的批评。
这个坏消息传达的时候出现了纰漏，传到井冈山的时候，被误传成了开除党籍，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
（三）建军之初，毛泽东非军事天才
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开始，中国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十年对峙，毛泽东的处境也是险象环生。
为啥这么说，因为政治领导权上他一直被排挤，直到遵义会议，他才进入核心决策圈；而军事指挥权也几次旁落。
比如军事上，我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家。然而这么一个军事家，也并非一开始就开挂。
比如说秋收起义前，他根本没有带过兵，更没打过仗。以前只是个小学教员，最多也是做过工会和农民运动工作，这时虽然已经34岁，但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
在这之前，毛泽东没有系统研读过兵书，也没有在军事院校系统学习过。所以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时，还有人指着鼻子揶揄他。
当时凯丰当着众人的面质问毛泽东（大意，非原话）：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别以为你看了《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就可以指手画脚，你那套打仗的方法并不高明！
没想到毛泽东悠悠地回答：你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我只读过《三国演义》，还真没看过《孙子兵法》。
其实这次质问，对毛泽东刺激挺大的，长征结束后到了延安，毛泽东心里还挂念着这一幕，然而这里都是穷山沟，根本没有什么书店。
于是他便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写信，嘱咐他们买一批军事书籍送来。叶剑英和刘鼎收到信后，立刻买了一堆军事书籍，想方设法送到了延安。
毛泽东翻了翻，很不满意，因为他们买的都是军事技术细节的书籍。毛泽东枪都不配了，你给他看《枪械操作手册》他当然不感兴趣。
毛泽东于是又写信，专门强调不要买普通战术书籍，只买战略书籍、大兵团作战、战役学等。最后特意强调，要是没有，《孙子兵法》也可以买一点。
写这一段，就是为了说明主席在建军之前，并没有系统学习过兵法。而且建军之初，毛泽东也并非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家。
1928年4月，朱德带领着南昌起义的余部到达了井冈山，井冈山的人们可高兴了，有人兴奋地说：终于来了个会打仗的。
毕竟朱德，那是正儿八经的行伍出身，1909年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1911年就参加了云南的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参加反袁斗争，1917年就当上旅长了。
1921年春，朱德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1922年赴德国留学，1925年赴苏联学习军事。
而且他带来的南昌起义余部800人，那都是叶挺独立团的班底，里边人才济济，有黄埔生19人，而且实战经验丰富，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双过硬，整体战斗力极强。
秋收起义军情况要差一些。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拉起来一支4000人的队伍，但是他们的任务竟然是打省会长沙。
结果不到两个月，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师长余洒度带头当了逃兵，副总指挥韩浚，这是个军事行家，黄埔一期毕业生，然而在地方遭遇民团伏击被俘，随后彻底投靠了国民党。
起义军一个师4000人，最初总共编为四个团，其中第四团的团长邱国轩临战叛变，还伏击了起义军最精锐的第一团，掠了一团的辎重后扬长而去，投奔蒋军。
一团长钟文璋失踪；二团长王亚新在攻打浏阳后下落不明；三团长苏先骏，贪图安逸，不愿意上井冈山打游击，途中悄然离队。
起义军就这样总指挥副总指挥没了，四个团长也没了。所以这样一支部队没散，已经算是一个奇迹，攻打长沙简直是天方夜谭。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三湾对部队进行了改编，编为一个团，下辖一营和三营，每个营三个连，此外还有单独一个特务连，总共七百来人，五百多条枪。
改编后，第一团（也是唯一一个团）团长叫陈浩，黄埔一期生；团副徐怒，黄埔四期生；团参谋长韩壮剑；第一营营长黄子吉，黄埔四期生；三营营长张子清。
这个三湾改编是个创举，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变节分子可以成建制地拉走队伍。其中张国焘叛变时，连警卫员也拉不走。
比如这个团长陈浩，在1927年11月，伙同团副、团参谋长、一营营长准备带领一营投敌，结果被党代表发现，通知了毛泽东。
你看多危险，秋收起义总共剩下一个团还不满编（缺二营），团长还想要拉走一营，多亏了三湾改编，一营党代表发现情况后紧急通知了毛泽东。
毛泽东带领一个连星夜追赶，才追上了部队，控制了陈浩等人，把部队拉回来了。为啥能把部队拉回来，因为部队里的骨干多是共产党员，很多人是被蒙蔽的。
井冈山会师之后，两支军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做军长，毛泽东做党代表，陈毅是政治部主任，三个人又分别兼任师长。
这也是毛泽东头一次当师长，自己也挺兴奋的，他在腰上挎了一把驳壳枪，对朱德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然后就没然后了，在这之后，他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基本上都没怎么摸过枪。长征途中配过一把枪，吴起镇会师后，连枪带子弹送给了吴起镇游击队长张明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看过兵法，没有上过军校，几乎不怎么摸枪的“三无”小学教员，不久之后就成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军事家。
他的诀窍是跳出战争看战争，跳出军事看军事，他站到了哲学的高度去研究战略问题，把战争和政治、经济、组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比如1929年他提出，红军跟白军不一样，不是单纯为了打仗，我们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还要负责发动群众，还要负责根据地建设。
这给红军定了性质，红军战士都知道自己为谁而战。红军参与根据地建设，密切了军民联系，也让红军有了稳固的大后方。
由于他站的格局高，能够总览全局，所以总是能参透问题的本质，抓住解决主要矛盾的钥匙，从一些细节末梢中解放了出来。
比如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发现红军的生死线不是地盘，而是保存有生力量，跟敌人硬拼，根本就是死路一条。简单来说就是：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他的另一个诀窍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每一次战斗，各级干部都要召开总结会议，分析战斗赢在什么地方，输在什么地方，以后有什么要注意的等等。
所以每次打仗，毛泽东都和朱德一起带兵出征，都会亲临前线指挥。无论是战略方向的选择或者战役的排兵布阵，他都要亲自参与。
（五）自我磨砺，修炼出了领袖气质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毛泽东得到了锻炼，一步步向战神进发；同时，他的领导技能也得到了成长，最终让自己的才华跟领导力实现了匹配。
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往往是少数派。这是因为他的眼界、他的格局要更加宏观庞大，他的思维要更加深邃。
但是，能力越大脾气越大，有时候与同志们的沟通会出现问题，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这样就容易沦为少数派。
比如1928年6月，湖南省委下令攻打湖南，毛泽东就坚决反对，而且态度极其强硬。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红军吃了大亏。这就是著名的八月失败。
1929年6月准备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跟朱德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万事讲政治。但是朱德认为军人也要有话语权。
两人争执不下，毛泽东一气之下辞去了红四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陈毅出来劝和，结果他给陈毅扣上了陈毅主义的帽子，把中间派也得罪了。
留苏派进入瑞金之后，毛泽东的日子更加难过了。一方面是留苏派打击国内本土派，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不好相处，他怼起留苏派来，毫不留情。
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到后方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政府主席，平时只能做做调研。
然而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突然得到了成长。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毛泽东心急如焚。
但是这回他成熟了，他心平气和地向中央建议，找地方再开个会，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于是他的建议被采纳了。
这个选定的地方就是遵义，在遵义会议上，最初火药味儿十足。博古怪国军太狡猾，周恩来含蓄地批评博古领导无方，张闻天干脆挑明直怼博古。
最后毛泽东反而心平气和，说了足足一个小时。主要内容是团结所有人包括博古，目标直指军事一把手李德（德国人）。
总体氛围就是留苏的同志和国内的同志都是好同志，以前的革命方法也没大毛病，出现重大失败完全是军事指挥导致的（李德），只要改变军事指挥方式，我们没问题的。
这样的话，包括博古都能接受。于是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拿掉了，毛泽东成为常委，做了周恩来的军事助手。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但是在二渡赤水之后，老问题就来了，面对林彪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又沦为了少数派，大家都支持林彪的方案（攻打打鼓新场），只有他坚决反对。
毛泽东虽然经过了耐心的劝说，但依然没有效果，无法说服。后来张闻天说，那就投票吧。如果真投票，毛泽东必输，所以他急了，一气之下又要撂挑子。
到了夜里，毛泽东虽然心急如焚，但是他还是冷静下来了，连夜找周恩来促膝长谈，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又发挥自己的特长，说服了其他同志，最终放弃了林彪的作战计划。
这才有了后来的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这一次，毛泽东通过团结周恩来，进而团结了大多数同志。
从此以后，每次遇到事情，毛泽东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心平气和地说服讲解，耐心地争取团结大部分同志。
后来，比如跟张国焘会师之后，实力强大的张国焘气势汹汹准备兴师问罪，甚至要召开大会彻底清算留苏派，博古等人都瑟瑟发抖。
毛泽东虽然当年也遭到留苏派的排挤，但是为了大局，站出来说失败是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和留苏派的同志没关系，现在军事错误已经解决，其他就不要再说了。
最终，毛泽东通过团结大多数同志，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而留苏派中的大多数，最终也成为毛泽东的坚决拥护者。
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出兵朝鲜的问题，毛泽东也成为了少数派，但是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苦口婆心的说服大家，最后大家都接受了他的意见，全力支持抗美援朝。
从主席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哪里有什么开挂的人生，主席无非是把所有精力和才华，都投入到了人民解放事业，最终才获得了开挂般的成就。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所以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才得以重塑。他虽然离开44年了，但是他的精神财富，依然是我们民族战无不胜的法宝。
再次致敬！
